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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的那些岁月

改制的那些岁月

作者:郭万才 阅读量:20 点赞:0

我在贵州教育学院(今贵州师范学院)工作生活20年。许多的人和事,一幕幕,渐渐远去,飘飘渺渺,如歌如烟。唯有在为学院改制的岁月,让人永远铭刻在心,无法忘却。今天想起来仍激动不已,唏嘘感慨。

那是些激情燃烧的日子,我们犹如注了鸡血般的亢奋,没日没夜,只为了学院的涅槃和重生。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建设者,想记下改制的那些事儿:选址、办证、建设和定名……有那么一群人,一个团队,为了做成点事,为了解决学院的生存危机,也为了贵州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披荆斩棘,付出了许多许多……

先说选址。那还是2003年,因“非典”没招生,学院规模萎缩得很厉害,又是弹丸之地,显然生存都成问题,想嫁出去没有彩礼,婆家都找不着,学院说自己找地发展。那时没“大学城”的说法,最初去了金阳,当时一片荒凉,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今天奥体中心斜对面,看了一块地,跑来跑去办手续,大半年下来,什么也没有办成。龙洞堡、二戈寨、花溪跑了个遍,都不理想。后来又去了三江农场,倒是宽阔,但是农场用地,又远,转换很麻烦。时任院长袁惠民同志(现省外事办主任)急得没法,拉我一道商量,说我们不能再在金阳耗下去了,听说乌当有个职中,办不下去了,我们去看看。调转车头,我和袁院长直奔乌当而去。学校很破烂,后面有空地可以发展。他说到省政府摸摸底,若能并进来向四周扩展,是条路子。在省政府办公厅,吕处长说商专想要那块地,但乌当职中教职工反对没成。我们立马去了解原因,看来动不了,袁院长又领着我去乌当职中,看绕开它,后面有多大的地。那天风和日丽,暮春时节,到处郁郁葱葱。我们两人看完职中后面的那坝水田,目测面积实在不大,于是信步爬上旁边的山头。极目望去,下面那丘陵般的地貌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俩的眼球:没有人家户,几弯水田,耕地不多,三个山头也不大,荆棘丛生,只是坡度较陡,有些切割,要是把山头一推填起凹地,真不失一个办学的好地方。带着一阵久违的兴奋,我走在前,袁惠民院长在后,没有路,连滚带爬,下到了山脚,早已是大汗淋漓。鞋脏了,手也被刺挂破了。沿着放牛的小道,在山脚走了大半程,登上了一个小山头,坐在草地上喘喘气。那是一个农村叫火石坡的山头,不长树,也不出庄稼,视线很好。理理思绪,平静心情,袁院长说,我们就选这里了,你看有多少亩?我说怕不少于600亩。他说回去向党委汇报,大家来看下,没意见,你就开始跑手续。院领导一班人看了都说好,就这么定了。到乌当区政府,立即得到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那是2004年的七八月份。

跑手续。2003年7月,袁惠民院长牵头,我邀省教育厅的同志共同搞了一个调研,做出来叫学院办学规模论证报告书。教育厅时任厅长孔令中同志(现省政协副主席)很支持,邀有关委厅进行了论证,同意这个报告书。于是,凭着它开始给教育厅、省政府打报告。我记得那时还没有转制之说,只说征地是为了解决校园狭小和在校生生均面积不足。手续跑到2005年10月份,已有了些眉目。拿到土地预登记证是2006年6月13日。各类手续跑了几十个单位,盖的公章我数过大概有600多颗。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为了等一个人,那得要蹲上六七个小时,要办成一桩事,跑个一二十趟是家常便饭。我们吃了不少苦,受过不少委屈,既有心酸,也有每前进一步的喜悦。地跑下来了,买地的钱却不够。时任修耀华书记、袁惠民院长把算盘拨了一遍又一遍,9万多元一亩,6000来万元,账上只有一半的积蓄,差的钱哪里去找?学院陷入了苦闷和挣扎,两个党政一把手急得团团转,只有找农行紧急磋商,评估来评估去,说不具备放贷条件,没有抵押物。袁惠民院长带着我和曹克坚同志谈遍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终于在市商行、市农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之间找到了突破口。这里得感谢宋锐同志,他当时是省信用联社副主任,安排乌当区信用联社贷款3000万元,我们算是凑齐了划拨用地的征地费。当时贷款3000万元,没有抵押物,除了收费权质押外,我们还在省发改委打探到了可以争取外国政府贷款的信息。找到外经处龚处长,他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拿到省发改委的报告,写的是要争取沙特政府贷款。复印件送到乌当信用联社后,算作了一个筹码,真正拿到钱是2007年下半年了。

623亩地倒是拿到手了,征地费没付清,更没钱搞建设,前面的路也很迷茫。到了2007年6月,新任党委书记霍健康同志(现省教育厅厅长)来了,笑眯眯的,个头不高,显得很精神、年轻,看上去很亲和。摸清情况后,霍健康书记对学院的现状吃惊不小,他坐不住了。他对我说,看来只有华山一条路。于是,他大刀阔斧,拿出了当年搞“普九”的劲头,很快在7月6日主持召开了“全院改制迎评启动大会”,提出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只争朝夕、日夜工作的作风,建好新校区,做好迎评的各项准备工作;他邀请教育厅有关处室为学院把脉听诊,共商学院发展大计。他提出的“积全院之力,坚决打赢改制迎评攻坚战”“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咬住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口号,至今仍萦绕在我耳旁。他从提振全院教职工精气神开始,告诉我们不能苦等苦熬,要攻坚克难。随后,学院成立了“改制迎评办公室”、“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一“软”一“硬”,从各系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到两个办公室工作。我也从学院办公室主任岗位上抽调出来,主持基建办的工作。基建办一下子就汇聚了十多号人马,最多时达60多人,全面拉开了新校区建设序幕。霍健康书记一改刚来时的随和,工作要求很严、很细、很实,时常板着个脸,面容凝重。我深知他很着急,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改制只能成功,不允许失败。如他所说,学院命悬于此,事关生死存亡、事关人心向背。新校区土地丈量、苗木赔付、青苗补偿、坟茔搬迁、高压线移动开始了,推土机、挖掘机进了场。

2008年1月30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特大雪凝灾害百年不遇,新校区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开工典礼。摔倒了,站起来;咬着牙,忍受着寒冷的天气,全院教职工近300人没人退缩。顶着凛冽的寒风,秩序井然;站在泥泞的典礼现场,一片肃静。典礼结束后,全院教职工自动排成两行,欢送前来参加典礼的省领导和来宾,目光中饱含着期许。省领导和参加典礼的厅局长们感动了,被一种精神感动了,离开时都噙着泪花,默不作声。2月份在平场结束后,地勘进场开钻。2月26日,全校教职工自己掏钱购树,毫无怨言,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在新校区的山坡上栽下了1000多棵树苗。新校区没有建设资金,霍健康书记说找施工企业先垫资上马,学生宿舍引资修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搞成。历经坎坷和周折,总算央齐了各路人马,现场机器轰鸣了起来。我找到了一篇当时的工作日志,是这样写的:“今天3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新校区建设工作协调会在乌当新校区工棚举行。天快黑了,前面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学生公寓协调会,一个是1、2号教学楼协调会。现在开的是每周的工作例会,霍健康书记正在讲话,进行安排调度,袁惠民院长、万一平副院长不时插话。太困了,春节过后到现在,没有休息一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基建办全体人员全身心扑在新校区建设上。许多手续还在办理中,又没有建设资金,大家想办法、动脑筋、时间紧、任务重,已开建了两栋教学楼群和6栋学生公寓、学生食堂,参建单位已达到6家,急需协调调度。”是的,大家凭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激情干事创业的精神,仅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建成了新校区,创造了建校的奇迹。我们不怕吃苦,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三个寒暑假没了、周六周日没了,为新校区建设大家没有歇一天。那时差不多一天一个会,很短,开完就办。生病了,输完液,拔下针头又出现在工地现场;有的年轻人误了婚期;有的晒黑了不敢首次登门见恋人的父母。不说我们了,就是霍健康书记,白皙的脸庞晒得黝黑,几个月的时间就穿坏了两双皮鞋。新校区建设靠施工单位垫资,依然搞得如火如荼,到处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基建办分成13个工作组,我负责总调度,按霍书记的话叫“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互相协作、共同推进”。霍健康书记领着一伙人,没日没夜泡在工地上;驻扎在河滨校区的跑手续、整资料忙得不亦乐乎;袁惠民院长带着两三人,到处找钱;万一平副院长放弃午睡习惯,总对着图纸看着倒排工期表,考虑如何推进建设进度,如何分配各单位用房,很快积劳成疾(现已去逝)。校园的绿化美化,没钱怎么办?霍健康书记说,看来得化缘,请求各县教育局赞助。我起草了一封致各县教育局的信,霍书记看后不满意,用红笔修改了大部分,成就了一封情深意切的函件。很快,响应者众多,纷纷捐树捐石。看似一个化缘之举,却一下拉近了正在浴火重生的学院与各县教育局的联系。正安的树拉来了、安顺的苗木种上了、罗甸的石头到位了。余庆送了一棵百年桂花树,那是从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移出来的,路途中经历了车祸,人和树居然毫发无损,至今仍挺立在校前的草坪之中,算是棵奇树吧。在新校区建设中,我们是把一分钱掰成了两分钱用。冒着酷暑到佛山厂家直接采购瓷砖和家具;绕山的文化长廊自己设计,自己采购石料,自己组织施工;科威特政府贷款,要编制可研,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最低也得8万元,没钱啦,我们熬更守夜的自己编写。这样艰苦建校的例子实在多了去。为了赶工期,我们还自家掏腰包请施工队的管理人员吃饭,那真是做到了勤俭建校、廉洁建校。校区建下来,没有发生一桩安全事故、没有一封举报信。2008年8月8日教学楼封顶。12月,教育部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48位专家全票通过贵州教育学院改制更名为普通本科院校层次的贵州师范学院。当然,我们这么做,和点燃了我们创业激情的领头人—霍健康书记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为了设计合理省钱,霍书记召集各系各部门负责人充分讨论,对着图纸和现场反复比对计算;为了稳住施工单位,解决建设资金,2008年3月26日,书记院长还联名向省委书记、省长写了封学院决心改制,请求资金支持和置换河滨校区的报告,写得至真至切,得到他们批示,并于4月11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进行研究。回首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看到如今贵州师范学院的新貌,我倍感欣慰,毕竟在学院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勇敢地、毫无怨言地担当了。

最后说下定名吧。2008年1月中旬,霍健康书记带着我去北京,因沙特政府贷款停止了,要改为科威特政府贷款,全国竞争的学校很多。我们先去了国家发改委,后去了财政部。站在处长和司长的桌前,霍书记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我院的艰难、改制的决心和用好这笔贷款的保障措施。很显然,他们被打动了,表示大力支持我院使用科威特政府贷款2500万美元建设图书信息楼和体育馆,之后的3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立项发文。第二天,去了教育部,拜访了有关司局,但未找着师范司管司长。后打听到管司长腿摔了,在家休养。几经询问,绕了许多条大街,终于在一个小区找到了管司长的家。管司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听完陈述后,表示大力支持我院改制,但条件是需要在新校名中保留“师范”二字,否则他会反对,理由是师范的教育资源不能丢失。后来我们想,就保留原名吧,毕竟用了快30年有感情,可发展规划司不同意,因改制就要改名。又一度想过叫“贵州文理学院”,师范司的意见摆在这儿,要有“师范”二字。前面冠上省名,中间加上师范,后面只能叫学院,这就是现名的来由。与某校的名字相似,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怪不得谁,算作历史吧。

改制迎评是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情,书写了贵州教育史上鼓舞人心的奇笔。曼德拉说过:“生命中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能再度升起。”贵州教育学院在那个坠落的当口,临困局而不退缩,卧薪尝胆、趁势而为、抢抓机遇,实现了再度升起和华丽转身。回眸这段难忘的绝处逢生的岁月,有这么一个团队和群体,以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励精图治、众志成城、梦想高远,谱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教院精神”,弹奏了一曲生命中动人的光辉乐章。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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