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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若朝霞的沙滩文化

灿若朝霞的沙滩文化

作者:索绍愚 阅读量:28 点赞:0

贵州遵义有一个不过四五里的小村庄,名叫沙滩。在清代中晚期,人才辈出,名噪海内外。我的母亲是遵义沙滩黎家姑娘,我的二姨母是清代“西南巨儒”郑珍的曾孙媳妇。我很小的时候到沙滩舅舅家玩,就经常听沙滩的故事,长大后读了沙滩的一些书,渐渐地使我感到沙滩文化美不胜收,灿若朝霞。

明朝万历年间,黎朝邦由外省移家沙滩,世代生息繁衍。到了清朝中叶以后,黎家的鼎盛时期,这个村庄已变得如诗如画。大悲阁顶上盖着天蓝色琉璃绿瓦,阳光照在瓦片上,发射出清清亮亮的光彩,与蓝天碧水融为一色,显示出建筑师的匠心独运。楹柱上一幅联语颇为引人注目:“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纵欲福难为功”这是郑珍集李白、韩愈的诗句而成,气魄之大让人称奇。大悲阁前有一株古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过往的行人不时在这里纳凉歇脚。不远处,浣纱女的捣衣声,欢笑声洋洋盈耳,一派和谐、温馨的景象。

回龙山(禹门山)宛如一条游龙,直奔乐安江饮水。山上,藤萝密布,古柏森森,禹门寺坐落其间,最早叫沙滩寺。清朝顺治年间,蜀僧丈雪来开禹门寺,寺中有北本佛经全藏。光绪年间,黎庶昌捐资改修寺宇,更加庄严壮观,香火不断。黎庶昌还把他在日本购回的南藏本佛经全帙和若干法器陈设在这里。堪称黔中第一净土。禹门寺内的振宗堂,是黎家私塾。黎家子弟和附近的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寺庙的钟声和学童们琅琅读书声,煞是有趣。

山下是乐安江(夷牢水),在松木的掩映下,有多处摩岩石刻。乐安江波平浪静,渔舟荡漾,两岸杨柳依依。沿江而上,西岸是郁郁葱葱的笔架山,长辈们常自豪地说:“沙滩有座笔架山,不做文官做武官。”再溯江而上数百米,便见江中小岛,形式古琴,妙趣横生。沙滩人称其为琴洲。莫友芝赞美道:“我有太古琴,无人解其趣。风水入平沙,泠然与之遇。”

黎氏聚居地东犬西吠,房舍错落有致,各称之为某亭某馆某台某榭。黎氏家人在房前屋后植桃、李、梨、石榴、桔、橙、梅、竹等树和各种花卉。春日:桃花、李花、梨花争相怒放,还有那绿油油的麦苗,黄澄澄的油菜,生气盎然;夏日:绿荫之中,百鸟旦暮互啼,欣然入耳。秋日:田野里是金色的、沉沉的稻穗;农夫们腰镰刈获,趁新月获担而归,笑语乐丰收。冬日:青松翠竹,株株红梅,映衬雪花,让人赏心悦目。

尧湾可谓是“落落余乔木”。郑珍14岁的时候,郑母择邻而居,迁居于此。不远处是郑珍经过多年打造的子午山,郑珍生前常在这里“量枝数叶日徘徊”,优游涵泳于文章学问之中。莫友芝的青田山庐则是“潺潺响深涧,小步不敢逞”,“月落暗香来,梅花隔溪水”。

在山清水秀,具有青淑磅礴之气的环境里,黎氏家族累代耕读,从小就“涵泳乎诗书”,又谨守儒家礼法,“沉潜乎仁义”,“直养乎刚大之气”。当他们看到社会不公时,就有了“斯人不出,奈天下苍生何”的胸襟;亦就有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去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抱负;亦就有了独立特行的才能,这也就诠释了曾国藩“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的识见。 

自清代乾隆时起,沙滩先后出现了黎安理、黎恂和黎恺父子三人,培育出郑珍、莫友芝、黎兆勋等人。之后,郑、莫又培育出黎庶昌、黎汝谦、郑知同、郑淑昭、莫庭芝、莫祥芝以及赵廷璜、宦懋庸、杨兆麟等文化名人。这群学识丰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相互切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终于在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目录学、金石学、农学、医学文章诗词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创造和发扬了沙滩文化,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郑、莫、黎三家,有姻娅之亲,郑珍是黎恂的外甥、女婿,莫友芝是黎庶昌的内兄,莫氏是独山人,因父继任遵义府教授,友芝同来遵义,死后葬在沙滩青田山。

黎氏家人有良好的耕读家风,据老人们说:在山东长安当过知县的黎安理,读书很刻苦,常常手不释卷,就是纺纱织布,膝上也放着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参加科举考试后,仍然在地里做农活。一天,中举报喜的人来到沙滩,见地里一位农夫在耕作,就问道:“黎安理家在哪里?”黎安理用手一指,说:“在哪里。”然后匆忙从近路跑回家,换了衣服,开门迎客。报喜的人大吃一惊:“噫,你不是刚才在地里干活的那位农夫吗?”黎安理笑答道:“是的,是我。”像黎安理这样把求知、治学作为人生追求的人在沙滩比比皆是。黎安理的长子黎恂就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

沙滩人十分注重少儿的教育,禹门寺的振宗堂,是黎家私塾,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等都先后在这里就读。当地民谣唱道:“禹门寺,读书堂。熟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杨指的是绥阳人杨开秀,黎指的是黎安理兼指黎恂。黎恂注解的《千家诗》是必读课本,诗的作者都有小传,学写诗,更要学做人。沙滩人以贤哲为榜样,时时鞭策自己,因而黎庶昌从小就以南宋陈亮“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自命。

沙滩人喜爱购买图书典籍,黎恂在清嘉庆时任浙江桐乡知县5年,将其廉俸积蓄,购买了几十箱书,越千山万水,运回沙滩,陈列于锄经堂,成为当时贵州藏书最宏富的藏书楼。郑珍、莫友芝、黎兆勋等人在这里“肘不离案,衣不解带”“恒达旦夕”,畅游于书海之中。沙滩人正是有了这批典籍,有了师承家教,学人们才能在学问事业取精用宏,升堂入室;才能发挥所长,人才辈出。

道光年间,独山的莫与俦教授遵义,郑珍拜其为师;湖南的贺长龄巡抚贵州,视郑珍为门生;贵州学政,安徽歙县人程恩泽极其赏识和爱护郑珍,还为郑珍取字子尹,要他继承东汉时的尹珍,勉励其专攻许、郑之学。程春海曾对郑珍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书?”莫友芝到沙滩拜黎恂为师,与郑珍、黎兆勋成了莫逆之交。沙滩人这种“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固步自封的思维,终使郑珍,莫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成为“西南巨儒”。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川大川,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子由这段话,不正是指出学人不禁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吗?沙滩人在这方面是同样出色。郑珍行至郎岱宿毛口时唱道:“路若壁挂百盘肠,人行如狗尽日忙。落日盘江出脚底,仰视早行鼻尖耳。”可见“万重山”的贵州,过去交通是何等的闭塞。沙滩人要靠双腿越过关山,跨过险滩,行至中原、京城,甚至更远的地方,艰难状况可想而知。郑珍当年进京赶考,由黔东南入湘西清浪滩,诗云:“下藏万千剑,欲剚暗中刃。一刻失要害,立见头腹迸。”沙滩人在这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征途中,经历了磨炼,同时也结交了天下豪杰,饱览了山川之壮丽,江河之广阔。这就有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故而郑珍能在诗的领域开辟新境,在经学和小学上独树一帜;莫友芝在金石学、目录学上有独到之处;黎庶昌则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

郑珍、莫友芝两次入京,连进士都没考上,却被誉为“西南巨儒”;黎庶昌更是一个举人都没考上的廪贡生,却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沙滩文化有何奥妙?魅力何在?

郑珍和黎氏家人谈到沙滩文化的发展道路时说:“自打自唱”,走自己的路。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自打自唱”的准绳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受“八股文”的束缚,学以致用。所以沙滩人在科举上不甚得意,在学问文章上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清代七百名人传》只有五个贵州人,而沙滩得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经学大师,贵州只有郑珍一人。论清代贵州全省的著作,沙滩人的占三分之一。郑珍、莫友芝著的道光《遵义府志》,被誉为“天下第一府志”。梁启超读郑珍的诗后,说清代诗“稍有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广东顺德人)、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章士钊在《访郑篇》中说:“西南两巨儒,俱在牂牁巅。”钱仲联则说“清诗三百载,王气在夜郎。”郑知同一个秀才,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却礼聘其为广雅书局总纂。黎庶昌以一卑微的廪贡生,大胆向同治皇帝上书,力陈时弊,引起朝中大臣的注意,一时名声大噪。他出使欧洲时,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俨然物与同胞”的景象。触景生情,于是写下了《西洋杂志》,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透露出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后的制度支撑;他两度出使日本,以其深醇的文学素养,博得日本朝野的尊敬。归国时,东京朝野设宴饯别,赋诗唱酬,极一时之盛。黎汝谦任日本神户领事,与译官合译《华盛顿传》,传播民主思想。像这样的远见卓识,这样的胸襟气度,在僻远的西南乡村,清代有几人呢?

曾国藩对沙滩人亦是刮目相看,肃然起敬。道光年间,莫友芝在北京邂逅曾国藩,在相互谈及汉学时,莫友芝卓尔不凡的识见,使曾国藩大为惊叹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于是在虎坊桥设宴,与莫友芝订交。爱惜人才的曾国藩在和莫友芝的交往过程中,听到郑珍的学问之后,曾国藩顿生仰慕,“极思一见”,多次催促莫友芝给郑珍写信,请他到江南去。可郑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婉言谢绝。郑珍的博学多才,我们姑且不论,就是以骨头来秤秤,比现在的官迷财迷之辈,要重好几百倍。这种淡泊明志,高风亮节的品格,令人敬仰。曾国藩对黎庶昌亦是偏爱有加,称黎庶昌“行文有坚强之气”,收其为弟子,还教育儿子学习文章,可以向黎庶昌请教。

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师生时常游览沙滩,丰子恺还用他的画笔,描绘这里的风物,印在《子午山纪念游册》上,给昔日的沙滩留下了缠绵的回忆。成都大学教授白敦仁的《巢经巢诗钞笺注》自序中,引用四川翰林赵尧生的《南望》诗:“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经巢是指《巢经巢诗钞》的著者郑珍。这些都是对贵州文化的认可,也是对贵州文化的肯定,更是对贵州人的激励。

当代学者宦乡,是遵义宦懋庸之孙,小时就读沙滩的书;当代诗人黎焕颐,是沙滩黎家子孙。沙滩文化,沾溉百年,对后代人有深深的影响。 

咸同年间,洪秀全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把半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贵州黄白号军也呈燎原之势,沙滩人在禹门山筑寨抵抗,昔日琅琅书声与梵音不缀的禹门寺,变成了刀光剑影的演兵场。咸丰十二年(1862年),白号军攻打禹门山寨不下,就烧毁黎氏家园和望山堂,锄经堂和巢经巢的书全部被毁。沙滩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郑珍愤而写下《埋书》长诗,对白号军的暴行进行了控诉。

清末民初,许多有作为的沙滩人走向全国各地之后,就再也没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莫家后人大都到了江南一带;郑家又穷困潦倒;黎家一些人到了北方。剩下的黎家人又不能为沙滩文化注入新活力,沙滩文化便渐渐衰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沙滩的盛事莫过于祭拜郑莫黎了。清明时节,桃李花明,黄鹂欢啼,紫燕轻飞,春意盎然。遵义各界人士和中小学纷纷来到这里祭拜郑、莫、黎三贤,一时间学子如织,摩肩接踵。黎家的男子带着祭拜的队伍先去子午山,在郑珍的坟上读祭文,行鞠躬礼,然后,返回黎庶昌、莫友芝的坟上祭拜。黎家的女子则做菜做饭,招待文教界的人士。酒席上无论是冷盘热菜、烧炖汤汁,道道菜都是讲究色鲜味美的黎家风味。席上是一片赞赏之声,喜得黎家人乐滋滋的。

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因避日寇侵略,于1940年2月迁入遵义、湄潭两地。适值春节期间,位于遵义新华路浙大分校校舍门前贴了一幅春联:“越锦吴绫徒绚丽,苗花仡草亦芬芳。”此联被人看见,认为浙大把遵义人比作“苗花仡草”,很是生气,就推荐倜傥不羁的文教界名士李慕浓执笔,给该校校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文辞慷概,汪洋恣肆地唱论黔中人物,责问浙大分校贴春联的无礼。竺很快回函,语气委婉,信中说明撰联的人对遵义文化不了解,并真诚道歉。之后,浙大学者读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和他们族群的各种著述,对沙滩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浙大在新编的《遵义新志》里,把以黎氏住居地沙滩,定位黔北历史文化的沙滩期,它代表贵州文化发展的迹象。

在古朴的沙滩,有人只知崇古,不善处今,认为女子下河掠水浮沉,有伤风化。浙江大学每逢暑假,一些男女学生就来到沙滩游泳。老先生黎丹艧看见后,便摇头叹息道:“斯文坠矣,斯文坠矣。”引得开明之士哂笑不已。

黎丹艧先生的眼睛不好,他书房的窗外,安放着一个风簸,其风口正好对着窗子。几个小姑娘(黎丹艧先生的侄女)见老先生读书时,身体东摇西晃,摇动得象一个自鸣钟的摆,就悄悄地跑去摇几下风簸。倏然间,书房里,纸张飞扬,几个小姑娘见他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狼狈不堪的形象时,发出了天真烂漫的爽朗笑声,等到老先生慢悠悠地追出来时,早就没了人影。这些风流韵事,为诗意盎然的沙滩留下缠绵的回忆。

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黎家私塾停办,黎家人大都被打成“地富反坏右”。“大跃进”中,人民公社把禹门山上的树全都砍来炼铁(现在山上的树是后来长起来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害死大和尚,赶走小和尚,销毁禹门寺,将菩萨全部推进乐安江。昔日享誉黔中的名寺,就这样毁于一旦。昨日抓张三,明天斗李四。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黎家人惶恐不安,为苟全性命于乱世,把书全部烧毁,仅灰烬,就若干担。至今想起来,令人惋惜,令人叹息。

历尽劫波的沙滩文化,如同江河之水,一去不复返。真是:“沙滩河畔水悠悠,碧澄无语自东流。禹寺钟声今已杳,藏经古柏一荒丘。使第恩荣今已矣,拙园风雅复何求。剩有石壁留佳话,鲁殿灵光泣晚秋。”

然而,沙滩的山还在,水依存,似乎在向世人述说:沙滩动人的故事,传扬着沙滩人不朽的精神,启迪着人类的智慧。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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