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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文庙的《易》学文化内涵

安顺文庙的《易》学文化内涵

作者:朱光文 阅读量:10 点赞:0

安顺文庙位于安顺市区,始建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是朱元璋统一西南、教化边陲的历史见证,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上曾多次毁损、重建、培建,道光年间,形成了现代格局,2011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圣殿,孔子对《易经》研究颇深,“韦编三绝”。所以,文庙建筑从设计到工艺都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文化内涵。又由于《周易》虽为儒家第一经典,但因其奇奥难读,所以普及率并不高。因此,文庙建筑的《易》学文化内涵亦不被一般人所认知和理解。笔者学浅,试析之。

说到文庙的《易》学文化,我们应先了解一下中国建筑与《易经》的渊源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最早的建筑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这是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时发现的。据大殿的大梁上记载,这座大殿建于唐建中二年(78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地面木构建筑。但是中国的建筑起源于何时呢?这个问题笔者目前没有听说,至少没有听到确切的说法。

孔子是研究《周易》最早、最深的人。根据孔子《易传》:“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大壮。”(朱熹注《周易本义》,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11月第二版,以下皆同)《大壮》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四卦。孔子的意思就是在上古时期,人们都是在山野之中穿土为穴以居住,是后世圣人根据《易经大壮》这个卦的思想智慧,在平地上建起了宫殿房屋以避风雨。按照孔子的这一经典理论,中国的建筑应该起源于《易经》诞生之后。根据朱熹《周易本义》,《易经》来源于伏羲八卦。但是伏羲是传说中的人物,具体年代不可考。据清代考据学一代宗师顾炎武引《左传》考证:“夏、商皆有此(随)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日知录·三易》,岳麓书社2011年10月出版)说明夏商时期《易经》就有两种,即《连山》《归藏》。因此,中国宫室建筑最早应在夏初,距今4000多年。根据考古发现,实际建筑要早于这个时期,但都属于穴居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举世公认,所以我们的宫室建筑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夏初时期,应该大体上也差不多。

由于中国建筑起源于《易经》,又因为孔子对《易经》的研究非常深透,并著有《易传》,成为《周易》的入门必修课。所以,《易》学文化对文庙建筑的影响就非常突出,而安顺文庙的建筑不仅体现了与全国其他文庙一样的《易》学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蕴含了自己独特的《易》学文化个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布局

安顺文庙目前的格局是三进院,依次为礼门、棂星门、大成门。我们说安顺文庙的布局严谨,主要说的就是整个建筑群体三个进院都是沿着一条中轴线来对称布局的。这样布局使整个建筑群庄严、平稳、富有气势。那么文庙的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效果呢。孔子对《易经·乾卦》有这样的论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朱熹认为,“刚健中正”是指天体日月运行不衰,行为无过不及,其位不偏,是乾之德,亦是圣人之德。“纯粹精”则是指圣人刚健中正之至极。“人以圣为致,圣以孔子为致”,孔子是至圣,就是刚健中正、至精至纯的化身。文庙建筑正是为了体现孔子刚健中正、至精至纯的道德楷模,所以在文庙的建筑布局上,采取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引导人们走进文庙就自然产生对孔子的敬仰膜拜,以增强圣人德普天下的道德教化力量。为了体现圣人的道德修养至精至纯、刚健中正,不唯建筑的布局如此,文庙里面的题额也都是以楷体为多,鲜有行书、草书之类。安顺文庙里面的两处题额“棂星门”和“宫墙数仞”几个大字,每一个都写得方劲古折,斩钉截铁,不知是哪位书家所书,定是得了“八分”真传,才能写出如此刚健中正的神韵。在儒家文化的内涵里面,除了孔子是圣人而外,还有一个圣人就是皇帝。“君权天授”,在儒家文化中皇帝就是天的儿子受命来管理生民的,天的儿子当然就是圣人。因此,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也就不难理解皇家宫室也要采取沿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形式。中国传承发展了几千年的人居建筑不外乎宫室、寺庙、衙署、民居几个大类。作为官府署衙,是官员受天子之命“牧地养民”之所,为体现天子权威,一般也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其他建筑如佛教寺庙大体上是根据地形,依山就势,民居的布局则多是“歪门斜道”,即使是大富人家的豪宅,其门往往也都是开在角上,避开中轴对称,以免造成越制。

二、规制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封建统治施教化、固君权的重要政治手段。因此,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对文庙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视的。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诏书颁布天下通祀孔子,且亲自规划国学文庙改作,大成殿门各六楹,棂星门三,东西庑七十六楹。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替,文庙建设的规制也不断完善和规范,至清代乾隆中期,朝廷制定文庙“九楹五陛三阶制”将文庙建筑规制固定下来。虽然从《清史稿》中看不出“九楹三阶五陛制”具体所指何为,但是从古建筑教科书我们可以知道,“九楹”就是指房屋长九个开间,“五陛”就是指五个阶梯,“三阶”就是指三级台阶。又因为文庙最主要的建筑就是大成殿,所有建筑都是围绕大成殿来布局,或是增强功能,或是营造气势。因此,就可以断定,九楹即大成殿的长开间是九间。安顺文庙因受规模限制,大成殿没有九间,所以设置了九道双开门;三阶即从大成门到大成殿共三个台阶;所谓陛,就是指从进入大成门后,上天子台到进大成殿共五陛阶梯。从安顺文庙现存状况,完全符合规制。所谓“九、五、三”三个数不言而喻,自是《易经》中天地之数。九为阳;三、五为上下爻位。如卦体第三爻为阳爻,即称为九三,如第五爻为阳爻即称为九五,其位最为尊贵,故有九五至尊之说。文庙建筑颁行“九楹五陛三阶制”充分体现了封建帝王对孔子的顶礼膜拜和尊崇,把孔子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圣人大位。在全国来说,我们所亲自参观过的,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文庙应该说不少,但是如安顺文庙严格按照规制建设的却不是很多。有些文庙全部建在一个水平线上,没有“三阶”概念;有些根本没有天子台;有些虽有天子台,但是很小,与大成殿不成比例,更谈不上“五陛”规制。当然不管是多见还是少见,文庙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设置“九楹五陛三阶制”都是天下文庙必须遵循的规制,也是《易》学文化在文庙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安顺文庙的《易》学文化内涵个性化特征则主要表现在建筑构件上。

三、构件

一是龙柱。安顺文庙大成殿前的两根檐柱,采用的透雕龙柱,无论其从艺术构思还是雕刻工艺,都是全国无双的,堪称镇庙之宝。传说当初古人雕琢这对龙柱时,是以掉下的碎石兑换工价银两,可想其造价之惊人!一般说古代龙的造型有盘龙、坐龙、卧龙、云龙(即飞龙)等等。安顺文庙的这对龙柱雕刻的就是飞龙。我们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不惜血本,煞费苦心来创造这样一个奇迹。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既然龙柱上雕琢的是飞龙,就必须让龙悬空起来,才有飞的姿态。要达到悬空飞舞的艺术效果,就必须采取透雕工艺,尽力去镂空并创造出云彩以烘托,使其更趋逼真。为什么安顺文庙的龙柱要雕琢成飞龙呢?《易经》云:“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飞龙在天指的是阳气在天,比喻一种良好的自然现象,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易经》又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谓大人就是指有君德的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就是说处在九五这样一个爻位,才能有一个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与之相应,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有君德之人才能有所作为。根据这样的解释,安顺文庙之所以要采取透雕工艺,雕琢这样一对飞龙檐柱置于大成殿前面,其良苦用心,就是诚望《易经》所言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主观寓意能在安顺文庙显现,得圣人在天之灵永佑吾乡文运昌盛。

二是宫墙:安顺文庙的宫墙位于文庙的第一进院,亦称影壁。安顺文庙宫墙的奇特之处在于宫墙的上方前后两面相同的位置都刻有“宫墙数仞”四个真楷。院外边是阳文,院里面是阴刻。宫墙是天下文庙都有的一个规制建筑,唯独在宫墙上方采取阴阳两种雕刻工艺刻上“宫墙数仞”这几个字是安顺文庙独有的特点。虽然只是雕刻工艺一个小小的变化,但却蕴意非常。为什么安顺文庙的宫墙对这几个字要采取这样一种阴阳变化的石雕工艺呢?这得先从文庙的宫墙说起。《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文庙的宫墙就是孔子学问的象征,数仞宫墙就是说,孔子的学问(也包含德行修养)有数仞宫墙之高,所以,能进入孔子学问门道的人是少之又少。《易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产生活,甚至帝王的更替。如前所述,孔子研究《易经》的成果至今无人企及,可以说,没有孔子的《易传》,《易经》不可能被后人读得懂,也就不可能流传后世,所以,孔子的《易传》已成为《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的郑玄甚至把《易传》的部分内容分散来融入到《易经》的彖爻之辞里面,可想孔子研究《易经》之深、其成果之重要。那么《易经》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易经》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的学问就是阴阳,道德的修养亦源于阴阳,而孔子的成就在《易经》,不言而喻,孔子的“道门”亦在阴阳。既然孔子的“道门”是阴阳,文庙的宫墙当然应该是“阴阳宫墙数仞”了。安顺文庙正是抓住了孔子“阴阳”成就这一重要特征,通过阴阳雕刻“数仞宫墙”手法,把孔子为万世师的成就,像丰碑一样通过文庙宫墙这一特有的建筑表现出来昭示于人。

安顺文庙为更加突出宫墙的高远,在宫墙的左下角还配置了一个并不太引起人们关注的独特艺术构件,那就是文庙门前的一通“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碑。

很多地方的驮碑石造型都是像乌龟一样的赑屃。但是安顺文庙下马碑的驮碑石造型是大象。我们说它不太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这个驮碑的石雕大象很小,仅有成人的膝盖高,与宫墙的比例特别大,似乎远离人们正常的视角中心。为了让它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驮在它背上的碑石就制作成30cm×30cm的正方柱体,高度能超过成人的视平线,使人一走进文庙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其实,在安顺文庙用大象作为建筑艺术构建的不仅仅是下马碑的驮碑石,还有位于宫墙左右两侧的德配坊、道冠坊两个单体建筑的雀替,也都采用大象造型。可以说,用大象造型作为文庙建筑的构件,在全国的文庙中,并不多见。为什么安顺文庙会在这样一组显著的建筑上,使用大象造型的艺术构件呢?据《礼记》记载:“君子于玉比德,无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孔子佩象环。”(陈澔《礼记集说》,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11月第2版)所谓象环即象牙环。孔子佩象牙环非常有意思。因为孔子不是天子,所以他知道自己不适合佩白玉,但是虽然不能自比天子,也不能佩杂色玉与诸侯士大夫为伍。因此,孔子就佩象环。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非常恰当的社会地位,也充分体现了孔子以道德立身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就使得大象这一活体形象成了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安顺文庙,见到大象,也就如同见到了孔子。因为大象就立在宫墙的左下角,既与宫墙形成一体,又与宫墙形成较大反差比例。如果我们从大象的视角来看宫墙,的确有宫墙数仞、高不可攀、无门可入的视觉效果。两边所立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牌坊,也因为有大象作雀替,明确告知世人,是孔子的德配天地,是孔子的道冠古今。

从安顺文庙总体建筑及保存现状来看,可以用三个“最”来进行概括,即最重要的建筑是大成殿;最精美的构件是两根透雕飞龙石柱;最具有孔子气质形象意义的典型建筑是宫墙及道冠、德配牌坊。我国古代著名园林建筑学家明人计成有一个著名的园林建筑理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谚乎?盖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园冶》,中华书局2011年8月出版)所谓“能主之人”,也即是主导之人,匠,则是技艺水平。就文庙建设来说,主导就是要求对儒家文化研究的精深,匠作就是要求技艺水平的高超。由于主导水平不同,匠作技能各异,所以,尽管全国现存文庙众多,但是安顺文庙的建筑却因其深藏儒家文化内涵,建筑技艺超群而享誉全国。从中也可以看出,安顺几百年前尚属边陲蛮荒之地,但是能主之人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匠作智慧之超群并不逊色于中原发达地区,斯乃文庙精美建筑之可证也。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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