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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三师起义经过

国民党一○三师起义经过

作者:曾元三 阅读量:20 点赞:0

1948年底,国民党三十九军(一○三师属该军)从安徽的蚌埠撤退到南京,不久调到上海,于1949年初乘火车到广东韶关,军部驻马坝(距韶关三十华里)。一○三师驻韶关、英德、横石等地,并担任韶关警备任务。这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但国民党已崩溃了,蒋介石的天下快完了。像我这样一个担任国民党师长的人,共产党是不会宽恕的,我的内心很苦闷。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陈又新的人到韶关来找我(大约是1949年春天)。这人我原来不认识,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八十二师二四五团驻扎于他的家乡云南时,我认识了他的五弟。他两兄弟身材面貌都一样,当时我误认他(陈又新)是他的五弟。他自我介绍说:“我叫陈又新,和你没有见过面,你认识的是我五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他接着说:“我从香港来,要到南京去,路过这里,特别下车来看你。”因为我同他五弟认识,就招待他住在师部,和我住一个房间。开始,他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他就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说整个完蛋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后只有跳海喂大鱼。他说:“不要着急,还有出路。”说罢,开始向我介绍共产党在和谈中的主张和约法八章的精神,并举了傅作义的例子说明共产党的政策。他说:“你如果愿意起义的话,我可以介绍你派人到香港去联系。”当时我想只有走这一条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叫参谋长牟龙光来一道商量(因牟龙光是我在国民党四十三军学兵队的同学,后来他又进了中央军校第六期),认为只有他可靠。陈说:“你们派人到香港去,先找牟廷芳,再由他介绍找共产党联系。”当时牟龙光的爱人刚从贵阳来,商量之后,决定由牟龙光借请假陪爱人去广州、香港游玩为名,秘密进行此事。陈又说:“你们军长王伯勋和我是老朋友,我想到马坝去找他谈一谈。”我说:“见到王伯勋时,不要透露我已同意起义。只有王伯勋表示同意后,再说我也同意。”

他从马坝回来,我问王伯勋的态度怎样?他说王伯勋说这样做怕对不起何绍公(即何绍周)。陈又新又向我说:“现在我还要到南京,何应钦已当了行政院院长,我想促他达成和谈。”第二天我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走了。陈又新走后不几天,我就派牟龙光去香港。牟临走时,我对他说:“这次去只与共产党人联系,关于重大的问题,等回来商量后再决定。”我还要他来回都不要在广州逗留,以免引人注意。牟龙光回来后,说已同共产党香港组织负责人见面,他们说:“现在南昌刚解放,距解放军还远,你们不要乱动。一个师兵力单薄,怕会吃亏。现在只给你们两个任务:第一,要保护党的地下组织;第二,不要同游击队接触。到时候我方会派人来。”当时我就采取措施执行这两个任务,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尽量给予保护;对游击队决不接触。此后,只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总不见香港派人来,我心里很着急。1949年夏天,原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表弟姚祖荫突然来到韶关找我,他说:“南京解放后,我就参加二野军大学习。这次来是向学校领导请求来做你的工作的,希望你向共产党靠拢,率部起义。”我嘱咐他对任何人都不要乱讲,等我从容考虑。

过了几天我问他:“你说是来策动我起义的,关于联络方法、电台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和密码本怎样办?”

他答道:“我请求来的时候,领导上开始不同意,说一○三师不好策动,怕我生命有危险。我答复说:‘不要紧,一○三师师长是我的至亲,即令不同意也不会杀我。’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对于联络方法他们没有交代,只说如能策动成功,可用战场起义的方式。”

我想这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以后香港方面不派人来,我就这样办。我开始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我把全师的干部家属全部送回贵州,安置在贵阳、都匀两地。目的是打消他们逃往台湾的念头,减少以后起义的阻力;另一方面是寻找机会做上面的工作。记得有一天,军长王伯勋来电话要我立即到马坝。我当天下午就赶到军部。王伯勋对我说:“现在我调了,要到贵州去,军长职务是程鸿鲲(原副军长程鹏)来接。”又说:“我这次调动是李弥搞的鬼。”当时我想,这是一个促成他一道起义的好机会,就对他说:“你如果不愿意交接,我有办法。”他说:“是交给鸿鲲,他也是一○三师的老同事嘛!”我们的话还没有讲完,副军长程鹏就走了进来,我也不好再谈下去了。晚饭后,程鹏把我叫到军部副官长贺文禧家打麻将。当时我已意识到这是程鹏怕我和王伯勋密谈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有意把我缠住。我想今晚不能谈,明天早点去找王伯勋把话讲清楚。次日,天一亮我就去找王伯勋,哪知他昨晚半夜已搭火车走了。于是我下午就回韶关了,心想只有在程鹏身上多做些工作了。

因为一○三师只有王伯勋和程鹏的资历最深,他们同下级军官的关系很深,是能够掌握整个师的关键人物。我是八十二师改编后才去的,起义时是否能控制整个部队,这是我必须充分考虑的大问题。我初调到一○三师时,程鹏当三○七团团长,我当三○八团团长,私交还好。但我知道程鹏是李弥的把兄弟,又是李弥把他提升当军长的,工作不大好做。我记得有一次程鹏从马坝到韶关来,我招待他在“艇子”上住(广东有一种艇子,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并且还是招待最好客人的地方)。第二天我把“艇子”开到北江的河心,一面游泳,一面玩。我利用机会向他说:“现在的时局很紧,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老婆孩子都在贵州,将来只有妻离子散!你的办法多,应该帮我们找一条好的出路。”程鹏说:“局势的确不好,办法也有,恐怕对不起李炳公(李弥又叫李炳仁)。”我听他这样讲了之后,心想只有从下面做工作了。三十九军辖一○三、一四七、九十一3个师。一四七师是山东的地方部队在烟台改编的,不好做工作。九十一师师长刘体仁,是我原在八十二师的老同事;副师长裘建之是一○三师三○九团团长提升的;参谋长龙骧是松桃人,同我是小同乡,又是小同学。我想这个师的工作可能容易做。同时我还了解刘体仁和程鹏的矛盾很大。我记得是1949年8月底或9月初,这个师也调到韶关(三十九军军部也移驻韶关),便同他们个别交谈。他们也同意起义。但刘体仁主张要把部队拉回贵州再起义,我则主张在广东起义,意见不一致。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租了两个艇子开到北江河心,把人都叫到另一个艇子上去,只留下刘体仁、裘建之、龙骧、牟龙光和我5个人在一个艇子上,共同商量起义的事。当时我主张在广东起义,刘体仁和牟龙光主张回贵州后再起义,裘建之和龙骧虽没有反对我的主张,但他两人倾向于刘体仁、牟龙光的主张,决定回贵州起义,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了一些具体行动办法。

有一天,军长程鹏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军部去,当时我的思想上还紧张一下,是不是我们商量起义的事被他知道了?但一想也不要紧:两个师除了三○七团之外,程鹏掌握不了多少人的。我就大胆地到军部。到军部后程鹏对我说:“国防部要调你这个师到衡阳去,归白崇禧指挥,并且要立即准备出发。”这时我思想上又紧张了一下,是不是和九十一师商量起义的事走漏了风声?要准备对我们下手了。但这时程鹏又说:一我是决心不让你们去。如果把这个师调走了,我还当什么军长呢?这个问题,只有请重庆行营解决。李炳公现在重庆,我已打电报请他想办法。另外,我想要你到重庆走一趟,当面和他讲,请他设法把这个命令收回。另外,我已复了国防部的电报,说你已请假回籍省亲,已电催你回来,回来之后就出发。程说到这里,转过来问我同意不同意去重庆? 至此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考虑到,如果把一○三师调到湖南,同九十一师离开了,对我们已经商量好的行动就不利了。又想到如果我去重庆,路经贵州也可以看看情况。听说牟廷芳当时在贵州,他是不是到贵州策动起义?果真如此,到贵州时也可以同他商量一下,于是我同意去重庆。我还对程鹏说:“不管怎样,决不能同意分割这个军,否则,你的军长就是一个空架子,还有什么搞头!”当时程鹏写了一张条子到军需处领十两黄金,他又打电报给广州办事处买飞机票,要我第二天即走。时间大概是在1949年9月中旬。从军部回来后,我立即到医院找到刘体仁(刘因病住院)。我记得还约了牟龙光一同去,他们都同意我去重庆。当时我对他们说:“我走后你们要好好掌握部队。”第二天我就搭火车到了广州,第三天坐飞机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李弥派车到白石驿机场接我。见到李弥后,他首先说:“我已收到你们军长的电报,已向侍从室讲了。”我当天在他那里吃晚饭,饭后他又用汽车把我送到预先准备好的旅馆。临走的时候,他说:“明天上午来约你,一同到侍从室去,还可以见一见领袖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他来了,便一同坐他的车子到黄山(重庆对岸)。到了“侍从室”,我把情况讲了之后,侍从室的人说:“已经打电报给国防部,要他们收回这个命令,这是李宗仁搞的鬼。”说罢,留我们吃中饭。吃饭时经李弥引见我见到了蒋介石。蒋说:“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回去要好好地掌握部队。”

从黄山回来后,李弥的意见要我立即回广东。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又坐飞机到了贵阳。到贵阳后的第二天,我坐一辆人力车到牟廷芳家去(现在的南明堂一号),守门的说牟军长不在家。有人告诉我,现在牟每天都在家陪那些“大人物”吃喝玩乐。这时我才知道牟廷芳是这样一个人,觉得陈又新说他如何进步,不是事实,就决心不再找他。又想既来到贵州,何不去找谷正伦联系一下。如果我们回贵州,白崇禧肯定要阻击我们,得他(谷正伦)支持一下也好。有一天我到了伪省府交际科见到谷正伦。我把这次到重庆的事对谷讲了后,接着说道:“贵州在外面的部队就只有这个军了,到处受气,为什么主席不想法把我们调回来呢?”他说:“我对你们三十九军,早就请示上面调回贵州。可他们不准。你们未尝不可以自动回来。”我乘机说:“我们也想自动回来,又怕中途白崇禧截堵我们。一个军的力量还很不够,到那时希望主席用贵州的力量支持我们一下。”谷听了很高兴,就满口应承下来,并立即叫他的秘书处发给我一个密电本,说:“有事用电报联系。”我要在贵州办的事都办完了,便于9月27日那天坐飞机回广东。

10月初回到韶关。由于解放军开始进攻,九十一师已调英德县。三十九军军部正准备撤到源潭车站(英德南)。一○三师已接受命令派一个团进驻佛冈县,师部和三○八、三○九团进驻关前墟(距源潭车站约60里),我已无法同刘体仁联系了。部队正在移动,我下决心就在广东用战场起义的方式投向人民。我考虑师里可能妨碍起义的只有三○七团(团长王家祯是程鹏的亲信),就把这个团派到佛冈去(大约距关前墟100里)。其余部队都移驻到关前墟,因无公路,把山炮连拨归军部指挥到源潭。从此山炮连就脱离一○三师了。到达关前墟之后,我叫参谋长牟龙光带一个排去英德,找刘体仁商量就在广东起义的事。牟走后第二天,军长程鹏来电话要我到源潭军部开会,同时指定一○三师(除三○七团外)由韶关移驻关前墟南边的高桥(距关前墟只有十多里)。到达军部时,刘体仁已先到。这次开会的内容,主要是布置防务。会开完后,天已将晚,把我和刘体仁安排在一个小学教室里,同军部副官长贺文禧住在一起。我整晚都没有睡着。半夜的时候,我看到贺文禧已经睡熟,就轻轻地起来,走到刘体仁的床边,把他摇醒,我低声对他讲,现在的情况不能回贵州才起义,我们就在广东起义吧。刘体仁还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当时我就下决心各干各的。又忽然想到,我和刘体仁的讲话,如果被贺文禧听见,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是快走为好。遂借故解溲,出来向同去的警卫队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天不亮就要出发。记得走时大约是5点钟,天还没有大亮。当时贺文禧已经醒了,见我要走,便说:“吃了饭再走,看军长还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昨天才开会,有事已经讲过了,以后有事可以用电话讲,我趁天凉好走。”我一出门,骑上了马,迅速回到高桥师部。刚回到高桥的下午,军长程鹏来电话,说佛冈的情况非常紧急,命令我率一○三师全都前去增援。我决心利用这个机会,举行战场起义,遂命令所有部队,天亮前到关前墟集中。

第二天清晨我在关前墟找到了三○八团团长王履成、三○九团团长袁栋才,把决定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们。当时他两人都表示同意。从关前墟往北走约10多华里,在部队就地休息时,军长程鹏又来电话说部队不要到佛冈去了,仍回高桥附近布防。部队回关前墟宿营后,晚上我把姚祖荫找来,让他出去和解放军联系,好举行起义。我把联络的电台呼号、波长给了他,规定每天白天晚上都在12点钟联系。密码本就用明码倒译。恐有遗失,只作口头交代。并明确如联系上了后,必须立即指定汇合地点,以免发生误会而交火。当夜姚就出发了。第二天我率部回到高桥,按战斗部署,三○八团要开到一个较远村子布防。三○八团出发前,我对团长王履成说:“到举行起义时,我将在无线电话中向你说我被包围,要你来增援.届时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赶快向我靠拢。”第二天师部要转移到位于高桥南北方向的一个村庄,距源潭车站约有20里。我嘱咐黄昌俊注意收听解放军电台的呼叫,看姚祖荫是否与解放军联系好起义的大事。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广东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刘安琪到源潭三十九军军部。军长程鹏要我到源潭去开会。我担心遭他们暗算,就推说前方紧急,不能离开,只能派副师长去开会。结果他也只好同意我派副师长陈一匡去。陈一匡回来后,我问他有什么事,陈说没有什么事。刘安琪等不到我们去,他已回广州去了。

这时解放军加速向南进攻,我们迅速向南撤退,但总收不到解放军的电报或电话。姚去后毫无消息,我很焦急。一直撤退到三水县的西江南岸,还没有收到解放军的任何消息。我想可能姚祖荫被杀害了,不然为什么几天都没有电报来?这时我们部队与解放军只有一江之隔,本师的后卫已同解放军先遣部队接触。渡江的船只虽都控制在我方的南岸,暂时可以避免与解放军发生大的战斗,但我师已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这是战场起义的最好时机,我决心宣布起义。当时我考虑,本师反对我起义的,可能只有副师长陈一匡一人。陈是浙江人,是蒋介石的同乡,既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是李弥的把兄弟,与程鹏的关系也很密切。为使起义能顺利举行,对这个人必须采取最严密措施,加以防范。其时,陈可能已看到这是人心所向,不可逆转,因此他没有表示反对。起义宣布后,怎样同解放军联系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突然来一个老百姓模样的人,他向我说:“你们要同解放军联系,我们这里有电话。”我就派参谋主任刘鸿涛去打电话,刘打了电话回来说:“已联系上了,解放军要求马上派一个人过江去接洽。”我就派作战科科长侯祖松坐一小艇趁夜过江,到西南镇接洽。我宣布起义的当天傍晚,电台已同三○八团王履成联系上了。我在无线电话上对王说:“我已被围,速来增援。”王履成答复说:“马上就来。”几乎是同时,军长程鹏也在无线电话上对王说:“你们师长没有被围,不要去。”王履成没有回程的话。因这时三○八团距军部10多里,距西南镇40多里。原三○九团二营一个机枪连连长带了部分官兵当天下午逃到军部,将我宣布起义的情况报告了程鹏,所以我在无线电话上叫王的暗号,被程鹏在军部架设的无线电话收听和识破,因而加以阻挡。幸好王履成是同我一道由八十二师过去的,又是同乡,讲一点义气和感情,没听从程的命令。否则,跑掉这个团,后果就不好了。 侯祖松过江接洽后,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打电话来,大意是说:已经同解放军见面了,商定从本晚12时起,双方都不要再开枪,只有这样,才能表示我们是真正起义,明天天亮,我将同解放军代表回南岸来,详情回来再讲。我接受了解放军这个条件,当时立即用电话通知各营地和直属队,要各团、营、连长亲到第一线通知部队,从现在起谁都不准再放一枪。第二天上午,侯祖松和两个穿便衣的解放军代表来到南岸。侯说:“解放军要我师先派一个负责人去北岸与他们首长洽商。”我考虑只有亲自去为好。便责成参谋长牟龙光和团长袁栋才指挥部队。我和解放军代表到了北岸,第一个与我见面的,是十四军四十一师副师长王砚泉。我把部队情况和我们弃暗投明的决心向他们陈述后,他除表示接受我们起义要求外,并要我立即把部队渡江集结到北岸来。还说准备在北岸的码头上欢迎我们。我对王副师长说:“三○八团估计12点钟左右可以到达南岸。我应过江去接他们,以免发生问题。因为我叫这个团来增援的起义暗号,只有王履成一人知道,下面并不清楚。”在取得王副师长同意后,我回到南岸大约等到中午1点过钟,团长王履成骑一匹马先到,我对王说:“船已准备好了,不能在南岸休息,也不能等部队集中,装满一船就渡江,到北岸后就不会出事了。”于是我同王都站在岸边等候部队,来一个就叫一个上船。凡排长以上的军官我都同他们打招呼、握手,安定他们的情绪。一直等到这个团渡完了,我才回北岸。到北岸时,见到三○八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还在码头上。有的聚在一起议论,有的低头在徘徊。当时我大声对他们说:“现在好了,大家都用不着辛苦了,我已向解放军起义,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光明前途!”我的话刚讲完,有个副营长(姓名记不起了)说:“为我们找到光明前途?晓得你那条命保得住否!”我听了大吃一惊,就暗中交代团长王履成注意部队和这个人的情况。这时解放军已把住地安排好了,两个团住在西南镇东北的村庄,师部和直属部队住西南镇街上。到了晚上,十四军副军长王启明到了。从这时起,以后都是王副军长同我们接触,我们受十四军直接领导了。

第二天,我的外甥梁中武突然到来。他是三十九军军部中校作战参谋,因为我已投向人民,他怕遭程鹏毒手,就借口去劝导王履成为由,跑到西南镇找我,一同参加了起义,他还将程鹏的作战计划、军用地图都带来了。当天我向王副军长反映这个情况。王副军长要我约梁中武到一家商店楼上大厅里,由梁中武把军用地图铺在楼板上,把国民党三十九军和刘安琪指挥的整个部队的作战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起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召集开会,该军军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原一○三师参谋长牟龙光也在场。李成芳军长在会上提出,希望我们放下武器,进行思想改造。后来听说三○九团有一个士兵跳河自杀了。据了解这个兵是山东烟台人,他父亲是恶霸地主,被解放军镇压了。他到一○三师当兵是为了替父亲报仇。他看到一○三师已经起义了,并且又交了武器,他才自杀的。全部武器放下之后,我们同时又把电台、密电本和一切公文档案,交给十四军军部。当时还有几千块大洋,我请示十四军作为10月份薪饷发给了官兵。这些手续办完后,排级以下的集中在一起学习;营长和校一级的干部另外在一起学习;两个团长、参谋长、副师长和我五个人又另在一起学习。团长以上的警卫员和自卫的手枪当时不交。以上是国民党军一○三师在广东起义的经过情况。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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