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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洞宝藏故宫文物往事

华严洞宝藏故宫文物往事

作者:胡一平 阅读量:58 点赞:0

位于安顺南郊的华严洞,旧为安顺城外八景之一,叫“山洞读书”。

安顺南郊一带,地势宏阔,土地肥沃,间有小山耸峙,藤蔓葱笼,气象氤氲。昔时,民居倚山而建,向野阡陌纵横,田园风光极佳。其间有读书山,林木苍翠,横亘如翠屏。读书山原名紫峰山,乾隆间,贵州学政洪亮吉来游时,赋诗一首:“万峰深处掩禅关,百顷平田水一湾。我借薄游来劝学,芳名应肇读书山。”由此得“读书山”之名。

华严洞在读书山山腰,入口处,洞顶巨崖篷拱,势若穹窿,洞厅宏阔,可纳千人。“洞极深邃,非秉烛不能游。惟洞口宽敞,夏凉冬暖,游人常寄兴焉。”(《安顺府志》)华严洞得名于明末,老僧上覆下园入洞颂《华严经》四十九日,化感地方人捐资建寺,这藏于山野的洞穴,由是“皈依佛门”,法名“华严”。洞中原供奉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塑像,洞内怪石林立、形象万千。洞前建有“韦陀殿”“关圣殿”“魁星楼”;洞侧建有“诗寮”“八方池”,坡半建有亭阁石栏。此地因风景好而离城近,大受善男信女追捧,香火很盛。本地的、外来的文人儒士们看着热闹,便来捧场,并留下许多诗作、题记,久之,有了文化的积淀,修成了安顺的一个名胜。

便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由于一段机缘,得以嵌入当代中国文化视野,至今传为佳话。这缘起于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故宫文物为避战乱,曾经经历过一次艰苦卓绝、世所罕见的大转移,历时21载,辗转17省市。安顺华严洞于1939年1月22日至1944年12月5日,成为故宫部分文物的保存地,前后共5年10个月零13天。这批文物共85箱1140件,其中的80箱1022件,乃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故宫文物最为精华的部分。时过境迁,书写故宫文物转移这段奇迹般的历史,安顺华严洞,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华北野心日渐显现。保护故宫文物,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件大事,蒋介石极为重视。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历经24代皇帝经营,规模宏大,殿宇巍峨,且经历代皇帝搜括贮藏,宫中文物珍宝占尽天下珍奇,堪称世界第一。民国政府接管故宫之后,成立“清逊帝故宫善后委员会”,组建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学者建立清点文物组,对故宫所遗文物进行清点造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5日夜,为了故宫国宝安全,故宫博物院派科长庄严将精心包装好的第一批文物分乘数十辆板车运抵北京西站,在军警的严密护卫下装上火车,于2月6日凌晨起程,经郑州、徐州、浦口,于3月下旬运抵上海。故宫文物先后分5批共19550箱,从2月6日起运到5月15日抵达上海,途中共耗时3个月零9天。故宫博物院文物运抵上海后,租用了法租界天主教街一栋七层楼水泥房屋存放。由于租处地处英、法租界,文物的安全保卫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加上租用的房屋不适宜文物的保护、存贮,国民政府决定择南京朝天宫东侧明伦堂处修建永久性仓库,安装空调设备,并将朝天宫命名为“国立中央博物馆”,作为故宫博物院分院庋藏故宫文物。朝天宫博物院文物仓库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开始动工,二十四年(1935)上半年竣工。存放在上海的故宫文物分期分批运抵南京朝天宫仓库庋藏,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8月,19477箱文物安全入库。故宫文物在上海存放期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由庄严带队,从全部故宫文物藏品中挑选出80箱“精品中的精品”计1022件文物,搭乘英国“萨福克”号客轮运抵伦敦,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会”,引起轰动。展览期间,来自全球的观者如堵,大多的外国人是第一次从这个展览中了解了中国的文物,大大提升了中国文物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展览结束后,这80箱故宫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在庄严先生等精心护卫下,安全运回祖国,与先期运藏在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汇合庋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爆发了“八一三”抗击日寇的上海保卫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首都南京处于战争前线,形势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将存于南京的一万多箱国宝,紧急转移至更安全的大后方。这是故宫国宝的第二次迁移。西迁国宝分三路进行:

一为南路,其路线图为: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押运人员有: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等。一为中路,亦即水路,其路线图为: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押运人员有:马衡、吴玉璋、徐森玉、欧阳道达、刘官鄂、朱学侃、梁廷炜等。一为北路,路线图为: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押运人员有:马彦祥、牛德明、李光第、王志鸿、吴玉璋、那志良等。

藏于安顺华严洞的,正是由庄严先生等运送的南路文物。“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即8月14日),刚刚从伦敦返国的庄严一行还未来得及喘息,便接到命令,将刚刚卸下的80箱赴英国展览的文物重新紧急从南京装船水运汉口,又从汉口乘火车运抵长沙,暂存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还没来得及休憩,又接到紧急南下的命令,庄严等又一路风餐雨宿、颠沛流离地沿湘桂线直驱桂林,马不停蹄地沿黔桂线运抵贵阳。此时正是1938年1月31日,即旧历大年初一,适值各机关放假,乃由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亲自出面安排,将文物暂存于当时的绥靖公署内,后经同意,入藏位于六广门的北大营。

由于北大营较为潮湿,不宜保存文物,且日寇步步进逼,贵阳作为省城,难免有不虞之忧。庄严等在贵阳近郊四处寻找存放文物之洞穴,但搜遍贵筑竟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地方。恰在此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任秘书兼战区教育督察、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安顺人张廷休闻听此事,力荐家乡安顺华严洞。庄严等人立即赶赴安顺,亲到华严洞考察。由于华严洞优越的天然条件,很符合藏宝要求,庄严等立即拍板,选定华严洞为故宫文物庋藏之处。但华严洞内凸凹不平,不能立即将文物运存。庄严等会同安顺地方当局,召集木石工匠,在洞内建造木屋,其形式仿正仓院(日本奈良仿唐木结构建筑),以防潮润。在地面凿坑,垒填以石块,使高离地面,以堆放保存文物的木箱。工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元月竣工。故宫文物于元月20日在贵阳六广门北大营装车,于22日押运至安顺华严洞安放庋藏。旋即在安顺城东门坡原县文庙(今安顺二中)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庄严先生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同年4月13日,又有南京古物保存所的5箱文物(主要为青铜器)计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委托故宫驻安办事处保管。自此,共85箱1140件故宫文物就在安顺华严洞暂时安下了家,这一“暂时”便暂时了近六年,成就了小城安顺与国宝结缘的一段历史。

当年亲历其事的傅振伦先生在其《旅黔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 晴热 贵阳山洞多而潮湿,不便保存古物,省政府介绍去安顺华严洞。今日与曾济时买了两张公路快车票(每票三元四角),八时开车,九十八公里的路程,四小时就到了,住共乐天旅馆。”

“午饭后与曾济时发华严洞。南门外有木亭,民国六年(1917年)七三逸叟石农刻‘红岩碑’于其北面;南行二里半为汪官屯(马鞍山之东),有指路碑,横书‘长命富贵’,直书‘弓开弦,左走红,右走蓝’。特商(贩卖烟土者)正在路旁筹建南山茶社。三里至张家坡下华严洞。洞口有关帝庙,建于南明永历间。清乾隆二年丁巳重立,道光十年又修。咸丰元年禅一和尚七秩立‘鹫岭频开’扁额,国民二十七年(1938年)里人七十老人刘巩圆撰联。前构木为厅,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三月洪亮吉‘读书山’三字匾,下署‘赐进土及第、文渊阁侍直、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石经收掌、兼详覆官、提督贵州学政壬子科顺天乡试同考官、加一级、纪录四次、阳湖洪亮吉题’。其左房字为军阀杨森为苗民子弟创办的小学校。洞内广阔,冬春干燥,颇宜保存古物。”

另在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书中有如下记录:

“文物存在贵阳城内不到一年,理事会觉得万一贵阳有了警报,这里还是不安全,必须寻找山洞,或开凿山洞,把这批文物放进去,才能放心。在二十七年(1938年)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一个‘华严洞’,洞在安顺南门外的读书山,山名是当年洪北疆(江)先生起的,山下有一天然山洞,就是华严洞。洞很大,就在洞里建起房屋,做为库房。这里既安全又不潮湿,是一个贮存文物的好地方。”

这批珍品,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离开北京故宫博物院,历经暂存上海、远渡大洋彼岸英国伦敦、返归南京朝天宫又经汉口暂存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贵阳六广门北大营到安居华严洞,整整六个年头。其间除了在伦敦展览时拆箱之后,再没有时间和环境让它们见见天日。庋藏华严洞后,除特派一个武装连负责守卫外,1940年底,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奉命驻跸安顺,第五军第二○○师——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师戴安澜部,择崇仁里帅家别墅(安顺首商帅灿章在崇仁里修建的度假别墅号“憩园”)为师部司令部,其各部分驻距华严洞附近之张指挥屯、汪官屯、二桥、萝卜冲、玉碗井等村寨。有传言说二○○师驻崇仁里及其周边,旨在保卫庋藏华严洞之故宫国宝,不知孰是,但二○○师的驻扎确确实实对华严洞藏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和封锁消息的作用。时安顺城乡之人但云华严洞为军火重地,却不知国宝临门。

此时的安顺办事处,在经历了艰难险阻、颠沛流离之后,总算有一个较为安全又较为正常的时段和环境了。他们将封存已久的箱子开启,将箱中文物拿出来晾晒、擦拭和清点整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18日,办事处挑选出部分文物运往苏联,参加1940年元月2日开幕的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的展出和1941年3月在列宁格勒的展出,之后于1942年9月8日运回安顺华严洞。

庋藏华严洞中的故宫文物国宝,有西周的《毛公鼎》《散氏盘》,东汉的《玉辟邪》、宋代的《玉荷叶杯》、《天青无纹水仙盆》(汝窑)、《白磁龙公注壶》、《婴儿枕》(定窑),明宣德窑《青花描红海兽高足杯》以及清乾隆时期的《粉彩百鹿尊》《玉炉》《粉彩镂空蟠螭套瓶》,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玄宗李隆基《鹡鸰颂》、宋徽宗赵佶《诗帖》、北宋李唐《万壑松风图》、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明唐寅《山路松声图轴》、明商喜《明宣宗出猎图轴》和明马和之《闲忙图》等等,如今这些文物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了。

这批文物,曾在安顺部分展出。那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天。其实,虽然严格保密,但时间长了,故宫文物庋藏华严洞,知晓者已颇众。到华严洞郊游的安顺人(时除华严洞及其洞外庙宇不能进去外,其余景致处皆允许游人驻足观赏),偶能看见工作人员晾晒文物的场景。庄严先生及夫人申若侠女士、办事处人员也与安顺士绅多有接触,安顺文化界人士黄尧臣、刘式型等均言曾亲自与办事处人员一道,私下观赏过许多字画和古玩(据传当年谷正纲返家省亲时也曾到华严洞中一览国宝)。大约是为酬谢安顺地方这么多年对办事处工作的支持和友善,也或许是应地方文化界的请求,办事处于1944年夏借原国民党安顺县党部(今东街办事处址)展出了其中部分文物藏品。据当时应邀参加布展的刘式型先生生前回忆,展出的文物藏品有字画、印玺、御用餐具、玉器、古瓷、青铜器、古玩、珠宝等计200余件,把个小小的县党部摆得满满的,琳琅满目,光彩照人。虽说是公开展出,但为安全计,既未刊发广告,又未出示招贴,且便衣、警察层层把守,并第一次动用宪兵守卫,更兼护卫文物的正规国军参与警卫,致使老百姓望而生畏,不敢驻足。展出二日,除达官贵人、乡绅耆老、军政要员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出席参观外,其余百姓人众寥寥,故几十年来知晓此事者甚微。虽然如此,这次文物展出,其展品规格档次,在这座偏居西南的小城,不只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这样的机缘,千年未必能等来一回。

展览结束后,办事处慷慨地向安顺地方赠送了一套名为“满招损”的清宫御用酒杯8只及印章数枚。这“满招损”杯神奇之处在于不能将酒斟满,斟至七八分时,杯中酒随着光线的变化在杯中变幻出奇妙的光彩。一旦斟满,须臾间杯中竟然滴酒不剩,故曰“满招损”。这一套酒杯被县党部“留存”了两只,其余6只及印章交由当时的文化部门“省立安顺民众教育馆”收存。

是年(1944年)秋,日机轰炸贵阳,不久,即发生了“黔南事变”,抗日大后方的贵州立时变为抗战前沿。消息传来,对一向以福地自翊的安顺城造成了一场地震,大街上谣言纷纷,店铺关张、家具贱卖、行人匆匆、城门壅堵,一副溃逃景象,人们渐感战争步伐的逼近。基于此,庋藏华严洞的故宫国宝不得不又一次转移。

文物是在12月5日夜间秘密转运的。当时抽调了黔江中学30余名学生参与监督搬运,后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洪阜先生,当时就是其中之一。据他回忆,那天夜晚,他们由校长陈达夫带领,出安顺南门,“一到安紫公路通华严洞的岔路口,就隐隐约约地看见沿安紫公路上停放着十数辆汽车(均是美制大道奇十轮卡车)……拐进岔路后,就见岔路沿途已经站立着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搬运文物箱子的均是士兵,箱子有大有小,小的箱子两个人抬,大的箱子有四个人抬,也有六至八个抬的”。“不知不觉,天已发粉……当最后一部汽车装车完毕,安顺办事处的人和路上守护的士兵皆已全部上车,庄严先生坐在副驾驶座上跟陈达夫校长和我们打了声招呼,卡车便一辆跟着一辆缓缓地远去”。

故宫文物运送重庆途中,在贵阳也举办了一次展览。此前,贵州著名学者、贵州省博物馆馆长陈恒安先生闻听安顺展览事,数次与庄严先生信函磋商,定下了在贵阳的展览。这次展览是借用贵阳大十字一家商场作为展览场地,借来许多大玻璃货框来陈列展品。

贵阳方面不唯在报上刊登了广告,还为此次展览印制了门票及展品目录等。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100多件和许多瓷器古玩,最珍贵的当数唐玄宗李隆基的《鹡鸰颂》。展览也请了一些军警保卫,但只是走动巡视,以防观众触摸展品。

此后,这批文物沿川黔公路艰难北行,途中还经历了遭遇土匪、几临翻车的危险,费尽艰辛,终将85箱故宫文物安全运抵四川巴县(现属重庆市)飞仙岩,分藏于石油沟和虎溪鱼拱滩洞库之中。

故宫文物安藏四川未几,日寇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庋藏在四川的三处故宫文物(即西路峨嵋山大佛寺、中路乐山大佛寺和南路华严洞、巴县石油沟、虎溪鱼拱滩)同时启运重庆,准备运返国都(南京)。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19日起,故宫博物院租用民生公司货轮向南京运送故宫文物。旋即,解放战争日趋激烈,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亦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基于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在考虑他们的退路,这批文物也面临再一次转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22日,第一批文物(以庋藏华严洞的80箱故宫文物精品中的精品为主)共320箱运抵台湾基隆港,旋即装上汽车运送到杨梅火车站货站库房暂存;紧接着,第二批文物1184箱租用招商局商船运抵基隆并陆路运送至台中县北沟库房暂存;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月29日至2月22日,国民政府动用了海军军舰加紧了第三批文物的运送。第三批文物共917箱,亦是先海运至基隆港,然后陆路运抵台中县北沟库房暂存。三次运抵台湾的故宫文物共2972箱24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故宫文物精品,尤其是曾庋藏在安顺华严洞的80箱精品中的精品,不唯是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瑰宝。

1954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当局依照北京故宫午门形式在台北县外双溪修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竣工,庋藏在基隆杨梅火车站库房和台中县北沟库房的全部故宫文物2972箱24万余件安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解放以后,国民党政府来不及运送至台湾而留在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一万余箱,顺利地返回了它们的原生地——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有2千多箱、30余万件文物存留在南京博物馆。

庄严先生后来忆及安顺六年华严洞的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居安顺时余好题名,每一登临,必有爪痕。华严洞附近诸山尤多,独于是洞不著一字;人以‘洞主’呼我,我亦暂以‘洞主’自居,遂两忘也。今事过境迁,岂可再得乎?”在离开安顺到四川后,委请同事刘峨士先生忆画了一幅“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手卷(水墨),“全面丘壑重迭间散见溪流田畴、或楼阁数间、或村舍栉比,还有零星生活其间的村民,皆画得十分生动;全图为水墨画无设色,用笔线条流畅挺劲,间以淡墨直皴,画面由右而左牵引观者浏览华严洞附近的山水景色”(录自庄严先生四子严灵先生文)。画成,庄严先生摩挲良久。刘峨士先生是抗战时期逃亡至安顺的下江人,与其夫人黄女士,拟借逃亡之际,顺便了解西南少数民族风情。刘系画家,当时安顺办事处正缺画家人手,与之商量后,刘峨士先生加入了办事处。

2012年,在一本刊物上看到这幅图,并有杜应国先生撰文介绍。画面笔致细腻,深情可感,淡淡的水墨,恍如那逝去的时空。画卷后面,附有长长的题跋,作者有马衡、董作宾、庄严、傅振伦等13人,越发增添其历史、人文的厚重,让人唏嘘感慨。这些先生们,均已作古了,只那画卷、那题跋,仍然清晰,藏宝华严的这段历史记忆,也幸未湮灭。其中有落款为“习安张敬”的题跋。张敬先生是安顺人,女,字清徽,生于1912年,1949年赴台,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台湾东吴大学,1997年过世。她的题跋,笔力雄厚婉转,有这样的句子:

逃荒海隅情难定,故里音书水上萍,怀远思亲空画饼,对图,泪零,和俺那梦儿里家园两厮证。

这飘零的游子情怀,亦可作为这批远离故土、寄寓台北的故宫文物的境况写照了。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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