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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威宁县龙街区革命斗争史、

解放初期威宁县龙街区革命斗争史、

作者:李文汉 阅读量:200 点赞:0

一、龙街区的概况

龙街于1950年9月由威宁县人民政府命名为法阿河区,辖解放前旧政府时期的观胜、平街、四甫、黑姑和云炉等5个乡。该区大体是按土目安祖基、安宜国、安寿峰、安怀杰、安怀润等所占土地划定的。1951年初,全县增设区建制时,将观胜、平街划归三道河区。1952年6月土改时,观胜、平街又划归法阿河区,黑姑乡划归牛棚子区。土改时的法阿河区辖观胜、平街、四甫、云炉4个乡,30个村。土改结束后县政府又增设区的建制,观胜、平街划归大街,黑姑乡和云炉乡的4个村划归新增设的中水区。原来的法阿河区更名为龙街区,按其排序又称为第九区。土改前统计,龙街区总人口29239人。

龙街区位于威宁县城西北部,东南部与大街区接壤,西与中水区毗邻,北面与云南省彝良县隔河相望,境内南部的斗母匈、西部的木槽梁子海拔高,东部属高原山地,北部为河谷,总面积566.9平方公里。气候湿凉湿润,年平均温度为10摄氏度左右,年均降雨量为990毫米,无霜期约为200天,年均日照约为1600多小时。境内的最高峰为西面的双胞岩,海拔为2835.5米,北面仡佬河、底拉河汇合处板桥一带海拔为1234米。土壤为黄壤、黄棕壤和石灰土三类,农作物有玉米、马铃薯、荞麦和豆类作物。

二、威宁游击团的建立及活动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龙街一带已经活跃着一支游击武装——威宁游击团。龙街是威宁游击团领导陆宗棠、卢嵩岚的故乡,也是游击团的发起地和活动中心。游击团成立是根据中共地下党滇东特别支部的指示,陆宗棠被派到会泽者海六支队党委举办的滇东北人民军政干校学习结业,支队党委即派陆宗棠、禹志超等人到威宁西北部领导和发展武装斗争。陆宗棠等回威宁后又同时面呈支队党委给彝族上层人物卢嵩岚先生的信,要他在蒋家王朝即将灭亡的形势下,在全歼蒋匪残余势力的最后时刻,为威宁人民的解放贡献力量。经滇东北地下党支队党委批准,1949年12月正式成立威宁游击团,团部驻地勺乐多小学。游击团的组织构成:陆宗棠任政委、卢嵩岚任团长。该团又任命陆思明为政治部主任,张斐然为副主任(后提拔为主任),禄荣为副团长。从此,游击团就成为由地下党领导,由原来卢嵩岚的地方武装、各族农民、知识青年参加的游击武装,他们活动在龙街一带的农村。游击队在控制川滇公路威昭段,防止国民党残余流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游击团深入农村、乡场、学校宣传“反征粮、反征兵、反征教”。他们书写“打倒蒋介石,穷人要翻身”“打倒蒋介石,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标语口号张贴,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带头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等革命歌曲。游击团的活动给当地的土目地主武装震慑,他们非常害怕游击团,不敢再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国民党的伪乡镇、保、甲长不敢再抓兵、派款、欺压百姓。各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当时金星村惯匪闻绍兰,带着几个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殴打群众,横行霸道,欺压人民,人民非常痛恨。1949年12月,张斐然带领游击团一个排,在天桥的腮戛塘逢场天,公开捉拿惯匪闻绍兰,当众宣判处决,给这一带的人民除了害,人民无不称快。游击团还奉上级的命令,参加了昭通角奎(今彝良县城)、威昭公路老熊洞一带团箐梁子两次较大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蒋家王朝的残余势力,为威宁的解放作出了贡献。有游击团这支人民武装在龙街的活动,他们认真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多数地主武装先后弃暗投明加入游击团,陶庆余连人带枪投奔游击团。此时,法阿河区已经没有大的地主武装。因此,解放初期龙街区没有发生大的事件,故被称之为红区。

三、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一)建立区乡两级政权。1950年8月28日,县社会领导罗文启、张贵芳带领王守义、陈国友、计绍英、芦云亭、范本立、强同训、赵凤龙、王佳华、徐俊文、魏常雷共12名同志,从威宁县城出发,当晚住得胜坡,第二天中午到达大官寨。当时游击团住在那里,因张贵芳、罗文启和游击团领导有事要商量,工作队当天宿大官寨,第三天他们才到龙街。10月1日,张贵芳主持召开了有各伪乡长参加的座谈会,主要听取各乡汇报情况,互相作了有关人员的介绍,然后张贵芳宣布所带来的同志工作安排。陈国友分到云炉乡,范本立、徐俊文分在黑姑乡,计绍英分在四甫乡等。这个时期张贵芳任法阿河区委书记,王守义任区长,徐俊文任青年干事,芦云亭任财政干事,赵凤龙任武装干事,计绍英任民运干事,范本立、王佳华为农林干事,通讯员为魏常富,石昭华任妇干。

区级政权建立后,在区委的领导下,在各乡工作的同志深入村寨开展工作。龙街是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方。工作队的同志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纪律,吃饭开钱,不准拿汗帕垫着坐等等;同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要打倒地主,穷人要翻身,要解放,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后,用推荐办法选出有威信、有才能的人到农协会工作,有些同志担任了领导。龙街区建立了农协会,农协会正副主席有20人,正副村长16人,委员53人,小组长316人。农协会会员不断扩大,除地主、富农,当过土匪,在国民党中做过事的人外,其他经本人申请,农会组织批准均可以参加农协会。全区参加农协会13979人。

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艰巨繁杂的五大任务开始了。这是为了顺利地完成艰巨复杂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任务,进一步纯洁组织,使政权真正掌握在贫雇农手中。

(二)开展清匪反霸斗争。龙街区虽然是游击团曾经活动的地方,在打击反动统治和瓦解封建地主武装,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龙街没有发生过重大事件,但散布在农村的一些土匪、恶霸地主及土目仍十分顽固。他们在即将灭亡的情况下,拉扯在一起,借龙街山区地形复杂和对地形熟悉,以及当时边远贫穷农民尚未觉悟,居所可作避难之地等条件,纠集在一起,企图与新生的人民政府、劳苦农民对抗,决死到底。这给龙街区清匪反霸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龙街安宜国、晏荣基,黑土河安怀锐,官寨王付新,沙包包安怀建,补块安怀宗,野衣梁子安怀帽等土目,互相窜通,勾结在一起,每人备有长短枪各一支,到处招摇过市。他们曾在马踏的饶家和苏朝友家窝藏过。为了彻底清除匪患,在区委的领导下,龙街各村寨都布下天落地网,三里一岗,五里一哨,开展了搜山清匪的群众运动。1950年冬,黑姑乡工作组徐俊文、施宗祥带领黑姑民兵在白么梁子追捕顽匪,同时紧急向区委报告,张贵芳立即写信通知四甫一、五村民兵快速集结。在工作组计绍英的带领指挥下,民兵围追到了官寨;四甫六村民兵把住底拉河的大岩口、小岩口。龙街的冬天,白么梁子到处铺着雪凌,山中笼罩着浓雾。施宗祥不顾生死拼命追赶顽匪,徐俊文光着脚带着枪追到白么官寨。计绍英对民兵说:“你们在后面,我朝前。”说着带着手枪往前追击。但是,这些匪首很狡猾,不愿往区里布下的罗网里钻。他们经头天民兵追打后,连夜逃到马踏小湾子的曾家藏着。后经拉力旮逃往云南镇雄的细沙河,躲在安宜国在细沙河的住处,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歼,土目安宜国被击毙,安怀锐、惯匪仁国清被打散后逃到彝良县梭戛被抓住,其他也陆续被民兵逮捕。

根据政策进行处理。在云炉乡工作的陈国发同志,组织民兵配合解放军四十三师一二九一团,在昭通、威宁、彝良三县交界处消灭了匪首李国栋残部,在昭通附近曹家梁子孟太清家地洞内活捉了匪首李国栋及其子李绍白,缴获手枪、步枪各二支,子弹多发。部队将李国栋及其子李绍白带到彝良县沼泽河一带枪决。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进行处理。拖洛河的伪保长陶庆余曾给法拉河家扛过枪,后拖枪参加威宁游击团,但不久又逃离游击团回家。解放前曾欺压人民,有抢劫等罪恶。五落卓赵德全曾作过伪保长,到处横行霸道,他们在1951年被枪决于法拉河。清匪反霸斗争,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惯匪的气焰,龙街的各族人民积极投入清匪反霸的斗争中。

根据群众揭发,逮捕了土匪恶霸、反动党团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土匪大队长安华宗、余万金,土匪中队长李忠廷、蔡朝均、安明、安正昌、苏义昌、苏超俊、徐银祥、金海清,土匪排长安吉祥,特务分队长姬得昌,惯匪张亚宽、金新春、顾老三、石义帮、蔡必昌、禄天才、文开斌、黄保林、邓国清、禄国清,恶霸安正才,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余万泰,伪保长李太昌,他们均被判刑。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震慑下,国民党四甫乡乡长安正国逃至昆明也被抓回来劳改。安寿峰的管事张炳顺、国民党副乡长安登元见势已去,逃离龙街,杳无音信。需要说的是1951年春,安寿峰的儿子安荣已经参加了滇东北第六支队,他回到龙街之后住了几天,临走时,在区的同志陪同下去看望安寿峰说:“我这次回来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回来看望你。”安寿峰抬起头来看了儿子一眼。“第二件事,我们的房子都是老百姓的,要退给老百姓。”“第三件,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是农民的,要分给农民。”安寿峰渐渐把头低下。儿子又说:“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是父子关系,不这样做,从此我们就分别了。”安寿峰不听儿子的劝告,安荣走了几天就服毒自杀了。

艰苦复杂的斗争,教育了群众,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热爱党,充分认识到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从内心里衷心拥护党和政府。

(三)进行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消除土匪,收缴了武器。但是,反动阶级是不会甘心灭亡的。他们造谣惑众,威胁群众,把钱、粮、财物隐藏起来,明里暗里与新生的人民政府对抗。如四甫十村地主姬在中就威胁雇农说:“二天国民党来,拿你们一刀一刀的割。”有的地主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出财产,企图抵制减租退押运动。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工作队员计绍英、徐俊文等同志深入贫雇农中,访贫问苦,宣传毛主席领导干人打倒地主、穷人要翻身解放的道理,充分发动了群众。四甫乡二村作为试点,对地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余万泰等三户地主进行斗争,很多贫苦农民站出来控诉了地主利用地租剥削的种种罪恶,在铁的事实面前,三家地主不得不低头认罪,把牛、马等牲畜、财物交出来,在四方井教堂的场地上,作价退给贫苦农民。当时龙街唱着这样的歌曲:“吃一斗,还两斗,年年都不够,实行减租退押,这才是合理。”

四甫乡进行的减租退押试点成功,减租退押工作势不可档,由点向龙街区推开,迫使地主不得不拿出牛、马、羊折价退给贫苦农民,实行了退押、退帮工帮粮。82户地主共退出牛101头,退给雇农59头,贫农37头,中农5头;马107匹,退给雇农79匹,贫农23匹,中农5匹;羊257只,退给雇农146只,贫农93只,中农18只。在退押中,4户地主赔偿给人民群众旧币150万元,衣物35件,大小羊54只,其他18件,共折款旧币4414300元。富民45户,赔偿旧币2301500元,衣物29件,折款旧币3102500元。中农4户,赔偿衣物12件,其他6件,折款801500元。

在减租退押中,有的地主不老实,经过群众检举揭发,他们又拿出衣物34件,金银1.85两,大小洋104元,粮食2100斤,以上共折款旧币274700元。这些财物,退给中农1户,得旧币235000元,衣物5件,折价250万元;退给贫农50户,旧币16700元,衣物65件,其他11件,粮食1153斤,共折款7074100元;退给雇农13户,旧币141500元,衣物40件,其他10件,粮847斤,共折款3468200元。通过二五减租,龙街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把地主的粮仓收归人民所用。从1950年至1951年,各族人民勤奋劳动,由给地主上租变为敲锣打鼓给国家上粮。当时从县城到龙街还没有公路,区政府组织人背马驮到观风海、小海上粮。通过艰苦复杂的斗争,龙街区胜利完成了五大任务,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四、进行艰巨复杂的土地改革

(一)从土地关系打开突破口。解放前,龙街区是一个半封建并带有奴隶制残余的社会。居住在这里的汉族、苗族、彝族等各民族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他们中多数是租佃土目、地主的土地耕种,龙街集中了大官寨土目安祖基、龙街土目安宜国、安寿峰、安七九等土目的土地。安祖基有一部分土地在龙街的甫戛、江子、海车、天生桥,马踏的丰光、团结等。安宜国的土地有在大街牛吃水的,还有一部分是从镇雄县细沙河强行霸占来的。据调查统计,在龙街境内,土目、地主、富农占人口户数的4.4%,但所占的土地占整个土地的71.34%。

地主、土目占有大量土地,就用实物地租等形式剥削各族劳动人民,只有少量土地是由他们自己经营或是以劳役地租出租或是由土目出租的方式分别为猪租、羊租、鸡租、马租等,还有残酷的人租地。安宜国占有龙街附近大片土地,包括乌落桌、白摩院子、康家院子、别脚院子、脱布院子、阿母街、大寨小寨、大营盘、天生桥等。安寿峰占有大老林老院子、小米、则耳沟、法台、法甫、岩脚、法姑鲁、沙锅寨、木槽等,安七九占有上海枯、乌梨寨、张家坪子、活麻林、拖姑山、白脸岩等。龙街境内的土地均被他们分割。以安宜国为例,他的自营地二百多亩,一石五升种,少数由家内娃子耕种,多数由苗族人民劳役负担。从春播到收割,粪草、犁、耙、耕、播、收等终年要服劳役。羊租地80多个,人租、猪租、鸡租43个。自营地每年收入100多石,出租地每年收租200多石,合计200多石。具有牲畜:马50匹,牛40头,猪40多只,山羊70多只,毛羊150多只。农具有犁15架,耙5把,铡刀4口,磨6盘。有家内娃子43户。

安宜国、安寿峰是地方土目,又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他们同国民党勾结成为一方霸主,欺压百姓。家中设有法庭,由断长负责,审查案件,处理纠纷,还设有关押“犯人”的监狱。其刑具有100多斤重的大铁链,还有铁制的手铐、脚镣等,其刑法有捆、绑、吊、打、敲钉锤等。在武装上设有团丁,平时经常有五六十人。团丁为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分队设班。各层级均设正、副职务。武器有步枪、火枪、弓箭、砍刀等。这些武装的职责是为土目看家、关押打人;其次是做各种农活。在行政管理上设有头人,下设三个管事,分别管理粮草、羊租、猪租、鸡租、农活和家内外事务等。管事之下还设有跑腿、催租、派人等角色。除此之外,还有场头,专管市场税收。国民党时期,普遍实行保、甲长制,这些职务均由土目地主、富民担任。由于土目地主建立了严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龙街的各族劳动人民受到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他们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二)开展穷人控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6年,四甫六村(现在马踏丰光村)土目安祥宗除了对佃农加租换佃剥削外,还加派马租、羊租、鸡租和枪支弹药费。佃农王雅清、王六生串通佃农,统一反抗各种苛捐杂租,安祥宗的目的未得逞。1947年土目安七九佃了很多土地给彝、苗、汉族耕种。安七九死后,安寿峰以上门为名,对安七九佃给农民的土地实行加租加押,此举遭到上海枯朱明科、拖姑山禄治中组织的反抗。海龙一带上百户佃农聚集起来,安寿峰的队长张炳顺带了几十人去催租催押,来一次被打一次,双方在械斗中各死了一人。这样,张炳清只有灰溜溜退了回去,再也不敢去催租了。苗族中流传着这样的反歌:

苗家搬家处处遇妖魔,

牢房关我苗,

百斤铁链锁我肩,

好牛好马啊是官家的,

换佃加租又加抽

……

这反映了苗族对剥削制度的痛恨和控诉,废除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已成为解放初期摆在新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

为了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人民彻底的翻身解放,1952年7月,牛林枫、李连芳、陈忠礼、袁易明、潘增轩、向立勋、夏玉还、刘礼信等数十名同志组成土改工作队,又分为四个工作组,分别进驻龙街区各乡,他们走村串寨,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访贫问苦,共同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揭开了龙街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序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结合龙街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广泛深入向各族群众宣传讲解《土地改革法》。为了形成强大的声势,工作队还教唱土改歌曲:

土地改革到我们村,

咱们翻身得解放,

唱起歌儿大街走呀,

咱们翻身得解放。

又唱道:

月亮走,我也走,

分田分地人人有,

那边山的娃儿唱山歌,

这边山的姑娘笑哈哈,

你在唱什么?你在笑什么?

秋天一到来就要收庄稼了,

不交租来不交押,

生活过得更幸福。

这些歌曲分别被译成彝语、苗语。男女老少唱响村村寨寨,唱出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恩情,唱出了各族人民要翻身解放的心声。在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土地改革将要彻底颠覆封建地主的根本利益。因此,龙街区的土改从一开始,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地主、土目想方设法隐瞒土地,分散财产,顽固抵抗,威胁群众。地主苏仕梅对他的私房丫头说:“不要乱说,如果拿不出东西来,二天工作同志向你要哩。”土目安宜国的老婆对土改持抵触态度,百般刁难,不交出财产。在复杂的斗争面前,工作队紧紧地掌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民,打击地主”的政策,召开各乡诉苦会,向不法地主斗争,揭发其罪恶。通过诉苦,激发了群众对地主压迫剥削的公愤。四甫长工张九长在斗争地主安宜国的老婆时,在大会上控诉三代人当私房的苦难史。雇工卢小寿因欠地主几斗包谷就帮了七年工,还只准抵利息,一诉就哭。他说:“不是毛主席领导干人翻身,我一辈子还不清账呀!”私房罗三平在诉苦中想起他给地主放牧的娃娃在临死前说:“爹,我再也不怕挨打了,也不用再放牛了……”说完娃娃就死了。私房刘小猫诉起他生下只有六个月,父亲就被地主活埋,母亲被迫改嫁,自己流浪、讨饭、挨打挨骂受折磨。大会小会诉苦,诉得全场大哭。这样的诉苦大会遍及各村寨。很多贫苦佃农用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控诉国民党和封建地主的残暴,大家义愤填膺。四甫五村(现在天生桥桥头)苗族佃农朱马太拖着残废的双腿诉说给安寿峰家去接亲,朱马太当背夫,因途中草鞋烂了,要求买双草鞋穿,这还了得,土目训斥朱马太阻挡他的财路,说你们佃农讨亲嫁女发财,我官家讨亲嫁女办红事倒折财,就是你这个苗子挡住了我的财路。回来后他被抓进牢房,打得死去活来,鲜血沾满身上的麻布衣,醒来后已经被捆上100多斤重的铁链,后被铁锤敲打,致使他重伤残废。四甫一村韩德安因给地主捡柴,修了些树枝,地主硬说他捡的柴不够,又破坏了树木,他被捆起来用铁链敲打。汉族佃户宋云祥因拖延了土目安宜国给的出差的时间也被捆上铁链,吊打等。

(三)土地改革取得实效。龙街区土改的诉苦斗争,如火如荼,各民族觉醒了,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国民党统治、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他们阶级觉悟提高了,同地主划清了界线。人民要翻身、要解放势不可挡。私房同地主分了家,纷纷起来揭发地主的罪恶和隐藏的财物以及所耍的种种花招。四甫地主王正荣不愿交出土地,长工王天明起来揭发检举,王正荣十分害怕,当晚就吊死在房后的树上。安宜国的老婆不老实,群众把她抓起来斗争批判十多次,令其交出金银、财产。她面对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不得不低头认罪,这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全区退出财物的地主富民有193户,其中地主141户。退出财物折为旧币818644164元,交出粮食41661斤,衣物7201件,旧币47037500元,大洋183元,小洋5228元,黄金12.24两。除黄金白银外,其余共折款218538069元,这些胜利成果分给了1924家农户。其中贫农1069户,雇农189户,中农563户。没收了地方瓦房237间,草房78间,碉楼17座,均分给了无立足之地的贫苦农民。

龙街区的土改,认真把握政策,依靠群众力量,把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斗垮了。1952年古历八月,全区开始查田评产,进行阶级划分。根据土改工作的有关政策,地主也应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古历九月,各村寨推选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参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据统计,1952年,龙街区总户数5769户,人口29239人。地主144户,884人。土改前有自耕地出租地产量3788382斤。地主占有2380360斤,每人平均占有粮2820斤;贫农户只占213048斤,平均每人13斤;雇农占有1976斤,每人平均1斤。贫农靠佃耕粮食3417080斤,雇农佃耕粮食190783斤。土改后地主占有地产量224043斤,每人平均265斤,贫农占有地产量4050167斤,每人平均254斤,雇农占有地产量444048斤,每人平均302斤。在土改中共没收地富多余土地种植产量4232944斤,其中田74417斤,土4158527斤,均分给了贫雇农。

土改时期,龙街区有很多彝族、苗族信仰基督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在土改时对他们的信仰不加干涉,反之宗教也不能干涉土改。土改时留给教会的田地产粮23307斤。土改后一段时间,才由宗教人士将四方井、灼乐多、李家村、陆家营、天生桥、木槽、上海枯等教堂交给政府办学。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凡曾与人民政府有过联系,拥护党的政策的采取保护的政策。龙街区当时有朱焕章、聂文光、禄永昌、吕文朝、唐必贤、李正邦、韩仁元、张文钦、王荣昌等,都是当时彝、苗族中有威望的上层人物。土改前召开过少数民族座谈会,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1952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他们担任了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府的各项工作,在不同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敬佩。

1952年11月,全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胜利结束了。地主姬在中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区委区政府根据他的罪恶和群众的要求,召开了万人的公审大会,彻底揭露他的种种罪恶,枪毙了十恶不赦的姬在中,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经过艰巨的土改,龙街区的各族人民分得了同等的土地,砸烂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各族人民消除了民族隔阂,感到欢欣鼓舞。各族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实现了当家作主。

五、迈开新步伐

土地改革后,威宁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大力发展生产,第一次给龙街区发放救灾粮大米23947斤;第二次发放救灾粮玉米25000斤,发给补助款510万元,发给农贷粮6000斤;开始组织互助组。据统计,1952年底全区有72.5%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其中,6.7%的农户加入了固定性的互助组,65.8%的农户加入了季节性的互助组。如四方井的谢发祥、大寨的朱光耀的互助组是组织得最早,办得很好的互助组。朱光耀的互助组佃中农7户,贫农4户,男女劳动力47人,半劳动力6人。互助组以等价交换,实行评工记分。其评分按出工早迟、劳动好或差评定。实行自愿结合,干活时用抽签的办法,抽到哪家就做哪家的话,因此,大家劳动的干劲倍增。秋后除犁地以外,其余投入挖煤、运煤;冬天每家烧一口石灰窑,对其土壤进行改良,这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这样,全区各乡村都成立了互助组,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此文是根据龙街镇韩绍昌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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