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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作者:胡凌 阅读量:25 点赞:0

德国传教士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贵州省大方县文星街修建的福音堂和德国天主教徒于民国初年在贵州省毕节市百花路19号修建的教堂,历经了百年风雨,至今仍静静伫立。它们便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贵州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和毕节市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近80年前,它们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高原上建立的唯一省级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该政权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于11月19日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根据中革军委“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的指示,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中旬进入贵州,开始了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1936年2月2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鸭池河天险进占黔西。2月5日,中共湘鄂黔革命委员会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今贵州大方县)、毕节为中心,创建川滇黔省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6日,红军占领大定县。

大定县位于黔西北的中部,全县面积为6032.85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有9个行政区、96个联保、695个保,是通向云南、四川等地的咽喉。红军进入黔西后,国民党大定县县长马仁生和大定的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带上妻子儿女和钱物逃往乡下。而广大穷苦群众听说红军来了,高兴万分。2月5日晚,干人(贵州方言,指穷人)喻金亭、顾炳清等人在进步人士彭新民的带领下,发动群众,准备迎接红军。翌日凌晨,喻金亭、顾炳清等带领100多干人,打着灯笼火把,举起写有“欢迎红军入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共产党万岁”等三角小旗到南门城外迎接红军。上午10点左右,红军二军团五师先头部队在师长贺炳炎、政委谭友林的指挥下首先到达南门城外,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大定县城。

1936年2月7日,在任弼时等军团首长的主持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2月8日,在大定城关召开的千人大会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被宣布正式成立,贺龙任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

会上,任弼时和代主席陈希云发表讲话,阐述共产党、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宗旨,号召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提出革命委员会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抗日反蒋的神圣职责,是抗日救国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人民群众的抗日革命政府;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抗日反蒋武装,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并分给贫苦人民,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工商业,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坚决惩办一切卖国贼、汉奸、反革命分子。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深入各地宣传革命主张,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2月17日,根据斗争需要,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毕节白花山福音堂办公。

开展打土豪等革命斗争,扩大红军队伍

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同时批准成立“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简称“拥红会”),推举大定城关的彭新民为主任,喻金亭、顾炳清、贺云等人为委员。“拥红会”是临时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做抗日救国反蒋工作,协助红军做红军后援,组织地方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办理交通商务等。

“拥红会”在“革委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红军深入各地宣传革命主张,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几天之内,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毕节、大定部分区、乡、村建立了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共建立有大方的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毕节的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8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以及95个乡村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大方城关等地建立了6支游击队,队员近百名。游击队有直属游击队,队长贺云,队员12人;城北游击队,队长彭绍尧,队员8人;城南游击队,队长喻金亭,队员32人;城西游击队,队长吴明轩,副队长李树银,队员12人;城北游击队,队长黄绍荣,队员13人;瓢儿井游击队,队长陈绍武,副队长吴乾恒,队员18人。

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仅以大定县为例,全县9个行政区,就有8个区50多个联保共打土豪500多家,缴获粮食5000多石(近400万斤),银洋50多万元,物资折银洋10多万元。在对敌斗争中,为分化瓦解敌人,红军非常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对坚持反动立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个别反动分子,坚决镇压,并把其财产分给穷人;对能主动交出财物、表现较为老实的免予斗争,其财产被规定属工商部分不予没收;一般土豪,只要交出财产,没有民愤,给予从宽处理;对开明士绅,在其门上贴上“不作打土豪对象,予以保护”的告示。红军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同时,大力宣传土地分配政策,对地主占有土地进行调查,有的还查田评产。红军把没收来的钱物分给了干人。广大穷苦群众分得胜利果实,当家作了主人,笑逐颜开,高兴万分,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并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在大定、毕节等地,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加红军和夫妻、兄弟、父子都参加红军的现象。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建立根据地的短短的20多天内,黔西、大定、毕节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被新编为十四团,隶属二军团五师。红二、六军团壮大到两万多人。萧克将军曾感慨地说:“这是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贵州省抗日救国军

在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红二、六军团一方面加强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一方面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2月14日,在红二、六军团的亲自领导和帮助下,“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宣布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率先实践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邀请贵州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参与根据地的建设。由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出任参谋长。

贵州抗日救国军全军下辖三个支队,共3000余人,司令部设在毕节城内周素园先生的家里(今和平路74号)。三个支队分别由贵州省工委争取掌握的原王家烈部黔军二十五军席大明部、周质夫部、阮俊臣(中共党员)部组成。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活动在毕节西部的撒拉溪、杨家湾、田坝、阴底、放珠一带;第二支队周质夫部随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活动在毕节城区及鸭池、小坝、海子街、和官屯一带;第三支队阮俊臣部以接应“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主要任务,活动在对坡、大银、燕子口、林口、生机、清水浦一带。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建立后,红二、六军团总部又抽调红六军团民运部部长李国彬(又名李光清)、红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廖明、团政处主任欧阳崇庭分别担任三个支队的党代表(即政治委员),同时还在红二、六军团抽调部分营连干部到第三支队去工作,以加强对支队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2月底,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时,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参谋长邓止戈率领二支队跟随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行至赫章平山铺时,二支队被编入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一起北上,后参加了长征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奔赴到抗日第一线。而年近六旬的周素园老先生,除了积极投入到繁忙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工作、根据地诸多事务之外,还利用自身的威望,以及故交好友的身份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写信,用“护国首义”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意抗日并和红军一致行动。这些信件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滇军,使得他们在根据地西线按兵不动。这有利于红二、六军团集中力量对付东线进犯之敌,为根据地建设争取了时间;也为以后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提供了一定条件。后周素园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曾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返回原籍,贵州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向乌蒙山区回旋转移期间,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根据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王震的指示,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曾参加著名的哲庄坝战斗,策应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离开赫章后,支队与前来“进剿”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在川滇黔边境进行了殊死斗争,终因寡不敌众,部队被打散。支队司令员席大明也于1936年10月被四川军阀杨森以共同抗日为名诱捕,同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毕节。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在支队长阮俊臣、政委欧阳崇庭的领导下,坚持最久,斗争最有效。在红二、六军团离开黔西北后,第三支队奉军团指挥部和贵州省工委之命,在川滇黔边进行游击战。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在赫章、威宁之间艰苦转战。这时,第三支队决定放弃寻找红军主力的计划,在金银山袭击参加“追剿”红军的敌人万耀煌纵队九十九师十四团,击毙敌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枪50余支,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1936年6月以后,第三支队与川滇黔边区的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继续坚持斗争。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贵州长征期间帮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成分组成的一支抗日反蒋地方武装。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的建立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为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建立根据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扩大红军、筹集粮饷、实现战略转移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定执行民族政策,帮助建立“苗族独立团”

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仅以大定县为例,少数民族人口就占全县总人口的26.5%。大定县彝族人口最多,苗族次之,两个民族共占全县总人口的16.66%。风光秀丽的千户大苗寨八堡六寨就是一个苗族聚居地,由上寨、中寨、下寨、青杠寨、新寨和桦匠寨等六个寨子组成。这里的“六寨苗”具有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传统,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地人当年曾礼待石达开,并与之并肩作战。

红军到了这里后,非常重视民族工作,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给病残老人看病、挑水、推磨、打柴、煮饭等等,大大感化了少数民族同胞。同时,红军在《对苗族的标语口号》中指出,苗族同胞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其他民族,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武装,打倒最凶狠的敌人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卖国贼,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得到翻身和解放。为发动广大苗族同胞,六军团政委王震派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有才带上宣传员深入到六寨苗族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他们出现在苗族村寨时,热情好客的苗族同胞迎了上去把他们团团围住,亲热得像一家人。通过宣传,红军很快就把苗族同胞发动组织起来了。

1936年2月25日,王震同志在毕节白花山福音堂六军团部接见了李正芳、李德洪、李义竹(李洪昌)、李义猫、李义舍(李绍荣)、马义梭(马文明)、马小郎(马如兰)、马义早、王义佳(王少武)等9位苗族同胞及5位汉族同胞,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一起共餐、合影留念,帮助组建了“苗族独立团”。临别,王震发出600块大洋的经费,发给每人1支枪5发子弹,授予“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旗帜,指派谢有才为独立团政委。

在红军的帮助下,“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筹建工作进展顺利,队员发展到85人,六寨苗族自然领袖李绍北被指定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每寨成立一个游击队,由寨的自然领袖负责;同时,决定在八堡街上召开“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正式成立大会。但由于消息被泄露出去,就在游击队进入大坡八堡街上准备召开“苗族独立团”正式成立大会时,突然遭到地方民团陈继常等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谢有才、李绍北冲出重围脱险,李正芳和两名宣传员被敌人抓住,李正芳寻机逃跑,宣传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苗族独立团”虽未正式建立和开展革命活动,但六寨苗族同胞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为红军组织了救护队,救护队由24人组成,新寨苗族自然领袖杨义沙任队长,杨正发任副队长。2月20日,从毕节小坝被送往八堡的47名在将军山战斗中受伤的红军伤员到达新寨时,杨义沙和李义竹带着全寨男女老少在路旁迎接,全寨三十几户人家,把床铺让出来给伤员住,并组织妇女护理,为伤员做饭、洗衣、洗伤口、上药等。为防止民团袭击,苗族同胞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一天,嗅到气息的民团来到了新寨,全寨苗胞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寨后山洞里躲藏起来。有个伤员遭到民团袭击牺牲后,苗胞们怒火万丈,集中火枪还击,一直追敌到6里之外的飞沙梁子,回来后含泪把烈士安葬在寨子对面的小山坡上。在苗族同胞的精心护理下,伤员很快痊愈归队。之后,苗族同胞每年都要去山上为红军烈士扫墓。

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红军到达大定后,蒋介石亲自飞抵贵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等部7个纵队9个团的兵力向黔、大、毕发起进攻,妄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黔西北。

1936年2月3日,红军到达黔西,万耀煌部抵达打鼓新场,其先头部队逼近三重堰。14日,万敌乘虚攻占黔西县城,逼近大定,斗争更加严峻。16日上午,贺龙从90多里外的白腊场赶到大定县城,召开革委会会议,部署对敌作战方案,提出选择一二个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会上,他反复强调,要让劳苦大众真正起来当家作主人,自觉起来保卫和建设自己的家乡。会上还决定革委会迁驻毕节。会后,红军十七师开到白腊场,二军团直属队、四师、六师开往公鸡山一带,迎击郝梦龄部。在乌溪西岸与敌激战了两天的红十八师于当日退至离县城十几华里的沙坝、黄河一带。

18日清晨,红六师按照总指挥部的电令,从大定县城出发,经六龙、公鸡山等地,下午4时到达黄家坝革左梁子街。黄家坝(现属普底彝族乡)在县城东北部,离大定县城100多里,四周群山环抱,附近有老街和革左梁子街两个小集镇,是大定通往黔西的要道。此时,郝梦龄部五十四师、新八师已到普底老街至黄家坝一带。黄昏时分,红六师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分三路向黄家坝郝部发起猛烈的进攻,很快攻破了敌跑马场第一道防线;红军巧妙地用灯笼、手电筒等迷惑敌人,接着突破刺楸树第二道防线;经过激战,又攻破火烟洞第三道防线。敌人伤亡很大,黎明前战斗结束。红六师完成阻击任务后,迅速撤离黄家坡革左一带,而郝敌龟缩在老街梁子上,继续构筑工事,不敢前进一步。这次战斗,红军重创郝敌先头部队,击毙敌团长1名、营长3名、连以下官兵100多名,伤敌数百人,缴获机关枪1挺、长短枪60支。

18日黄昏,国民党万耀煌部突破红十八师黄河、沙坝防线,占领大定县城。同时,萧克接到贺龙、任弼时的来电要十七师于翌日在县城西北一带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经侦察后,萧克选择了将军山,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将军山离县城十几里,是大定通往毕节的要道,这里山高林密,群山起伏,是当时贵州省唯一通往黔西北,连接四川、云南的清毕公路的必经之地。2月19日凌晨2时,红十七师发扬了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师长刘转连的指挥下,拂晓前从六龙赶到将军山,与红十八师五十三团会合,根据地形,迅速部署战斗。清晨,万耀煌部“尖兵”营从县城向将军山进发。“尖兵”营亦称“敢死队”,是万部从遵义向黔、大、毕进犯时在各团抽调精壮士兵组成的,共7个连,500多人,一直打先锋,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这一仗,萧克同志从六龙赶到将军山亲自指挥。约10点钟,“尖兵”营进入红军伏击圈,五十团首先向敌人开火,五十一团截断敌人后路,“尖兵”营凭借武器精良,与红军展开激战,遭到红军猛烈袭击后,发现后路已被截断,妄图向西强占有利高地,又遭到红军的袭击,突围不成,伤亡很大。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战,敌“尖兵”营被全歼,营长武宗琦开枪自杀。红军毙敌100多人,俘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步枪300多支。战斗中红军牺牲20多人,伤110多人。红军不虐待俘虏,被俘的300多人,通过教育,对愿意参加红军的,红军表示欢迎,要回家的,红军发给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有200多俘虏参加了红军。将军山伏击战后,红十七师在这里构筑工事,据险阻击敌人。萧克同志后来评价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阻止了敌人的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25日,郝敌进到锅厂,威胁红十七师将军山阵地,万部又向将军山大举进攻,红十七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26日,按照预定方案,红十七师向毕节边打边撤,向毕节开进。27日,红二、六军团全部撤出毕节。

红二、六军团撤离黔西北根据地后,反动势力立即向革命群众发起疯狂的反扑。大定县“拥红会”主任彭新民因被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官僚地主陈伯乐、章鼎山等人的强烈要求及贿通之下,27日被杀害于响水。接着,大定城南游击队队长、“拥红会”委员喻金亭,游击队队员游干氏(女)、钱大班、胡世新等和群众20多人惨遭杀害。之后,城南游击队队员杨子清、杨国均、杨国诚、徐必福、徐少清,城西游击队队长吴明轩等人也被国民党杀害。“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遭到国民党清洗,有的队员被杀害。毕节的革命群众,不少也被当地的反动势力镇压和迫害。

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后,向威宁等地的乌蒙山区转移。这时,红二、六军团的处境十分困难。29日,夏曦不幸牺牲。贺龙的脚背又裂了条长口,血流不止,步履艰难,但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又不肯上担架,拄着棍子艰难地走在崇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没有药,他就用火烧焦伤口来止血。任弼时也患了肺病,骑马困难,又不肯上担架。在贺龙、萧克、王震等同志的多次劝说下,他才勉强上了担架。更为严重的是,几个月来,红二、六军团与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借复杂的地域地形和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并展开搏斗,粉碎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保存了自己。3月15日后,红军从密集的敌人中间迅速穿了出去,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于3月22日进至宣威以北,直取滇东,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六军团从湖南出发到黔西、大定、毕节,长途行军6000余里,1936年2月2日进入黔西,27日,撤离毕节,在黔西北的25天中,建立了黔西北根据地,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这是在革命艰难时期,贵州地下党组织、黔西北各族人民及各界人士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并肩战斗的胜利果实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灿烂篇章。


责任编辑: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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