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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巨擘华之鸿

工商巨擘华之鸿

作者:米立方 阅读量:16 点赞:0

华之鸿,字延厘(延仪、延宜),祖籍江西临川,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贵阳堰塘坎(今云岩区堰塘街至电台街一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七日因中风病逝于家中。

华之鸿的一生,可以说是从为官从政、捐资助教、兴办实业三个方面展开的。为官从政方面,他24岁中秀才为附贡生,25岁任仁怀厅训导,35岁兼任贵州省咨议局筹备处议绅,36岁当选为贵州商会会长,38岁与唐尔镛、任可澄等发起组织贵州宪政预备会,后出任贵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41岁在唐继尧自任贵州都督府都督后受命为财政司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经理。

捐资助教方面,他36岁受命与唐尔镛创办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并任副监督,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中学——贵阳府中学堂(次年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44年与贵州省立模范中学、贵州战时中学、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私立大夏大学附属中学合并为贵阳中学堂,即如今的贵阳一中),该校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设备最优的中学。还陆续捐资创办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息烽底寨文昌阁小学堂、宪群法政学堂等,被清廷授以学部郎中衔。

兴办实业方面,他颇有建树,是清末民初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杰出的实业家,开创了贵州现代民族工业的先河。尤其是他在工商业界创造的数项之最使当时地处边远的贵州引人瞩目。当时贵阳坊间盛传“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的说法,华家与其他两家被并称为贵阳三大家族。华之鸿被称为“华百万”,据估计其时他的家财约200万两银,而当时贵州年财政收入为189至218万两银,可谓富可敌省,这与他置办的产业不无关系。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酒、办报、出版、造纸四个方面,为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和宝贵财富。

其一,继承发展成义烧坊酿制贵州茅台酒三大起源之一——回沙茅酒。华家祖辈以经营盐业谋生和致富,酿酒起初并非其主要产业。同治十一年(1872年),华之鸿之父华联辉因祖母彭太夫人念想茅台烧酒,遂在仁怀茅台与弟华国英在华家开设的贵州首屈一指的“永隆裕”盐号下附设成裕烧坊(后更名为成义烧坊),根据工艺特点将酒起名为“回沙茅酒”(人称华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华联辉去世后,华之鸿继承和发展了成义酒坊,扩建了烧坊,提高了酒的品质,但茅酒产量一直不高。民国四年(1915年),成义烧坊和荣和烧坊(人称王茅)选送的酒被统称为茅台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章和奖状,逐步成为驰名中外的名酒,被誉为国酒。自此成义烧坊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飞速发展,当时回沙茅台的最高年产量达1.5万升。到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时期,年产量已达2.1万升。1951年,仁怀县人民政府将成义烧坊、荣和烧坊和后来的赖茅烧坊(人称赖茅)通过1.3万元赎买和没收等方式组建成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即如今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至此,成义烧坊、荣和烧坊、赖茅烧坊成为贵州茅台酒的三家老烧坊,华茅、王茅、赖茅一并成为当今贵州茅台酒的重要起源。

其二,参与创办并正式出版贵州第一份日报——《黔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华之鸿、唐尔镛、任可澄等组建宪政预备会,华之鸿与唐尔镛、于德楷等筹银8000两在贵阳后新街通志书局成立报馆并创办《黔报》,周培艺为编辑,周培棻为发行人,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份日报。报纸栏目主要分新闻类、言论类、上谕及奏折类和文学类,尤以言论主张较为进步,涉及问题范围很广,往往触及问题实质,对贪官蠹役多有揭露,受到民众喜爱,发行量最高时达千份。《黔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揭露社会黑暗,推动政治改革,但鼓吹君主立宪,拥护帝制,抵制革命。当时,列强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黔报》于当年10月以《瓜分警告》为题,报道了《英俄协约》《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在东北和西藏扩张势力的消息,大声疾呼“为祖国前途痛哭”,引起爱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推动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和群体形成,客观上促进了同年11月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自治学社的组建和之后贵州与全国同步爆发的辛亥革命。后来,《黔报》与自治学社于1909年创办的《西南日报》长期进行论战和激辩,两者在启迪民智、传播思潮、报道国内外动态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华之鸿参与组建的宪政预备会于1909年主办了《贵州公报》,主创者与《黔报》创办者大体相同,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政治态度相对保守一些。据刘晓华查考,在创刊后11年的时间里,《贵州公报》较真实全面地记载和报道了清末民初贵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大事,并转载若干国内外要闻及论述,五四运动就是《贵州公报》于1919年5月中旬在贵州率先报道的。

其三,创办贵州第一家现代化出版企业、当时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华之鸿聘请遵义官书局职员田庆霖到贵阳筹办文通书局(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取名),华之鸿为局主,田庆霖为经理。由田庆霖带学生赴日本采购铅印设备;由遵义官书局在遵义代为招收学员70名,系统学习排版、印刷、装订等技术后调回总部设在贵阳市中心附近的勇烈路印刷厂;同时组织3名学员留在日本学习影音、雕刻等技术,聘请3名日本技工来贵阳教授技术,以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气魄提升员工的技能素质;还面向社会招收女工学习装订技术,成为贵阳女青年进入现代工业之始。据刘学洙统计,文通书局成套引进国外设备33部,其中19部来自日本、美国、丹麦和法国。文通书局启用了大型蒸汽动力机器,标志着近代工业在贵州的萌芽。华家创办文通书局仅设备购置和厂房建设等项就投资20万两银子,约占当时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华之鸿时期的文通书局已能印刷书报刊、票证图等,所印“黔币”广受称赞,员工多达400人以上,成为华家最大的产业。十余年后,因军阀混战、政权更迭、苛税繁重、货款拖欠和民国十八年(1929年)火灾变故,文通书局遭受重创。民国二十年(1931年),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接办书局后,锐意改进创新,加之有抗战时期全国人才荟萃贵阳的利好时机,文通书局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扭亏为盈并获得阔步发展;民国三十年(1941年)成立总管理处并下设编辑、印刷、发行等所,组建了由全国学界精英112人组成的编审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成立“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处”,占据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百分之三的市场份额,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集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的现代文化出版集团,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并称全国七大书局(创建时间比全国最早的商务印书馆仅晚11年,比中华、大东、世界、开明等书局分别早4年、8年、9年、18年)。据何长凤统计,文通书局在41年内出版图书500余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292种,出版和承印报刊28种,编辑《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创造了贵州出版史上的奇迹,助推了全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1950年,根据国家政策,文通书店在昆明、长沙、重庆、成都、广州、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的分局先后并入国营出版机构或与其他书店联营。1952年,贵阳文通书店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即如今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走上了国营化之路,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历史。

其四,创办贵州第一家现代化造纸企业、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印刷厂——永丰抄纸厂。民国元年(1912年),文通书局正式开张后,为缓解用纸不济,华之鸿在黔西、修文办小型纸厂,派员赴四川夹江学习造纸技术,生产出“西山”“天灵”纸张,但精致纸张仍依赖省外采购,华之鸿决意设立永丰抄纸厂。民国四年(1915年),华之鸿筹银60万两(约占当时全省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购置日本造纸设备13台(部),聘请5名日本技师,派十余名学员赴日本学习,在贵阳西郊设自力农场,从日本引进山桠树,使得永丰造纸厂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贵阳南明河虹桥附近建成投产,生产超贡、超光、庆霖、混同等各种厚薄型优质纸张。永丰造纸厂成为贵州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和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印刷厂。永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质量可与进口纸媲美,每月可生产40磅印刷纸,最高月产量可达3000令,行销川滇湘桂各省,迈入全国造纸业先进行列。民国十五年(1926年),永丰抄纸厂迫于压力被卖给省长公署却不见合同履行,华家一直索要未果,直至华之鸿离世。华问渠继承父业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收回纸厂,次年该厂更名为西南造纸厂,后因合资更名为黔元纸厂,市场效益见好,职工除发14个月工资外,各类福利待遇丰厚,排全国厂矿第八位。1953年,省政府接管后更其名为贵阳纸厂,即如今的国营贵阳造纸厂。

纵观华之鸿商海沉浮、波澜壮阔的一生,可以管窥近代民族资本家们饱蘸热血激情,胸怀实业救国的理想抱负,孜孜以求和奋斗拼搏的坚韧形象;也可以洞察他们无法走出恶劣政治经济生态和历史社会周期律,难以摆脱群体困境的落寞背影。不可否认的是,以华之鸿为代表的贵州近代民族资本家带来的实业根基和精神力量,为此后贵州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和工商业等领域在内的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人文濡养和动力源泉。

责任编辑: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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