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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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缠足运动与贵州“天足会”

不缠足运动与贵州“天足会”

作者:重冈 雪亭 阅读量:55 点赞:0

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摧残妇女肉体和精神的一种酷刑,是封建阶级扭曲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可笑的是,这种反人权的悲剧竟然延续了千百年,历朝历代还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面对国势日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救敝起衰、强国保种,维新派首先从妇女问题入手,视缠足为中国危亡关键之所在。

1882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创立中国近代第一个“不缠足会”,并起草了会章。1895年,梁启超、谭嗣同等在上海以《时务报》的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并制定章程,规定凡入会的妇女皆不得缠足,凡所生男子也不得娶缠足之女。如8岁以上已经缠足的女子,须一律放足。维新派干将唐才常将缠足的危害提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社会道德沦丧的高度,说:“缠足是国家积弱之根,世局败坏之源,古今之奇殃。”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亦认为:缠足“废天理,反人伦,削人权,衰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梁启超还撰文抨击那些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的封建士大夫,认为他们的行为为“轻薄猥贱之事”。

此时期,维新派人士禁缠足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不缠足保种救国。认为:“缠足弱种亡国,不缠足保种救国”,“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只有不缠足,才能使“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二、不缠足国富民强。认为:缠足国贫民弱,不缠足国富民强,禁止妇女缠足,“则执业之人可增一倍,土产物宜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

在维新派人士的大力鼓吹下,天津、湖南和东南地区的潮州、福州先后成立不缠足会和天足会。为扩大影响,维新派在其主办的女校中,大力宣传禁缠足和放足。

1898年7月,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之际,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力陈缠足之危害。在奏折中,他将中西妇女作比较,曰:“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与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尤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此折得到光绪帝的认可,随后发出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一时间,不缠足运动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

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不缠足运动再次兴起,大中城市重建了不缠足会,香港、九江、重庆等地都设有天足分会,有的地方的不缠足会还附设女学堂,以此扩大声势。运动规模之大,深入之程度,较之戊戌变法时更上一层楼。

此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从西方“天赋人权”中得到启发,从培养有完全资格的“国民”的角度重新审视不缠足运动。他们认为妇女“备有人格,享有人权”,是“自立于天壤的‘新民’”,“国民之母”,肩负着“种进所由来”的社会责任。

在此感召下,参加不缠足运动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她们走出家门,接触社会,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各种活动,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

在大形势的影响下,封建统治集团也不甘落后,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表明姿态,或撰文劝戒缠足,或刊印《不缠足官话浅说》,或会同各省督抚联衔出示禁缠足。官方的表态,有助于不缠足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不缠足运动的阻力。

贵州不缠足运动始于戊戌变法。1898年,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在贵阳东门月坛文昌宫成立“贵州不缠足会”,刊印《贵州不缠足会条约》。在《条约》中表明:“不仅出于对妇女遭受形体摧残的同情,积极呼吁对妇女身体的解放”,而且计划兴办女校,培养人才,在精神上对其进行解放。

《条约》内容与1895年梁启超、谭嗣同等在上海以《时务报》的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制定章程基本相同。为了以壮声势,让会员了解全国不缠足的状况,贵州不缠足会还刊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戒缠足会叙》、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戒缠足会叙》、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琴南(林纾)的《新乐府·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

贵州不缠足会的成员除辽宁省铁岭人裕增外,其余的来自贵阳、遵义、安顺、清镇、修文、黎平、务川等地,这些人士中有“黔中四杰”之张铭和彭述文,贵阳达德学堂的创始人之一的黄禄贞(干夫),辛亥革命后任省政务厅长陈廷策和省政府秘书长聂树楷……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历经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重大挫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被迫实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改革学制,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以增强军事力量。其中学制的改革,致使新学堂蔚然兴起。在贵州,那些受到新知识、新观念熏陶的青年们,成为了贵州不缠足运动的主力军。此时期“天足会”成为贵州妇女解放运动主要团体,黄齐生与白铁肩是该团体的灵魂人物。

黄齐生(1879—1946年),原名禄祥,贵州安顺人。幼时,黄齐生与兄干夫受业于外祖父王紫霑与彭雨生。由于家贫,他15岁辍学谋生,入“义兴恒”商店充当学徒。在其后的8年间,黄齐生坚持自学,涉猎甚广,其阅读的书籍有其兄黄干夫从贵阳经世学堂借来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著作,有日本明治维新、意大利革命的书籍,以及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郑观应等人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文化的熏染使身份低微的黄齐生脱胎换骨,其才华学识,为士人所敬畏。

黄干夫对弟弟的现状十分忧心,认为安顺封闭的环境限制了黄齐生的发展。一次,商界巨子蔡岳造访黄干夫,无意间看到黄齐生写的一封信。信中文笔洗练,感情深挚,阅完此信,蔡岳叹道:“想不到商场中还有这样的人才!”随后向黄干夫打听他弟弟的详情。

黄干夫告诉蔡岳:他家本是安顺幺铺的小商,父亲因不识字,一生吃亏不少,于是安排大儿子读书,小儿子学做生意。就这样,黄齐生被送到安顺义兴恒商店当学徒。名为学徒,实际是奴仆,工作累黄齐生尚能忍受,然而不准他读书却是最痛苦的事。黄齐生读过几年私塾,求知欲十分强烈,加上有自学能力,只要有空就找书读。一次老板发现他偷空读书,就将他打得口鼻流血。

蔡岳对黄齐生的遭遇非常同情,决定帮助这位埋没于社会底层的青年才人。他对黄干夫说:“如果你和他都同意的话,立即请他到贵阳来,到群明社,有他的事做。如果老板要赎金,我出!”

就这样,黄齐生到了群明社,当了分庄经理。一年后,时值达德学堂师资缺乏,在征求黄齐生同意后,蔡岳推荐他到该校任教。当是时,黄齐生25岁。

1905年,黄齐生倡议达德学堂加办女校,并为此四处奔走,多方游说,最终招收到女学生10名。为了照顾女学生生理、心理要求,以及社会观感,经达德书社社员董伯平介绍,聘用其妹董德莹为女校教师。值得一提的是,董德莹是近代贵州学堂第一位女教师。

开学不久,黄齐生发扬其兄黄干夫不缠足运动的精神,倡导“天足”运动,但遭到校内外保守人士的抨击和挞伐。面对来势汹汹的逆流,黄齐生毫不畏惧,他动员女儿、侄女,并联络董德莹带头行动。在她们的模范效应下,“天足”运动迅速在校内外开展起来,成为贵阳城中民众关注的焦点……

白铁肩(1871—1936年),原名罗光懿,贵阳人。白铁肩自幼在父亲开办的私塾启蒙。19岁时,她与白士艺(举人)结婚,从夫姓,名铁肩。婚后,丈夫长年在外,并在南京娶了一妾。白铁肩在家,既要照顾婆婆,又要抚育儿女,生活困难,精神痛苦。为排遣惆怅,她常与女友谈诗论文,并关心时事,阅读《天演论》、《时务报》、《白话报》等,从而孕育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白铁肩在贵阳白沙巷设立私塾,招收女学生10余名,向她们传授知识,灌输民主思想。之后,学生增多,在女友们的帮助下,她租用双槐树(今护国路)民房创办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自任校长,招收学生50余名,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史地和修身、习字、手工等。两年后,白铁肩参加贵州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自治学社。在学社社长张百龄、钟昌祚等人的支持下,光懿女子小学堂迁往六座碑晋禄寺(今民生路),学校规模得以扩大,学生人数达200余名。

辛亥革命后,白铁肩在光懿女子小学堂内增设女子师范讲习班,开设国语、数学、书法、教育、管理等课程,旨在为社会办学培养师资,亦可解决学生继续升学的问题。女子师范讲习班办了4期,共培养师资60余人。对于部分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白铁肩为她们开设工艺学习班,聘请技工教授他们操作缝纫机、绣花机,使她们走出校园后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由于婚姻的遭遇,白铁肩更加痛感男女平权之可贵,加之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于是她积极投身于不缠足运动之中。为此,她倡议并约校内多名女教师成立“天足会”,提倡解去缠足布,恢复天然足,穿上大鞋,走向社会。她常常走出校园,向民众宣传妇女缠足的痛苦,放足的好处,并教劳动妇女唱《放足歌》。在其影响下,贵阳多所女子学堂纷纷响应,“天足”运动在贵阳迅速开展起来……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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