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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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贵州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作者:叶云生 阅读量:19 点赞:0

辛亥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特殊的含义,其代表着近代的一种转变。对于贵州而言,辛亥年的贵州更是风云变幻,有其深远的影响。

前人的鸿学巨匠,在经济——社会革命方面,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本文则尝试从文化、社会认同的层次对贵州辛亥革命做一次探讨,特别是注重于观察贵州立宪派与贵州辛亥革命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早期的思想萌芽除了一些经济和国际因素外,最为显著的即为维新思想。维新在当时被知识阶层认为是一种趋势。

贵州近代的转变,在文化上也就于此开始。早在咸同末期,随着贵州战乱的结束,社会逐步趋于平和,而时值近代中国忍辱负重之际,维新思想逐步在贵州的上层官僚流行起来。比如同光时期,贵州的黎庶昌、黎汝谦,屡任驻外使节,交游广阔,眼界亦高,他们在长期的驻外活动中,对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深入观察,接受了近代知识,特别对于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有着很明显的赞同趋向,他们组织编译了《华盛顿全传》(贵州大学藏本),通过对华盛顿、民众、议会三者的演变和在独立建国方面的作用的详细描写,表达了一种对于三权分立、民主共和政治的认识[1]。而与黎氏世交的李端棻一族,则亦具备相当的开放意识,政治观点颇为相类,其后亦成为维新的领导力量,此即大臣言维新变法者,唯李端棻一人而已。这些都说明,同光时期,黔省的高级京官对维新并不陌生,不少人认识还达到了一个高度。

但这些都局限于社会的上层,而且其多为京官,对于本省的影响亦不可高估。当日贵州的普遍状况是百废待兴,在云南崛起的岑毓英来贵州主政,不但整顿了贵州的政务,带来了云贵连结的大批人脉,而且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兴学。

岑毓英主黔期间通过上折朝廷、发动黔省各级官僚捐资、带头捐款等等形式,将兴学变成贵州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各级官僚、士绅在这种风气之下,多对办学有着充分的重视,有别于社会的其他活动。

紧接着到了甲午早期,随着严修的到来,更是系统地整顿了贵州的学务,接着了岑毓英的兴学棒子,使得当时的贵州学务突飞猛进。严修主持黔省学务时期,除选拔了一批如姚华、熊范舆、刘显治、陈国祥、蹇念益、欧阳朝相、蔡岳、唐尔镛、任可澄、周恭寿、刘显治、黄干夫、于德坤等近代英杰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系统整顿,彻底地把兴学、学校变成了贵州社会活动的中心,贵州的地方实力人物,无一不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他们通过金钱、子弟、权势等等,各种方式挤到办学的这条道路上。这样学校在成为教育的场所之外,更是成为了社会连结的纽带,对于那些想要在今后立足的士绅们,尤是如此。

甲午的战败,严重刺激了中国各界。贵州也不免此影响,根据民国时期的《贵州政报》第八号为偏居兴义的刘官礼做传的时候就谈到“二十年甲午公(刘官礼)年五十四岁,值中东之役见国事日艰,愈求自强之术,命子姪就学省垣,俾达时务,每贻家训,戒勿沾沾科名当求实学以济时要”[2],连兴义团练起家的刘氏都认为办学、特别是俾达时务的教育。可见,在甲午时期,贵州的上层士绅已经认可学校、兴学在未来社会的一种重要地位。当然这也是咸同以来,从官到绅持续行为的一种结果。

严修的作用还在于,他用学政的官厅地位,公开在贵州传播了维新思想,比如他为他精心创办的培养精英的经世学堂的师生们,每人都准备了《时务报》[3],这是非常可贵的。虽然贵州比起湖南,没有那样的气势,但是学政用教育晋身的渠道,把维新的概念灌入到了未来的精英的脑子里,这是有别于康梁的那种民间行为的。因为这些人是未来的帝国正统的人才和中坚,他们的想法对于帝国的政治显然不同于王韬这样普通人。通过学政的动作来传播维新,应该视为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种行为。

后来姚华、熊范舆、刘显治、陈国祥、蹇念益、欧阳朝相、蔡岳、唐尔镛、任可澄、周恭寿、刘显治、黄干夫、于德坤等人也确实成为了近代影响一方的人物,证实了这种官厅和民间渠道的差异所在。

此外另有一条微弱线索,即贞丰之吴嘉瑞,吴嘉瑞在光绪二十二年左右,在宁沪一带游学,其与康梁党人特别与谭有过交往。其特别与谭嗣同交往甚密,谭之《仁学》向不示人,而谭吴在南京时,交接甚密,谭以《仁学》示吴,吴副录而去,大有可能。光绪二十四年任贞丰百层河厘金局总办后便创办“仁学会”形成另一线维新脉络。吴嘉瑞后来居身府台,亦是一方官员。

所以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贵州,有着这么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官方非常正式的使用了他们的力量在教育界实质推行了维新思想的灌输,有别于贵州在其他方面维新改革的碌碌无为,教育成为社会的亮点,并且借着官绅合力,逐步把教育界,特别是学校推向政治的中心。

甲午年之后不久便是戊戌变法了,这个时期,严修和他的学校培养的人才由于科考或者升学,都接连而去,这个时期较为平缓,然则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普通绅士阶层对于维新的真实看法。就是地方自治,人们开始萌发了参政的意识,特别是知识士绅,觉得他们应该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之中。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保存了当年贵州士人在变法期间上书的四折,其中多是谈到创办实业和教育以及简选官员人才一面,对于西式政治的建议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和黔省维新思潮传入不久的情况是吻合的。从这存留的四份呈文中,“士民”对于变法持有的态度是“窃闻内政不修,外侮立至,今日变法自强非不甚善,无如法虽变而人不变,新政亦托徒空谈”(胡东昌折)此种态度自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其要有别于激进变法人士的变法,更多的是从修政抗侮的传统角度来认同维新和变法。他们对中国形势其实较为乐观,“中国地大物博,苟得一理财之人,万万银两不过数月即可集齐,今在下者实有其人,若假以大全,其效若现”。(胡东昌折)言下之意隐约透露出对于地方自治事务的希望,而周培棻的奏呈则谈到“厘税两项交商会办理,商人以得国用为荣,断不肯效诸官所为”,[4]其所透露的参政意愿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是商人,也并非有意替商人说话,而恰恰如此才说明对于自治地方士绅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否则变法也好、守旧也好,大清是搞不好的。这与维新较为激进的人士从东西方制度比较的角度去考虑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如果宪政能够满足士绅们的这种救亡图存和参政的意愿话,华盛顿的也好,孔子的也罢,他们是乐于接受的。中国大一统的情感、保卫桑梓的热情以及穷则思变的古训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出力。

如果说这个时候宪政这个词对于贵州的普通士绅而言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能够让他们参加到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中去,获取一部分的权利,以改变目前的这种糟糕到底的局面。他们也对此有着很大的信心,信心是指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和办法。从这点来说,士绅的主体本身就是宪政派。

而光绪有别于宣统,士绅要想真正介入到官厅的事务,特别是全省的事务上来有着种种的忌讳,清政府对此也颇为严格。时值贵州战乱已经基本平静,很难有什么合适的渠道来实现这种切入。在新的经济成分方面,整个中国大势如此,贵州偏处山区,基本也无事可办,即便是轰轰烈烈的清溪铁厂也是转瞬即逝,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不过,有一个渠道却是开放的,就是如上面所述的,学校。虽然清政府对于学校的办理依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在贵州,由于兴学早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而且官绅两界长期合作的事务,所以就别开生面,要活跃得多。

人们的政治活动渐渐地就转移到了学校、兴学上面来。这条途径安全、可靠,而且是历来如此,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是严厉的,不过持续时间很短,不久就风平浪静了,对于贵州而言更是一种变化的来源。庚子之乱,清政府对于地方政权鞭长莫及,官厅也不愿意去激起社会矛盾,加之社会势力对于维新人士的普遍同情,使得贵州对于早期维新的人士打击很小,即便是被拿问的吴嘉瑞也是不了了之。

环境是相对宽松的。

到了辛丑年,因为戊戌政变,贵州还因祸得福,李端棻的被遣回籍,使得贵州局面发生很大变化。

李端棻乃黔省仕宦大家,同光时期岑毓英镇滇,其任学政,时任巡抚之岑毓英“敬礼有加,欲荐仕滇藩,共靖滇宇”[5]关系可谓密切,而当年贵州名族唐炯在中法之战中“失守越南山西严旨逮问,毓英疏请宽宥,上责其冒昧交部严议,寻议革职留任,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6]李、唐、岑三家之交谊,于公于私都非泛泛。而李端棻之政治态度,其“赏梁启超才……娓娓道东西邦制度……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7],最后以奏荐匪人被戍遣新疆。梁启超在墓志铭中更述其“疏请大改官制,设立法之府”可谓是维新重臣。且以前之所述,在公车上书的签名之中,其几位堂兄弟都赫然在列,犹可知李之身体力行。又唐家在协助川督丁宝桢改革盐政之时,提携华联辉参与改革,华联辉遂因此大富,其子华之鸿早年便继承家业,在严修督学期间一度任训导。随着李端棻的恩赦回籍,其时朝廷又公唱变法维新,巡抚时任者又相对开明,比如邓华熙,李盛鐸在戊戌年的奏折中评价新政中封疆大吏中的作为就谈到新政“行者陈(宝箴)、张(之洞)、鹿(传霖)为最,廖(寿丰)、邓(华熙)次,沮者谭(锺麟)”。[8]另外一位继任者柯逢时巽庵,据严修在丙申年给其的信件中述说“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9]来看其对于维新的态度应该是属于支持一类,哪怕其在于辛亥之后的行为有敌视革命之嫌。有鉴于此,故声望学识俱全的李的恩赦无形中就使得贵州省垣的士绅们遂形成合力,结成统一力量,反而大大推动了维新事业在贵州的扎根。清政府的中央宪政其在于地方的结果除了系列新政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士绅们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们可以公开地使用政府的名义在贵州兴办一些事情。

于是,随着李、唐、任、岑几家在黔省的集中,以前的师生门第、军功部曲、联姻亲族等等关系遂冶成一炉,造就一庞大复杂的人脉网络,实质上,士绅变成了一个有核心的集团,成为一股势力,具备了和黔省官厅谈话的实力。这些人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都对于宪政有着一种看法,或自治或参政或议会,都有着共同的范畴和认识,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有沟通联系的渠道,能够形成一个基本的立场。就广义而言这些人可以成为立宪势力。虽然这里的立宪或者宪政有别于狭义的政治立宪。但是在当日的中国,立宪和宪政这种广义的存在却是历史的真实所在。

在这种背景之下,这种集团把力量用在办学上,显然不会是单纯的教育行为,这种行为只有一种结果,就是学校从之前的社会活动中心,转变为政治中心,或者两者兼具之。他们培养新式人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未来着想,即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和家族。两者统一了起来。

正是这种局面,使得贵州在这个时期士绅办学之盛堪称突飞猛进。相比士绅的行为,官厅的办学则落寂得多了。这也是士绅权利用办学得到伸张的一种表现。兴义的刘官礼家族更是利用这种趋势,跻入贵阳,派遣子弟或者捐资,在省垣获得一定的认可,兴义遂与贵阳相连。这种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还是需要提一下吴嘉瑞,吴嘉瑞当然也是兴学大军的一员,但是他偏居地方,不在省垣,所办学校仍然是私人民间讲学性质,比如仁学会,这也成为地方政治的一个中心点,其虽小却对近代贵州别有含义。张百麟和他的一帮子自治学社的骨干即出于此,其日后不见纳于省垣势力,自然也不稀奇,本就是有所区别的。这也是贵州由学致政的明证。

光绪最后的几年,清政府作出了令后人瞩目的改革,学制、官职、地方事务、军务更动都很大,视为其近代化的最大努力。

就其对于贵州而言有这么几点尤为重要。

首先是学制开放,使得贵州历来的办学成为制度公开的事务,士绅被进一步认可,社会中心的惯性必然使得政治权力和学校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其次是林绍年主黔的短暂岁月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开启了黔省留日的高潮,为未来的社会变化打下了基础;再次是地方事务的变更,恰逢黔省留日归国的高潮,让大批新式人才,由教育出身的人才跻身地方事务,获得权力;最后就是军事改革,使得地方官厅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出现了混乱,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被很大程度削弱了。

上面所述的士绅集团当然是不会放过这样的变化,他们通过资金、师范、人事关系把控了省城的教育,使得未来的社会中坚源出他们,希图未来的隐权力。而把控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占有大量资源,这必然引起士绅集团内部的不满。最终产生了分立,在同样具有教育地位认识的乐嘉藻等地方中间势力的支持之下,张百麟揭起了自治学生的旗子,对抗唐、任等大家对于教育资源的独占。而相应的,唐、任也要组织一宪政会与之对抗。于是自治学社和立宪派遂成功分野,形成一定的竞争之势。

不过这种对抗,是对资源分配的一种不满,并非对于宪政主旨的歧义。如上文所述,本身在近代中国,特别就是在贵州,宪政和自治两者的范围就是含混不清的,两者属于同一事物的同一认识,只不过势有彼此罢了。

这样,由于学校、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就诞生了贵州近代最为重要的三种势力,自治学社、宪政会、调和其间的中间派。这种由教育分立而致政治分野的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贵州的辛亥政治力量就是具备这样的特色。

既然是彼此分野,那么对抗必然很激烈,史料的记录也证实了这点。同时也提供了当时社会对于这种对抗的看法,就官厅而言,当时的巡抚沈瑜庆就说“学界、警界累次为个人冲突,小题大做,不值过问。黔向有自治会、宪政会两派。自治会多寒畯。宪政会则唐、华两巨家组织而成,内阁中书任可澄,举人张光伟实利用之”。[10]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其他证据多类似,不再赘引。(详见本人硕士论文《贵州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在这种情势之下的贵州,显然我们看不到暴力革命的力量所在,双方都没有必要去使用暴力革命,除此之外又无其他力量,故此时贵州,革命论调非常沉寂。社会在立宪范畴内进行改良。这种改良在当时有一个效应,就是清政府在改良中无法应对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遂逐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到了辛亥年,这种情况变得很严重了,辛亥年夏天,由于宪政会和自治学社的对抗,巡抚庞鸿书成为悲剧人物,被宪政会弹劾开缺,因为其对于宪政会不够关照。这个事件,表明到了辛亥清政府在贵州的控制已经非常薄弱了,贵州地方士绅集团的意见可以控制时局,只要社会秩序还正常,他们的隐权力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多年来由教育致政治的努力就要成功。对宪政会如此,对自治学社也是如此。到时,宪政会北有梁启超、姚华、严修等引为奥援,自治学社则钟昌祚南北奔波,亦是广泛联系,中间派则有蔡岳、乐嘉藻的广泛人脉,可谓只欠东风。

可惜,历史的车轮往往比较无情,四川路潮、武昌起义打破这种和平的局面。新任巡抚沈瑜庆很快应求调本就少得可怜的新军北上增援那边的弹压,省城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军事力量了,只有少数新军和巡抚卫队以及陆军小学,然则这三者都是不可靠的,至少巡抚是这么认为。于是才有电召兴义刘氏的命令。

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大家就知道了,这次不同往常,贵州的士绅此时已经达成意见,普遍不看好清政府,虽然为了保险起见,“不为天下先”,但是亦做好了让清政府交权的准备。

但是,清政府走了后,谁来主政,这个问题显然是自治学社、宪政会、中间势力都要考虑的问题,这都是关系切身利益的,当年仅仅是学界资源分配就搞得头破血流,今日这地方大权之处置还不得以性命相搏?于是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自治学社相比宪政会有一定优势,自清政府改革之后,自治学社的成员多积极充任地方没有品阶却承担实际责任的职务,而宪政会则多自恃门第,不屑于此。于是在变局面前,自治学社掌握更多的实际权力。在组织上,自治学社比宪政会更走向政党,优劣是一目了然的。宪政会则较松垮,一直没有严密有效的组织,尚不具备现代政党的组织能力。当时宪政会有深厚的社会资源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认可。

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没有武装力量,新军、陆军小学、巡抚卫队独立于他们,不受他们控制。于是就面临这种情况,要么军队受武昌起义影响先行起义,要么联合他们共同起义。而共同起义首先必须贵州士绅要达成统一立场,和平交接,否则祸乱桑梓是难免的也是谁都不愿看到的。

于是在蔡岳等中间派别的组织之下,大家和气一堂在贵州银行达成了协议,接着就顺利了,巡抚交权,一切安堵。贵州也完成了起义。但是贵州的事情还远未结束,短暂的搁置没有解决权力的问题,很快,双方都用出了自己的招数,宪政会求援云南,自治学社屈就哥老会,最后的结果是悲剧的,兴义的刘氏抓住时机,联合云南、宪政走上舞台。自治学社全面败北。宪政会遂最后和云南军阀配合掌控全省。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意外,就前面所提,张百麟的自治学社虽然也是宪政主旨,但是他主要是来源于吴嘉瑞这样的民间办学,仁学会这样的组织,其本身也是外省人,在贵州没有多少根基。而宪政会的势力却联合云贵,一直以来就是在省垣有很大势力,而且他们办学所产生的人脉都是官厅、地方普遍承认的社会上层,其区别不言而喻。虽然同样源出省垣上层的乐嘉藻等人积极调和,但是论关系、人缘、亲属,这些人遂愿意照顾自治学社,其对于宪政会的关系却更深,人向自治,家在宪政,最终自治学社的这种结局其实并不意外。

而贵州这种,在近代中国的转变过程中,士绅集团利用办学这样的教育晋身途径,来逐步染指政治,最后将学校变成近代政治的中心所在,并且由此走上政治权力巅峰的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的近代经济能否承担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转变,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历史需要前进,既然它前进了,必然有其特别的力量支持和渠道支撑,那么像贵州这样经济、社会都比较闭塞的社会,如何完成它的共和变革——辛亥革命就值得我们去观察注意,它很可能蕴含着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同时立宪派作为一种称谓,当时的士绅集团对此的看法和认同,以及他们作为地方社会的实力派,在整个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也不能低估,正如本文开头所言,革命需要变革,变革需要人转变,人的转变需要思想的萌芽,而思想的萌芽则需要学校的启蒙,学校则必须要得到保护和支持,谁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在当时的贵州,恐怕只有这些被称作立宪派的地方实力派能够担当了。因此,研究他们对于理解辛亥变革,特别是贵州的辛亥变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其所翻译《华盛顿全传(光绪十二年)》精选版本,亲加润色,其对于美国独立建国及华盛顿本人的描写大为精详,特别对于华盛顿本人与议会之关系尤为重视,译文柔缓平和,凡数十万言,足可见其对于西方政治之态度趋为赞同,《华盛顿全传(光绪十二年)》,藏贵州大学图书馆

[2]《文电杂组》,贵州大学图书馆藏,《贵州政报》第八号

[3]《蟫香馆使黔日记》丁酉八月初九日载“善后局送来二十六、七、八三号时务报各四十一份,即送玉峰处”按当时书院定额四十人,基本为人手一册。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贵州大学图书馆藏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所载四折为“综合下、贵州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棻折”;“综合下、贵州餘庆县举人余坤培呈”;“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贵州举人胡东昌呈”;“练新军及办团练、贵州举人胡东昌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

[5]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引自钟家鼎,《李端棻评传》,海南出版社,2005年

[6]岑毓英撰,《岑襄勤公遗集·国史列传》

[7]《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一·李端棻》

[8]《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9]《致柯巽庵函》,《黔轺信草》

[10]卢为峰,《涛园集》,福建省文史研究馆,2010年4月,p219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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