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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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未散的时刻(下)

硝烟未散的时刻(下)

作者:龙志毅 阅读量:17 点赞:0

1950 年 12 月下旬,我刚调来贵州团省工委不久,接到一项任务:参加省、市各族各界赴黔南慰问剿匪部队。这是一项十分严肃而又令人向往的任务。当时贵州的形势是:以谷正伦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撤退之前进行了周密的应变部署,潜伏下大批特务,并将一些恶霸、惯匪头子和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封为大大小小的“司令”,潜伏下来伺机拉出队伍和共产党长期抗衡。他们趁五兵团主力入川参加成都战役、贵州兵力相对空虚之际,纷纷拉出队伍,打出反共旗号开始暴乱。破坏交通、袭击各级党政机关,最后形成全省性武装暴乱。1950 年的春天达到高潮,全省武装土匪达 10 余万人 , 最多时达数十万人,攻占了 31 座县城,杀害了数百名人民政府的干部。甚至打到了贵阳市郊的花溪、白云等地,俘去了贵州大学的部分师生,一次杀害了白云区工作团的十余名干部。成都战役结束后五兵团十六军回师贵州,成立了以苏振华为主任、杨勇为副主任的贵州省剿匪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全力进剿,大股政治土匪已被剿灭,武装头目如曹绍华等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但边沿地区仍有股匪出入,少数县城如册亨、望谟等依然被敌人占据,因此,剿匪的任务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可以说硝烟未散、战斗仍在继续。省、市慰问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并成行的。

我们是作为青年界参加慰问团的,团省工委的我和陈庐山(《贵州青年》杂志),团贵阳市工委的陈有文和陈云翔等共四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到科学路(现省科委所在地)去参加第一次慰问团全体成员会,主持第一次会议的是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张立。我不清楚当时那里是什么机关,也不清楚张立当时是什么职务。反正慰问团由他负责筹备和组成,但他没有参加慰问团。在第一次全体成员的大会上,他手持名单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一共有 10 多个团体的近 30 多人,其中商界学界的最多,都是各个商会的头头,学界则不然,有行政干部、有教学人员。张立说随去的还有一个刚从北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庆祝活动回来的民族文工团,那天没有到会。张立还特别向大家介绍了团长和副团长。团长是吴道安,民主人士,张立介绍说他是过去省参议会的吴议长,没有说明是正还是副,但用我们的干部等级来衡量,他无论如何也是国民党时期的省级干部了。年龄看来 60 左右,穿一身灰色毛料长袍,手握“文明棍”(拐杖),看模样不像大官倒像一个“绅士”。他家住在六广门外,离科学路很远,但两三次全团大会他都是步行来往,说明身体很好。不知道像他这样的高层人物过去有没有公车或私车,现在却是要以艰苦为荣了。团里那些商会头头和部分学界人士似乎对他都很熟,起码是提其名便知其人,说明解放前他是贵州的名人。顺便说一句,解放后他也同样是有名人物,我虽然没有再和他有过交往,但也不时看到某些集会的媒体报道上有他的名字。吴先生登峰造极是在 1957 年的夏天,大鸣大放中他发表了有名的“三化”(论作风官僚化,党团宗派化,干部奴才化),在报上醒目地刊载并大张挞伐,几乎妇孺皆知。戴上大右派的帽子后从此消失,在报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了。这是后话。副团长是田峰,他当时的职务是省邮电局办公室主任。他是慰问团里没有中共党委的“党委书记”,或曰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看出他是一个事事认真,性格内向,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干部。我和他颇有缘分,相隔十年后曾在凯里州委会议室重逢,那时他是黎平县委第一书记。后来他调来省里的统战系统,“文革”中我们成了湄江“五七干校”的“同学”,一次上山割茅草时,我发现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事隔若干年后,我去省政协当主席时,他已是离休多年的政协副秘书长了。每逢节日仍可在老干座谈会上见上一面,握手问好之余,难免也要淡淡地回忆一下往事,这也是后话了。

经过几次全体成员大会之后,我们乘两辆大客车出发,其中一辆专为少数民族文工团乘坐。我是第一次在贵州出长差,感情上依然和故乡云南情牵意连,因此对一切都觉得不那么顺眼。放眼车外,只见山峦起伏,遍地枯草,一种荒凉之感油然而生。车行很慢,下午一点钟才到贵定,午餐

后继续前行,到了马场坪已近黄昏,就此住下。所过之处都是中心地带,已不见“土匪”踪影,自然也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沿途只偶尔可见一些身着供给制干部服(棉衣)身背长短枪的地方干部,来往于村寨田间。据我所知,他们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团和县区乡干部,大股武装土匪消灭后,正从事着“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秋征),一个多月后,我也被派往桐梓县参加相同的工作。

马场坪是一个乡间大镇,旅馆饭店林立,门面大多数都用红绿油漆粉刷过,从荒山秃岭中走来,顿时眼目一新,便有一种柳暗花明之感。我们的两车人住了三家或两家旅馆,记不清了。吃过晚饭我们上街溜达,发现到处纸灯高挂,摆满了卖“炒米糖开水”的摊子。知情者告之,这是马场坪的特产,过往客商没有不到摊上吃它几碗的。有的旅客干脆以炒米糖代餐,连饭馆都不进了。既然如此,我们也选择了一个灯明椅净的摊子,每人品尝了一碗。年轻人胃口好,什么东西进了嘴都堪称佳肴,但味虽美也不觉得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东西并不是第一次品尝,老家永善、昭通一带也很常见。据说主要的顾主一是鸦片烟客,二是赌徒,是他们的夜宵食品,因此多在晚上营业。除了摆摊,更多的是挑着摊子走街串巷,每当深夜便可听见悠长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有好事者加了一句:“炒米糖开水,老板娘歪嘴!”成了娃娃们挂在嘴上的“儿歌”。吃着马场坪的炒米糖勾起了对少年时代的回想,使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和兴趣。乃至后来多年,每次过马场坪都要来上它两碗,直至“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这种食物消失为止。

第二天继续上路,在都匀吃的中饭,由于我们几个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人,同那些商会会长和成老年的各界代表们谈不到一块儿,又没有交给我们“统战任务”,于是便自然而又自由地和民族文工团的演员们“情投意合”地厮混在一起了。从都匀去独山的路上,几次和军车相对而过,还看到步行的军队,有一种身临战场的感觉了。出都匀不远还看到几个持枪的青年农民押送被五花大绑的两个人,说明武装民兵也组织起来了。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中共独山县委的院里,县委书记、一个北方大汉刁振川出面接待我们,表示欢迎和简要地介绍了当地形势后,便安排我们先住下。住的是一个有围墙和院坝的两层楼四合院,楼上楼下大小几十个房间,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无论房子多宽敞,近百来人的队伍是不可能有这么多床位的,于是大部分人都在楼板上打地铺。其实也挺简单,每人都带有行李,在稻草上一铺开既软又暖,是可以睡酣觉做美梦了。晚上王县长来拜望,一是介绍县情,二是商定日程。只有正副团长和我们两三个人参加。根据商定的日程,在独山有两天的慰问和考察活动。所有活动都在县城里进行,王县长说下区乡去安全问题目前尚无法保证。我们省市团工委来的四个人,成了慰问团的义务秘书和宣传班子,写宣传品、走访、汇集资料等都由我们包了。还有师范学院的那一个姓王的青年教师,他专门负责给团长写慰问讲话,实际也成了兼职秘书。

第二天上午,民族文工团排练节目准备演出,慰问团员们则自由活动探亲访友,我们无友可探,在街上闲逛了一阵。抗日战争时日军曾占领县城,震惊了陪都重庆和整个西南后方,也算是名城了。如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独山城大而萧条,到处可见断垣残壁,商店也不多。也许是抗日时遭劫后元气未复又遇匪患的缘故吧。我们在城里逛了一圈回住所,见一个中年人正和几个慰问团成员围炉谈天。他穿一身干部服(棉衣)操当地口音,似乎在埋怨地方干部行为过“左”,没有严格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也没去打听,也许同“五大任务”有关吧?我想。有人给我们介绍,他叫莫健,本地知名人士,也只是握握手没有深谈。他走后才知道莫家是本地大户,其父因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解放,上半年全家数十口人包括雇工佣人被土匪全部杀害,只有他一人因外出幸免。成了当时有名的大案,其父后来被人民政府定为烈士。莫健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调到省政协工作,我在省委管统战时,他是省政协的党外副秘书长,我到政协任主席时他已退休,但仍从事文史研究活动,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父亲的著作,80 多岁去世。

那天下午由县委县政府主持,开了一个有慰问团全体成员参加的座谈会。由王县长介绍县情和当前的形势,着重谈的是开展“五大任务”的情况,有关剿匪的战斗则是由一位军人介绍的,谈得比较笼统。也许涉及军事机密吧,他不便详谈听者也不便提问。一句话:大股武装已消灭,小股流窜者正在消灭之中。座谈会后,县委县政府在一家饭店举行晚宴,规模盛大,至少 20 多桌,我们那一桌的主人是县里的什么领导现在已全无印象了,至今记得清楚的是一位解放军的青年军官。当时还没有军衔,也没有人介绍便不知他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谈笑风生,举杯敬酒,俨然地成了桌上的主人。每当一道菜上来,他往往使用“铁壁合围”等一些战术语言来号召大家吃菜。待到杯盘狼藉,宴会已至尾声时,他忽然起立拉着我们之中年龄最小的陈云翔(不到 20 岁),说了声“走,散散步”便离席而去。回到住处后陈云翔告诉我们,这位军官向他说了地方上在支援前线中的一些问题,目的也许是让我们向省委反映?到了晚上的慰问大会上,才发现上台接受慰问锦旗的两位团长中的一位,恰好就是与我们同席的那位青年军官。另一位团长也很年轻,但表情却显得很严肃。他们都是在第一线实际指挥剿匪战斗的指挥员,而且是出色的指挥员,否则怎么会挑他们两人来接受锦旗呢?

大会后的第一场慰问演出十分精彩,博得了观众(主要是部队)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我完全没有料到从苗岭深山里挑选出来的青年苗族男女(均为农民),经过短期集训后便有如此出色的演技。无论是歌唱或舞蹈,都不逊色于专业文工团,而且由于他们的民族特色带来了特殊的吸引力,故而受到了观众的特别欢迎。说明慰问团附带一个文工团而且是贵州特色的文工团,是十分正确的举措。全团几十个男女青年中,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一个是女高音阿泡,她的一曲苗族飞歌《歌唱共产党》,音域宽广音色粗犷,真可谓余音绕梁,全场为之倾倒。后来她转入贵州歌舞团,成了著名的歌手,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一个叫东丹甘(汉名杨万选)的小青年,当时不过十三四岁,是他们中最小的两个小鬼之一,他的芦笙舞却让人连声叫好,后来转入歌舞团成了贵州有名的专家。李英是他们之中的美人,与众不同的是她虽为苗乡人却生活在省城,是贵阳卫校的学生。但遗传基因使她能歌善舞,成了该团被观众注目的明星,后来不知所踪。其他的一些演员如阿略、筑音等后来都成了有名的演员,有的还成了民族歌舞的编导。不能不提到的是文工团的团长,他也是台江县的苗族,但却是贵州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已近 30 岁,名唐春芳。唐先生自视颇高,也善于言辞和社交,那天晚上慰问演出后部队回赠锦旗,他上台接旗并致答辞,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比团长照念讲稿的慰问辞精彩多了,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们正准备出去访问,却被副团长田峰叫去开了一个小会。总共就这么五六个人参加,田峰的表情相当凝重,他多少带了点教训的口气对我们说:全团近百人(包括文工团)中只有我们几个党团员,不要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群众,要经常注意周围的动向,多做工作。接下来他谈了几件事:一是我们乘坐的两台客车(包来的私家车)今天一早由那位照相业商会的会长代他们提出,车上有几个零件坏了,还有备用轮胎也不足,今天要去都匀购买,最迟明天上午回来。他早已注意了,他们是互相串通想利用这两天不走的机会,来回跑一趟生意,故而被他严词拒绝了。二是关于团长的讲话,讲话稿是统一拟定的,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说:“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团长每次在公开场合讲话,只要提到共产党和解放军,都要在前面加一个‘所谓’,这是讲稿上没有的。所谓共产党,所谓解放军,是什么意思?你们都是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他的用意,那就是不承认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大原则问题。”不过他又说:“团长是高级民主人士,不用当着众人的面给他指出来使他难堪。由他和团长个别交谈,要我们心中有数,随时注意周围的动向就是了,千万不要将自己当作一般群众。”这大概就是召集我们开会的主要目的了,我们当然都发了言,表示要谨言慎行,广交朋友,团结一心完成慰问任务。至于团长的那个“所谓”,我们都是听到了的,只把它作为“口头语”而没有提高来看等等。这算是此行十余天中唯一的一次严肃的组织生活。在独山进出三天后,慰问团回到都匀,开展对军分区、地委和专署的慰问。举行慰问大会的那一天,正逢 1951 年元旦。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况玉纯是从剿匪前线赶回来的,他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而又信心十足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团长在致慰问辞时我特别注意,果然没有“所谓”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从独山出发来都匀之前开了一次团务会,总结几天的工作。负责给团长起草报告的那位姓王的师范学院教师提出,每次演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改头去尾,换换时间地点而已,还不如不用讲稿由团长敞开讲可能更生动。团长一听便按捺不住地接过话头说:“那样我就少受一点约束,讲起话来也自然一些。”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脸上泛起一丝得意的表情:“不是自吹,我过去就是靠卖嘴皮子吃饭的。”


听众默然,只有副团长说了两个字“可以”。但在都匀的慰问大会上他依然是一字不漏地念稿子。慰问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晚宴,答谢并庆祝 1951 年的到来。晚上照例举行文艺演出,民族文工团的演员的演技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精湛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四个人根据事先的安排,访问地委和分区。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访问结果并不向慰问团员们传达,而是作为向省委写报告积累资料。那天上午接待我们的是地委副书记金风和军分区的参谋长或副参谋长。金风看起来很年轻,顶多不过 30 来岁,也着一身军服。他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农村中心地区开展“五大任务”的情况;军分区的同志则详细地介绍了本地区范围内的武装匪情及剿匪的进展详细情况,谈得很细,特别是成果和经验。虽应属于保密范围,却毫无保留地对我们谈了。上午十一点过钟我们回到驻地时,只见文工团的“明星”李英正在院子里教两位着军装的年轻姑娘跳舞。我停下来观看了一下,两位姑娘似乎都是刚参军的新兵,显得很拘束而且毫无舞蹈基础。吃中饭时我向李英打听,她说是军分区派来学舞的,而且指定要请她当教员。一种不无得意的表情溢于言表。我问她教得如何,她摇摇头以笑作答。事情就那么巧,大约是两年或三年之后,我长期在贵筑县白云区蹲点,有一次回团省委机关开会,见办公室里有一位负责内收发的女同志很面熟,一想便恍然大悟,岂不就是当年在都匀向李英学舞的那一位?一面之缘为什么就记住了呢?大概是她那拘束的表情和生硬的舞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后来听说她是随军人丈夫调来贵阳的,在团省委的时间很短,大概随丈夫调走了,我连她的姓名都没有记住。

元旦的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文工团的几个演员包括团长唐春芳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围炉吃夜宵,边吃边侃天。我和陈庐山进去和他们厮混,好像还有一两个慰问团的成员,记不清是谁了。他们的所谓夜宵也就是煮鸡蛋和烤红薯,我们接过食品和他们边吃边吹,天南地北无所不及。我发觉团长对他的“明星”演员李英似乎暗含情意,一举一动却有些按捺不住了。而李英却总是回避,抛却团长的殷勤而面向我们。那晚上唐春芳也许多喝了酒,讲起话来随意而坦然。在随意的闲谈中他突然话锋一转,冲着我和陈庐山说:“你们怕还不了解,我这个人呀国民党时期是积极分子,现在共产党来了我还是积极分子!”这是两句定性语言,此外便是注释语言了。解放前在贵州大学的三青团如何如何,解放后对共产党又如何如何。表情不仅自然而且自负,显出一种高傲而得意的形态。我只听没表态而且暗自惊奇。这里顺便多说几句后来的事: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唐被安排到省文联工作,相见时还互相热情握手问好。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唐的日子似乎越来越不好过了。偶然见面也总是回避甚至装不认识,原先那种自视颇高的表情,早已荡然无存。我曾从一个文联机关干部的回忆文章中,看到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洋相”,但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到了本世纪初的 2001 或 2002 年,我受省苗学会之邀参加他们的一次活动,在众多的人发言之后,主持人突然宣布“请唐老、唐春芳先生发言”。惊奇之余,我看见一位已经十分衰老的老人从后排的座位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声音低沉,虽有麦克风也难以听清,当年慷慨激昂的音调已无踪影,但表情却挺尊严也挺安详。

麻江县是慰问活动的最后一站,这里的形势似乎比独山紧张。城里城外随处可见行进中的部队而且规模都比较大,说明这里仍然有战斗,我们的车也上来几个护卫战士。地方干部的队伍也很多,除县区乡的干部,还有省里的革大及其他干校的学员,每人身背步枪一支,增加了当地的战场氛围。由于部队和地方干部的人数多,我们的慰问活动便也很紧张,一天至少两场。离开县城的那一天,大批军队集中在城外送行,至少有上千人吧。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很显然,部队领导机关也是将这件事作为教育和动员战士的政治工作来做的,而且做得很出色。

回到贵阳后我们还去过科学路几次,一是作慰问总结,二是顺道看望暂住在那里的文工团员们,半个来月难忘的旅程使我们结下了友谊。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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