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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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喜马拉雅山上搞广播(下)

我在喜马拉雅山上搞广播(下)

作者:李荣欣 阅读量:10 点赞:0

我事业的人生在办广播中开幕,又在办广播中闭幕,一辈子可以说与广播结缘。最难忘怀的是三十多年前当兵期间,在喜马拉雅山中段,搞对印军广播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71 年 8 月,我结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和几个战友一起,从成都军区军直调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在拉萨经过几个月的适应后,被分配到了广播队。广播队在距拉萨千里外的亚东边防乃堆拉、则里拉、卓拉三个山口设有广播组,对印军广播。我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卓拉由于山势太高,尽管是山口,海拔也达 4000 多米,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几乎都要穿棉衣,环境十分恶劣 , 一年就有半年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卓拉这里也是终日云遮雾罩。人们觉得神话中的神仙,在天上脚踏瑞云似乎蛮浪漫的。其实你真身处其间,体会到的滋味绝不是那回事。在卓拉,每当日过午,从山下便涌来阵阵云雾,把哨卡托得像《西游记》中的“天庭”一般,从山下到哨所,要穿几道云层。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上的人就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饭,要死一般,对“乌烟瘴气”就有了切身体会。当时,由于边防建设滞后,战士们终年三三两两,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嗒嗒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潮湿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士兵们在这夏不遮雨、冬不避雪的穴中用一腔热血打发着日子,保卫着祖国。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连烛光都照不到。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大家每天吃着夹生的大米饭和扎嘴的干菜。因缺少维生素,大家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大家提前透支健康,换得了祖国的安宁。

1962 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恶战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双方在没有起战火的亚东边防的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要紧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高腔大调,在山头激荡,在山涧回响。地图标识,这里是中锡边界,但实际驻扎的是印度军队。

据说,中锡边界上两军哨位的距离,是世界上最近的,只有 36 米,国界只是一道没膝高的矮石墙。由于相距近,双方的活动尽收眼底。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 2000 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十多华里,播音室在距边界几里处,架起线路传输信号,播音室是用石块垒起的碉堡,靠汽油发电机供电。组里有播音员、技师。我们这些学外语的负责是播音。但由于组里人手太少,播音员连发电也得干 , 还得帮助修机器。我们的播音内容是比较严肃的,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这要在晚上录制好。由于山口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 23 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由于早上 7 点钟得准时广播,6 点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 9 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 5 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大家谁都不敢马虎。由于忙,又在哨所打伙,1 天不洗脸、1 天不吃饭、1 月不洗澡是常事。

一开始到山口,睡觉总不好。不仅仅是因为缺氧,还有害怕,怕外国兵摸营。你想,双方相距这么近,他们抬抬腿就到了,武器又不足,打起仗来不吃亏才怪!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开始几天他们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一星期后,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也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

因为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旦动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情况下,边防一线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常可以“高枕无忧”的。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都要靠人工从几十里外的山下边往上背。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因为是人力,又是老百姓,运费就贵,每斤一元多,相当 5 斤大米的钱,那时,我每月的津贴是 12 元钱,新战士才 8 元。因此,我们在山口上搞广播,其代价是很高的。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卓拉这里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脱水菜,脱水菜就是干菜,味同嚼蜡,满嘴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改善伙食也只能是豆腐或蛋粉,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更别说当时山下也没有什么片子了。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为了活跃气氛和锻炼身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里还用木板打了一张乒乓球台,经常在云雾散去的周末举行比赛。哨所战士笑我们是“苦开心”。哨所的官兵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加上我们晚上要给哨所的关键部位供一会儿电,所以,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卓拉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也有它美的一面,这就是夏天,杜鹃花开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 4000 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照样开花不误。每当这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印军的广播比较随便,经常播送一些挑衅的内容。我方广播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每周得派人去一趟最前哨,收听记录他们播音的内容,向上级汇报。广播组驻地离最前哨并不远,但都是十分难走的山路,且有一处峭壁,来往一次几乎得一天时间,雨雪天就根本上不去,常有误事,组长对此很头疼。我到最前哨记录几次他们的广播内容后,突然想起读高中时看戏,县剧团演出,是用喇叭做麦克风。印军广播时我们的喇叭不就是一个麦克风吗?把收音机接到线路上,不就不上最前哨,就可以听到他们广播的内容了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组长。有几个人反对说不行,这么多年,要行早弄了。组长说可以试试。他给了我一部熊猫收音机,这是我们国家当时质量最好的收音机。对他的支持我很感激。结果,一试,收听效果很不错!从此我们结束了这个多年的劳顿之苦。经过这件事,组长对我格外器重,连最后我们撤离卓拉山口,同哨所搞交接的事,都交给我办了。

我到卓拉广播组的第九个月,也就是 1972 年 9 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两米多高的线杆被雪淹埋。我同战友踏着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噎的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 50 米。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 , 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士们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由于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上级批准,从此,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接着,另外两组也相继停止了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半年后,我方拆除了哨卡上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从此,双方在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十年的“对敌广播”,划上了句号。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成长中最好的肥料,我赞成这种说法,在卓拉山口搞广播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十分艰苦的,但就是它造就了我一辈子不怕苦的性格。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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