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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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下)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下)

作者:严朴 阅读量:9 点赞:0

我从小就知道施复亮,但没有见过面。1950 年 9 月 21 日,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中央出版总署通知各省 ( 市 ) 的出版行政机构和各大书局派 1 至 2 名代表参加。当时我是贵州省出版行政机构的代表,华问渠是贵州最大的书局——文通书局的代表。上海中华书局的代表是舒新城和金兆梓。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学者 ; 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编译所副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历史学家,浙江金华人,是我的前辈,他的儿子金永柞是我在浙江第七中学(即现金华一中的前身)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与金老熟悉。这次出版会议从 9 月 21 日开幕,到 30 日结束。白天开会,晚上看电影或有剧团专门为代表们演出。没有活动的晚上,我与华问渠就到金老住的房间去看他。华老与金老是出版界的老朋友,两人都喜欢喝点酒。华问渠是文通书局的老板,又是贵州茅台酒厂的董事长,带了些茅台酒去。他们每次总要喝几盅,边喝边谈世事,而且要我也陪着喝。有一晚,华老有事,只有我一个去看金老。这时,有一招待员来说,有一位客人来看金先生。话才说完,客人已到。客人是一个中等个子,戴一副眼镜,一进门就喊金老为子敦先生(子就是金兆梓的字),金老一见他也连忙说存统(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我们又见面了,我早知道你在北京,在负责民主建国会和劳动部的工作。”接着金老就介绍我同施复亮认识,说我也是金华人,是延安抗大毕业的,现在贵州做新闻出版工作。施复亮见到我很高兴,说你们从延安出来,思想进步,前途光明。这时金老对我介绍施复亮说 :“存统才是老革命呢,中共最早的党员中就有他。”施复亮说 :“惭愧 ! 我现在只能当民主人士了, 1927 年我如不脱党就好了,这也只能怪我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不够坚定 !” 金老说 :“当民主人士一样为人民服务,做个党外的布尔塞维克也是光荣的,你好就好在脱党后一直都在为党为人民工作,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与身份。”施复亮说 :“全靠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怀。1945 年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就与我诚恳地谈过一次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周总理对我的帮助和勉励就更多了。在校场口事件中我与李公朴、郭沫若等遭特务打伤,周总理夫妇亲自到医院来慰问,实使我感动。解放以后,我受周总理的教益就更多了。”说到这里施复亮向我介绍说 :“金老是我的老前辈,清朝末年中过第一名秀才,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堂就读,民初任浙江七中校长,那时我还没有读中学呢。”接着他又问永柞(金兆梓的独生子)现在在哪里 ? 金老说 :“永柞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取外交官,后派到纽约总领事馆工作,现在是纽约副总领事。最近,我已去信要他回国报效新中国。”(后金永柞接受了他父亲意见,主动辞去外交官工作,在纽约学了先进的瓷器技术,1955 年他毅然回国,在轻工部任高级工程师)。那天晚上,我们还谈了很多。第二天晚上施复亮本要约艾青来看金老的,因党中央邀请几个会议的代表到怀仁堂看演出,并说毛主席也要参加晚会,所以施复亮与艾青只好不来了。第三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周年纪念,中央邀请代表们在天安门前一个观礼台上观礼。10 月 3 日代表们返回各地,所以施与艾青没有见到金老。我回贵阳后曾同施复亮通过两次信,可惜在“文革”,中我被打成“反革命”,家中被一抄再抄,施复亮给我的回信也被“造反派”抄走了。1970 年,施复亮在“文革”中不幸去世,那时我已失去白由,未能发去唁电,实为遗憾!

施光南我也不认识,但却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作曲家,并听过他谱的许多歌。1983 年,中共贵州省委交给我一个任务 : 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贵州的名书画家有的已去世,在世的年事也已高,他们的作品在“文革”中被毁严重,所以省委、省政府决定,拨出一笔款和一部小车,专门请宋吟可、陈恒安、孟光涛、方小石、蒋梦谷、卓问渔六位老书画家住进云岩宾馆(陈恒安因病未住进),让他们安心搞创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并专门下了一个文件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和落实。省委当时的目的是纠正“文革”中的错误,提高艺术家们的地位,并尽可能地抢救他们的作品。事实证明,贵州省委、省政府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这六位老书画家立即响应,在一年多时间内,他们创作出了 150 多幅国画,30 多幅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大的有一丈二尺宣纸大,小的也有四尺对开大,为国家创作了一批极其宝贵的艺术作品。1984 年 2 月份,我和几位老画家正在开会研究工作。云岩宾馆的工作人员忽然把我叫出去说团中央派来一个文艺慰问团,团长是施光南,他要看看你。我听说施光南要看我,连忙把他领到会客室。施光南,我早知道他是一个人民音乐家,而且是施复亮的儿子,只是没有见过面。我们见面后两人都很高兴,当时他才 40 来岁,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我们见面之前,大概已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批老书画家,而且由我在负责。他也知道我是浙江金华人,认识他父亲。当时我已 60 多岁,他称我老前辈,要我介绍这个老书画家创作组的情况,我便把贵州省委的意图告诉他,他听了后盛赞省委非常有眼光。他说全国文艺界的情况也差不多,经过“文化大革命”,损失很严重,他回北京后也要请中央注意这个问题,尽可能把文艺界组织起来,在生活上加以照顾,特别是对老文艺家们更应该保护与优待,尽可能抢救他们的作品。他并说 “: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文化财富,必须重视。”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他并提出要与老画家们开座谈会。可惜,当时他们的任务很重,团中央来电要他们立即下乡慰问少数民族,座谈会没有开成,第二天我也只好匆匆地送他们上车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过施光南,但每年总要通儿次电话。1990 年 5 月噩耗传来,施光南竟然英年逝去。我们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

我与施复亮父子的交往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印象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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