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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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彩云曲》的前后(下)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下)

作者:汤炳正 阅读量:26 点赞:0

以饱吮传统旧文化乳汁的我,竟然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的新闻系(当时全国大学设新闻系者极少),原因虽然复杂,但人们所常有的所谓“逆反心理”,也许是主要因素。可是,要说这时我已决定彻底抛弃了旧我,又谈何容易。在考大学之前,我曾忙于补习中学课程;而进了大学的门,这些又都弃如蔽屣。我听新闻系的课,倒很专心;但传统文化,仍给我以极大诱惑。因此,我这一段求学生活,可以说是矛盾百出,也可以说是斑斓多彩。

初到北京,我住在宣武门外的“山东会馆”,房屋虽老旧,但不付房租。无怪旧时代举子进京考试,多住会馆,宣武门一带,各省会馆极多。有龚自珍住过的 “番禺会馆”,黄遵宪住过的“嘉应会馆”,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谭嗣同住过的“浏阳会馆”,等等。可以说这里曾是旧时代文人荟萃之地。我考入民国大学,才迁居学校附近的公寓。

民国大学,是利用清朝的某王府为校址,规模颇象一座小紫禁城。我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后花园有个丁香阁,一株巨大的丁香树犹极繁茂,并没有随着世事沧桑而荣枯。每当春夏之交,它那淡紫的花朵铺天盖地,清香之气,洋溢里许。据说,就在这个丁香阁下,当年曾发生过一起残杀王妃的惨案。但我却不管这些,课馀之暇,总是一个人坐在丁香树下阅读。因为学校的图书馆就离丁香阁不远。

学校大门的南侧,邻近太平湖畔。想当年,王爷府第门前的盛况,一带垂杨,十亩荷花,联朱结紫,车马盈门,自不待言。但现在的太平湖,却只剩下要干不干的一湾死水,岸边连枯杨残柳,也没有几株。自然不会是游人涉足之地。但每天清晨,喜唱京戏的人,却云集湖畔,“吊嗓”之声,此起彼落,煞是热闹。我也喜京戏,但从来也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

北京,向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新旧思想互相激荡的大漩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不久,知识界的抗日高潮蓬勃发展,新思想也以排山倒海之势流行于学生之间。当时我背着沉重的旧文化包袱进入这个波涛汹涌的时潮当中,确实有些眼花缭乱之感。不过,回忆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十年寒窗所积累下的传统文化知识,我舍不得丢,也决不当丢;而我所缺乏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必需补课,决不能犹豫。我当时读的虽是“民国大学”新闻系,但总认为:北京图书馆就等于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就等于北京图书馆。为了读书方便,我曾一度搬到沙滩,赁公寓而居。因此,从旧典籍讲,我在北京,可谓大开眼界,博览泛涉,如鱼得水,我竟成了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长期座上客。至于有关新思潮的书籍,我也饥不择食,见了就读。有一次,竟被坏人“盯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拘押了两天,才得以释放;只有忍气吞声,不敢申诉。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我有位同学,因为书架上放了一本红色精装的马文元先生编的《代数》,竟被捕入狱。据说是因为著者姓“马”、书面红色而引起了坏人误会。相形之下,我还算幸运。

古人称出外求学是“游学”,这个“游”字,很可描绘我当时在北京的情况。那时北京是高等学府集中之地,又是名流学者荟萃之区,故学生中盛行跨系听课、跨校听课之风。这给我以学习上的自由驰骋以极大方便。我自认为,这是学习上的“游击战术”。对学术界的前辈,我不管他是新派,还是旧派,也不管他是京派,还是海派,只要他是“名流”,我总想一瞻风采,一聆高论。我的目的,并不是找师承,只是广见识。当时,民国大学新闻系的老师,多是新闻界的巨子,新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张友渔先生讲“社论撰写”,萨空了先生讲“中国艺术史”,都是我最喜欢听的课。张先生讲课,侃侃而谈,旁若无人;针砭当局,直斥“衮衮诸公”,令人神爽。萨先生讲课,态度严谨,恂恂如宿儒,给人以博洽之感。记得是 1932 年冬,鲁迅先生北上,曾在“中国大学”讲演。当时新旧派斗争激烈,我突破重重困难,前去听讲。开始是在大礼堂,因听众爆满,临时改在庭院。鲁迅站在高椅上说话。题目是《文学与武力》,给我的印象,跟读先生的杂文一样,深刻有力,又妙语解颐。现在才知道,黄侃先生的高足范文澜先生就是这时跟鲁迅相识的。此外旧学者,如清

末宿儒王树柟先生,擅长古籍考证的余嘉锡先生,专讲《庄子•天下篇》的马叙伦先生,以三札名物名家的吴承仕先生,我都瞻仰过他们的风采。新派名流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学术史时,我也竟同张政烺君去听了两个钟头。其实,后来才知道,章太炎先生高足吴承仕先生其时已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我那时,对新旧之分,仍是形式主义的,还不能从实质上看问题。

记得,我当时正在为《扬子法言》作校释,对出版过《淮南子集解》的刘文典教授,很想见上一面,结果失之交臂。刘当时在北大任课,是我同乡好友许维橘的导师。许即在他的指导下撰成了 《吕氏春秋集释》。对此,还有段学术界的轶闻佳话,可作本文的插曲:据说,许维橘刚考入北大,拜谒老师时,刘文典先生问其籍贯,许以山东荣成对。刘闻此,对许大感兴趣,另眼相看。因为刘系安徽合肥人,跟清末李鸿章同籍。李鸿章为人,国人皆知。当时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 之谚。李之侄某在合肥横行乡里,草菅人命,无敢问罪者。后来,山东荣成的孙保田为合肥县令,将其绳之以法,处极刑。执刑之日,万民欢腾,高呼“孙青天”。这件事,当然在刘文典先生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故当时许维橘一提起荣成籍,刘即以此事相告。当然,古今来师生相得者,主要由学术传授所决定,但此外的某些偶然机缘,也确饶有趣味。

北大教授刘半农,在学术界是有声誉的。我虽对他了解不深,也素未谋面,但我当年写《彩云曲》的动机,却与他有关。

我的《彩云曲》,是写清末名妓赛金花的故事。曾发表在 1935 年 1月 16 日的《大公报》上,也曾产生过一点社会影响。记得当时刘半农曾跟他的助手商鸿逵合写了一本《赛金花本事》,是通过赛金花口述的生活经历,反映庚子八国联军的历史事件的。它的出版,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其实,这本书的产生,跟当时的“赛金花热”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时代思潮吧。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步步进逼,平津岌岌可危。目击时艰,人们对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惨痛历史,自然会引起许多联想。例如,当时光绪与西太后逃之夭夭,李鸿章等大臣匿迹保命。北京城,只剩下无辜的老百姓,任人宰割。“九一八”后北京命运,不是眼看要历史重演吗?因而,当年在八国联军时曾做了几件同情人民之事的赛金花,虽已多年蜗居北京,渺无声息,现在却突然被人们所注意。报刊上《赛金花访问记》之类的文字,连篇累牍,目不暇给。据好事者的统计,当时南北报刊,不到二十天,就会出现一篇有关的文章。至于戏剧界,则有陕西易俗社的《赛金花》,北京新艳秋的《状元夫人》,与熊佛西的《赛金花》等等,而影响最大的,则是夏衍的话剧《赛金花》。演出时,曾产生过“轰动效应”。至于此剧之受鲁迅的指责,也遭政府的禁演,是是非非,且待下文分解。

凡是一种思潮,总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上述的这股思潮,虽然并不算大,但它既把北方的刘半农和南方的夏衍都卷了进去,则打湿了我的鞋袜,自属意料中事。记得那是 1934 年的一个深秋,跟我们读新闻系的学生有些来往的北京《晨报》记者王某,忽然邀我跟他一起去访赛金花。我们乘坐人力车,直奔居仁里。那是天桥旁边的贫民窟,乃三教九流、五方杂处之地。从垃圾成堆的巷道里,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居处,即居仁里十六号。门旁贴着“江西魏寓”的牌记。所谓“魏”,是指她晚年所嫁的丈夫魏斯炅(音桂)而言。叩门后,由女仆导入,只见庭院窄狭,满架葡萄遮蔽了天光。但果实累累,宛如一串串紫绿色玛瑙,又为小院增辉。我们被招待在北房的西间,赛含着微笑,迎接过来,看来已是七十左右的相貌,白皙而苍老的面庞上,刻划着饱经风霜的皱纹。她喊女仆摘下一盘葡萄飨客。缺了口的花瓶、满是黑垢的茶壶、已有几道裂纹的玻砖镜……横七竖八地放在一张小桌上,弄得葡萄盘几无立足之地。我们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情况,以及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乃至如何说服瓦德西保全了北京的文化古迹和琉璃厂,保护了市民的生命财产,议和时她又怎样巧说克林伍德夫人等等。在谈话之间,我发现她,有时斤斤计较,如对其父是挑水夫还是轿夫,就费了不少口舌;有时又模糊其词,如说到她在德国是否已结识瓦德西时,就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有时又百无禁忌,倾囊而出,如关于她开设妓院的情况,颇津津乐道,并带有得意的神态。不过,使我们为难的是,凡涉及上述内容,往往跟报刊所载,不尽相同甚至大有出入。我们是造访,并不是“对口供”,又怎能去追根揭底,弄个清楚呢?我又发现壁上挂有徐悲鸿赠她的画马,及樊樊山赠她的条幅。我心里未免纳闷,徐氏的马固然为她的陋室生色;而樊樊山的《后彩云曲》,曾对赛揶揄备至,赛为何毫无芥蒂,竟对樊书如此珍视?确是不可理解。我总觉得,赛一生的个性特点,是在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中缺乏强烈的“荣辱感”。她跟我们谈的话以及室内的装饰,也许正是她的这一性格的反映。我在告别之后,路上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回来之后,并没有写什么访问记,也没有写什么随笔或短评之类,竟写下长篇七古《彩云曲》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六句,发表于当时的《大公报》上。这从当时的时代思潮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看,也许不是偶然的。借风月情,写兴亡恨,几乎成了中国历代诗人的传统手法。记得魏源曾有句云“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可谓知言。我自认字读书以来,远的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近的如吴梅村的《圆圆曲》等,莫不朗朗上口,心领神会。况且,对赛金花,清末已有袁祖光的《赛娘曲》,后来又有樊樊山的前后 《彩云曲》,碧葭塘主有《续彩云曲》,巴人也写了一篇

《彩云曲》。但是,我写《彩云曲》,与其说是祖国传统诗歌对我濡染特深,未能免俗,不如说是外侮日亟,形势逼人,借此一抒忧国积愫。从主观意图来看,夏衍的《赛金花》是痛揭汉奸的丑态;而我的《彩云曲》则是隐讽当局无能。即清王朝对庚子之际大敌当前,一筹莫展,竟靠一妓女为国“折冲”。则逃之夭夭的光绪、慈禧辈的颜面何在?这当然是对“九一八”以后国事的讽喻。文艺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摆脱不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影响和个人的情绪支配。对赛金花的形象塑造,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我是如此,这以后的作者也将是如此。据说,最近瑞士华裔女作家赵淑侠,她反对曾朴在《孽海花》中把赛金花写成放荡不羁的妓女,正在准备创作一部以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重新塑造赛金花的形象。赵以为:真正的赛金花,应该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受损害的人物。“我不是在为赛金花开脱,我只希望在我的书中能做到把时代还给时代,历史还给历史,人情还给人情”。赵为此,1986 年回国遍访了赛金花出生的苏州小巷,赛住过的北京状元府,以及在上海等地活动的街道和痕迹(赵事见 1990 年《海外星云》22 期)。赵作为故国情深的海外华裔作家,她一生的作品,多写华人留学生的“漂泊感”,及其彷徨、辛酸、痛苦与快乐。因此,她同情赛金花的“沦落”,跟同情海外留学生的“漂泊感”是一致的。我当时写《彩云曲》时的某些情绪,也许跟赵有相通之处吧。当然,据我的回忆,访赛时,赛在谈吐之间,由于目前的失意,往往流露出当年的得意。我的《彩云曲》,在这方面也许多少受到那次谈话的影响。不过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当年的赛金花,也许不够恰当,而且以要求今天的作者,则是理所当然的。

访赛的第二年,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又到苏州就学于章太炎先生之门。这时才结束了北京时代的苦闷,一心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但是,一个人的经历,既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来龙去脉,不能截然割断;再加上几点偶然事件,往往会使人生的波澜起伏,枝节横生。因而,我到苏州之后,又有几件意外之事涉及赛金花,这里不妨一提。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观前街买东西,路过一条小巷,见巷口有“萧家巷”的牌子,使我猛然想起赵彩云的幼年时代,不就是生活在这又古老又窄隘的门巷之中?她的幼小的脚印,应当踏遍了这个早已长了青苔的巷头巷尾。看到那些单门小户,又不禁使人意识到,她那么落魄穷困的家庭生活,不正是她堕入风尘的主要原因?我不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凝思往事。同学们哪能理解我的思绪;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才加快了脚步,离开这条小巷。又有一个新秋佳日,我与同学们共游虎丘山,路过“仓桥浜”,这是赵彩云与洪状元初遇之处。虽然还有几只小船,寂寂地泊在岸边,但赛金花口述的“彩船”、“花船”的“盛况”,已渺然无踪。只有一只渡客的小船,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在打桨,衣着也极寒素,靠收渡钱维持生活。这虽然也令人想到十几岁的赵彩云当年陪洪状元在“花船”吃酒的旧事。但社会究竟变了,如果赵彩云晚生几十年,她也许不过是个打桨渡客,靠劳动吃饭的乡下姑娘,不会是名留史册的“赛金花”其人了。很巧,《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我到苏州那年,他已经去世;而写《孽海花》的创始人金松岑,仍健在,而且恰恰住在苏州。一次,我跟同门金君东雷去拜访他。他住在一幢古旧的小楼上,正在正襟危坐,阅读史书,戴着一付高度的近视眼镜;因天气寒冷,双足踏着个大铜脚炉。言谈间,涉及赛金花及《孽海花》。他认为“《孽海花》虽然反映了晚清数十年间官场与知识界的历史,但它是文艺,是小说,并非传记,允许作者虚构情节;但曾朴对赛金花的描写,未免偏见太深,刻画过分。”他又说:“曾朴的初稿,有些我是看了,并建议他修改一下,他不听;后来果然引起一些纠纷。”我们接着说到对赛金花的评价问题,并提出时下盛传的,诸如赛金花说服瓦德西,使北京城少遭涂炭;对此,苏曼殊的《焚剑记》也曾予以充分肯定。问他的意见如何?他说:“赛金花的一生,虽然也做了一点好事,但跟明末秦淮四名妓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的爱国精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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