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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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黄齐生先生的一段交往(下)

我和黄齐生先生的一段交往(下)

作者:李任夫 阅读量:51 点赞:0

革命先驱和教育家黄齐生先生 1946 年坠机殉难,迄今已五十年,回想与他生前的一段交往,依然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悲感交集,感慨万千。

黄齐生先生的一生,从他当学徒起,至最后殉难止,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一句:是平凡而伟大。这里,仅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交往,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和认识,以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我与黄先生的认识,是从 1933 年在上海附近的徐公桥开始的。那年,我在广西办理民众教育工作,并代表广西出席在山东邹平召开的全国社会教育年会,同时被派赴各地考察社会教育。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是雷沛鸿先生,他是一位社会教育专家,此前曾在无锡教育学院与高扬一起搞了一套新教育实验。那时,一些资产阶级教育改良主义者可谓风起云涌,在河

北有定县的平民教育会,在山东有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江苏有无锡的教育学院,在上海有黄炎培等主办的徐公桥实验区,和陶行知所办异军突起的工学团、晓庄师范等等。在各省也普遍有人办理民众教育,形形色色,名目很多,大都举着教育救国的旗帜,各搞一套。桂系当局,在标榜“三自”政策之下,也搞起这一套来为他们装点门面,我自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出来考察的。为了考察参观的方便,雷沛鸿厅长为我写了给各方面负责人的介绍信,以便于接洽,其中之一就是主办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先生。因为当时广西有模范省的虚誉,黄炎培先生对我也特别客气。他亲自陪同我参观距上海不远的徐公桥,看看他们的实验区,而这个实验区的负责人就是黄齐生先生。在他们两位的陪同下,我参观了这个实验区的所有设备。在当时看来,虽然是枝枝节节的改革,也有一定积极意义。由于交谈,从口音上我了解黄先生是贵州人,于是在参观完毕之后,彼此谈起乡情来。黄先生在徐公桥工作,全家都住在上海。不料参观后第二天,他却来到上海看我,谈话更进一步展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自我介绍,如何从一个布店里的学徒出身,为老板铺床、扫地、倒夜壶,劳动之余,自己努力自修,达到能看书的程度,以后又如何当义务教员,办达德学校,最后带领学生到日本和德国去过半工半读的生活等等,使我既惊奇又敬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从黄炎培、陶行知、江问渔各先生处,间接得悉黄先生的生平,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于是一往一来,从此我们便结成了终生忘年之交,这就是我和黄先生友谊的开始。

我们第二次会面,是在河北定县平教会的实验县。我代表广西去山东开会,过广州时我去向李宗仁汇报,他指示我,如到济南,可以去泰山看看冯玉祥先生,顺便带点小礼品去。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完会后,即与山西的代表薄某,一同到泰山去探望冯先生。冯先生很客气,留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并陪我游览了一些名胜,因为我还要去华北考察,临别时留下了通讯处。我到北平时,即接到他寄给我的丘八诗和一包他的著作,他是鼎鼎有名的抗日反蒋人物,当时被迫隐居泰山,受到他部下韩复榘的保护,借以观望待时。因此,他一切活动,是在蒋介石的特务监视之下的。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是北平宪兵第三团长,负责执行逮捕镇压抗日爱国人士,对于邮电,实行严格的检查,冯玉祥先生寄给我的诗和书,曾被扣留在他们手里。这样一来,蒋孝先三次派人来逮捕我,我已提高警惕,便从广西会馆转移到后城梁漱溟先生家里去,否则我一定落入虎口了。后经再三考虑,我在北平呆不下去了,更谈不到考察。于是我转到定县平教会去,出乎意外,此时黄齐生先生已由徐公桥转到平教会工作。我从虎口脱身出来,相逢之下,更感到格外亲切。我的情况,除了告诉黄先生外,对于在那里负责的人如陈筑山、孙优国、瞿菊农几位,我是讳莫如深的。因此请黄先生也为我保密。在这段期间,黄先生陪我参观了不少地方,我每天都和黄老在一起,晚上就在他家里谈天。他的家庭很简单,只有他夫妇两人。记得那时已是初冬了,天气相当寒冷,我们围着一个小火炉,除了黄老夫妇外,记得还有几位青年朋友也经常来参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四川的何

睛波,湖南的堵述初,他们都是敬仰黄先生的青年,我们谈的问题很广泛,从历史到时局,从政治到文学,无所不谈。那时他的外甥王若飞同志,正在呼和浩特狱中,是从苏联回来被捕的。他为营救这位心爱的外甥,在当时环境之下,感到束手无策,便决定亲到呼和浩特去一趟,说不定也是永诀吧。我赞同他的计划,冒险前去。当时我的考察计划,尚未完成,也很想到西北去看看,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约定,我先走正太路入山西,再转大同去呼和浩特,即在呼和浩特会面。但事情巧合,当我尚未成行之前,由于内蒙德王等闹自治问题,国民党政府为了处理这一政潮,已决定派当时的内政部长黄绍沈和蒙藏会委员长赵王廉协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共赴内蒙,在百灵庙开会解决。在我听到黄绍花等一行抵北平时,我又临时

改变行程计划,决定秘密回北平去,以我的广西日报特派记者的名义,随同他们一道西去。我当时估计,一则北平的特务不认识我,二则有黄绍沈的保护,是不会发生危险的。但黄先生对我特别关怀,怕我路上出意外,他特地陪我到北平去,一直到我与黄绍筑等一起西行之后,他才回定县来。他这种对朋友的热情与侠义精神,每一念及,令我耿耿难忘。我认为他除了作为一个教育家外,颇有中国古代侠士之风。                     

 二

我到呼和浩特的当天,即拍电报告知黄先生。几天以后,黄先生也到了,行装甫卸,即到招待所来看我。这次塞外相逢,一种悲欢离合之情,彼此都感到欢快和兴奋。首先他与我商讨如何去探看若飞同志,并设想营救方案。他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去探望若飞,我欣然同意。为避免他人注意,我是以王的表弟身份出现的,而且用的是化名。此次不平常的会见,事先还要呈报傅作义批准。记得当时看到若飞同志脚带重镣,一步一拖地被带到接待室来,和我们见面之后,黄先生即向若飞示意,这位表弟是从贵州来的,若飞也心照不宣地表示谢意。当时天气很冷,黄先生身穿棉袍加马褂,见面之后,黄先生老泪纵横,看守人也受感动。两人谈了片刻之后,若飞即将身上一件羊皮袄子,脱下送给黄先生,黄先生不肯接受,说:“你

在狱中冷,不能给我,我在外面有办法的。”若飞说:“你老了,要多加暖,     我身体好,不要紧。”我看到这种你推我让的情况,也不觉热泪直流,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关于案情的事,若飞侃侃而谈,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接见后,我们一同到他住的旅馆里,彼此相对默然,很久说不出话来。黄先生准备写一封长信给傅作义,又问我还有什么办法 ? 我曾经是尝过桂系铁窗滋味的人,在“清共”以后,我深知黄绍兹之为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在黄绍兹的面前进言,根本是幻想,至于傅作义虽然是扣留王若飞的人,但在当时形势下,得不到阎锡山的指示,是不敢有所行动的。我认为只有打通何应钦与阎锡山的关系,才有一线希望。黄老与何应钦虽是同乡,但过去毫无关系,也无从着手。黄老为了最后的努力,还想面见傅作义一次,可是那时傅作义正忙于百灵庙开会的事,哪有心思来理会这些事。不几天,我就随同黄绍兹、赵王廉、傅作义等共赴百灵庙了。但黄老仍待在旅馆作最后的等待,他那时心情的寂寞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当我从百灵庙回来,马上去看他。他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邀我去呼和浩特唯一的四川馆子“蜀珍”吃饭,在酒酣耳热之后,他慨然吟诗,惟年久健忘,现在已记不起了。饭后下楼,忽见楼下两柱挂着一副木刻的集句对联,不仅写得好,而且集得妙。其文曰 :“大白满浮客说剑,小红低唱我吹箫。”在莽莽苍苍的塞外,忽然看到这种英雄美人气息的对子,确使我们都为之击节不已。以后我即每天去参观学校和文化机关,晚上又与黄先生在一起聚谈,时商谈一下营救若飞的问题,有时则逛街游览,呼和浩特虽是一个有名的古城,可是名胜古迹并不多。出城一步,便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底见牛羊的景象,枯草黄沙,迷人眼目,没有多少可欣赏的风光。一天,黄老特约我去看王昭君的青冢,在未去凭吊以前,因为受

了杜甫“独留青冢向黄昏”的诗句影响,想到定是青草葱茏的景象,其实那只是文人的幻想。我和黄先生兴致勃勃地雇驴前往,才亲眼看到所谓青冢,是一望无际草原上一柸黄土小丘而已。时在冬季,莫说花木,连一片青草也看不到,除了过去有几个文人的残碑断揭而外,一无所有,真是名而不胜,令人失望。可是,不管此冢是真是假,是青是黄,作为一个历史插曲来讲,也引起我们无限的怀古幽思。我们在那儿徘徊了很久,真感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慨。在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即离开了这个可纪念的荒冢。可借这些照片,在抗战时都失落了。黄先生对旧诗词,是很有修养的。他作了几首诗,我虽是门外汉,也奉和了他,并且还填了一首词儿,因旧,佑已失,我只记得黄先生的吊

古诗其中“自古华夷本一家,边情植遍女儿花”两句。

    三

我在呼和浩特参观告一段落之后,又作包头之游,黄先生则留居未动。当我返回时,我们又聚在一起了。但为时不久,我即沿平绥路进入大同,参观了北魏的大同石窟,才转到太原,继续我的考察工作。接着走正太路到石家庄,再直下武汉,又由湖南,江西转回上海。由于在旅途中,我们没有联系。一直在我考察结束回到广西之后,他也仍回定县工作,我们才恢复通讯,得知若飞的问题并未解决。他寄了几首诗给我,都是为营救若飞不得的感慨之音。悲歌慷慨,令人不忍卒读。其中有一首咏百灵鸟的七古,完全是拟人之作。他把关在笼子里的百灵鸟,作为若飞的象征,更为沉痛。可借我也记不起原诗句了。我回广西之后,曾向教育当局建议,聘请黄齐生先生来广西工作,得到同意,而且要我先征询他的意见,是否愿来。于是我即向他提出邀请,黄先生欣然应允,接受了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学院的职务。我在考察归途中,路过广州时,即向李宗仁报告考察经过和冯玉祥先生接触的情况,由于我在华北与西北所见所闻,认为中日交战问题已迫在眉睫,为了知己知彼,我提出愿意到日本去考察研究,得到李宗仁的许可与资助,乃决定东渡。因此,我回到广西的日子并不太长,可是我和黄先生几乎每天见面,不是我去看他,便是他来看我。所涉及的问题,大致不外广西的建设与抗日问题,往往谈到深夜。南宁对岸有一个名胜之地,名“西圆”,非常幽雅,那是我们每星期天聚会之所,记得还有好几位青年同事,如无锡的范显和苏州的叶蕴,也经常在一道。他们都是无锡教育学院毕业的,当时且已成为夫妇了。黄先生对他们循循善诱,他们对黄先生也视同父师 ( 范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叶蕴尚在 )。我们聚会时所谈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多集中在对桂系做法与对国际形势的看法。黄先生对广西那套“三自”政策是不满意的,认为那些做法,都是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的,没有真正的民众基础,一遇风吹雨打,就会土崩瓦解。这是很中肯的观察。

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黄先生认为日本步步入侵,中日前途必出于一战。只是爆发时间迟早而已。他在北方工作多年,对于具体的客观形势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因此,黄老对我赴日之行,十分赞同。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我已加入李济深领导的民族革命大同盟,认为反蒋与抗日,是一个不可分的问题。那时我与党内宣侠父同志等已有联系,在反蒋抗日工作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到日本以后,一方面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方面则与左派人士接触,秘密从事反蒋抗日活动。我和章伯钧同住在一起,与郭沫若等也时有往来。记得一次秘密在伊豆海岸召开一次左派大联合会议,商讨反蒋抗日问题,结果被日本高警发觉,指我们为间谍活动,于是我们散开。由此可见日本对我们防范之严。这些情况,我都隐约地函告了黄先生。后来我发现他的

来信曾受到检查,当然我的去信,也一定遭到同等待遇,从此我们较长一段时间停止通信,以免发生意外。1936 年两广发生所谓六一反蒋抗日运动。在日本的报纸上成了头号新闻,不久我接到李济深、李宗仁诸先生来电,促我回国,我当然明白是要我回国参加运动,我很感到兴奋,但同住一起的章伯钧、李伯球等业已回国,我只好到千叶去看郭沫若,与之协商,并请指示。郭老认为两广抗日反蒋,是先发制人,主要为了自卫。如果真能引起全国抗日,他也要回国。他劝我可以轻装回国看看,如果他们真抗日就参加,如果是内争,不妨再回日本来。于是我即决定轻装回国,将行李书籍,一概寄存日本。

当我经香港回到南宁时,黄先生早已不在广西了,教育厅长也换为邱昌谓,黄先生的行踪呢,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回到贵州,有的说他在重庆或昆明。此后我在李济深先生的领导下,一直努力于反蒋抗日的地下活动。一段时间,我曾干过在大同盟领导下所组织的贵州改造同志会的负责工作,但遗憾得很,却始终没有和黄先生取得联系。“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始终追随李济深先生辗转于宁、汉、湘、桂之间,担任与各方联络的工作。在武汉陷落前夕,我奉命入川有所活动,在重庆见到黄老的学生张雪澄同志,才知道黄先生早到了延安,

最近将离延安赴昆明工作云云。当我到成都之后,黄先生也从延安出来,路过四川转到昆明去。我首先按址去看他,多年的离别,又正处在抗战的高潮中,大家那种兴奋感慨之情,是难以形容的。彼此谈了许多别后的情况,我坦白对他谈了我到四川来的政治使命,并向他反映了与各方面联系的情况 ; 同时他也对我谈到延安方面的活动以及若飞自由后的近况。由于我是以一种秘密身份到四川去的,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我是受川康绥靖主任邓锡庆的秘密接待的。所以他不便到我的住处来,只有我单线去看他。在交换情况之后,他对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他当时是我的顾问,我得到他的教益不少。为了避免注意,我们总是相约在城外武侯祠会面,一谈就是半天。他对蒋介石的投降主义和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是非常愤慨的。他认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才能坚持抗战到底。同时希望桂系军人,在团结地方力量上,多起积极作用。他认为川滇黔的实力派都是骑墙的两面派,一切以自身的利害为转移,是动摇不定的。与他们联系,要提高警惕。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一再鼓励我,要在抗战上多做实际工作,最好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他对我的教导,使我非常感动,所以以后我也由后方到前方去工作了。当我在成都的任务尚未结束的时候,李济深先生突然被陈诚拉到重庆来,打电话要我马上回重庆去。在离开前,我又和黄先生作了最后一次的会谈,地点是在城西的草堂寺。他对我表示他将去昆明工作,预约在重庆再见。当黄先生去昆明路过重庆时,约我在中华职教社会面,参加者有张雪澄、聂敏君二人。重庆一别,各因工作紧张关系,只通过几次音讯,便没有继续。到 1940 年,我一再要求到战区工作,王葆真先生也请示李济深要求我到第一战区去担任党政分会的秘书长,李也不准我离开,一直到广西省会南宁陷落之后,我才被派为第四战区指导员到前方去与蔡廷锴合作。在这段时间,我与黄先生便中断了联系,彼此情况都隔膜了。我后来以患严重的黄疽病返后方医疗,不料被蒋介石诱骗,将我召到重庆就被扣留了,以后转禁贵州息烽集中营,前后达 4 年半之久,饱受摧残。最后幸得冯玉祥和李济深两将军之力争,才于 1946 年恢复自由。当我从息烽出狱之后,即马上到重庆去与李济深先生同住,得悉黄先生为较场口惨案代表延安来重庆慰问,我才知道他已去延安多年了。当我到八路军办事处会到他时,同时也看到若飞、博古和叶挺,他们正准备即赴延安,要我同去,         我本愿前往,但又为李济深先生所强留,要我协助他的工作,而冯玉祥先生也包了民权轮,约我一同东下赴宁。恰在此时,忽接家电,我母以念子心切,危在旦夕。经李、冯两公同意,由我先回乡探母,然后赴宁。及我飞回桂林时,惊悉母亲已去世,使我抱终天之恨。更为惊骇的是 : 同时得到黄先生、博古、叶挺、邓发、若飞诸公因飞机失事,同时牺牲的噩耗,更令我悲感万端,这真是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遗憾千古。今天回忆这一段往事,真难以抑止悲痛之情,回想到我与黄老在 1933 年相识,1946 年永别,虽然是短短的十余年光景,然而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黄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业已实现,现在全国人民在万众一心,向四化的前途迈进,展望未来,更是光芒万丈,黄先生泉下有知,亦当为之歌舞欢唱。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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