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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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段编辑生活(下)

我的一段编辑生活(下)

作者:卓廉操 阅读量:9 点赞:0

一个作家的成长,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文学刊物对作家的迅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文革”十年动乱,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在一片混乱中度过。特别是文艺部门,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一切工作陷于瘫痪,各级文联机构也被撤销,直到 1975 年毛主席把邓小平请出山来,人们才看到一线曙光。这期间,贵州省文艺界领导也认识到,现在是该站出来工作的时候了,首先考虑到先把停刊多年的刊物办起来,然后逐步恢复文联。于是便在原文联留守人员中,成立编辑组和美术组,任命王树艺为美术组长,把我从艺术馆调出来任编辑组长。办刊物首先是稿源问题。为筹集稿件,邢立斌同志亲自出马,带领一些同志到绥阳县,开办一个笔会式的改稿班。这一举措,成为日后《山花》每年举办一期改稿班的先例。一个月的改稿班结束,果然筹集到一批稿件。这样两月一期的《贵州文艺》,基本上做到按时出刊。

刊物究竟能否正常按时出刊?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因那时“文革”并未结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不定。1975 年,“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小平同志再次遭难,人们又陷入沉思困境之中。特别是 1976 年初,“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通过文化部的爪牙,在文艺界掀起一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黑浪。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刊物该怎么办?所谓的写走资派的作品,该不该发?是有很多考虑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每次政治运动,首先是检查刊物的政治方向问题,因此,办刊物既不能脱离时代精神,也不能盲目追赶政治浪潮。我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1976 年夏天,安顺地区搞了一个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剧调演,我曾去观摩演出,看了写这类题材的小戏,到快结束调演时,文化厅的一位同志,建议我选个剧本在《山花》上发表,我认为“文革”搞了这么几年,什么是走资派,哪个是走资派?谁说得清楚?没同意登。另一件事,我收到一位作者写的学朝阳的剧本。谁都知道,学朝阳是“四人帮”吹捧毛远新,妄图把毛远新捧成毛主席的接班人。听说这个戏在上海得过奖。对这个剧本发不发,怎么发?考虑很久,最后决定大改动,把主人翁学朝阳通通删掉,改为学大赛,抓阶级斗争的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7 年,涂尘野告诉我,他听说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检查了两年来的《贵州文艺》,认为戏剧、电影栏目,有点问题。几天后,果然通知我和涂尘野两人去宣传部开会。这个会是在汪小川部长办公室开的,出席会议的除有邢立斌、胡维汉外,还有宣传部的徐用度等同志。会上主要是我汇报两年来《贵州文艺》办刊基本情况,也谈了有关电影、戏剧选稿问题,当场我便将经过我修改过的《鸿雁度假》原稿,送给汪部长看,汪翻看了几页,便递给徐用度,要他看看。会上汪部长还问过发表叶辛的电影剧本《火娃》的问题,作为部长亲自过问此事,我理解今后发这类大型作品要慎重,要和部里通气。我一方面说明发稿前,曾向邢立斌同志汇报过,同时也谈了我当时的一些想法。认为《火娃》就剧本写得还可以,尤其是作者是位知青,又是处女作,能写到这样,就不简单了。就他的文笔和故事结构能力,今后可能写出较好的作品。

提到此事,我对叶辛还抱有歉意。因为《贵州文艺》发表作品是不发稿费的(全国文艺刊物皆然),只送几本刊物,电影是大型作品,就寄了一捆(约五十本)刊物给叶辛。一个知青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他用的稿子纸,全靠上海的同学给他寄来。后悔当时为什么不灵活一点,发点稿费呢,哪怕将这捆刊物折成现金,也有几十元,对他写作也不无小补。

我自当编辑以来,奉行一条原则:一个称职的编辑,不在于编发了若干知名作家的作品。而是他善于发现和扶持了哪些尚无名气,但又确有才华的作者,并为他们逐步成长铺平道路。这才是一个编辑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

1979 年钟华向我推荐一个电影剧本 《敌营十八年》,作者唐佩琳,刚落实政策,正等待安排工作,剧本曾送了几个电影制片厂,均未采用,要我看看可否先在刊物上发表。我认真阅读本子后,认为很有基础。便与作者经过几次研究修改后,在《山花》发表,社会反响很好,同时被中央电视台剧作组看上,邀请作者去北京修改成为十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这是中国创作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在中央一台播放。作者很快便安排在省电视台创作组,之后他连续写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并当选为贵州电影家协会主席。

顾汶光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的出版,也是经过几番周折的。早在 1978 年顾氏兄弟拿来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初稿,我翻阅了几个章节。因为《山花》不发长篇,便推荐给贵州人民出版社,他们很乐意接受,并派专人协助作者,搞了一年多,写出了 60 多万字的第二稿。作者带着二稿又来找我,说出版社要他压缩在 25 万字内出版,他不同意,要我看看怎么办?我利用晚上时间,花了几个月读完全稿,认为此稿无论从故事情节结构,人物细节描写基本上是可以的,根本无需大砍大删。便和作者多次商议,从中选出几个章节,共八万多字,提出修改意见,让作者修改后,在《山花》分期连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作者由普通工人,调入作协为专业作家。“文革”十年动,由于“四人帮”对文艺的禁锢,十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粉碎“四人帮”后,人民自然十分渴望读到文学作品。为满足人民对文艺的迫切要求,1978 年恢复贵州省文联,《山花》复刊,也就顺理成章了。就在这时期,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后,一石击起千重浪,全国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并造就了一大批文艺新军。这时期贵州文学如遇春雨,山花烂漫,出现了何士光、叶辛、李宽定以及顾汶光等文艺新秀。他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驰骋在文坛。贵州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家群中,还有石邦定、李发模、余未人,以及雨煤、王剑等等,他们无不是活跃在文坛上的佼佼者。

正因为贵州出现了这样一群作家新秀,他们为《山花》提供了优秀的作品,使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刊物每期发行量逐年上升,最高达到每期 60 余万册,每期零售也在数万册之多。可以这样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是贵州新时期文学繁盛的时期,也是贵州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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