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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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任务(下)

特殊任务(下)

作者:黄海 阅读量:8 点赞:0

1974 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 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同志。

为了人员和设备同时抵达,只能在特快列车尾部加挂一节平板货车,装载转播车。而这样做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其原因是:第一,货车车厢的结构设计达不到特快列车的时速。第二,货车轻,挂在车尾会左右摇摆、发飘。第三,转播车本身较高,装在火车上,总高度超高,过隧道时不安全。不过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有危险也得上。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谢天谢地,10 月 29 日我们总算平安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主席提供电视节目。毛主席当时正在长沙,沾他老人家的光,从车站到宾馆的沿途路上,我们的车队享受了国家元首一级的待遇;前面警车开道,后面工作车、备用车压尾,前呼后拥,一路绿灯,戒备森严,好不威风 ! 沿路群众驻足观望,他们都不知庞大的转播车为何物,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和猜测。而我们却另有一番猜测,究竟要录制些什么节目呢 ? 有多高的要求、多大的难度呢 ?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还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再就是组合式的所谓折子戏,也有少量现代题材的京剧、话剧等等。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电视文艺的整天接触“样板戏”。他们的一整套路数我们都摸熟了,演员一举手一投足,一句台词一段唱腔,甚至一个亮相一个转身我们都心中有数,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顺利。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主席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很高兴,打电话要求马上再重播一遍。试想,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质疑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 ? 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 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一个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革命化的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 ? 那就不只是几个质疑电话,说不定连电视台都会被“砸烂”。最后决定:重新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是抱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是后话。

1975 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主席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自不待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 ? 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 ? 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刚刚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 1 号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 月 2 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主席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主席在墙里面通过一台 26 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主席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 ? 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

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以后,我们的工作量明显增加了很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任务 ( 当时还增加白天 )。我们的日程安排基本上是上午看演员排戏、走台,下午与导演一起谈镜头,分头准备,晚上正式拍摄传送。

说实在话,当时那一段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工作压力不小,思想负担也不轻。因为第一,我们的观众不是别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精通历史又懂戏文,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对付”的。第二,因为是实况传送,没有半点后期加工的余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锤子买卖”,稍有疏忽,小有纰漏都将无法挽救。因此,对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要求极高,既要有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又要懂得戏文戏路,既要反应快、应变力强,又要记忆力好(因为节奏快时根本来不及看镜头本,全靠事先记忆)。再加上有些剧目甚至连台本都没来得及整理出来就匆匆上阵。很多地方全凭演员即兴发挥,这无疑使我们的工作又增添了难度。

我们可以感觉到,1975 年初,毛主席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这对我们来说不用担心观众打电话来质问了)。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记得当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开始都互不认识,因为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单位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但是大家在工作的关键场合,想不到居然配合得如此默契,就连摄像机似乎也通了人性,它打破了机械本身一成不变的预热常规,居然也没出现过一次问题。不过说实在的,像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否则,人也受不了,机械也受不了。

2 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主席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 6 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这批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消闲型、欣赏型、思辨型。通过这些节目的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些关于毛主席的文化素养、审美需求、情趣爱好、欣赏习惯的概貌,同时,对毛主席当时的心境、思绪也可窥视一斑。

毛主席当时的心境看来相当复杂:既有对自己毕生经历的回顾,又有对未竟事业的信念;既有对古人的缅怀,又有对人生的感悟和眷恋;既有对严峻形势的察觉,又有对自己年事已高的客观现状的莫大遗憾以及接班人渺无着落、国家前途未卜的茫然和无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老人家在欣赏这些作品时的那种击节和拍、浅吟低唱、心驰神往、老泪纵横的样子。正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场面何等激昂,何等壮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以如此心情面对如此作品的同时,毛主席却在以另一种恬淡、闲适的心情欣赏着侯宝林的相声小段,一种幽默艺术。这一前一后感情色彩的反差太大了,对比度太强烈了。不久,我们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可以窥视到毛主席那丰富、深邃、多层次的感情世界,那有如万马奔腾、大江东去的博大胸怀以及作为一代伟人那超人的睿智。

1976 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主席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 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 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我们使用的是两寸磁带, 90 分钟盘式,每盘带有二三十斤重,落地式的 AMPEX 录像机,设备虽然笨重,但画面质量十分优良。当时湖南省委主管文教的李振军书记对电视宣传很重视,对我们的设备也极感兴趣,他曾多次对我们半开玩笑又很认真地说:“我们湖南人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搞彩色电视 !”由于这种录像机可以边录制边打点编辑,所有镜头都是现场一次性制作完毕,所以送到北京去的带子实际上就是原始母带,画面清晰,声音、色彩质量极好。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为了挖掘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剧团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翻箱倒柜,翻肠倒胃,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主席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

记得大约从 5 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当时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到 1976 年 7 月 16 日这一天,我们结束了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 1 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当时两年当中我们所承担的特殊任务,是我国电视界规模空前的、最复杂、最艰巨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一次特别行动。它最主要的功绩在于,从客观上讲,它以高质量的艺术和技术效果,保存了一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品,给我们乃至后世的文化戏剧艺术研究留下了一批丰富的档案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老艺人在我们录制工作结束后不久便相继离开了人世,因此,这批节目便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又是始料不及的。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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