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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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初创轶闻(下)

深圳经济特区初创轶闻(下)

作者:东山涛 阅读量:17 点赞:0

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件大事。1984 年 2 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如今,深圳经济特区马上就要迎来 30 周年的生日了,此时,梳理经济特区创办初期那些鲜为人知却不容忽视的史实,对于我们缅怀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和开辟经济特区更美好的未来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定名:从“出口基地”到“贸易合作区”再到“出口特区”最后到“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这一名字的确定可谓一波三折中央之所以要在广东办经济特区,这固然是由广东独特的人缘、地缘优势所决定的,但同时,也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东的关心密不可分。1977 年 11 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来到广州。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之后,他就广东的发展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到外汇问题时,他说,文化大革命前,全国侨汇才 3 亿多美元,而现在,广东一个省就有 4 亿多,可见,“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要“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接着谈到口岸问题,他又说,你们是第一个口岸,然后才是上海、天津等地方。最后他指出,广东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邓小平讲这番话,实际上是要释放出一个信息:广东有条件“先行一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

在邓小平这番讲话的鼓舞下,广东的领导层很快便形成了“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若干共识。这些共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靠近港澳的宝安(深圳)、珠海建立两个出口基地。建立出口基地的构想本来是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经贸考察组到香港、澳门调研之后在报告中所提出来的,但是,广东的领导层很快便抓住了这一机会,决定将构想变为现实。1978 年 10 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这一报告最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然而,几个月之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出口基地”的标准和名称显然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了。1979 年 4 月初,在杨尚昆主持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参与会议的领导人在讨论有关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比建立“出口基地”更为大胆的构想,就是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三个按照国际惯例来运行的对外加工贸易区。当时,为了如何准确适度地向中央表达这一构想,广东省委为着如何称呼对外加工贸易区破费了一番周折。起初,有人提出叫“出口加工区”,但很快就异议提出,认为这一名字与台湾的名称一样,不妥。接着,有人提出叫“自由贸易区”,但又有人觉得,这样的名称让人想起资本主义,不妥。最后,大家形成一致,名称暂时定为“贸易合作区”。据悉,有知情者曾经回忆:广东的领导人为着这个名字而苦苦思索,情急之下,突然想起叶剑英元帅此时正好在广州休养,就跑过去请教。听了汇报后,叶帅一时也定不下来,于是便提了一个建议:“这样吧,你们不妨先直接向小平汇报一下,听一下他的看法。”

1979 年 4 月 17 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层汇报了广东打算效仿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建立“贸易合作区”的构想。这一构想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赞同。后来,邓小平得知广东的领导层为“贸易合作区”这一名称而举棋不定,就说:“就叫特区,当初,陕甘宁就是叫特区嘛!”据悉,正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特区”的提法得以最终定下来。1979 年 6 月 6 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提出要试办“出口特区”。7 月 15 日,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自此,“特区”的说法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法定文件之中。随着规划工作的展开,一些同志慢慢意识到:“出口特区”的提法,不仅不足以反映出特区的内涵和功能,而且不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有人提出,可否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这一建议很快便出现在了 1979 年 12 月广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中央的批准后,“经济特区”的提法最终才得以确立下来。

1979 年 12 月 29 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大约 700 字的消息,报道了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相关情况。细心的读者发现,“经济特区”的提法就这样通过新闻媒体第一次见诸于世了。


定址:一场突然而至的暴雨,促使特区的规划者们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在罗湖打响开发深圳“第一炮”当初,中央虽然同意办四个经济特区,但是,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因此,在实践中又提出了“先集中力量重点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四个经济特区创办之初的面积上看出一些端倪。在1980 年初确定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中,厦门本岛面积为 120 平方公里,经济特区规划为 2.5 平方公里,珠海面积为 654 平方公里,经济特区规划为 6.8平方公里,至于汕头,当时还处在规划之中,而深圳,则划出了一块总面积为 327.5 平方公里(实际可开发面积为 110 平方公里)的地方出来,作为经济特区的适用范围。

范围确定之后,在哪里打响开发深圳“第一炮”无疑成了一个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起先,深圳市委想把“第一炮”的地址选在福田,因为,按照设想,福田附近的皇岗有可能被开辟口岸,这一信息也已经向港英政府进行过透露。如果皇岗变成口岸,在福田打响开发深圳“第一炮”的事自然也就铁板钉钉了。令人遗憾的是,港英政府却迟迟没有就此做出回复。就在港英政府举棋不定的时候,1980 年 7 月 27 日的一场暴雨,却让经济特区的规划者们萌生出了新的想法。据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那天,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被水淹没至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我卷起裤脚,淌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


暴雨之中的罗湖,同样也让到深圳考察的江泽民同志印象深刻。他曾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指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 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 8 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暴雨之下的窘状和吴南生的讲话引发了规划专家的进一步思考。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周密的测量,没过多久,一个足以改变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轨迹的决策得以形成:搬山填地,开发罗湖,以此来打响深圳经济特区“第一炮”。

在当时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大胆决策。要知道,罗湖本是由一大片的洼地构成,要想在此地办经济特区,非得把洼地填平才行,否则,地理条件根本就不允许。而要填平罗湖的洼地,最为现实的办法,则是把附近的罗湖山推平,用它的土石来填补洼地。可见,开发罗湖,无异于是要“愚公移山”,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特区的规划者们偏偏就选择这“移山”的壮举。因为,他们知道,“移山”难度虽大,但战略意义却非同一般。

一方面,填平罗湖洼地,可以一举解决困扰深圳多年的水患问题,等于是为深圳的长远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另一方面,罗湖靠近口岸,是香港进入内地的第一站,以往,香港客人进入罗湖口岸后,要是碰上暴雨天气,往往都要被迫挽起裤脚在不时泛起粪便的积水中穿行,因此,填平罗湖洼地,也有利于维护深圳经济特区的形象,进而吸引更多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来投资。

既然选择“移山”,自然就要有“愚公”的气度才行。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之初,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然而,话虽如此,但真没钱可不行。开发罗湖的事定下来以后,巨大的经费缺口陡然付出水面。此时,广东省和深圳市的领导者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没钱,去向上面借!中央不给钱,没关系,给点贷款作为启动资金总是可以的吧。于是,吴南生找到了主管经济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他巧妙地给谷牧打了一个比方:我们要做“面包”,但没有“酵母”,希望中央能贷点款。为了打动谷牧,他进一步说到了罗湖开发的前景:第一步在罗湖开发 0.8 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 90 元,需要投入 7000 万元。开发之后,我们可以拿出 40 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途,总计收入大约可以达到 20 亿港元。谷牧听了以后,觉得可行,便答应帮忙贷款 3000 万。事实证明,中央给了“酵母”之后,罗湖很快便做成了一个大“面包”,也正是开好了罗湖这个头,整个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才得以顺利进入日新月异的黄金期。

立法:“特区是中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

特区立法是确保经济特区权威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出台有关经济特区的根本性法律,那么,不仅经济特区的建设将陷入无序化的状态之中,而且还会让海外人士心存顾虑,不敢放心前来投资。因此,就在中央同意经济特区创办的同时,有关《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也悄然提上了日程。

《条例》起草从 1979 年 8 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初稿便已完成。初稿出来以后,有一道必需的程序,就是将其交给一些港澳人士进行讨论,讨论过后,再酌情进行修改。不讨论则已,这一讨论,马上便引发了尖锐的批评。原来,起草人员顾及到意识形态,在思想上放不开,结果,把一部本来是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的“鼓励法”硬生生变成了一部限制外商的“限制法”,起草出来的《条例》处处都显示出对投资者的怀疑和警戒。对此,香港知名侨领庄世平先生不得不在讨论会上痛心疾首地呼吁:“如果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特区条例订它何益!如果这样的条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付诸表决时,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这样尖锐的批评,无疑给了《条例》的起草人员当头一棒。此后,《条例》草案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的修改,直到获得了投资者们的广泛认同才得以定稿。据悉,从起草到公布,这短短 2000 多字的《条例》,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整整产生了 13 个草案文本。

1980 年 4 月 14 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被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然而,这一结果却还不是特区开创者们的最终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创办特区肯定会是一条阻力重重的荆棘之路,要想走下去,除了需要靠开创之人的毅力和勇气之外,还需要有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才行。于是,主管特区工作的吴南生决定:把《条例》交给全国人大,让最高的权力机关来通过它。此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刚好到了广州,趁着这个机会,吴南生将《条例》拿到了叶剑英面前,并请求他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讨论通过。很快,全国人大办公厅做出回复:广东省的特区条例只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无须由全国人大来通过。接到回复之后,吴南生并没有放弃,他坚持认为:“特区是中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据悉,叶剑英在听了吴南生的这一表态之后,只说了三个字:“明白了。”叶帅的回答虽然简单,但却意味深长。没过多久,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由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代表国务院来就这一《条例》做出说明的人,则是亲自参与过经济特区筹划和创办工作的江泽民同志。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堪称经济特区的第一立法,它的颁布,马上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当时媒体报道,《条例》刚刚颁布,迅速就激起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深圳投资的热潮,在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深圳有关部门便接待了前来洽谈投资的客户 300 家,平均一天差不多就要接待 5 家。比如,一个港商,本来是要打算从广州回香港的,但是,当他一听到《条例》颁布的消息,立刻便打消了回港的念头,急急忙忙就赶到了深圳,签下了一个 1000 多万港元的大合同。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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