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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一家流落贵州纪实(下)

琼瑶一家流落贵州纪实(下)

作者:宋洪宪 阅读量:18 点赞:0

八十高龄的外祖母还喜欢读书。1992 年的一个冬日,她在读《琼瑶自传》时,突然叫我母亲:

“国光,你快来看看,这琼瑶恐怕就是小凤凰呢!”戴着老花镜的外祖母把《琼瑶自传》递给母亲。

母亲接过书来 ,认真读了一阵后说:“不错,琼瑶笔下的瞿伯伯,就是我爸爸,瞿伯伯的大女儿,写的就是我了。”

外祖母感慨地说:“想不到你陈伯伯一家去了台湾!凤凰那时好像只有七八岁,而今也出息了!她写你爸爸埤的事,一定是你陈伯伯、陈伯母告诉她的。这是一家忠厚人啦,几十年了,还不忘旧情!”

“写信和他们联系一下吧?”母亲征求外祖母的意见。“好,当然好,就是不知道你陈伯伯还在不在,要在,也是 90 多岁的人了!再说,人家小凤凰已成了大作家,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写信?”

那天晚上,外祖母和母亲,谈起了她们家和琼瑶一家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贵州丛山峻岭中共同渡过的那段艰难的旅程。

母亲发往台湾琼瑶处的信寄出月余,即收到了寄自台北永吉路力霸大厦的复信。更令人高兴的是,信不是琼瑶写的(因当时去信,是托琼瑶转陈先生的),而是琼瑶的父亲陈致平爷爷的亲笔:

国光贤侄如晤:

顷由凤凰(即琼瑶)处转来手书,不吝患难故人,之能于四十余年后,复通音问。循读者再,不禁百感之交集也!来书重述当年落难时情况,仿佛如昨。而今儿女皆老大,青年均皓首,旧交多谢世,恍如隔世,得知贤侄今且儿孙绕膝,为祖母矣。不幸澄波兄(我外公瞿澄波)之作古也。我今年已八旬有二,老妻袁行恕历经忧患,亦于去年七月间逝世。现独居台北永吉路 338 号之一力霸大厦,已退休二十年,虽衰老,幸请有专人照护,生活无虞。两儿两女,长女即琼瑶与长男陈钰为孪生,亦有儿孙;次男兆胜专习画,亦有儿女,最小女为胜利(指抗战胜利)后所生。现在美与其夫婿合经营企业,陈钰亦从事外贸为商人矣。彼辈均成家立业,各有所成,亦各自为家,除小女锦春在美外,余均居台北……。馀俟续谈。即祝阖府康宁。

                                                        陈致平手启

                                                    1992 年 12 月 19 日


读着这封信,外祖母和母亲的眼睛都湿润了。她们的心情是极复杂的:一方面,为患难故交阖府康宁并事业有成而高兴,尤其陈致平爷爷,患难颠簸一生,终于有了好的晚景;另一方面,她们又为袁奶奶(即琼瑶之母)的作古而伤心。外祖母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活力而性格坚强的人。

那个晚上,外祖母和母亲,就是在这种复杂心情中度过的。

在《琼瑶自传》中,作家单独写了“瞿伯伯”一节,全书 250 页,而写“瞿伯伯”竟用了 13 页篇幅,其余好几章中,都以“瞿伯伯”为主角,可见“瞿伯伯”在琼瑶的父母心目中的位置。

我外祖父名叫瞿澄波,原名瞿安康,笔名骆驼。江苏武进人。其父瞿馨白,乃瞿秋白同志之堂兄。瞿家祖上在前清出过不少官吏。我外祖父的爷爷,就出任过湖北藩台。到了瞿馨白这一辈,清王朝垮台,家中破落,靠微薄积蓄度日。外祖父这一辈,共两男两女;大姑太瞿安生,独身主义者,在扬州、上海等地学堂,后至上海圣约翰学校教外语;小姑太瞿安桂,嫁张伯苓之子张锡柱(现健在,为南开大学董事长,目前与母亲、外祖母过从甚密)。我外祖父生于 1908 年,于上海某教会大学毕业。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外祖父不愿当亡国奴,率外祖母及母亲、二姨开始了逃难生涯。先到合肥大姑太家住了一年多,后转道武汉又携家逃至长江,一路以教书、演戏为业,勉力维持。在衡阳,外祖父曾上衡山当了几个月和尚。1944 年,长沙大火,日军进逼,外祖父一家又不得不逃难至桂林。由戏剧家熊佛西介绍,入广西大学任职员,生活稍有好转。“柳桂战争”爆发,广西大学分几支队伍往贵州逃难。我外祖父及琼瑶之父陈致平先生这一队,循广西融水北进,经十几天船行,到了贵州榕江县城。广西大学因无力维持这么多员工生计,发了少量路费,让大家自谋生计。

并讲明:待战事平息,希望大家仍回校工作。当时一些教职员决定不走了,另一些则投亲靠友。外祖父执意往四川陪都投靠小妹(当时南开大学已迁重庆,小姑太瞿安桂与张锡柱已结婚在重庆定居),而琼瑶的父亲陈致平先生,也执意到四川投亲靠友。把两个苦难的家庭联在一起,开始了为时近一年的艰难的历程。

当时,母亲一家共五口人:外祖父瞿澄波(36 岁),外祖母张淑惠(36岁)、母亲瞿国光(13 岁)、二姨瞿含光(8 岁)、舅舅瞿铮(3 岁)(《琼瑶自传》写作“瞿伯伯的三个女儿”为笔误),琼瑶一家也是五口人:琼瑶之父陈致平爷爷(36 岁),琼瑶之母袁行恕奶奶(28 岁)、陈喆(即琼瑶,小名凤凰,6 岁)、陈钰(小名麒麟,6 岁与琼瑶孪生,为琼瑶之弟)、陈兆胜(小名巧三,3 岁)。这样结构的两个家庭,面对陌生的贵州的丛山峻岭,意识到了前途的艰难、莫测……但仍然充满信心,大家分头准备,行李、餐具、均不用买。袁奶奶带着母亲,买回了 20 几斤大米和一些盐巴;外祖父和陈爷爷各买回一副箩筐,好挑小孩和挑行李。

最难办的,却是贵州地图,外祖父和陈爷爷跑遍了榕江县城各文化单位,居然找不到一张贵州地图。

行前那个晚上,两家人各自就着昏暗的小油灯,把少得可怜的钱挨个儿缝在孩子们的衣服里……

秋天的早上,蒙蒙细雨,远山近岭,昏糊一片。

两家人随着大队难民,涌出榕江县城北门。外祖父的担子,一边箩筐中装着行李,另一边坐着舅舅和一些杂物;陈爷爷的担子,也是一头装行李,另一头坐着巧三。外祖母、袁奶奶和母亲,用包袱背着锅瓢碗盏、粮油杂物之类的东西。几个小孩,被大人们牵扯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踽踽前行。

陈爷爷似乎从未挑过东西,那副担子,不是前头翘起来,就是后头翘上去,悠悠晃晃踉跄行。

到太阳已在中天时,陈爷爷和外祖父一估摸,大约走了二十来里吧,这时,大家已是饥肠辘辘,只好歇下担子,放了包袱,准备埋锅造饭。

孩子们的任务是捡柴;外祖父、陈爷爷、袁奶奶和母亲去找菜;外祖母埋锅洗米。

贵州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没有种植蔬菜的习惯。四个人兵分两路,外祖父和陈爷爷空手而归,反到是袁奶奶和母亲一队,找回了几颗小白菜,当她们兴冲冲赶回来时,外祖母已把饭煮熟,出发第一顿饭,是就着这几颗小白菜送下去的。

两家人吃罢饭,又前行了,道路开始泥泞,每人的脚下,都垫起了一层厚厚的黄泥,每挪动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最终,小凤凰走不动了,哭了起来,麒麟、二姨受了感染,也都哭了,都说走不动了,于是,袁奶奶、外祖母和母亲,背上了他们,而他们身上的东西,又放进了被担子压得咬牙咧嘴的外祖父、陈爷爷的担子里……。

两家人所经过的这一路,没有旅店,就是有那么一两处鸡毛小店,也开不起宿费。好在沿途山民多往深山或远处亲友家去躲日本鬼子去了,十室九空,行人给留在附近的他们的邻居说上一阵,得到人家同情,可以借得一宿。要是宿头赶不到村子,路边土地庙、守庄稼的小窝棚,也对付着可以住,令两家人最为难的,是卧具不够,各家两条棉被,两床线毯,晚上盖住了孩子,就盖不住大人,大人们往往合衣而卧。

陈爷爷有风湿关节炎,夜晚睡下时,强忍酸痛,待孩子们睡熟了,方才开始呻吟。陈爷爷一头呻吟,外祖父便念起大悲咒、金刚经,替陈爷爷减轻痛苦,呻吟声、诵经声,惨惨切切,直至深夜……

一天中午,大家忙于午饭,陈爷爷的行李卷,却被人偷了去。那天晚上,两家人犯了难,好在陈爷爷从山民家里找来几条秧被(用水稻苗编结而成的被子),他们一家,只好靠这几条秧被来度过寒冷了。

外祖母想到陈爷爷的腿病,对外祖父说:“他那腿病,有被子盖都痛,没被盖怎么行!”

外祖父仗义地说:“大家患难之交,把我们的匀一条给他,我俩凑合着盖秧被吧!”

陈爷爷固却不受,直到外祖父几乎动了火,说:“你的腿,到了晚上就吵人,我嘴皮子给你诵经都起了血泡,你不盖棉被,可不许再吵人!”陈爷爷见情谊难却,只得收下,奇怪的是,自那个晚上起,陈爷爷再也不呻吟他的“胳膝头儿酸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睡眠,大人孩子竟奇迹般的无一人病倒。

……

两家人,共六个孩子。凤凰是个不多言笑的女孩,麒麟要活泼一些,二姨腼腆怕羞,两个小弟弟都不好哭。

母亲是孩子们的“司令”,她带着她们捡柴火,帮大人做杂事。有一次,两家人在山沟里一个小村庄小憩,那是一个山区秋日难得的艳阳天气。

生性活泼好动的袁奶奶对孩子们说:“咱们今天好好玩一玩吧。你们大家说玩些什么?”

母亲对袁奶奶说:“陈伯母,我们唱歌吧?”袁奶奶说:“好,我们一齐来唱歌,好不好?”孩子们亦欢呼起来,齐声回答“好!”

“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敲起小锣鼓……”山沟里,响起了袁奶奶和孩子们欢乐的歌声。那天,她们唱了《义勇

军进行曲》、《白山黑水》等歌曲,山沟里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

然而,在漫漫旅途中,最惨的也是孩子们。他们毕竟要走那么多的路,鞋走烂了,大人们用一块布条把烂鞋捆在他们脚上,走不了多远,布条磨断了,就拖着烂布条走。脚起了燎泡,大人用布给他扎紧了脚,仍坚持着走……

一天,二姨捡柴时,在路边捡到一张糖纸,回来后就找大人要糖,几个孩子听到“糖”,也一齐吵着大人要糖。在大山沟里,吃饭吃菜都是大问题,哪里找得到糖!于是大人们只好哄着他们。袁奶奶说:“都别吵了,到了重庆我给你们每人买很多的糖……”

有一次,两家人央求司机顺道让他们乘上了往深山拉木炭的汽车,小凤凰不慎从车上摔了下来,头上跌了好大的血口子,血滴把她的白衬衫和工装裤,染了好几处。外祖父和陈爷爷背上她,在土地庙给她找了几把香灰敷上。幸运的是,伤口没有感染,过了几天之后,竟奇迹般地愈合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使是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也最能自我慰藉,苦中作乐,何况,陈爷爷、外祖父和袁奶奶这些颇有才艺的读书人。

“好久没有作画了。”袁奶奶常用遗憾的口气说。

那天,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村里有十几户人家,虽然语言隔膜,但他们挺好客,吃住很快都有了着落。袁奶奶又说出她好久没有作画的遗憾来,于是,她找出她珍藏于身边的画笔和几张皱巴巴的宣纸,就在借宿的这户人家的大桌上,准备作画。宣纸太皱,陈爷爷和她一起将纸铺在桌上,用洗干净的毛笔蘸水,一点点将纸打湿,拉平。吃罢午饭,纸干了。袁奶奶把陈爷爷、外祖父拉到桌边,说是请他们指点其实是要他们欣赏。孩子们也都围在桌边凑趣。

袁奶奶在国画方面有较深修养。不一会功夫,一副写意墨荷告成。陈爷爷给她的画题款:“出污泥不染,濯清流不妖。行恕作于贵州旅次。”外祖父一边欣赏画面,一边评价:“画技老成,看不出陈太太真有两下子,要是安定下来,加深研究,恐怕画名不会小于冯文凤、李秋君、陆小曼(三人皆为当时中国女子书画会创办人,知名女画家)者流。陈先生这款识,是周敦颐《爱莲说》的句子,正写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不愿作亡国奴,立志为堂堂正正之中华男儿。

外祖父的话,使陈爷爷、袁奶奶如遇知音。三人不觉在桌旁坐下,谈诗论画,十分自得。小凤凰爬到袁奶奶身上,睁着眼看大人说笑,母亲、二姨也坐在桌边,似懂非懂地听大人聊天。孩子们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见大人们有如此好的心绪……

行行重行行,艰苦的十七八天过去了。两家人终于走进了剑河县界。问山民们此地到县城有多少路,有的说,还有百来里,远得很;有的说,不远,紧着走,两天就到了;还有人说,起早点,早些上路,一天就到。各人说法不一,进入剑河县境的第二天晚上,两家人下榻在一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庄。山民十分热情,腾了两间房子给两家人住。一天的行程,大家都累了,吃饭之后,草草收拾一下,就都入房睡觉了。

陈爷爷感了点风寒,在那边房里不断地咳嗽。母亲起来小便,她看见不远处有一间茅屋里灯光明亮,好奇心促使她走上前去。在墙缝中,看见七八个男人围坐在房中草垫子上,为首的一人面前放着大约有百十个大洋(银元),正横眉竖眼地同周围的人说话:“我看就马虎点罗,妈的,下次发了水,这次少的,就多捞几个,怎么样?!”周围的人都没有说话,看着那说话的人把大洋分成几摊……

母亲回房后,悄悄告诉外祖母,外祖母说,他们像是搭伙儿做工的,在分工钱呢!但母亲心里老不踏实。

第二天清早,向山民问清路径,两家人就上路了。越往前走,松林越是茂密,没膝的荒草间,不时跳过狐狸、野兔,山道越走越窄了。松涛声、天空的老鸦叫声,荒草在山风吹佛下发出“悉悉”声……,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十分恐怖。

陈爷爷对外祖父说:“这山梁子,就是山民们说的鲜花圃吧?” “恐怕是吧,这穷山恶水的,还鲜花圃呢!快走吧。”外祖父说。说话间,忽然从丈余远的荒草丛中,站起来五、六条汉子。有的拿了扁担,有的手执弯刀,模样煞是凶恶。

为首的强盗头冲两家人喊:“放下包袱,往前走,不许转过脸来!”两家人全吓懵了,不自觉按他们的口令往前走,包袱全扔在地上,孩子们吓得扯紧大人的衣角,跟着大人往前走。

几个强盗饿虎扑食般地朝地上的包袱行李扑去。强盗头儿又发话了:“都他妈的站下来,把外边棉衣脱下来扔在地上,不准转脸。”

这时候,大人们只好按强盗头儿的命令,脱下棉衣扔在地上。“往前走,不准回头看!”两家人往前走着,死里逃生般地越走越快。直到外祖父悄悄转过脸去,

见强盗们拿了东西走远了,才叫大家停了下来。

两家人都穿着单薄衣衫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袁奶奶、外祖母、孩子们都哭了,“天啦,我们可怎么办啦!”

“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当差的吃素啦,县老爷吃素啦,我要找县老爷去,让他带当差的来拿强盗!”

“走吧,到有人家的地方找点衣裳,……”陈爷爷蠕蠕地说,声音越来越小,眼睛润湿了。

但这山野里,哪见人家?两家人又走了十几里,仍不见人家的影子。再说,山上再可怕,身上一文不名,连衣裳也没有了,强盗也不用怕了。于是,大人们分头捡了柴火,烧了一大堆火,两家人饥寒交迫,在剑河县鲜花圃的山梁上围着火堆,度过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漫漫长夜。

第二天,东方天边刚刚泛白,两家人又出发了。

剑河县城坐落在大山洼里,清水江从它的东边缓缓流过。当两家人看见城里的瓦屋茅舍时,已经是太阳西倾时候了。

外祖父和陈爷爷商量着进城后怎样去找县长“告状”,外祖父说:“你跟陈太太带着你的孩子先去,我们一家子后来,这样,你可以把我们的情况先向县长说明。我随后就到,我要找县长的麻烦。”

到了破败不堪的县城,陈爷爷理了理他的那件薄长袍,问明了县政府所在地,同袁奶奶带着他们的孩子找县政府去了。

过了刻把钟,也许陈爷爷刚好把两家人的“经历”向县长禀明。外祖父就带着他的“队伍”在县长办公室出现了。

“这是阮县长。”陈爷爷向外祖父介绍正在同他谈话的县长,向阮县长介绍:“这位是我广西大学的同事,瞿先生,名澄波的。”外祖父原是兜着一肚子火气来的,见阮县长一派忠厚儒雅的风度,便和顺多了。

外祖父说:“贵县也真是太乱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盗匪横行。如果贵县不办这个案,不把强盗抓住,我们马上就走,到贵阳省政府去叫他们来抓强盗,到重庆中央政府去叫他们来抓强盗……”

忠厚的阮县长一再向外祖父和陈爷爷道歉,并说明天就叫人去鲜花圃捉强盗。阮县长见外祖父和陈爷爷火气渐平,便叫来差役:“你带陈先生、瞿先生他们去吃饭,然后给他们找几间房子,让他们住下再说。”

两家饿极了的人,在县政府食堂里吃了一顿饱饭。饭后,阮县长来了,并带了两个人来,各抱了一堆衣物,领两家人来到剑河中学对面一处民房,让两家人住了下来。这是一座四合院,主人家仍住中间,两边厢房腾出来,分别给了两家人住,各有两间房子,还算干燥宽敞。两家人都很高兴,逃难这样久了,第一次住上这么舒适的房子。

在剑河县城住下之后,阮县长不时派人来接济他们,陈爷爷、外祖父有时也到他那里谈诗论画,过从甚密。

一天陈爷爷、袁奶奶和外祖父凑在一起,感叹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商量的结果,意见一致:必须自谋生路。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卖字画。由陈爷爷、袁奶奶作画,外祖父和外祖母摆摊子卖。但摊子开张后,看的人倒是不少,买的人却不多,即使要买,三文不值二文,笔墨纸的钱勉强可以找回,但要赚上几文,几乎是不可能了,只得另谋出路。

外祖父想到了演戏。在家乡江苏,在长沙、衡阳,甚至在桂林短暂的时间里,他都演过戏。《少奶奶的扇子》、《雷雨》、《放下你的鞭子》等,他都演过,演得十分成功。熊佛西爷爷还夸过他有戏剧天才,现在的贵州省话剧团演员陈曼和麦放明奶奶等,都与他合作演出过。

陈爷爷、袁奶奶终于被他说动。于是,三个人开始筹备话剧的演出工作。外祖父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话剧脚本,取名叫做《红薯熟了》。情节大概是:丈夫要出征抗日,妻子恋恋不舍,与丈夫话别,同时,她正在煮红薯,说是等红薯熟了,让丈夫带上红薯走。但外边集合号响了,丈夫只得忍痛越窗出去集合,没有吃上妻子的红薯。剧本既反映了人民迫切抗战的愿望,也反映了小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出戏在写的时候,就考虑了演员,男主角为陈爷爷,女主角为袁奶奶。他夫妇两人的任务,就是背台词,练习演出。至于其他,如导演、舞台、布景、道具、配音、服装等等,一概由外祖父张罗。大人要演戏,两家的孩子快乐极了,追在大人前后,听他们背台词,看他们练习表演、彩排,也帮大人们做点小差事。

经过几天准备,戏终于得以开锣了。平时活泼好动的袁奶奶,很有些话剧天赋,记忆力好,又很入戏。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平时不苟言笑,可谓忠厚的学者型的陈爷爷,居然也很入戏,连演几场,颇受群众欢迎,这恐怕也同外公的执导有关吧!

《红薯熟了》连演几场,来观看的人很多,反映十分热烈。但每场演出皆戏尽人散,肯给几个小钱的人并不太多,演戏的本钱尚赚不回来,根本谈不上赚出盘缠来,戏也只好就此落幕了。

字画卖不成,戏也赚不了钱,两家大人愁眉不展……阮县长见两家人谋生无着,动了恻隐之心,加上剑河人才少,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觉得陈爷爷、外祖父的确是人才,于是,替他们安排了工作。

陈爷爷安排在剑河中学,袁奶奶安排在剑河小学,都当教师;外祖父安排在剑河县民众教育馆当馆长。阮县长并热心挽留两家人,说:“你们就留下来吧,不要再走了,孩子们怪可怜的!”这一来,两家人在剑河县城住了下来。

陈爷爷不仅会画画,精于诗文,还擅长小学(文字学),尤善英语,在剑河县,他添了一样嗜好,业余时间,拜师学金石技艺。外祖父在民教馆工作,又是扫盲,又是抗日宣传,又是协助官方搞优抚,忙得不亦乐乎。袁奶奶除了教书,业余时间,便是带两家孩子玩,有时也做点针线活。外祖母管一日三餐,做家庭主妇,顺便照看在家的孩子们。母亲和二姨都上了学。外祖父常对人说:“在剑河时,是他逃难躲鬼子以来最为平静的时期。不管抓得了强盗抓不了强盗,都得感谢阮县长。”

母亲上中学,因离乱,学习受了影响,尤其英语赶不上去,陈爷爷每晚总就着油灯教她英语,几乎从未间断。

在剑河中学对面的这栋房子里住了近两个月,两家都在单位上找到了房子。几个月的共同生活,两家人都舍不得分开,但还是分开了。外祖父一家住民众教育馆宿舍,陈爷爷一家搬进了剑河中学。但两家人,加上阮县长,依然来往频繁,两家的孩子,也常常一起玩。大人们在一起,谈诗论画,谈国家大事,谈家庭,谈未来,三两日便要如此聚一聚。有时谁家有了好吃的,也请大家喝两盅,俨然如至亲……。

在剑河平静地生活了八九个月。有一天,外祖父回到家里,一反常态,脸色阴沉,不说一句话,外祖母和母亲都关心地凑到他身边。

“他们要走了!”外祖父说,“劝不住啊,走就走吧。”外祖父说着站起来在房中踱步。过了一会,他说:“明儿赶个早,送他们。”说完,斜歪在床上抽闷烟。

不一会儿,陈爷爷、袁奶奶带着凤凰、麒麟、兆胜来了。大人们都愁眉不展,都感到了离别的难舍。倒是外祖父先说了话:

“你们先走吧,过一阵,我们到重庆去找你们。”陈爷爷和袁奶奶说了他们到四川后,可能在什么地方居住,外祖父认真用笔记下。又对陈爷爷说:“如果不方便,你们可以找我小妹(即我的小姑太),她家是大家庭,有名声,很容易打听。”说完他把小姑太的地址写给袁奶奶。

那个晚上,大家谈着,摆着,直到夜深。临别,袁奶奶拿出一副她亲手精心绘出的“水墨牡丹”对外祖父说:“澄波兄,这是送给您的,作个纪念吧!”她声音很小,很凄婉。

外祖父接过画,默默地送他们一家人出门。而后他静静地把陈爷爷、袁奶奶送的画展开来,画面极为精巧,题款同画面配合极为合谐。上款是“澄波兄永念”;下款为“致平、行恕写”。外祖父完全沉醉于画面之中,良久,他抬起头来,慢慢卷起画来,对外祖母说:“藏起来,以后到了大地方,找人装裱起来……”

第二天绝早,天才麻麻亮,外祖父去送行。天还是那样的阴沉,外祖父送他们出了城门,送上那蜿蜒起伏的山道,直到看不见他们一家人的身影。

回到家里,外祖父眼里噙着泪光,他又默默地打开“水墨牡丹”,默默地看着,看着……。

“水墨牡丹”随人们沧桑,早已遗失。但是,我却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袁奶奶的这幅水墨牡丹,藏在我们儿孙辈的心里,永远永远散发着馨香……

(本文系作者根据外祖母张淑惠、母亲瞿国光的回忆写成)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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