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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而又迷离的历程 ——贵州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前前后后(下)

清晰而又迷离的历程 ——贵州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前前后后(下)

作者:龙志毅 阅读量:16 点赞:0

1951 年的三、四月间,全省第一个土地改革试点:贵筑县白云区的土改全部结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但根据苏联的经验,共产党必须领导获得土地的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但这条路在中国怎么走?怎么走得稳妥、健康而又达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目的,也就自然地成了一切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中共贵州省委及时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贵筑县白云区的土地改革刚结束,省委工作团撤走之际,便向县、区委提出了摸索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由于白云区是全省土改结束最早的地区也是全省最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区,故而它如何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也如同土改的经验一样,对全省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搞好白云区集体化的试点工作,也就自然地成了全省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政治任务了。

为了加强这一试点工作的力度,一开始便由省委农村工作部、团省委、省妇联、农业厅等有关部门派出干部参与试点。其中有的是省委土改工作团留下的,有的是新派去的。后来又正式成立了以农村工作部和团省委干部为主体的工作组,长驻白云区,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和县、区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一直到 1958 年大跃进之后,换人不撤组。我从 1951 年春天这项工作一开始直至 1954 年底调出为止,参与了全省第一个互助组的组建、巩固和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的组建和巩固工作。

开始组建互助组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只听说一些老区已经有了闻名全国的模范互助组,如山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等,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后又是怎样生产和管理的。于是想当然而又好心地进行了包办:将全区的农户按居住远近、劳力强弱、骨干积极分子分布等情况,全部“组织”起来,并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互助小区”加以协调。

这样,从表面来看,百分之百的农户都已加入了互助组,走出了互助合作的“第一大步”,而且起步不凡。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带地方的农民(全省也如此)历来有互相换工的习惯。即农忙时互相以工换工,我给你家栽了一天秧,你也得给我栽一天秧。至于工换工中的劳力强弱和质量好坏之间的差距,只好由换工者互相的认同来解决了。这里面当然存在着等价交换的问题,但换工者之间由于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等原因,互相不计较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实,工换工之间的劳力差距,是靠人际关系协调的。因此,虽然有了互助组,农民却并不认同它。一旦农忙时节到来需要换工时,依然走老路甩开“互助组”自己换工去了。连那些新分了田土第一次当了自耕者的农民,也是自己去寻找换工伙伴。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互助组”形同虚设,或者成了开会、学习、发救济等的行政单位,其职能只与区、乡挂钩,远非经济组织。这其中也有少数互助组因其特殊的条件成为名符其实的生产互助组稳定了下来,而且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白云乡尖山村的赵树华互助组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

这个互助组因为对组内强弱劳动力和有无牛户之间的等价换工以及照顾老弱病残等我问题解决较好,在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的基础上获得了好收成。因此,在 1951 年底全区农代会上,被评为第一名先进互助组。同时被评为先进互助组的还有刘汉清、傅吉安等一批互助组。因为这里是省委的试点,赵树华等互助组既然成了区的先进互助组,便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全省的先进互助组。当时全省正处于土地改革高潮和互助合作试点时期,农村工作是全部工作的中心。在 1952 年初召开的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会上,赵树华互助组第一批互助组,作为模范互助组受到表彰,他们的事迹很快辐射全省,在土改结束的地方便都以赵树华等为榜样,开始建立互助组,年中发展到 19 万个,年终发函到 22 万多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8 千多个。“向赵树华老大哥学习,走互助合作化道路”,逐渐成了全省农村随处都可以听到的口号。

胡猪猪是私有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性质是私有,其形式是集体劳动。因此,对互助合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必须针对私有的特点,否则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互助合作的正常发展。当时的贵州省委对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互助组开始大发展时,便及时提出了“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作为组建、巩固和检验互助合作的原则和标准。这三大原则的核心依然是从私有基础这个性质出发,解决和协调好组内各种劳动力的利益,组织好集体生产,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白云区受到省里表彰的三人互助组中,阳关的刘汉清互助组因为组里骨干力量弱,不能很好地实践三大原则,天天扯皮而不能自拔,虽有工作组帮助也不能摆脱困境,很快便散了架,成了临时的换工组织。南高村的傅吉安互助组也因同样的原因,成了一般的换工组织。只有赵树华互助组因为有一个较强的骨干群体(除赵树华外还有村长杨永清、青年团支书杨照芳和团员蔡朝禹等),在省委工作组的帮助下,积极稳妥地实现三大原则,不断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例如为了更好地实现等价交换的原则,赵树华互助组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评工记分,而且创造了“田土评分、劳力抢分”的办法,接近于工厂里的按件计工,大大地促进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当时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范荣康(后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到尖山专题采访后在《新华日报》以“田土评分,劳力抢分”为题,登了一大版,使赵树华互助组进一步声名远扬,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极一时之盛。

冒进与稳健之间

1952 年到 1953 年初的这一段,是全省互助组大发展的时期。在干部和部分基层积极分子中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不顾客观条件和群众的本意行事,总希望加快互助合作的步子,发展得越快越多越好。用现在的话来说,接近于“政绩工程”。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能很好地按照“三大原则”办事,使许多互助组形同虚设,或者因侵犯了农民个人利益而垮台。省委注意到了这种倾向,及时地部署整顿互助组,明确提出整顿的标准就是“三大原则”(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凡达不到标准的该下马就要下马。为了加强领导,使整顿互助组工作健康发展,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徐运北和副书记申云甫、农村工作部长吴肃等先后多次到白云区调研。贵定地委书记常颂(后为省委副书记)和贵筑县委书记王枫还分别组织全专区和全县区乡以上干部和重点互助组长到赵树华互助组参观学习,总结如何实现“三大原则”的经验,以指导面上的整顿工作。西南局农村工作部也派出一个工作组来到赵树华互助组驻了一段时间,结合面上的情况,尖锐地批评了冒进情绪。

在这一段时间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必须按照“三大原则”稳健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坚决克服冒进情绪和种种形式主义作风。

1953 年初中央先后作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议。虽然强调了农业的改造和加大农业合作化力度的要求,但在步伐上依然重申了要稳步前进,规划从那时起用 15 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为此还专门发了缩减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指示。根据这一精神,省委当时确定 1953 年秋收后在赵树华互助组进行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再搞两个试点(遵义和安顺)。也就是说, 1953 年冬到 1954 年春全省共试点建立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正当赵树华互助组建社的同一个时期(赵树华互助组建社后改称尖山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主席于 1953 年 10 月和 11 月两次发表谈话,要求新解放区要在当年(1953 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每个县至少建一、二、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指令一下,全局大变,仅尖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原赵树华互助组)所在的贵筑县白云区白云乡在当年冬天便紧接尖山之后又建了一批生产合作社(约四、五个)。从面上来看很多县的土改刚结束,它们是怎样执行每县一至三社的指令,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大大地超过计划是必然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入社积极性”并没有某些讲话和文章所说的那么高。所谓“高潮”的积极性主要是干部(包括基层干部),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集体化”的积极性的。就以全省最先进的赵树华互助组来说,几年来互助组都获得增产,群众的思想基础也较好,在建设过程中针对土地私有的特点,对土地入股和收益分配都作了妥善规定。既体现了农民对土地和耕畜大农具的私有权,又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按劳分配。纵然如此,有些农民依然是在大势所趋之下入社,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建社不久,一户社员家死了人按传统做“道场”,念经、烧纸钱。社里的几个领导认为刚建了社,又是全省第一个农业社,千万双眼睛都在看着尖山,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光彩。便出面强行禁止,引来好几家社员扭作一团要求退社,工作组出面做了大量工作才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说明,必须准确估计农民的“入社积极性”,不能为假象所迷惑。事实却是,自从“新区每个县(无论大小)在今冬明春(五三年底五四年初)都要建一、二、三个合作社”的指示下达后,防不胜防的冒进情绪又开始在干部和部分农村积极分子中抬头。据官方的统计,仅仅 1954 年的 7 至 9 月,全省共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 3067 个,超过原计划秋前建社的两倍多。这种出乎意料的建社“积极性”,前面已经谈过了,基本上是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则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情况下,除部分基础好、领导力量强的合作社(如尖山社建社后的第一年获得空前大丰收)外,多数社思想和生产管理都跟不上,组建起来后便矛盾层出不穷,问题成堆,不是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是恰好相反。

在这一时期虽然新的冒进已不可遏制但省委依然不断强调要“加强领导,稳步发展。”贵定地委书记常颂带两个助手,到白云区白云乡省委工作组驻地程官村,在工作组配合下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入户进社调研,与农民和干部促膝座谈,认真地剖析了尖山以及随后建立的程官等三个合作社的情况。在充分肯定三个合作社建社经验的同时,再次提出要控制面上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让农民在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上好好地看一看,想一想”。并以“白云乡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考察”为题,向省委报告,并在《新黔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但在当时“社会主义入社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这类比较实事求是的声音,虽然来自领导层,收效却也是有限的了。贵州如此,全国也如此,也许更胜一筹。因此,引来了中共中央于 1955 年 1 月发出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了“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署了一项农村调查的任务。调查提纲一大堆,主要有两大项:一是农民的收入情况,土改前后和入社前后逐户逐项登记收支;二是互助合作情况,主要是合作社情况。

这次调查显然是为“一月通知”服务的。目的依然是用实际情况来说明“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冒进的必要性。说真的,这种控制发展的思想和毛泽东主席的每县建一至三个社带动互助合作大发展的思想有无差别,当时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并不明白,只认为来自中央的精神都是一致的,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领导和执行。

从控制发展到猛烈发展

我于 1954 年底,也就是贵州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白云区尖山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一年并获得丰收之后,调离工作组回到机关。但过了不到两个月,又被抽调参加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的调查组。其内容前面已经说过,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统一布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当时为邓子恢),调查内容复杂、细致。省里共抽调了近百人组成好几个调查组。我们这个组去遵义县的高坪区,由我和省银行的一位中层干部负责,成员 20 来人多为各专业经济部门所抽。我们到达高坪约在 2 月初旬春节之后,春耕大忙之前。

高坪是遵义的产粮区,自然也是贵州的产粮区了。当时这里的互助合作运动正搞得红红火火,似乎已经初级合作化了,而且也似乎对合作化的情绪很高。遵义人头脑灵活,无论城市农村都喜欢编四言八句。我们刚到便听到一首颂扬合作化的四言八句,是用高坪区高坪乡 10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名编串起来的。由于它生动,我至今未忘:“紫金(社名,下同)山上挂灯笼,有了粮食不会穷。骏马驮粮永盛场,鸣凤站在危杆上。金钟敲动双狮醒,大兴集体到农庄。”据说是农民群众自己编的,真乃是一幅合作化的兴旺景象!但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全是这样简单的了。

由于调查提纲要求很细很严,特别是农民家庭收支情况,需要在做好思想动员的基础上慢慢地回忆登记,故而不可能将调查的范围搞得过宽。和区委商量后决定先在双狮和官庄另个合作社进行,逐步推开。从 2 月到 5 月,足足搞了 3 个月才按调查提纲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通过调查形成的基本概念是:由于这里合作化的步子走得太快,故而干部素质、生产管理、农民情绪、收支分配、副业经营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是先天性的问题,有如“早产儿”一样发育不全。这就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不利因素。从逐户登记的情况来看,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反而不如互助组时大。这样便自然地得出了合作化的速度必须控制,现有合作社必须整顿巩固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和省委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几个调查组先后回贵阳汇报后,省委农村工作部决定将几个组的调查材料进行再加工整理,然后统一汇集成册上报,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负责,除各调查组留下必要人员外,还从省委农村工作部抽调数人参与此事。我们 10 来个人冒着酷暑在省委大楼的会议室里铺开摊子,又干了一个多月,直到 8 月中旬才算完成任务各回原单位。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当我们那“浩大的调研工程”刚刚完成上交之际,天空风云突变,北京传来了毛泽东主席批判农村合作化工作中右倾思想的声音。这声音有如电闪雷鸣,气势磅礴而生动刻薄,说农村合作化高潮就要到来的时候,某些人却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小脚女人的代表人物首先指的是邓子恢)。

既然风云骤起,合作化形势也就立即大变。口号由原来的“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一变而为“大量发展,猛烈发展”。并派出大量工作组奔赴全省各地批判右倾和大办合作社去了。这样一来我们那辛辛苦苦数月的调查资料便形同废纸,但比起大局来这仅仅是区区小事一桩而已。这以后的发展也许就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吧?到 1957 年初全省不仅完成了初级农业合作化而且完成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再过一年,即 1958 年实现了公社化,接下来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记忆犹新,无需赘述。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当年参加农村互助合作的历程,像是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弯弯曲曲,由迷离到清晰再到更大的迷离。但这是现在回忆时的感觉,就当时来说一切似乎都自然。主要是自我不断修正认识,跟上形势罢了。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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