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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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校友会(下)

民国第一校友会(下)

作者:王长生 阅读量:98 点赞:0

据 1939 年《时事新报》经理崔唯吾调查统计,全国设立最好的校友会第一是南开,第二是黄埔军校。不过黄埔是国立的军事机构,是由政府出资设立。而南开校友会的一切费用,包括会所的建筑费都是向校友们募捐的。最好的概念是什么?第一是规模最大;第二是管理最好;第三是作用发挥得最好;第四是社会影响最佳。这一点实在让校长张伯苓感到欣慰,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各校校友会,抗战以来恢复最快的,怕是首推南开”。

南开校友会的历史

中国成立最早的校友会是 1900 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会。这一点南开自然无法相比,但发展速度和组织规模,前者就望尘莫及。与其他学校相比,南开自 1904 年创办,也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规模较大,毕业生众多。据 1949 年的注册统计,在南开各校(包括大学、研究院、中学、小学、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就读过的各级学生达 20 万人(次)(据《黄埔军校将帅录》统计,包括台湾在内,到 1994 年黄埔军校校友为 6000 人)。以一人之力,载十数万人之学业,这在民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

如此众多的南开校友,自发地逐步形成一个以校长为中心的无形团体。到 1929 年,这个无形的团体成为有形的——即南开校友会。南开校友会形式的组织先后产生过好几次,最早的是在 1915 年 10 月 31 日,由梅贻琦在北京发起的“南开同学会”,梅任会长,张伯苓到会祝贺,但不久就无形中消失了。南开大学成立后,周恩来就曾主持“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的工作,有点类似后来的校友会。1925 年 2 月张伯苓根据大学发展的需要,提出组织“出校同学会”以联络毕业同学。因这个名称有局限性,经过逐步酝酿,到 1928 年开始筹备,1929 年 10 月正式成立。并定于每年 4 月 5日校长生日这一天作为春季校友集会日;每年 10 月 17 日的校庆日为秋季校友集会日。

校友总会设在南开中学校内,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均设分会。按照张伯苓的说法:南开不分大学、中学、女中、小学,都是一个大家庭,南开的同学都是一家人。根据这个原则,凡是在南开学习或工作过的人都是校友。校友会以不过问政治作为标榜,目的是更广泛地联络具有不同政治观点,身为不同政治派别的广大校友。这一点非常符合校长张伯苓的意图,1949年有一次他自豪地对校友们说:咱们南开校友遍天下,去台北有吴国桢请客,到了北京还有周恩来呢!

总会采用旅馆形式,设有游艺室、阅报室、办公室、饭厅、宿舍等。外地校友来津,可以在此得到食宿。而校友到各地去,凡有校友分会的也都会受到分会的招待。

天津总会的会长为建筑师阎子亨,各地分会会长也都由一些著名人物担任,如英国分会是老舍先生。经过 10 年的发展,到抗战前,南开在全国设有 36 个分会,在国外设有 6 个分会。一个拥有数万人的校友会在当时仅此一校。

南开校友会在成立初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作用:(一)加强各地校友之间的联络,沟通信息。(二)对校友的就业、升迁、留学乃至生活等方面都给予一定帮助。(三)为学校在校友之间进行募捐起到桥梁作用。到后来,各地校友会又增加一项功能,即校长每到一地,当地校友会负责接待工作。

天津是南开的天津

严仁颖(严修之孙,南开教师,著名记者)说过一句玩笑话:“抗战前,南开是天津的南开,胜利后人家说天津是南开的天津。从市长到各局长,到所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全是南开的人。重庆南开校警队的队长敖世璋现在是八区的区长了。”(今红桥区)

南开校友互相提携、荐任是有传统的。在早期,孙子文(准校友)任津浦铁路局长,邀吴子洲担任津浦铁路局港务处长,吴子洲又将体育教员章辑五荐来,安排了一个总稽察职务。

到后来,南开校友在“南开精神”的内在联系下,彼此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维护母校,形成一个较大的社会力量。经校长的精心培植,校友间的互相提携、荐任更为兴盛。如南开某校友得到一个重要职务,其下属几乎是清一色的任用南开人。潘景武任黑龙江建设厅厅长时,全厅重要公务员几乎全是南开校友。以后潘升任黑龙江省主席,省政府以下的重要官员又都是南开校友。又如孟琴南任北宁铁路段段长时,只要有校友找他谋职业,他总是设法安排。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在各主要大银行中可以形成“南开体系”。各届校友互相援引,找起工作是比较可靠的。

这种现象在南开的形成与校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毕业生很关心,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他曾告诫学生:毕业后不要指望校长给你们找工作,要自己去闯,在社会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难之后再来找校长。话虽这样说,但早在校友会成立之前,张伯苓就用这种方法为毕业生找工作。他这样提倡,也这样教育学生,使早期南开毕业生就业率高,找到好工作的比较多,富有的学生多,捐助母校的多。当他的学生由此得到实惠后,自然很感谢校长,反过来又施惠于其他校友。

在校友中流传一个“陈果夫写四封信,不如校长一句话”的故事:南开学生赵金镛在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后,想进外交部工作。那时外交部已由南京迁重庆,因抗战原因已经开始裁人了,当时政大外交系前两期毕业生已无法进入。另一方面高等考试不知是否已停考。后来他通过政大毕业生指导部的主任请陈果夫写信给外交部长王宠惠。事后这位主任说:果老已数度写信给王部长至今都无结果。赵金镛又几次转托他人请陈果夫再向王宠惠推荐,也都无结果。因此他对陈果夫所写的信已不抱希望。在无奈之中,他忽然想到外交部次长徐谟曾是南开大学的法学教授,可找张校长想办法。张伯苓说:我同徐次长很熟,常见面。但是你离开南开已有好几年了,你从前在学校书读得怎样,操行如何,我还不清楚,还得去调查,去查卷。而你在政大读书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还得问果夫先生,我不能茫然写信介绍,弄得一无信用,你的事我还要好好查查再说。不久赵金镛果然收到徐谟的信,应邀去拜访徐谟,终于如愿进入外交部工作。

南开学校和各地校友之间产生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南开校友有成就的不在少数,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黄敬、林枫、刘澜波等;国民党方面有吴国桢、张厉生、张道藩、张平群、郑道如、段茂澜等。1948 年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后,对考试院各部门均安排与南开有关人员充任。至于立法院原有南开学生田炯锦任监察委员,后由张伯苓调任考试院考选部部长。沈鸿烈任考试院诠释部部长,马蕴华任沈的次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都与南开有关。此外施奎龄为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在大学校长中有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等。当时有校友戏言:除政学系、CC 系外,可另立南开系耶!此话并非空穴来风,杜建时出任天津市长后,如有难题就请教校友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对这位南开小兄弟爱护有加,不但坦诚相言,教他一些为政之道,而且还向他透露一些内幕消息,以避祸就福。

南开以培养出这些著名的学生而荣耀。另一方面这些校友由于出身南开这所著名学校而自豪,也加以宣传,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人以校名、校以人名”,相互辉映。由此在南开形成一种风气,那就是校友们都希望母校不断发展壮大,作为自己进入社会、升迁的阶梯。对于新生来说,他们都以在南开受教育为荣耀,并且互相鼓励,每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学校增光,而不能为学校丢脸。南开还利用每周一次的修身课,每年的校庆日,对学生进行爱国家、爱学校的思想教育,使学生逐渐形成一种南开精神。这种精神在新生入学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人数的与日俱增,在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因此每当母校为扩建校舍有所需求时,校友们就会纷纷捐款。张伯苓对此加以妥善引导和巧妙利用。他经常利用上修身课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学生进行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生不忘的教育,被人们称之为“家长式”的教育。

蒋介石与天津两任市长

从抗战胜利后到 1949 年,天津两任市长都与南开有关。其中第一任市长张廷谔是张伯苓直接向蒋介石推荐的。本来在 1944 年冬,蒋为抗战胜利后接收天津做准备,令内政部长张厉生拟就天津市党政人选,张提出以两位南开校友:施奎龄为市长,时子周为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得到蒋的应允。

张廷谔是河北丰润人,在北洋时期曾一度为国务院秘书长。1934 年做过天津市长,任职内对南开有所帮助,还免费为南开校园里修了一条路,颇得张伯苓好感。日寇占领期间张廷谔曾勾结日寇,未获日寇赏识,乃经上海转道来重庆。行政院得知原委,内定不予任用。张廷谔钻营无门,常来张伯苓家陪张打牌,做些奇馔美食,设法讨得张伯苓的喜欢。那时张伯苓正为南开大、中两校迁复的诸多问题发愁,他对张伯苓说:如果我当天津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南开,凡日本财产可助南开者,全部拨给南开。还几次恳求张伯苓写信向蒋介石推荐。张伯苓为南开着想,不得已专函致蒋。蒋素尊重张伯苓的意见,很快就委任张廷谔为天津市长。消息传出,国民党内部大哗。陈果夫更是不惧犯颜,直言张廷谔有勾结日寇之嫌,且与政府素无关系,抗战期间从未参加工作。如此要职轻放,党内颇多怨言,要蒋收回成命。蒋沉思良久,呐呐的说:他是张伯苓先生推荐的,有关天津的事要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能马上改变,以后我再设法调整。

当晚蒋下令任命杜建时为天津副市长,兼北宁路交通警备司令。当时杜正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会。杜为天津杨村人,1906 年生,12 岁考入南开中学,17 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又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抗战期间蒋仿效美国,也设立“国防研究院”,自任院长,实际由杜主持工作。杜素以“奉命唯谨”受蒋赏识,在重庆时多次陪同蒋探望张伯苓。杜由美飞回重庆后,蒋面授机宜:派你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听我的话,不要推诿,张廷谔市长是张伯苓先生推荐的,有关天津的事要尊重张伯苓的意见,要与张廷谔合作,与他摩擦会引起张伯苓的误会。杜唯唯称是。1945 年 9 月下旬杜与张廷谔同机飞回天津。

张廷谔如愿以偿,却难以如愿任用自己的班底,教育局长是朱家骅推荐的人,社会局长是张厉生推荐的人,其他部门也都有大人物硬塞给他。他只能抓钱了,首先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杜建时、时子周为副主任。张廷谔竟然把委员会设在自己家里,只开过两次会,一切都由他摆布,委员会的秘书是他的把兄弟,会内职员 40 多人和外派接收人员 100 多人大都是他的亲友同乡。借接收为名大发其财,一时声名狼藉,民愤沸腾。由于他在上层没有根基,很快监察院派出了所谓“接收清查团”,张廷谔心中有鬼,吓得突发脑血管病,1946 年被解除市长职务。

杜建时晋升市长后,随即改组天津市政府。拟定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为公务局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羊为公用局长、杨天寿为财政局长、黄钰生为教育局长、李汉元为警察局长、袁绍瑜为市民生银行总经理,全部是与南开有关的人。改组名单遭行政院长宋子文、内政部长张厉生所反对。张厉生派宋的亲信刘如松任公务局长。杜在为难时只得找蒋介石,没想到蒋对他大加表扬:“任用南开学生是符合张先生意愿的,你做得对!”有了蒋这句话,南开校友在天津更是大行其道,天津真的变成南开的天津了。

校友会变为募捐机器

南开学生最早回报母校是在 1908 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送给母校一口井,井上有一个小牌坊,上列全体毕业生姓名,第一名是梅贻琦。

南开有一座名为“思敏堂”的建筑,是为纪念数学教师严约敏的,他是严修的侄子。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很关心,深受学生的爱戴,病逝后,学生自动捐款于 1914 年兴建了“思敏堂”。这是南开在校学生第一次自动的大规模捐款建校舍。张伯苓由此看到校友中巨大的募捐潜力,并加以引导,使在校学生和校友经常主动捐资帮助母校。

1929 年是南开建校 25 周年,为纪念“校父”严修,兴建“范孙楼”作为校友会所,校友们发起“环球聚餐”募捐活动。在 4 月 21 日中午的同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都在当地聚餐讨论为母校募捐事宜。并从即日起募捐两周,许多校友慷慨解囊,当场捐款。如在天津组织募捐队, 305 名校友聚餐于福禄林饭店,傅作义、颜惠庆等名流出席并发表劝募演说。在校学生每人每学期捐 3 元,两周即获捐款 1 万多元。在上海、南京、北平、大连、成都、青岛等地也都由南开著名校友担任募捐会的负责人。在美国,校友聚餐于纽约中华厅当场议定募款额。在英国聚餐于“伦敦上海楼”,举老舍为会长负责募捐。通过这一活动,不但获得 6.9 万元捐款,而且宣传了南开,使“南开”、“校友”、“募捐”等词汇,成为世界各地人们谈论的话题。

进入 30 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发生经济恐慌,向社会的募捐很困难。而此时的南开校友在社会各界崭露头角,向在校学生和校友的募捐越来越频繁,而且越到后来,校友捐款的比例越高。1935 年 3 月 1 日再次发动“环球聚餐日”活动,到同年 10 月 17 日又发动“三六奖学金”,原定捐款目标为 3.6 万元,结果获得 7 万元。张伯苓决定每年都搞一次校庆募捐活动。 1936 年在重庆办南渝中学,首先得到蒋介石捐款 5 万元。更得到校友们的鼎力支持,胡光镳、胡仲实兄弟不但自己捐款,而且还参与筹建,从购地到施工,无不尽心尽力。两人还负责向西南工商企业家募捐,刘湘的捐款以及刘妻之弟将土地半捐地卖给南开,都得力于胡氏兄弟的促成。

然而 1937 年 3 月,校友会发起的“三七募捐”并不理想,原拟集款 3.7 万,最后仅得两万多。

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大学的经费不用张伯苓四处“求告”了。南开中学迁到重庆与南渝中学合并,原定的每年一次的校庆募捐活动也暂时停止,然而向校友的募捐并未停止。1938 年 5 月张伯苓去武汉向校友募捐,108 位校友开会欢迎他,徐谟、周恩来、刘清扬等发表讲话后,他请周恩来为南开募捐,周愉快地接受了。有校友开开玩笑说:校长领着周恩来到蒋先生那里可以得到 10 万块,这不是很好的募捐方法吗?校友听了都笑起来,因为在红军时期,蒋介石曾悬赏 10 万元捉拿周恩来人头。

到重庆以后,向在校学生和校友的大、小形式的各种募捐每年都有,其中上规模的 1941 年有两次,1943 年有 3 次,1944 年达到高潮。除了为学校的募捐之外,还有什么“节约储蓄竞购大会”、“竞购战时公债”、“慰劳湘鄂抗战将士”、“七七献金”—— 不一而足。有些捐款虽然没有直接使南开受惠,但是为学校博得政府好感,也拉近了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促使政府增加对南开的公款补助。从 1938 年起教育部每年补助 5 万,四川省每年补助 1.2 万。1940 年 8 月起,教育部的补助增加到 7 万,这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对私立学校而言,是绝无仅有的。

如此频繁,近乎于“滥捐”的程度,使学生和校友麻木了,校友会几乎变成一架募捐机器。

1943 年 10 月 17 日是南开建校 39 周年,校友会在庆祝校庆时,决定发动“伯苓四七奖助金”募捐运动,为 1944 年 4 月 5 日校长 70 大寿,又是建校 40 周年的募捐做准备。目标最初定为 28 万元,为四七之合之意。

后来校友会认为目标定得太低,改为 110 万,仍合四七之意。

1944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在张生日的前一天,蒋介石亲赴张宅贺寿,并称颂他“桃李满天下”。第二天,校友会及全体师生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蒋介石手书“南极辉光”条幅在会场中央高悬,周恩来、邓颖超送一条幅。李宗仁、白崇禧、吴铁城等人也都送了对联。这对募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校友们在向老校长祝寿的同时,纷纷慷慨解囊,第一天就超过 110 万元,第二天入账 280 万。募捐历时近一年,共获得捐款 600 多万元。其中英国大使馆捐 1 万。捐款最多的还是南开校友,如裕华纱厂捐 5 万元,金城银行捐 11 万。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说是“创造了当时教育募捐的最高纪录”。

除了“三六奖”、“三七奖”、“四一奖”、“四七奖”之外,南开还有一些基金奖,如“清寒奖学金”、“幼稚园基金”等也是主要由校友捐集来的。

抗战胜利后,南开面临迁回天津的诸多问题,可是张伯苓不得不赴美治病,临走前他告诫校友们:“只要打着南开这面旗帜,就什么问题都能顶过去。”果然校友们在迁复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所到之处,如遇到搬迁费,雇车、船,通行证等都迎刃而解。负责这项工作的校友丁辅仁说:校长交给我的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

刚刚复校的南开中学真是衣襟褴褛,百废待兴。校友们一致认为,南开要发展,就必须扩建,必须募捐。1945 年 10 月 26 日南开校友会改选执行委员,杜建时、阎子亨等 21 人当选,紧接着又选举七人常委会,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为复校募捐配备组织人员。

同年 11 月 4 日,南开校友会又一次发起“复校募捐”运动,订立目标为 1 亿。到第二年校长 72 诞辰前夕,获得捐款竟达 5 亿,是目标的五倍。折合美元约 22.4 万元。这次募捐是南开获得捐款最多的一次,也是张伯苓不在国内,没有直接参与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空前好成绩。标志着南开募捐主要对象,由社会人士向校友过渡的成功,同时募捐的主持人也从校长过渡到校友会。

有了这次募捐成功的经验,不久校友会决定再发起一次空前的“大募捐”。1948 年 7 月 1 日南开校友会印发《助校敬师募捐启》的小册子,目标定为 500 亿(法币),其中 100 亿先在天津校友中筹集,于 7 月 10 日前募齐。其余 400 亿在全国各地及海外校友中募捐,要求以一个月为期限, 7 月底前募齐。当时 500 亿折合美元约 300 多万,南开校友们是否有如此大的财力且不说,时间之短迫在募捐史上是一个特例也不论,关键是此时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加之战争,使得人心慌慌,校友们有比募捐更重要的现实问题—— 活命!平津战役时杜建时、陈长捷被俘。南开校友会不但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校友会组织,而且也是南开募捐的重要工具。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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