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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绝后的中共留守中央(下)

空前绝后的中共留守中央(下)

作者:孙国林 阅读量:13 点赞:0

1928 年 5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留守中央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至9 月 2 日结束,仅仅存在 4 个月。它是空前的,此前党的历史上不曾有过;也是绝后的,此后党的发展过程中再没有出现过。而且,“留守中央”这种机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唯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已经出版的党史类著作和辞书中,很难见到对留守中央的记述和评论,因此变得鲜为人知。

中共留守中央的产生

中共留守中央,准确的称谓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留守中央常委会”。中央临时政治局,是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产生的,一直到党的六大前,它都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临时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常委是: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11 月,又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

临时中央政局怎么又衍生出一个留守中央呢?主要是因为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中共六大的酝酿是从 1927 年 8 月开始的,在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会上又提出筹备召开六大问题。初拟在 1928 年 3 月召开六大,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会议并未对此作出具体安排。11 月 14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并向全党公布。决议称“,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要求各省党部选举代表。决议还对中央机关的改组和人选建议作了表述。随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将决议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同时,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都决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些会议的地点都未确定,因为安全问题殊难解决。

1928 年 2 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到了上半年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青年国际大会的通知,并要求中共选派代表出席。这些国际会议与拟议中的中共六大的时间大体相重合。于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请求。理由是:方便中共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们,在国际会议之后顺势参加中共六大;可以就近得到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在国内很难解决的六次大会的安全问题,也得到解决。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因为有的国际会议提前召开,1928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5 个临时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苏兆征(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率中国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团 5 人,于 2 月 14 日出发赴莫斯科与会。差不多同时,向忠发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也赴莫斯科。2 月 25 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参与讨论并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3 月 15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选派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人数及有关问题。4 月 2 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举行 , 任弼时根据共产国际来人所传对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内容,在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一)四月份可在苏联境内开。(二)会议日程大致是:(1)国际报告;(2)中国党报告(瞿秋白作);(3)长江局或湖北省委报告;(4)青年团报告(任弼时作);(5)党纲问题;(6)章程问题;(7)工人运动;(8)土地问题及农民运动。(三)代表人数。(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即到莫斯科为大会作准备。(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会议。

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 4 月中旬开始,就六大代表的出境时间、路线、方式和安保等问题,开始作具体安排。中央机关以中央特科为主,汇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负责接待到上海的代表。4 月 13 日,党中央专门派陕西省选出的六大代表张全刚赴天津,负责接待转送出境之六大代表。当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周密安排六大代表出境,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4 月 28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精神,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同志都要出国与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国内党的工作继续进行,会议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成留守中央常委会,主持国内党的工作。刘昌群主持共青团留守中央工作,并参加中共留守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中共留在国内机构的名称时,有人提出了“看守中央”、“中央留守处”、“中共中央国内部”等名称。经讨论最后认为,“看守”和“留守处”的含义太消极,不如直接明确地称“留守中央”,以表明这个中央仍是党的领导机构,还要积极领导党开展工作。最后,会议确认了“留守中央”这一名称。但发文、作指示仍用“中共中央”名义,而不用“留守中央”。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央机构的这一临时变动,没有通告全党。

留守中央诞生了,但它并未马上履职。因为此时中央高层的领导成员尚未出国,他们又继续工作了几天。5 月 2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留守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着这个机构正式运作起来。

不久,周恩来、邓颖超化装成古董商离开上海,经大连、哈尔滨、满洲里,于 5 月中旬抵达莫斯科。5 月上旬,瞿秋白及杨之华、项英、黄平、王若飞、张国焘、李立三、邓中夏、关向应、蔡和森、杨殷、刘伯承、夏曦等及各省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相继离开上海,经大连、海参崴赴莫斯科。至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5 个常委中的 4 人均已赴苏,准备参加中共六大。

留守中央创造的业绩

中共留守中央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加紧镇压,血雨腥风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工作。关于党的建设。1928 年 5 月 2 日,中共留守中央常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议讨论对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策略问题,认为对共产党政策不满的少数党员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党可以选派几个同志进去摸底,但要很谨慎。后来形成《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通告,于 5 月 11 日发出。认定在目前情况下,“第三党没有成为独立政党的可能”,事实证明它是反工农暴动,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这次会议还讨论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与改造问题,决定由任弼时起草组织计划大纲。5 月 9 日,留守中央常委会议召开,尚未离开上海的瞿秋白、项英等也出席。会议决定开除原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5 月 15 日,留守中央听取蔡和森汇报北方党的状况,并决定由任弼时起草《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要求特别注意在斗争中发展与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第二天,留守中央又开会听取任弼时同浙江省委书记谈话的情况,决定改组浙江省委常委。会议还决定任弼时负责起草《秘密环境下党的组织工作通告》。在 5 月 18 日的留守中央会议上,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修改后,定名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发给全党。文件指出:“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军警侦探的破坏。”文件还强调:割据区域的党组织,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机关和负责同志,以防意外。8 月 1 日,留守中央发文指出:要“改造健全党支部的工作”,“宁肯党员数量比较少,但质量必须渐次达到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此外,留守中央还对几个省委进行了调整。6 月底整顿了顺直省委,派出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 3 人,组成中央特派员机构,代行省委职权;7 月 2 日,留守中央对广西省党部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省委,直属中央领导;7 月 3 日,留守中央开会研究江西、湖北、江苏等省委的工作,对组织机构成员作了调整。

关于党的干部工作。党的干部是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保证。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情况下,留守中央对党的干部工作依然给予足够重视。1928年 5 月 18 日,留守中央在发出的通告中强调:提拔工农同志担任党的干部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其工作能力,不能满足于形式。这对于当时党内滋长的过分强调干部的工人成分和排斥知识分子倾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警示。另外,留守中央还对党的干部培养问题,提出重要建议。6 月 18 日,留守中央致信共产国际秘书处,建议:(一)列宁学校中国部,训练党龄较长、工作经验较多的干部,有半年以上的实习,每期不超过 30 人;(二)取消中山大学后,东方大学设中国部,训练新进党的工农干部,学习时间较短些,人数扩大到 100 至 150 人。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建议,基本上照此意见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关于军事工作。在战争环境下,留守中央对军事工作特别重视。5 月25 日,留守中央发出经过任弼时修改的《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阶段”,“军事问题现在占了更重要的地位。”大纲规定:“割据区域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名义”,为使工农群众军事化,城乡应组织赤卫队。“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负责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省委、市委与暴动区的市委建立苏维埃军委,“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委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有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这个军事大纲不仅正式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名为“红军”,而且确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军委同时即是党的军委。这一规定延续至今。6 月 4 日,留守中央收到毛泽东 5 月 2 日给中央的报告后,遂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复信(即有名的“六四来信”)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势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粤、赣四省交界暴动局面的发展”。同时还指示: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湘赣边界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除正式的红军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这封重要的指示信,辗转至 11 月 2 日才到达井冈山。11 月 6 日,毛泽东主持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的这封信。会议认为,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废除党代表等几项具体问题外,中央指示的“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6 月 20 日,留守中央致信广东省委,针对东江红军实行冒险主义进攻,导致东江红二师惨重损失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红军要集中还是应该有计划分散到各乡,彻底创造乡村割据,这要看环境而定,不能死板的要集中一块,执行最后决胜负的战争。”7 月 3 日,留守中央致信江苏省委,指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要求“省委应组织军委或军事科,指挥士兵和赤卫队等工作”。

7 月 10 日,留守中央开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兵运策略的通告,以党、团中央的名义发出。它指出过去兵运工作的缺点及错误;强调兵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兵运工作的正确方式。通告规定“党的军委须有团的代表参加”,团省委市委县委可设军事科,但“须与党的军委发生密切关系”。关于抗日反蒋斗争。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攻占济南,杀人数千,制造了“五三惨案”。但蒋介石却对日寇退让、忍耐,并通电全国“取缔民众抗日运动”。5 月 9 日,留守中央旗帜鲜明地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和党的通告,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反日反新军阀的民众运动。5 月 18 日,留守中央发出《五三以来的形势与深入反帝斗争问题》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反日运动的领导,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印制简明的宣传材料,鼓舞抗日斗争。6 月 12 日,留守中央又发出通告,分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的现状,揭露了国民党卖国的事实,号召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反对新军阀蒋介石的斗争。

关于职工运动。临时中央对职工运动也很重视,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工作,指导其发展。5 月 25 日,临时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职工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本地职工运动的指导,防止单纯的经济斗争和不切实际的冒险。5 月 29 日,留守中央专门对湖北、浙江、河南、山东和满洲等省的职工运动负责人的缺额进行了配备,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7 月 3 日,留守中央指示各省委,在手工业工人中建立工会,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另外,留守中央还对党的农村工作给予关注。6 月 26 日,作出专门的指示,要求加强领导,注意城乡斗争的配合。7 月 3 日,指示江苏省委,要注意农村无产阶级(雇农)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领导他们开展工作。关于党的报刊出版工作。5 月 22 日,留守中央开会,讨论加强党的报刊出版工作。会议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报《红旗报》主编谢觉哉,加入中央编辑委员会;改进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创造社等全国性左翼文化团体的中共党团工作,由中央主管;在进步学生中建立研究社之类的团体。

据笔者粗略的统计,留守中央在短短的 4 个月内,举行会议 21 次,制发各种文件 15 份,发出工作指示信函 17 次,对 7 个省委进行了人事调整,约见 5 个省委的负责人谈话,派出巡视员 4 人。须知,如此大量的工作是在白色恐怖下,靠着三四个领导成员日以继夜地工作而完成的,实在令人由衷地惊叹和敬佩!

留守中央的结束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六大,在莫斯科举行。7 月 11 日,在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后闭幕。7 月 19 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召开,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常委。常委是: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候补常委是:李立三、徐锡根、杨殷。按照党的法规,从此应该由新的中央政治局主持全党的一切工作,留守中央的使命即告完成。但是,许多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尚未回国,他们在六大之后,又参加了 7 月 12 日至 16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青团五大,和 7 月 17 日至 9 月 1 日的共产国际六大,不能实际接管国内党的工作。所以,7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决定:向忠发(中央主席)、蔡和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常委、中央农委书记)等第一批回国,负责组织中央机关,主持全党工作;项英、周恩来、苏兆征、杨殷等第二批回国。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未回国前,国内的留守中央暂时维持现状。

于是,留守中央坚持岗位,继续做了许多工作。7 月 22 日,留守中央讨论并发出致湖南省委的信,要求省委必须建立工委军委;7 月 24 日的会议,由任弼时汇报与福建省委代表谈话情况,要求建立秘密工会,发展党的组织。7 月 26 日,留守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强调党的组织亟待整顿,党的中心工作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下起来斗争。7 月 27 日,留守中央开会,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

后来形成中央文件《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并于 8 月 1 日通告全党。文件肯定“朱毛部和平江余部军事上政治上有较好的基础”,要求加强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注重党员质量。同时,又发出《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书》,揭露批判汪精卫、改组派及中华革命党。

此外,留守中央还在 8 月间对山东、湖南、浙江、广东、满洲、江西等省委的工作,分别作出指示或是对领导干部作出调整和充实。

8 月 28 日,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候补政治局常委)等从苏联回到上海,立即召开新的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留守中央的李维汉、任弼时(六届政治局常委)、罗登贤(六届中委)以及刘昌群亦出席。会议再次明确留守中央常委继续工作,以便政治局了解国内情况,作为一种过渡。

9 月 2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由向忠发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及留守中央的三位常委。会议决定新的中央开始接管全面工作,但原留守中央的同志还要协助工作,作为新旧机构的“无缝链接”。

至此,留守中央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由新诞生的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领导,乘风破浪,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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