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周诒春对贵州现代经济的推动作用

周诒春对贵州现代经济的推动作用

作者:杨炯蠡 阅读量:9 点赞:0

贵州现代企业的拓荒者

有史以来,贵州因“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现状及出产不丰、经济滞缓而以“贫瘠落后”著称。自明代划省,历代王朝虽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但是与其他省份相比,在统治者的心中,贵州总是蛮荒之地,对其发展未予充分的重视。抗战前夕,贵州的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近现代工业起步晚,发展慢,基础十分薄弱。主要为铁、汞、锑的开采冶炼以及印刷、皮革等行业。而且历经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政治、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资金、技术缺乏,大多数的工厂企业仍停留在手工工场的阶段。正如民国时期著名的经济学者张肖梅在其所著的《贵州经济》一书中所言:“本省各项工业之合乎中央组织之营业工厂,尚未有所闻。”抗战伊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贵阳成为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和滞留之地,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铺地而来者非常之多”。此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西南数省的工业用品严重缺乏,要支持长期抗战,“开发贵州资源,促进西南建设发展,便成了非常紧迫的任务。当时,贵州的工厂数量虽由1935年以前的3家增加到55家,但规模均较小,资产总额加起来不过213.8万元法币,资力微薄而分散。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初到贵州的周诒春全力协助吴鼎昌,承担“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的重任。他们采取了建立“贵州企业公司”、创办贵州银行等强有力的措施,促进了贵州近代金融业和工业的发展提高,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其中,周诒春功不可没,他可说是贵州近代企业和近代工业的拓荒者。

周诒春到贵州后,首要任务是协助吴鼎昌创建贵州企业股份公司,他亲自主持拟定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大纲》《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计划概要》《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并亲赴重庆、香港等地联系合作事宜。经过他与吴鼎昌等人的努力,“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的成立获得了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经济部长翁文灏、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得到了贵州省政府各委员、各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各厅处长的赞同,得到了贵州多位社会贤达如平刚、任可澄、刘熙乙、陈职民等人的认可,并于1939年3月开始筹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3月17日,贵州省政府委员会第521次会议通过了周诒春负责拟定的关于成立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几份文件及《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章程》,成立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吴鼎昌亲任主任委员,省政府委员何辑五、周诒春,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叶纪元和其他几位相关厅处长、银行方丽代表任筹委会委员。大会通过了贵州省政府的《筹办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案》,该提案指出:“现贵州已成为抗战大后方、交通中心,对于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除兵役外,必大量开发资源,乃能作有力之贡献……现拟由本府倡设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并倡导本省之各项实业……乃就农矿工商各种生产事业,择其有关本省经济建设,而确具成功之把握者,延聘专家,详拟计划,分途并进,集其大成。集中全省及各方之人力、物力,发挥经济的效能,特别注重国防资源、出口贸易、生活要件、大众需求,先跻本省于自给自足之地位,提高一般人民生活之水准……如此,则抗战力量大可增强……一举而可达成对国家、对地方、对人民所共需与必要之任务。” 

筹委会于3月18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推何辑五为主任委员,周诒春、程志颐为常务委员,进一步开展筹备工作。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制定了公司章程及筹集股款、经营事业等办法。拟定筹集资金600万元法币,其中官股255万元,占41.7;商股350万元,占58.3%。官股由国家有关部门和贵州省政府各认股一半,由吴鼎昌分别致函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经济部长翁文灏,请予支持赞助,并得到认同;商股由周诒春赴香港与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几家银行洽谈合作投资事宜。经过周诒春和其他筹委会委员的努力,共筹商股35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认股投资170万元,交通银行认股投资12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认股投资60万元),加上中央股款125万元、贵州省政府和地方士绅的投资认股,共筹得股金600万元,达到了筹委会的既定目标,成立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1939年6月1日,在贵州省政府会议室,如期召开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各股东代表45人,中央和省政府有关人士,金融、企业等工商界名流,社会知名士绅。会议公推吴鼎昌为主席,宣读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报告书》等文件,股东代表讨论并通过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选举董事和监察人。除国家资源委员会、商股方面的董事外,周诒春和叶纪元二人被贵州省政府指派为政府方面官股的董事。公司宗旨确定为“本公司以经营贵州各项实业,开发其资源,以期助成西南各省之经济建设为宗旨”。公司地址设于贵阳市西湖路。该公司将中央(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地方(贵州省政府)和地方商股资金融为一体,进行资产改组,用于贵州的建设与开发。1939年6月~1949年11月,它采取了自办、合办、投资三种方式,创办、扩建了34个企业,有工业(机城、发电、水泥、玻璃、化学、烟草、火柴、缫丝、面粉)、矿业(煤矿、汞矿、盐井)、农林业(水利、农牧、垦殖)、金融业(贵州银行)、运输业(汽车运输、内河航运)和商业(贵阳营业处、中国国货公司)等六大行业,其中许多企业和厂矿都成为贵州商业、工业、矿产发展的基础。周诒春不仅为创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项事业身体力行,而且亲手创建了不少企业和工厂,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尽心竭力。

创办贵阳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七七”事变以来,广大的国土和城乡市场丧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1938年底日军已占领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占有中国农业实力的40%和工业实力的92%。1939年2月起,日寇攻占我国南方诸省、市,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国际贸易被迫中断。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转口贸易主要在沿着军事封锁线的交界地区和包括贵州在内的大后方各省。加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全国多数地区的特大水灾和旱灾,更使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境地,国货销路日益狭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大后方的经济形势随着战局的不利不断恶化。国民政府退据的大后方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但与此同时大后方却承受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由于沦陷区人民大量西迁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生活物资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但大后方的对外联系越来越困难。大后方物资供应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出于战略需要,国民政府又于1938年10月27日颁行了《查禁敌货条例》和《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禁止日货及其它国家的奢侈品与消耗品入口,使全国的物资更为紧张,经济形势益加严峻。

由于市场和资源地大多丧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大部分国货产品销路顿受打击,贵州这样后方省份的国货销路更为狭窄。作为中国金融界翘楚之一的周诒春深感推广国货、培养国力的迫切需要,于是牵头集合同仁从事国货运动的研究和推动,以图达到贵州国货产销和金融通力协作的目的。经过多次讨论酝酿,周诒春以省政府的名义牵头,于1939年创立了“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公司总部设在贵阳市盐行路2号。该公司规定“运销本国国货(包括机制品、手工艺品及土产)为业务,兼营门市及批发”。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是卓有成效的,周诒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采用了依靠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金融部门,联合联营公司,与后者共同筹措资金,经营采购、批发、代理、门市经销等业务,使国货产品来源和周转资金有了保障,商品固定的销售场所,解决了以前产品货源不足、销路不畅、资金困难等问题。特别是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货联营公司联营,依靠当时陆路运输,虽时常中断,上海还有外轮可以交付承运,而紧俏商品和大宗日用品可部分得到保障,以供后方军需民用。抗战时期,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还积极通过多条运输线,抢运物资到“陪都”重庆及其它省、市,尽了支援抗战之力。

由于战时贵州商业、金融业空前繁荣和周诒春等人领导有方,贵阳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了解放以前贵阳最大的百货公司。该公司成立以后的10年间,年均营业额达34.38亿元,推动了贵州商业的繁荣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创办贵州银行

贵州由于僻处西南,抗日战争前社会资金短缺,金融业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民国初年曾办贵州银行,但受地方经济、军事、政治影响,几起几落,始终未能发展。抗战爆发前后,大批工矿企业和国民政府迁往贵阳,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机构也随之迁入。自1935年(民国24年)到1938年(民国27年),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储蓄会、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金融机构迁至贵州,或成立贵州总行,或成立分支行。内迁的金融机构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而且带动了贵州金融业的较快发展;内迁的政府财政机构,面对战时的局面调整了财政税收政策,力图开源节流,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集中于后方地区。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的实业投资意识进一步提升,金融业与工商业的互动关系也进一步增强,从而为贵州工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资金支撑作用。

为扶持贵州企业公司下属的若干工矿企业和省内其他工商业,建设贵州金融网络以适应和促进贵州战时经济的发展,1939年末,由周诒春厅长带领的省财政厅筹备成立贵州银行。一方面向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借款作为官股;另一方面广招商股,于1941年6月7日正式成了贵州银行,由周诒春任董事长。股东中有省政府的代表,川盐银行、川东银行的代表,贵州商界的著名人物戴蕴珊、戴子儒、赖永初、赖贵山、邓若符等人。贵州银行设置了储蓄、信托、稽核、发行、金库等部(处),最初租用贵阳市中华南路7号作为行址,随着业务的扩大,购置了贵阳六广门合群体育场一幢瓦房作为库房,并与贵州企业公司洽商,与其合资在贵阳市中山路兴建3层楼房一座,两家共用。为贵州银行的永久发展考虑,周诒春等人又呈请贵州省政府,经其同意,将贵阳市中山路贵州公路管理局修械厂基地,作为贵州银行行址。

周诒春等可谓金融业和实业的行家里手,他们一方面认识到“贵州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之贫瘠,农、林、畜产相当丰富,工业原料所在多有,矿藏尤多;惟散布各地,不易大量集中,欲加利用,只有因地制宜,分别经营。此种经营,若无金融事业为之扶助,则从事者不免有各种顾虑”;另一方面也清醒地知道,贵州银行的建立,银行业资本的大幅度增长,既意味着沿海沿江发达地区的资金向后方地区转移,也意味着后方本地社会资金的集聚和向工业资本的转移。前者,除了由内迁银行带来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内迁工商企业和内迁人口所带来的闲散资金的金融化;后者,则主要来源于贵州企业公司及其下属工矿企业发展后新增的流动资金、当地工商企业兴盛而增加的流动资金、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投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厂矿内迁和贵州企业公司有关系,并通过银行业对工业企业的融资活动而发挥其对贵州工业化建设的资金市场传动作用。

贵州银行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对当时贵州工、矿、交通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银行业机构的普及、资本额和存款额的增加,它们对工、矿、交通业的融资也逐渐增加。

在周诒春等人的努力下,贵州银行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工作和成果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健全了机构。到1942年,贵州银行已建柳州、衡阳、重庆、独山、兴义、惠水等分支行几处。由于有了抗战期间的工作成果,到抗战胜利结束后的1948年时,贵州银行已拥有省内外分支行27家。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钱庄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贵州的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机构布点已较为广泛,其业务网络已基本形成,促进了金融流通,增强了投资能力。

存款大幅增加。到1942年,贵州银行往来存款增加了200%,活期存款增加了70%,定期存款增加了590%。

培养金融人才。贵州银行为培育基层分支行和社会金融人才,开办了业务会计专修班,课程分商用算术、商用英语、银行簿记、经济学、财政学、法律常识、保险学、应用文等,制定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开招考。“应考者踊跃”,“除指定本行职员担任教课外,并延聘各专家分担教授”。贵州银行培养的这些人才,为贵州以后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放款及实业投资。1942年,贵州银行放款达1164万元,比上年增加了67%。放款对象涵盖社会各方面,但是其中以专卖业和工业为主,前者占32%,后者占29%。放款中强调了以小额贷款“扶助小本工商,藉以安定社会生活起见”,可见周诒春等人对战时民生的关注。贵州银行对工矿业的投资和放款,在其投资和放款总额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在工矿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如1942年下半年就投资贵阳市公共汽车公司10万元、贵阳市民生股份有限公司10万元等。据对1941年和1942年的后方121家工矿企业的资本构成作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就资本、公积及盈余等科目所组成的净值与负债比较,借款已占到企业资本的平均61.03%”,可见战时工业依赖借入资金的程度极高,如果没有借入资金任何工业都是不能进行再生产的,其中银行借入的无疑要占最大部分。这样,就表明战时贵州工业几乎已完全依赖于银行业资本的融通资金,而银行业对于工业的支配力自亦普遍增加,这都是战前所没有的现象。

在向工矿业发放贷款的同时,贵州银行还直接投资于工矿业。当时有不少大型企业是由其参与投资创办的,包括贵州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对贵州省工矿业的融资,成为战时贵州工矿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贵州金融业和工矿业已经具有现代性的特点。银行对工矿业放款和投资力度的增加,固然使金融业对工矿业的支配力和工矿业对金融业的依赖性加大,但也使这两业的彼此依存度加大,意味着银企关系更加密切,利益共存,互相促进,金融业为工矿业筹集资金的功能进一步发挥。这不仅反映了战时贵州工矿业筹集资金的特殊状况,也反映了贵州金融业和工矿业双方在经营上的现代性的增强。

创办贵阳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期间,日寇切断了中国与国外的海陆运输线,国际贸易被迫中断,而国内由于铁路大多为日军控制,军民运输几乎全靠公路交通,作为军用、民用的汽油来源严重匮乏。“值此油源枯竭之际”,1941年2月,周诒春与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彭湖、煤气车专家李葆和、娄既庭等人发起,在贵州企业公司运输部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募集资金500万元,汽车72辆,成立以“倡导及推行煤气车,协助战时后方运输为宗旨”的贵阳“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周诒春任董事),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贵州的公路运输业。

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贵阳市三桥新街,在省内外多地分设办事处、服务站及炭水站,规定“燃料全用木炭,不用一滴汽油”,经营项目有煤气车运输、经售大马力煤气车、经售车胎及汽车配件、受车主委托管理煤气车运输业务等。据1944年7月统计,公司成立三年来,每月运输量达20万吨公里以上,“占西南区全区军公物品总量约30%”,并且生产销售了大量的汽车配件,对战时后方军、民运输,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贵州企业公司借鉴发达国家母子公司的组织形式,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吸引中央主管部门的经济、技术优势,组织银行金融资本,吸纳地方资金,兼顾了地方、中央、企业不同性质的经济利益,密切了省内企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协作关系,从而积聚了大量资金,培养了大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力量,该公司资本总额成立时仅为600万元法币,到鼎盛时期的1942年,已达2000万元法币,占当时贵州工业资本总额的52%,投资经营的企业达28个,员工达3500人,成为了贵州历史上最大的企业集团。

贵州企业公司集中了雄厚的资金,引进了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采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自办、兼并、参股和改进了多家企业和工厂,在短短几年时间,使贵州的工商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到1943年,全省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从1935年的3家增加到154家,工业资本从1937年的213.8万元增至14048.7万元,贵州工业从手工业时代进入了现代机器工业发展的时代。贵州企业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遵循吴鼎昌“造物先造人,造人成功造物才会成功”和周诒春一贯重视培养人才的思想,人才引进和培养是其关键原因之一。贵州企业公司从筹备阶段起,就尽力收罗集结从各地来到贵州的科技人才,仅以公司专员室为例,就有留学生7人,大学生10人,共占总职员人数的73%。同时,还注意招聘培养贵州本地人才。至1944年,贵州企业公司职工人数达4481人,其中高级管理人才、专门人才和职员1084个,而黔籍职工就占了30.75%,对贵州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同时,贵州企业公司“为我国抗战以来一种新兴的经济组织,其设施虽以省为范围,然其意义则系从省经济建设,促进后方生产,以遂行抗战建国同时并进为重心。故其历史虽浅,而影响则殊远大。”“各省多思仿效”。抗战时期,云南、四川、西康、广东等17个省仿效贵州企业公司经营管理体制成立了类似的公司“对当时全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贵州企业公司揭开了贵州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对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贵州省从一个长期落后的省区,开始进入近代工业建设的轨道,为其后贵州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