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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贵阳商会之双重面相

抗战时期贵阳商会之双重面相

作者: 周石峰 阅读量:33 点赞:0

近代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无论史料的发掘、问题的追寻,还是理论的建构,学者们都进行过辛勤的耕耘。但近代贵州商人组织研究仍然非常薄弱,除当时商会参与者的零碎回忆之外,目前仅见一篇论文对贵阳商会做了简单介绍[1]。即便是晚近出版的《贵州通史》《贵州六百年经济史》,或仅以数十字简略提及,或只字未提。而贵州民众与抗日战争这一主题,贵州近代史研究中涉及较多,但拘泥于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学生、工人往往成为叙事中心,而商人及其组织则被相对边缘化了。本文以抗日战争作为贵阳商会的历史活动场景[2],以贵阳市档案馆典藏的商会档案为核心史料,试图追问:在应对民族危机与保全商人私利之间,商会究竟如何自处?

一、面相之一:民族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贵阳商会即开始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初,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发起组织“贵州各界抗敌后援会”,由党政军学商工妇等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下设组训、宣传、募捐、调查四部,市商会主席陈职民担任副部长一职。贵阳商会的抗日救国活动与抗日战争相始终,下面择其著者而论之。

1.经济绝交

抵制日货,或曰经济绝交,“实已成为老调”[3]。尽管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根本不可能仅仅经由此一途径则能获致,抵制日货的经济效果亦近似于“零和游戏”,但这一运动却可视为近代中国民众民族主义诉求的一种主要表达。因此,考察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商会的经济绝交活动,不失为理解其民族主义情感的视角之一。

随着抗日运动的逐步深入,贵阳学生首倡对日经济绝交。1940年,在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贵阳市商人抗日救国会成立。该会为配合学生的抗日救国工作,决定清查日货,限期处理,禁止购进日货,否则没收。此一措施,虽然触及大量日货商人的切身利益,但在商会的教育与督促下,多数商人接受检查,将日货如实登记,减价出售,脱手之后即不再购进日货。但亦有少数商家将所存日货改头换面,剪去日本商标,冒充国货或其他国家货物出售,牟取高利。商会发觉以后,即在有关行业中加以严厉制止,反复进行说服教育,市面日货基本绝迹。后经抗日会突击检查,发现绸缎商李友兰和行商郭松高二户私运日货。货主与检查人员发生冲突,并殴打学生,从而激起公愤,李、郭二人眼见事态严重,畏罪潜逃。市商会出面协同抗日会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没收李、郭偷运日货,并呈请政府通缉二人归案。同时,商会向检查组及被殴学生诚恳道歉,并以此对各业再次进行教育,要求端正营业态度。

1942年,上海等地许多华商工厂已被日本抢夺、统治或利用,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查禁敌货条例,这些工厂所产货物属于查禁范围,经济部曾电饬贵阳市商会遵照办理,市商会随即转饬贵阳各同业公会,要求严格按照经济部所颁敌货名单经营[4]。

显然,经济绝交运动的顺利进行与商会的组织作用密不可分,但商会也不无袒护商人的心态与举动。据曾任市商会常委的冯程南回忆,“在不公开的场合,商会负责人的立场并不那么坚定,利之所在还是不顾一切,即使出了事,也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李、郭二人的问题,商会就是如此,实际上这二人逃到什么地方,商会负责人不是不知道。”[5]商会袒护商利,本在情理之中,但与其视之为商会民族主义情感之缺失,不如归咎于经济绝交运动之内在困境[6]。

2.献机运动

早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民众即开始募捐购机,以期“航空救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民众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捐款购机活动。抗战时期影响广泛和意义深远的捐机运动当属“一元献机”运动。有学者高度评价贵州中小学生的献机活动,认为学生的献机活动不仅“最令人感动”,而且“有力地带动了全省性的抗日募捐活动”,[7]但在肯定学生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却忽视了商人这一重要群体。实际上,贵阳市商会是献机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之一。市商会曾经为完成15万元的捐献数额,特印刷捐册,积极督促各同业公会和商人完成劝募任务。

各同业公会较为积极的反应可以大致显示商会此项工作的绩效。1941年底,棉花业同业公会接到市商会一元献机捐册后,尽管声称“同业家数有限”,但终究获得捐款65元。旅馆业公会遵照商会“代为劝募”的要求,两次共劝募1750元。市商会函送一元献机捐册50份于糖业海味业公会,并嘱其“广为劝募”。该会“当即分送各会员分担”,共获捐款158元。次年初,市颜料业公会呈送一元献机捐款14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商会的组织下,不仅各同业公会踊跃捐纳,个别商人也积极参与劝募工作。譬如,1941年11月,商人吴智侬不仅向同行吴鹤龄等62人劝募,募获法币62元,又自愿捐款300元,一并上交市商会。贵州火柴公司厂长李桂丹接到市商会一元献机紧急通知后,表示“事关救国,自应遵办”,尽管其公司系属贵州企业公司,每次捐输,概由企业公司分派募集,因此,在市商会有关通知到达之前,企业公司已经下发50余份捐册给下属的火柴公司,故市商会“发下之捐册,未能全数劝募”,但还是募获110元[8]。

3.慰劳军队

慰劳抗日将士是商会民族主义情感的另一重要表现。1941年6月,市商会召集各业联席会议,通过“端午节劳军案”,决定每一公会负担礼品代金500元,即日交由市商会购置礼品(鸡蛋)届期前往慰劳抗日将士。 

翌年中秋节前夕,贵阳市政府、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贵阳分团发动“月饼劳军”活动,预算金额为10000元,其中由商会负担6000元,妇女界负担4000元。商会召开各业公会临时会议,决定以出席会员代表为标准,每一代表负担50元。如,绸缎商业公会出席代表5人,共计负担月饼劳军款250元。

1943年底,市商会奉令筹募湘北及元旦劳军捐款十数万元。为了完成捐款任务,商会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成立专门机构“贵阳市商界扩大募集湘北及元旦劳军捐款劝募队”,以警察区域为限,共分10组,每组5至7人,劝募组由各业公会摊派常务理事3人担任,呈报市府备案并请转令警察局及当地保甲长协助办理[9]。二是制定颁布“贵阳市商会所属各商业同业公会统一募捐委员会统一募捐实施办法”。该办法第2条宣称:“统一捐募之主旨,在使各商店对于国家之需要量力贡献,政府对于审核各种捐募运动时须考虑商民财力再行决定”,第3条规定:“凡经政府核准本会审定应募之捐款,一律由本会统一办理,其非审定者各商店得一律谢绝”,体现了商会对其会员利益的保护。但是,“凡须本会应募之捐款,一律以收据为限,所有一切带有娱乐性之入场券或义卖等均予谢绝,以免耗时费财无补于国”,“凡经本会配由各同业转配之款,各商店行号必须如限如数交清,逾期三日者由会予以警告,逾期七日者即呈由主管机关执行,本会不复负责”。

为了圆满完成捐募任务,市商会所属各业同业公会统一募捐委员会常务委员分工明确,12月上旬由蔡森久、张荣熙、刘锦森、王春帆、张浑鎏值班,中旬由张慕良、冯程南、颜泽溥、刘守诚、熊羲厚值班,下旬则由吴禹函、叶瑞法、易嘉炎、刘仲伦、陈秋岸值班[10]。组织架构的建立、实施办法的颁行以及主要领导的不遗余力,保证了捐募任务的顺利完成。

1945年,“贵州省慰劳湘桂大捷将士暨青年远征军筹备会”召开全体委员大会,市商会当场认捐400万元,并按各业公会实际情形分配,但将近三月,“各业公会尚未缴解者甚多”。7月,“慰劳会”致函商会,声称“各机关学校暨殷实富户均已陆续自动将认捐数缴解贵州银行”,要求商会督促各同业公会于7月5日以前将认捐之款速缴贵州银行。8月29日,贵州省党部暨省慰劳会开会议决,要求商会于2周内将认捐数额交贵州银行核收,逾期即在各报披露未缴人姓名予以制裁。据商会自己清算的结果,未按时缴款的公会涉及纱商业、汽车业、五金业、电气材料业、国药业、颜料业、服装业、影剧业、旧货业、印刷业、糖食海味业、粮食业、鞋靴件业、油商业、木商业、煤炭业、屠宰业、粉面食品业、理发业,共计19家,金额总数达129万元[11]。换言之,其他各业公会已至少捐纳了271万元。

4.救济难民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战不断,外患尤重。每次战争都造成大批难民,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难民潮出现在八年抗战时期,有人估计这次难民潮至少达到6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4%。[12]湘桂溃败之后,规模巨大的难民潮立即涌入大西南。日军甫一进攻长沙,桂林富户巨室即逃往贵州独山、贵阳。1944年底,沿黔桂路北上的难民达60万,步行行列蜿蜒长达30华里[13]。“三千五千,死在路边。二万五万,逃至车站。百八十万,方算逃难”,[14]这一歌谣正是难民数目之大、处境之惨的真实写照。而日寇侵扰黔南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进一步制造了数十万计的难民群。大批难民集聚于独山至都匀之间,衣食无着,无法安顿。黔桂路被称为“见鬼路”,独山被称为“毒山”[15]。截至1944年12月14日,逃至贵阳的湘桂难民已达12000人[16]。

国民政府在贵州的救济工作,原由贵州省赈济会办理。1942年,贵州省社会处成立,接管省赈济会,此后救济工作改由社会处办理。黔南事变前夕,入省难民数以万计,不仅食宿很成问题,对患病及死亡者,更感棘手。在救济委员会直接指导下,全市公共场所——学校、影剧院、商业公会及部分机关,分别设立难民收容所28所。凡入所难民,基本上由政府供给食宿。时值严冬,难民长途跋涉,饥寒交迫,短缺衣被者甚多,均由该会发给。患有重病者,则送难民医院治疗[17]。据国民政府社会部谷正纲的说法,当时社会部、救济会、贵州省府等机关发放救济费共达法币3亿元,在独山、都匀、贵阳等地救济难民80000余人[18]。这一事实亦可验证:“在抗战及善后难民救济中,国民政府承担着主要作用”的基本观点,[19]但是,1938~1944年各级振济委员会救济难民共计19563362人,仅占国民政府公布难民救济人次的40%,其他则由各慈善机关和社会团体来完成[20]。

贵阳市商会是难民救济的重要主体之一,商会做了大量社会工作,如安排工商各业疏散,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筹办难胞招待所,劝募衣物,安置难胞[21]。1943年12月,贵州省冬令救济委员会第1次筹募会议决定次年的筹募总额为150万元,其中由市商会承担捐募任务65万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商会根据所属各业公会资本总额进行分配。如,1944年元月20日分配给酒精业公会救济费捐款33336元,而酒精业公会又具体分摊给所属各个酒精厂商。详见下表。

表1 贵阳市商会分配酒精业公会捐募冬令救济费数量表

资料来源:贵阳市档案馆市商会档案43-1-59,捐款数额单位:元,表格为笔者添制


1944年11月,在商会的组织下,绸缎商业公会召开第4次会员临时会议,议决代办棉衣捐款3万元,按照资本总额分配各会员负担,最低捐款为300元,但最终所承担棉衣捐款远超此数,总计达396.45万元。

表2 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行号棉衣捐清单

资料来源:贵阳市档案馆贵阳商会档案43-1-514。捐款数额单位:万元,原总数额为3100万元,经笔者核对更正为396.45万元,表格亦为笔者添制

这些救济对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来说,或许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对稳定民心、稳定战时后方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商会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表现。

二、面相之二:商利自维

支持抗战是抗战期间贵阳商会的一重面相,而维护商人私利则是其另一面相。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筹捐派款、统制物资以及拉兵勒索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其对象大多指向工商业者,从而导致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亦或隐或显地展开。

1.开展税捐斗争

抗战期间,贵州税收主要包括直接税、货物税和地方税三大类别。其中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过份利得税、遗产税为主、印花税和营业税等,而地方税包括地产税、房产税、屠宰税、契税、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性税(娱乐税、筵席税)、交易税、特别课税8种[22]。但税务机构改组频繁、税利紊乱,税收短绌,税员贪赃枉法,牟取私利,故而商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冯程南回忆说,当时税捐名目繁多,不下30余种[23]。商人投机取巧、偷逃税款之事亦不鲜见,譬如,贵阳商人所立账册并不完备,不少商人往往设立两本账册,一为自己掌握盈亏的真账,另一本是应付税务机关的假账。双方交锋博弈,结果往往是妥协折中。

商会为了维护工商业者的正当利益,面对不合理的税捐征收,经常与有关机关发生冲突。在所得税、利得税和营业税问题上,斗争尤为激烈。税务机关往往不按工商业者实际营业情况合理征税,而是凭主观臆断,加重苛征,商会则坚持按照商人账面实际营业所得,照章纳税。市商会理事长张荣熙在各种场合极力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以便解决所得税、利得税和营业税征收中的负面问题,进而求得公平合理的负担,有好事者竟以“所、利、营”一词,作为诨号,扣之与张,并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交往中[24]。这一玩笑式的讪语,反映出税捐斗争之尖锐。

2.抵制征兵乱象

为适应抗战期间兵源的需要,贵州省师管区筹备处于1937年负责办理全省征集训练壮丁工作。同年,贵州全省征集兵员47万余名。翌年3月1日正式成立贵州省师管区司令部,这一年又征集兵员49万余名。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征兵数量逐年增加,1940年,全省征兵数量达97万余名。据统计,抗战时期贵州全省实际服兵役者达64万余名,平均每年8万余名,占当时全省青壮年总数的4%[25]。

问题在于,战争期间的征兵工作往往乱象从生,从“征兵”演化成“拉兵”、“抓壮丁”,概念的转换即为明证。长期大规模的征兵导致广大民众心存恐惧。为了避免常年“拉兵”的困扰,贵阳市部分工商业者不得不自找办法以资应付,如绸缎商朱某为方便经营自己业务,即捐一挂名军职,穿上军装,佩戴符号,作为掩护。但这毕竟只是个例,大多数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抓壮丁的威胁。商会应广大商人的要求,为使他们能安心营业,稳定市场,出面与市政府和征兵单位协商,要求他们暂时不在工商业者中征兵,以便各商人安心营业,然后才能完成税收和其他捐款任务。协商结果,当局同意不在商人中间征兵,条件是每届征兵时期,工商界应出名额,商会必须负责出钱,从而雇人替代。据称,每个新兵的雇用费为100元左右,由商会按期付款[26]。

3.调查“二·四轰炸”损失

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轰炸贵阳中心地带,史称“二·四轰炸”。事后,贵阳市受灾工商业者联名,并由市商会派出代表向国民政府呼吁,请求贷款救济复业。经过若干次要求,并得到地方绅士支持,方才得到黔省省长吴鼎昌口头允诺贷款100万元,并指示须将被炸损失情况调查呈报。商会等组织纷纷参加调查工作。结果表明,贵阳动产和不动产损失约值1410万元,死亡人数约计1900人[27]。因多数商号聚集市中心狭窄地域,故而商界损失最大,其中颜料杂货同业公会损失62500元,酱酒业公会损失33570元,洋杂货业公会损失1650000元,堆栈业公会损失46200余元,糖食海味业公会损失77200元,商办汽车业公会损失25240元[28]。

商会将调查结果呈报贵州省政府,省政府同意贷款,但必须严格按银行贷款手续办理,且须以实物作抵押。此举对劫后余生的商人而言,无疑雪上加霜。诸多受灾工商业者甚难复业,只好流离失所,另谋生路[29]。

有学者将“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现象,视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而将“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看成是商会的“变态”之举,[30]实际上,“国权”与“商利”都是商人组织关注的重要目标,抗战时期商会的诸多“对战争的应付举措”,貌似相悖的双重面相,恰恰是商会的“常态”。英国学者内斯特·盖尔纳深刻洞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无非是国家主权等抽象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得到实现时带来的“满足感”,而民族主义运动,亦为此种情绪所推动而成[31]。对于外力时时强行侵入,而民族国家已在建构之中的近代中国而言,其国民的“愤怒感”大大超过了“满足感”。既然如此,作为“国民”组织的商会,毕竟难以成为“经济理性人”的合集,换言之,“国权”与“商利”是商会不能取舍的双重考量。抗战胜利之后,贵州省政府因市商会张慕良、冯程南、刘锦森等“于抗战期间著有勋劳”而授予“胜利勋章”,[32]正是对贵阳商会民族主义情感的肯定。

参考文献:

[1]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J].贵州文史丛刊,1998,(3):30-33.

[2]民国贵阳商会经历了“贵州省城总商会”、“贵阳县商会”、“贵阳市商会”三大阶段。1916年6月,贵州商务总会改组更名为“贵州省城总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行新《商会法》,新《商会法》规定原商会必须按行政区划改组。因此,贵阳地方政府和国民党贵阳县党部遵法指导贵阳工商团体的改建工作,于1930年10月8日成立县商会筹备处,贵阳县于翌年1月15日成立。1941年,贵阳设市,县商会更名为贵阳市商会。因此,本文所论贵阳商会,实际涉及县商会和市商会两个阶段。

[3]金文恢.抵货研究(绪言)[M].杭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教导部出版.1931:1.而自1908年“二辰丸事件”至“济南事件”以前,中国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即已多达7次。参见《对日经济绝交之今昔》(译自《密勒氏评论报》),转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五三血迹》,第1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4]贵阳市档案馆所藏贵阳市工商联/贵阳市商会档案:43-523-1.

[5]冯程南.解放前的贵阳商会[A].全国政协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6)[Z],内部发行.1982:66.

[6]在经济低度发展的近代中国,无法实现进口替代,抵制外货实在难以持久。同时,抵货运动迫使一小部分人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去承担全民族的久远的历史责任,结果自然是不难预料的。参见王冠华:爱国运动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0页。抵货运动中,青年学生因商人销售日货而谴责商人民族主义之缺失,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却因偏好外国商品而被时人讥为洋货的推销员。“最近教育部曾派员视察上海六所大学之报告,中有各校学生服饰,大同比较朴素,其余大多数习于奢侈繁华,衣履则竟尚新奇,……甚至出入娱乐场所,感受时下习气极深,……至于女生服饰,犹多繁华新奇,……吾早说过,目下社会中最繁华奢侈的,无过于学生,无过于大学生,更无过于大学生中子女学生。所以有人说受教育程度愈高,需用奢侈品愈多,便是推销洋货愈力,……吾的朋友,很多是薪水阶层,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一年要花五六百元,甚至到八九百元。……故而有人说,和大学中的女生谈服用国货,等于是与虎谋皮。”参见天然:《大学生与女学生之服饰》,《申报》,1934年1月1日,第7版。

[7]宋洪宪.贵州民众对抗战的支援[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7.

[8]筑档:43-1-58.

[9]筑档:43-1-523.

[10]筑档:43-1-181. 

[11]筑档:43-1-108. 

[12]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3.

[13]新华日报.1945-1-1.

[14]华商报.1946-1-8.

[15]何长凤主编.贵州革命史[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279.

[16]新华日报.1944-12-16.

[17]张运昌.贵州几个抗日组织简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16)(内部发行).1985:51.

[18]重庆大公报.1945-1-26.

[19]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52.

[2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9-10.

[21]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 王■勺,第31页,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3期

[22]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34-140.

[23]涉及所得税、利得税、营业税、一时营利所得税、过分利得税、特种营业税、烟就税、印花税、牌照税、出厂税、地产税、遗产税、屠宰税、田赋、契税、盐税、娱乐捐、筵席捐、牲畜捐、斗息捐、飞机捐、筑路捐、房捐、富户捐等.参见冯程南.解放前的贵阳商会[A].全国政协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6)[Z],内部发行.1982:69.

[24]冯程南.解放前的贵阳商会[A].全国政协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6)[Z]内部发行.1982:68.

[25]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59-160.

[26]冯程南.解放前的贵阳商会[A].全国政协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6)[Z]内部发行.1982:68.

[27]蔡森久.“二·四”轰炸给贵阳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6)[Z].1982:187.

[28]筑档:45-1-54.  

[29]蔡森久.“二·四”轰炸给贵阳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6)[Z].1982:188.

[30]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3,(5):197.

[31][英]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32]筑档:45-1-165.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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