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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再适应 ——以黔西北畜牧业的衰落为例

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再适应 ——以黔西北畜牧业的衰落为例

作者:马国君 阅读量:13 点赞:0

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时系全国十三行省中,辖地面积最小,统辖居民人数最少,财政较贫困的省份[1]。然今黔西北地区,即明时的水西土司和乌撒土司领地,历史上,当地居民一直执行农牧混合生计模式,这样的生计模式由于人力控制的中心在于牲畜,而不在于改变水土资源结构,一般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构成损害。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一直延续到康熙“改土归流”前,对贵州经济发展、生态建设,长江、珠江中下游水资源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康熙“改土归流”后的300余年间,随着固定农田垦殖面积的扩大,无序的矿业开发,当地不但没有出现经济的大繁荣,反而还引发了诸种生态灾变,成了当前贵州省结构性贫困和经济性贫穷的重灾区。查阅学界当前研究成果,对此问题探析存在严重不足。有鉴于此,为了探析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再适应关系,本文拟从黔西北的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畜牧业的繁荣与生态适应、畜牧业的衰落等加以说明之,以求教学界方家。

一、黔西北的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

今黔西北地区,就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大部分属于疏树草坡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区坡度大、土层较薄、海拔偏高、年积温较低,致使冬季有较长的霜期和凝冻期,因此植物的生长季偏短,无法发育成连片的丛林,只能形成疏树高山草地。这样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主要体现在:(一)这一地区由于海拔高、土层薄、气温低、气候多变等因素,林木的年积材量极低,一旦生态破坏,要实现封林至少也需数十年以上的时间;(二)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为石灰岩山区,土层薄、土壤基质颗粒极其细小,透水、透气性能较差,很容易被冲刷而导致大面积石漠化;(三)这一地带河谷深切,坡度大,基岩与土壤接合不牢,表土极容易流失,加之土壤过湿,又容易诱发大面积滑坡。因此,对待这样的地带关键是同时兼容护林与护草,以此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才能维护地表植被的长期稳定。

康熙“改土归流”前,生息在这一地区的氐羌系统各族居民,由于其开发模式能够成功维护地面植被的稳定,因而这样的生态系统能长时间稳定延续,为当地游牧经济的发展、生态维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原因在于这里生长的草本和木本植物系畜牧业最好的牧草,同时又具有很好的保土固沙功能,凭借这些植物的庇护作用,可以避免阳光直接暴晒表土,从而避免了地表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宝贵的降水获得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这样的植物还会使地表更其粗糙,使大部分降水渗入地下,再汇入高原溶蚀湖中储备起来,可以支持草原植物顺利度过干旱季节。此外,这样的植被经过多年积淀后,残根落叶大量堆积,会形成较厚的腐殖质层,腐殖质层也能储备大量的水资源,进一步提高了降水的使用效率。但是这样的疏树草坡,只适宜于游牧和农牧轮歇经营,不适宜开辟为固定农田垦殖,大规模的矿业开发也必须兼顾生态的维护,因而,历史上,这样的生态系统,被内地汉人一直视为“不毛之地”。

然而,疏树草坡的生态安全恰好需要这样的“不毛之地”。这些“不毛之地”上丛生的植物,能够抵御季节性暴雨的袭击,降低地表径流的冲刷,有效地抗击水蚀作用的发生。同时这种草原植被,多年稳定存在后,枯枝落叶在温暖季节会被微生物降解,形成一层粘性极强的腐殖质,将草原上细微的土粒黏结起来,形成团粒结构,把整个草原表土,彻底封闭起来,这样的团粒结构可以透气、透水,具有有效抑制土壤颗粒太细的作用,支持牧草和农作物的生长,同时还可以发挥抗拒风蚀和凝冻侵蚀的关键性作用。但在整个地表,黏结成块,而不会被暴雨卷走。因而这样的团粒结构,是抵御草原暴雨的牢固防线。

这样的生态系统能够支撑众多的黔西北高原湖泊的稳定存在。据研究,黔西北在历史上有大小上千个高原溶蚀湖。如今贵州省的威宁县,有清一代就分布有众多高原溶蚀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十二载:“南海子在威宁州南”,“广袤百里”。“北海子在威宁州北二里[2]。”等等。

此外,黔西北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西南地区铅锌矿、煤矿的重点产区。《黔语》卷下“铸钱”条所载的铅锌矿矿点,威宁有妈姑、羊角、新发、白岩、马街、倮纳、黑泥、三家湾、柞子珠矿、倮布戛等。大定有水铜帕厂[3]等。但是在康熙大规模“改土归流”前,这一地区由于为土司领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并不明显。

清代康熙“改土归流”后的300余年间,大批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固定农耕和矿业开采,这些经济行为必然冲击疏树草坡的脆弱生态环节,导致土壤大面积暴露和腐殖质团粒结构的破损,并因此造成水资源的无效浪费,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草坡的质量也随之退化,经长期积累后,必然削弱疏树草坡的稳定延续能力,具体表现为地表牧草的变矮,草质下降,高原湖泊水面萎缩,严重时随着草原的退化,进而诱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20世纪后期,乌江上游发展成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正是当地疏树草坡生态系统稳定性能受损后延伸的结果。

二、畜牧业的繁荣与生态适应

历史上,黔西北地区各族居民执行的是马、牛、羊、猪、鸡合群放牧生计模式[4],实施多物种混合种植,这样的生计模式不仅均衡消费不同多样化的饲草资源,提高了当地的畜产品数量,而且增加了地表的覆盖度,有利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载:西南“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膝蕃等。每冬,以马叩边。”(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志畜”项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材料中的“毗那”,即今天黔西北的织金县,系彝语音译,意为“硕大的蹄子”,指当地所产的良马个高蹄大。元朝时,鉴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特殊,水草丰美,在此设置了“亦西不薛”养马场,以牧养“国马”而闻名于世。

明朝时,黔西北高山疏树草坡畜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实录》载,洪武十五年,傅友德征乌撒,“获马牛羊以万计[5]”。洪武十七年,中央王朝在西南定易马额。“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茫布皆四千”。同年,中央王朝通过市场与土司进行马匹交易,“蔼翠易马一千三百匹”。“四川、贵州二都司于西番、建昌、罗罗之地易马四千二百五十匹。”在贵州水西地“得马五百匹[6]”。洪武十八年,四川、贵州二都司,“得马一万三千六百匹[7]”。洪武二十一年,“乌撒军民府叶原常献马三百匹”[8]。可见明朝初期,黔西北地区马匹贸易十分繁盛。而在彝族文献的相关记载中,乌撒的几个大牧场畜牧业十分发达:“色翁第一牧场,牛马染得遍地红。鲁洪第二牧场,羊群铺得遍地白。米嫩第三牧场,牛羊荞麦相映衬。色图第四牧场,九十九座山,山山牧歌传。”在这份彝文典籍中着力渲染了农作物与牲畜相互映衬的景观,这正是当地传统畜牧业繁荣的生动写照。

但是黔西北疏树草坡很难适应精耕细作固定农业的存在。从气候方面来看,这里属于高寒山区,冬季阴雨绵延,积温和平均气温都偏低。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均难以在这里正常生长,当地各民族种植的农作物,如燕麦、荞子却能较好地适应这样的低温气候。而且这些作物的秆蒿可以为牲畜提供丰富的饲料,这正是当地各民族在农业上要农牧混合经营的生态原因。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由于内地农作物在这里无法正常生长,因而这里一直被称为“不毛之地”。即使到了雍正“改土归流”前夕,地方大员同样因为这儿不能生长中原习见的农作物,而且也没有大规模的固定农田建构,也将其视为荒地[9]。由此而导致其后在这儿强行建构固定农田,并引进中原习见的农作物,结果却因失败而告终。

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作为副业的农耕[10]也有其特异性。一方面农耕的规模甚小,水西、乌撒等地的农耕种植面积不到可利用总面积的1/5,80%以上的土地都是牧场。另一方面农作物的结构与中原也截然不同,彝族典籍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当地的农作物首先是荞,其次是燕麦,水稻、小麦却很少提及。彝书《物始纪略》记载:“很古的时候,够阿德管天。他管理天门,开一道天门,拿出种子来,大抓小撒的,撒到岩旮旯,山上长出树,平地长出荞,山脚长出麻(此处的麻为后世传抄的改写,早年是指荞麦,笔者按),人民来耕种[11]。”另一部彝族典籍《西南彝志选》记载,君王阿鲁告诫其部众说:“世间的人们,大量地种荞,天天要勤耕,以荞为主粮。”因此从彝族典籍记载来看,这样的生态系统只能支持粗放性游耕的存在,生产出来的粮食产品,无法与中央王朝的需求相接轨。

在这里执行的农耕技术也与中原截然不同,这里不能够成片地建构固定农田,而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在草场中零星地小块耕种1-2季后,就必须退耕还牧,农用地和畜牧地经常处于不断交换之中。由于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与内地截然不同,以至于明朝在这儿推行间接开发时,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变通措施。按照明代对西南土司管理的变通条例规定,所有土司都有义务向国家交纳税粮。但交纳的税额可以协商约定,再形成常规的制度完纳,这就是所谓的“认纳”。明初时对黔西北各土司,“认纳”的税粮几乎是一减再减。贵州宣慰使安氏领地范围将近3万平方公里,上交给朝廷的税粮也不过3万石。对明廷最忠顺的金筑安抚司,辖地2千多平方公里,上交的税粮也才3千石。按明代军制,一卫驻军是5600余人。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一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养活一卫的驻军及其家属。金筑安抚司每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维持一个千户所的消费。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中央王朝允许沿线各土司以杂粮或以畜代税租,这在明代的税收制度中称为“折色”完纳[12]。如洪武十八年,云南乌蒙军民府知府亦德言,“蛮夷之地,刀耕火种”,“岁输之粮无从征纳[13]”。洪武二十七年,贵州宣慰使安的“贡马二十六匹,以免其积岁逋租故也”。

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黔西北疏树草坡生态系统上的各族居民在充分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还建构了一套生态适应的体制。这一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带,和睦生息着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等。当时这一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彝族土司占有大量的山地草场,实行农牧兼营,其畜牧特点是随季节性变化进行垂直性放牧,冬天将畜群集中到河谷越冬,夏季则将畜群赶到山上游动放牧,土司征收的赋税以征集活的牲畜为主。农田主要在低下的河谷地带,以及不易放牧的低湿地和退化草地为主,主要种植莜麦和荞子。在河谷地带也可以种植水稻,主要是由布依族居民去耕作。自明朝中后期起,大量的汉族逃户涌入彝族区域,被大土司安置在河谷地带,从事稻田耕作。为了不打乱原有的传统生计,这些汉族逃户被集中安置在河谷坝区从事水稻耕种。水稻收割时,仅割取稻穗,将大量秆蒿留在庄稼地里,为彝族畜牧业提供了越冬饲料。当地的苗族与仡佬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和少量的游牧为生。其刀耕火种的对象主要是彝族畜群长期放牧后,草质退化了的劣质牧场。这二个民族对劣质牧场的利用不仅不妨碍彝族畜牧业的正常运行,而且这种有控制的刀耕火种有利于植被的更新和草场的优化,这两个民族与彝族之间形成的这种文化制衡的优化格局[14],曾经有效维护了金沙江流域的水土保持。贵州威宁州,据《朱批谕旨》载,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底经滇北时,曾亲历黔西北地区。他在一分奏折中这样写道:“臣自长寨事竣,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起程,过威宁州至东川府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数间。而入山处古木参天,远山区平畴万顷,取用尽属良材,垦治皆为美产。然而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猎绝迹。”等等。以上材料反映的是高原台面上的冬季景观,将它称为“荒地”,则是鄂尔泰的误断。如果鄂尔泰在夏季视察这一地区,见到畜群遍野的景象,恐怕就不会做这样的误断了。可见云南昭通、镇雄州和贵州威宁州,当时还是彝族土司和土目治下的半农半牧生计,“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15]。

当代农学研究表明只要地表植被覆盖度超过85%,水土流失即使在陡坡地段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而氐羌族系各民族的农牧混合经营,地表植被覆盖度可以常年维持在95%以上,这正是他们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所在[16]。清代至民国时期,在川滇黔毗邻的彝族地区推行直接开发,正好在上述三个方面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埋下了该地区水土流失的隐患。

总之,农牧混合经营对当地水土资源的利用与农耕经营方式截然不同。固定农耕经营方式出于定居的需要,要对水土资源的结构进行规模性的永久改变,这就导致多种人为因素可能在同一地区叠加而形成复合性灾变。然而农牧混合经营由于人力控制的中心在于牲畜,而不在于水土资源结构的改变,同时牲畜对水草的变化十分敏感,还等不到灾变酿成,相关的农牧混合生计民族早就迁徙离去,绝不可能等到灾变后还死守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有规律的流动,有利于植被的恢复,一般也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需要对原生的生态系统进行人为改变;即使有局部的改变,但都处在尽可能保持自然原貌的水平。这一种经济形态,在黔西北是高度适应于疏树草坡生态系统的,当地少数民族的季节性垂直放牧,实际上就反映了少数民族对这一生态环境的适应。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一直延续到康熙朝“改土归流”以前。

三、畜牧业的衰落

清康熙“改土归流”以后,中央王朝以武力征服了彝族地区,为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果实,分化倮众,清廷在此设置了“新疆四府”,默许和鼓励大批的汉族移民在黔西北及其毗连地带定居[17]。按照内地移民的赋税要求开发资源,具体包括对牧地、荒山、荒地的屯垦,农田水利的建设、高产农作物的引进,甚至大规模地开采矿产资源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疏树草坡生态系统面积锐减。据记载,东川、乌蒙、镇雄以及贵州的西北地区等地在“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将无主之田,每兵赏给三十亩或所有余丁,准其信给,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昭通府将“所有地亩,定为水、旱、生、熟四项,分给兵民、倮户及土兵垦种”。《清史稿》记载,清朝“屯田东川,岁收二万余石[18]”。

清朝前期,贵州新开垦的农田,据《清实录》记载,康熙时仅为66657亩,雍正时为25200亩,乾隆时为91967亩,三朝总计183824亩[19]。但贵州开荒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在前乌撒、水西等彝族土司的领地上。清朝初年,中央王朝曾在这里进行过两次“改土归流”,一次是由吴三桂主持,一次是在清朝“三藩之乱”后,由朝廷主持。但考虑到新设置府县社会不稳定,为了巩固这一地区统治,清廷遂于当地设置了“新疆四府”,进行移民垦殖[20]。据统计大定府原额成熟田19790亩,平远州有成熟田11997亩,黔西州有成熟田29889亩,威宁州有成熟田16830亩,这四府共有成熟田77896亩,地24583亩[21],相当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贵州新垦田的一半以上。有清一代,黔西北地区的威宁州玉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种植。(乾隆)《黔南识略》载:“一州之中,温饱者鲜,贫人以苦莜为常食,包谷、燕麦佐之[22]。”此则材料反映,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除了延续传统外,作物结构已经开始向外来作物玉米倾斜。随着固定农耕面积的扩大,对黔西北疏林草坡的破坏巨大。为了种植水稻,当地居民不得不排干高原溶蚀湖,围湖造田,发展固定农耕,进而导致水源补给不足,影响了当地固定农业之发展。乾隆二年六月十七日,张广泗奏:“威宁州地土不宜稻米,向只种莜麦”,当地“高田民间原不专藉以耕种水田,今俱改种旱稻、粟米、红稗、黄豆等物”。[23]

铅为铸造钱币的辅料,有清一代,铅锌矿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贵州省铅锌矿厂点主要分布在威宁州、水城厅、毕节县、普安州、平越州、遵义县、凯里县[24]、都匀县、镇远府等处。乾隆年间贵州省年产铅量与滇铜相当,约1400万斤。而贵州省各府厅州县产铅量最大者首推威宁州,该州年平均产量在1000万斤以上。该州属下的一些厂矿,铅的年产量都曾超过100万斤,其中莲花厂年产量最高,极盛时可达到500-600万斤[25]。乾隆五十三年贵州巡抚李庆芬奏:“黔省福集(贵州水城)、莲花二厂,岁供京、楚两运白铅六百余万斤。”(乾隆)《黔南识略》卷二十六载,威宁州有“场市十二。物产惟铅为多,妈姑、羊角、新发、白崖、马街、倮纳、黑泥、三家湾等厂,额抽课及采办白铅共四百二十八万斤有奇,柞子朱矿、倮布戛等厂,额抽课及采办黑铅共五十六万斤不等[26]。”《黔语》卷下“铸钱”条记载,“今每岁威宁之妈姑、羊角、新发、白岩、马街、倮纳、黑泥、三家湾等厂抽科及采办白铅四百二十斤有奇,柞子珠矿,倮布戛等厂抽课及采办黑铅五六万斤;大定水铜帕厂,岁办铅八万斤有奇。[27]”据近人研究表明,黔西北铅锌矿带水城—赫章带,土法炼锌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至2000年前夕,曾有1000多个“马槽炉”。炼锌中产生的黑色烟尘不仅使周围山坡寸草不生,炼锌废渣散落在山坡,河道旁,导致旱地荒耕,造成严重的生态恶果[28]。

彝族居民为了向中央王朝交纳赋税,地方土目要求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上缴税收,被迫放弃了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生产方式。这样生产方式的变化,迨至民国时,这一地区以畜牧是业者甚鲜。畜牧生产逐渐演变为农村社会的副业。而后黔西北各县养牛,除“畜牧地外,都以役用为主,肉用次之”,“更视为副产之副产了[29]”。

目前黔西北毗邻地区的疏树草坡面积日趋萎缩,固定农田面积日益扩大,以至于很多高低山坡俱已开挖成田,大道两旁空土也俱耕犁种植,由此种下了水土流失的严重隐患。在贵州境内,据清《大定县志》记载,大方地处西南巨箐,“迨后居民渐多,斩伐日甚,山林树木所存几稀[30]”。黔省西部沿黔西、大定、毕节至威宁一带,“垦种甚盛”,沿公路一带,林木稀少[31]。随着开发规模的扩大,历史上,黔西北地区高原溶蚀湖,大多已经退变为“干海子”、“干沟”,到现在一滴水也不能储存了,只留下了干裂的黄土。如今威宁县,清代前为乌撒土司领地,清代为威宁州,就分布有众多的高原溶蚀湖,其中有名的溶蚀湖有南海子、北海子,可是到了今天只留下了草海。当时人对这一情形就有评说,认定“人工造成”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

当前黔西北地区的疏树草原,还处在进一步的退化之中,特别是无序的矿业开发,已经导致矿区周围的环境严重污染,矿区土壤中的种植作物已经受到重金属污染,对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因此针对矿区土壤污染状况,有关主管部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建议尽快制定各项有效措施,积极对矿区的污染土壤进行整治改良。

四、结论与探讨

回顾黔西北畜牧业衰落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黔西北分布广阔的疏树草坡生态系统,如按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经营方式去加以利用,不但可以促进是区畜牧业的发展,而且还不会诱发严重的生态灾变。清朝“改土归流”后,由于要加强对彝族地区的控制,政府实施了直接开发举措,通过大量的移民垦殖、开矿等。由于这样的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再适应问题,最终诱发了黔西北生态系统的退变,成了当前贵州省结构性贫困和生态性贫困的重灾区。因此仔细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总结黔西北畜牧业衰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利于当前贵州省的生态建设,也有利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明史》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97-1221页。

[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二《大方府》,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79页。

[3]《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 

[4]《北史》卷九十六《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92页。

[5]《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四十七,洪武十五年七月乙亥。

[6]《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六十八,洪武十七年十月丙子。

[7]《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七十,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

[8]《明史》卷三百一十一。

[9](清)魏源撰:《圣武记》卷七《西南夷改土归流记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4页。

[10]胡庆均:《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载《明清彝族社会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1]《物始纪略》(第一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12]《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5页。

[13]《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七十一,洪武十八年二月丁巳。

[14]杨庭硕:《生态维护之文化剖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5](民国)《昭通县志》卷一《方舆志》。

[16]吕永锋:《混成耕牧制与水土流失控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7]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页。

[18]赵尔巽撰:《清史稿》卷五百十四《云南土司》,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256页。

[19]古永继:《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载《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20]《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21]《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22]《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23]《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24](清)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25]《贵州通史?清代的贵州》(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26]《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27]《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

[28]李海英等:《黔西北土法炼锌矿区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其环境影响评估》,载《中国环境监测》,2009年第1期。

[29](民国)蒋君章著:《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第142页。

[30]樊宝敏,李智勇著:《中国森林生态史引论》,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31](民国)张肖梅著:《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出版社,1939年,第H5页。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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