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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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初期教员生活片断(上)

抗大初期教员生活片断(上)

作者:贾若瑜 阅读量:17 点赞:0

在纪念抗大(由红大改称)诞生七十周年之际,我作为当时抗大七队队长兼教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凝视着抗大第二期教员的合影照片,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在延安抗大初期艰苦奋斗、团结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峥嵘的岁月,又历历在目。照片上的同志、战友,仿佛一一从照片上走了出来,我们殷殷握手,共话当年。那时我还是 20 刚出头的小伙子,我们一批同龄人,长征的战友,抗大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同志,现在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其中有不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跨鹤仙游了,这又更增加了几分感慨。

曾记得延安的山山水水,那巍峨的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那清澈的弯弯曲曲的延河,哪里没有我们的足迹?哪里没有我们的汗水?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我们响应党中央、军委的号召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在延安的日日夜夜,不论是在烈日或寒风中,还是在窑洞的荧荧烛光下,在简易的课堂上,在操场、体育场或在野外的演习场上,到处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在救亡室和宿舍里,在食堂中,我们师生之间欢笑相聚,共同切磋,互相学习,教学相长。所有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往事犹新,今朝更加甜美。还有那大扁沟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及甘谷驿的运粮等等,这些令人难忘的延安抗大初期的教员生活,就这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还记得毛泽东同志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在红军大学的校歌中就有“红大同志,我们是抗日先锋,民族革命的解放者,干部决定一切……”的词句。毛泽东同志把教员称作“干部的干部”,是培育成批干部的“老母鸡”。他要求教员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死了埋在清凉山”。领导对教育的重视,对教员的严格要求,对教员是个鼓舞和鞭策。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临教学第一线,他们在抗大担任一门课的主讲。这不仅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员的社会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显示了党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真正提到了战略地位。我们聆听过毛泽东同志讲《辩证法唯物论》和《论持久战》,朱德同志讲《党的建设》,张闻天同志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董必武同志讲《党的建设》和《中国现代史》,博古同志讲《马列主义基础》,徐特立同志讲《社会发展史》等。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在外地回延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去抗大作过讲演。他们都以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方法,把课讲得引人入胜,这不仅使学员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也给我们教员起了示范作用。他们的教诲,他们的示范,迄今仍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里,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如果说我们做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有助于军队院校建设的事情,这都是党和人民培育的结果,因为在抗大担任教学工作时期,正是我们打基础的黄金时期。

要说当教员,既是一件艰辛的“苦”差事,也是一项光荣的好差事。说它是“苦”差事,是因为抗大的教学对象不同,他们要求也不同,从而增加了教学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来自红军的,有身经百战的高级干部和上中级干部;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男女青年,他们中有大中学生、工人、职员、教员和军人等,年龄不等、文化程度不同,经历各异,生活习惯不一。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俗话说得好,“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要做到“因材施教”。当时我党我军正处于伟大的转变时节——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七七”事变前,我们从国内战争转向作直接抗日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又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寇作战。这就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有了若干个为什么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答。记得党的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规定了我军实行战略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是军队分散使用,不是说减弱组织纪律性)和游击战。会议还规定了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了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些规定都是新的课题,又是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的根本性的作战指导方针,但是我们没有现成的军事教材,老的经验不够用了,其中有的已经不适用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从前线部队作战的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充实教学内容。同时又要研究日军的《步兵操典》《作战纲要》和缴获的、搜集到的有关敌军资料,进行研究,做到知彼知己,把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和战争实践。我们还要进行正规的队列训练和步兵战术、兵团战术(高级队)的训练,以适应今后战争形势的发展。

在上述这些转变的情况下,我们手头资料十分缺乏,给教学、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同时,抗大教学条件虽比红军时期有较大的改善,但仍然是很困难的,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资料室、专修室、兵器陈列室,也没有像样的课堂、演习场等等,甚至教学用的油墨、蜡纸,也都要从西安购买。而我们又缺乏现洋和“法币”(当时我军早已停止没收政策,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军费很少,又不按时,后来干脆停发),教学所必要的经济开支十分匮乏,因而要提高教学质量确实是一个“苦”差事。虽然如此,我们都能从实际出发,知难而进,迎接困难,克服困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至于说它是光荣而艰巨的好差事,这是由于我们的教员都知道自身所肩负的重任,我们是“干部的干部”,能够为抗日前线培养合格的各种类型的干部,去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同时我们懂得要从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不同岗位、不同经历,各有专长的同学中吸取新鲜的营养,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另外,每当我们知道学员取得学习的优异成绩时或赴抗日战争各条战线取得成就时,就产生莫大欣慰,就觉得自己尽了人生的一部分责任,感受到当教员的自豪和愉快。

记得 1937 年 1 月,我们刚刚进驻延安的时候,不久恰逢徐特立同志花甲诞辰,党中央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举行了庆祝会。地点在延安天主教的礼拜堂,这里可容纳一二百人,抗大的队长、教员均应邀出席。这次庆祝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特地为徐老制作了一顶绣有红色“寿”字的寿帽,这顶寿帽代表了党和工农兵革命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对徐老从事革命教育事业的表彰,也是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崇敬。它是一个特殊的勋章。开会时,寿星徐老被请到台上,毛泽东同志亲手给徐老戴上寿帽,接着介绍徐特立同志是他的老师。徐老为追求真理,不顾年大,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正值 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来他在中央苏区主持教育工作,勤勤恳恳地为苏区工农兵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诚挚地祝贺徐老健康长寿。徐老展开双手频频答谢。他谦逊而感慨地表白,他对党的贡献不多,而党却给他以如此崇高的荣誉,使他受之有愧。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培养人才,是百年大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为重要,并表示要把毕生精力、有生之年都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向徐老学习,搞好教育事业。会场不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以及徐特立同志的崇敬。我们凝视着毛泽东同志这种尊师重教的崇高风尚,目睹毛泽东同徐特立这种精诚相待的师生情谊,聆听着徐老忠于革命、忠于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广大教员特别是年轻教员的执教热情。

徐特立同志在抗大第二期的一个高级干部队讲《社会发展史》,以他多年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革命实践的经验,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从猴子变人讲起,依次讲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他的精辟而有说服力的阐述,坚定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意志。当时由于他年岁较高,有的同学建议他不必登台讲课,只做些理论指导,由年轻点的同志上台讲课。他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老当益壮”;还有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培养新教员和上台讲课,都是自己应做的,何况我还不老呢。他坚持按教学计划完成了自己主讲的课目。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对待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对我们全体教职工都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们在延安的生活,既紧张艰苦而又十分愉快。抗大初建时期,教员数量少,尤其是军事教员更少。当时,我要兼任中央党校和后来组建的陕北公学的军事课。这两所学校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学习时间都不同于抗大。这不仅增加了教员的工作量,而且还增加了压力。为了讲好课、组织好演习,首先就要认真备好课。因此,我常常在晚上要工作到零点以后,伴随着三更灯火、一弯残月,直到五更鸡鸣,才能入睡。有时在睡梦中还在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甚至因思考难题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虽然如此,大家没人叫苦叫累,而是积极主动地尽力完成教学任务。

我们的教学是生动有效的,尊师敬教,教学相长,蔚然成风。我记得在 1938 年,有一位新教员在乔儿沟指导步兵分队战术的现场作业,因地形选择忽视了黄土高原的居民地基本上都是窑洞的特点(门窗是从上到下、垂直到地面),演习中有的学员对此有不同的意见,这时随队听课的队长,适时帮助教员做诱导工作,就地形选择展开了学术讨论,使课目按计划进行。回队后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把学员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吸收进去,在课目继续进行中作了改进,得到了学员的赞许。课目结束后,由教员作讲评,指出本课目在教学中的优缺点,一面肯定学员提出的意见,并鼓励学员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同时又指出教课中存在的问题。忽视地形选择的主任教员主动承担了责任,因为在编写想定的现地勘察中,就已经发现这个具体地形不完全符合想定的要求,虽然指出来了,但因认为窑洞在黄土高原是普遍的,战时就是遇到敌人也会选择有利于他防御的居民地,从实战需要出发,从学员路程较近的情况出发,就没有另选更符合想定的地形。现在看来,另选一个地形,效果可能更好些。教学总结时,大家既肯定了这位新教员讲课的优点和善于听取同学意见,做到了教学相长;也肯定了同学们敢于提出不同的学术意见,而又严格遵守课堂纪律、尊师敬教的作风;同时指出教学不足之处,使一次野外演习作业善始善终。这不仅做到互教互学,教学相长,更有利于发扬教学民主,坚持了群众路线,提高了教学中学术讨论的气氛,而且还提高了教员的威信和学员的积极性、纪律性,又密切了师生间的关系。因此,有位曾经受过旧式军校训练的学员说:这样讨论式、研究式、学员独立思考的教学方法,比先生讲、学生听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效果要好得多。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地瘠民贫,单一农业生产,交通不便。它是少雨缺水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加上国民党的破坏、封锁,物资供应就更困难了。我们党中央和抗大住在这儿,粮食要从外地运来,食盐也要从盐池用骆驼驮来,日用品主要从西安国统区采购,连蔬菜也要到郊区或乡村购买,由人力挑回来。在物资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规定对抗大的供给标准要优于中央机关和驻延安的部队。学校又规定对教员实行优待。如当时我们刚开始实行每月发津贴费制度,以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放,学员每人 2 至 3 元、行政干部 3 至 4 元,而教员则为 3.5 至 5 元,体现了一定的差别。又如我们要到几十里外去运粮或背粮,主要是小米,有时还要以南瓜当主粮,可是教员可以比学员和行政干部多吃点白面和大米,这白面和大米却要从西安采购。当时延安的群众既不吃鱼,也不吃猪内脏,一副猪内脏只要两角钱(大洋),100 个鸡蛋才 1 元钱,因此,对驻队教员按规定午餐和晚餐可以加一个花钱不多的荤菜(炒猪肝、猪肚、猪下水或鸡蛋)。有的教员要抽纸烟,对一般教员可给“大号牌”或烟丝的低档烟,而对于从国统区来的知名人士(如张庆孚同志等),就要想方设法从西安购买“红金龙”“老刀牌”“前门”等中档香烟供应他们。那时我们都是供给制,大家生活水平大体一样,也都很艰苦,有的同志风趣地说:“革命不赚钱,赚得肚子圆。”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当时不仅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不得人心。那时大家都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为实现远大的政治目标而努力奋斗,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已成为延安生活的准则。

教员的社会地位,从一些具体事件中可以体现。1938 年初,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同志患有重病,党中央、抗大组织给以特殊的照顾,每天给他吃流食(包括喝羊奶),医药尽可能给予保证,由傅连璋、瞿显文等同志亲自负责治疗。因治疗无效,杨兰史同志于当年 10 月不幸逝世。抗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体同志参加,大会由朱德同志主持。毛泽东同志写的悼词是:“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这对我们活着的教员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当时延安的党政机关办了一个合作社,地点在靠近南门的大街上。合作社有一个饮食部,由于物美价廉,光顾的人川流不息,每到星期天,更是座无虚席。即使如此,抗大的教员到这里就餐时,合作社的杨主任(她是红军女干部)对我们教员总是热情迎送,为我们教员留有席位,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二角(大洋)一份的份饭,即一菜一汤、四两白面馒头。一菜中红烧肉、回锅肉、辣子肉丁、宫保鸡丁、肉丸子、炒鸡蛋等等可任选一个。可见当时的延安对教员的尊敬,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教员星期天的生活也是很丰富多彩的。如果想要安静下来看书、备课,那就得苦口婆心地对来人做工作了,否则自己只有另寻幽境。因为星期天,有的同学要求补课、解答问题,这自然是责无旁贷了;有的同学要找教员谈心,那只好同他一起漫步在延河之滨,俯瞰潺潺流水、鸢飞鱼跃,当然另有一番乐趣;有的同学要同教员比赛爬山,登上那巍峨的宝塔山或清凉山的山峰,以浏览古城风貌,凭高眺远,让人心旷神怡;有的同学要教员与他们打乒乓球和篮球、排球,进行友谊比赛;有的同学又要邀请教员参加他们的歌唱比赛,东北籍的同学喜欢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充满思乡之情的歌曲,有的同学则喜欢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延安颂》《抗大校歌》《毕业歌》等等。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抗日志士,聚集在延河之滨,大家借歌声抒发自己对时代的情感,对抗战的豪情壮志,对党对我军的热爱,南腔北调汇聚成雄壮的交响乐章。这战斗的歌声,是心的交融,血的沸腾。歌声冲上重霄,划破长空,飞散在原野,震荡在祖国的大地上。延安的生活充满欢乐。

今天,回顾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教学生涯,怎不令人怀念那充满革命豪情、积极向上的战斗历程呢?


                                                          《文史天地》2006 年 7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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