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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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小史(上)

军调小史(上)

作者:刘铁轮 阅读量:23 点赞:0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相会于重庆,就战后国是前景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谈判协商,结果双方仅就政治合作、和平建国和整编军队等概要性的方面达成协议协议,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签订《会议纪要》。

其中有关中共军队以及解放区民主政权等实质性的问题,蒋介石强调“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意图把中共军政势力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挖空共产党使其成为蒋政权的附庸,无视现实上两党并存的政治局面。此为关键之所在,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协调一致。在草草签订上述协定之后,毛泽东即返延安。蒋介石的目的未遂,就图谋动用武力征服,下令各路部队分头向各个解放区进攻: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向豫西进攻;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东南进攻;第五战区刘崎部向豫鄂边区进攻;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向邯郸、磁县一带进攻;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分兵向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又陆续向东北大举进军,抢占山海关、锦州等地,全面引发冲突内战。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对立,中国位于其间有着倚轻倚重的地位。美国意图争取与中国联袂以后制苏,因而对中国国共两党的纠纷趁机插手,出面调停,以此增加对中国的影响,输入美国力量控制国民党政府以供其驱策。基于此种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化解两党之争。蒋介石佯表欢迎,出以接受停战调处之许诺,意在换取美国的帮助以加强实力,准备大战。中共方面则利用停战缓冲蒋军之进攻从事整备,停战不停革命,因此接受调处。

经协定,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在重庆开幕。同日,两党领袖将、毛二氏签订《停战协定》,发布停战令,分别命令国共两军于 1 月 13 日午夜 12 时全面停火。

举世瞩目的中国国共两党和平停战揭幕,特由两党及美国三方面代表张治中上将、周恩来副主席、马歇尔元帅组成最高三人小组,监察停战令之实施。

小组下设“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为执行调处机构,同样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各派代表团组成,其首要如下:

国民党代表团(当时称政府方面):首席代表委员 郑介民中将副委员兼参谋长 蔡文治中将副参谋长 钮先铭中将共产党代表团(当时称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委员 叶剑英将军参谋长 罗瑞卿将军美国代表团(当时称美国方面):

首席代表委员 吉伦二级上将(先由饶伯逊代办)参谋长 华德上校三方代表团内部分别设置相同的业务办事机构,有调处处、交通处、整军处、新闻处、总务处、人事科等,形成三方鼎立形势,围绕和平调处中心,合作协商处理问题。

在停战令颁布之同时,三方代表团分别派出代表组成 40 多个执行小组分赴各个冲突地区展开调处,对停战进行监察,调解冲突。2 月,重庆政协组成由何基鸿、林可玑、王葆真、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任观洪等 8 人的军事观察团,分赴各地视察停战实况。3 月,张治忠、周恩来、马歇尔联合视察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徐州、汉口等地,影响所及,一时基本平息了各地战火。

5 月,各方喘息已定,平静的战线又复冒出火星。基于各自的目的,冲突的本源根本没有消除,强化外在的监察调处无济于事。和平停战此时只是在宣传面上造势,实际战线已是弹矢纷飞。

抗战胜利后,美军将剩余物资全部贷给蒋军加强装备,通过美军顾问为蒋军培训以加强其战力。蒋介石获得美军多方面的帮助,自恃军力强大,威势有加,不耐于半年来的和平调处,遂一面撕毁停战令,一面向共产党发出通牒,勒限共军撤出以下地区:

1. 陇海铁路以南各地。

2. 胶济路全线。

3. 承德及其以南地区。

4. 东北沿铁路交通各军事据点。

5. 山西及山东境内之军事据点。

由此,这些地方的战火扩大,把和平调处的面纱揭掉。7 月,东北战事达到高潮,抚顺、本溪、四平等地的执行小组相继结束;山西的临汾、忻县,绥远的集宁、丰镇及其他几个小组辖区俱被战火淹没,各组先后撤离。

此时蒋介石坐镇庐山遥控指挥战斗。初期尚获捷报,后来接二连三的败讯传来,蒋氏再将后备兵力驱上前线,继续投向战场,仍不能挽回颓势。

马歇尔助蒋,原以为加强蒋军势力能以抑共,不意战事失利,乃翻过脸来责怪蒋介石“迷信武力”。他八上庐山面蒋,劝他按兵维和,挽回局势,蒋坚持一战到底,死不回头。

马歇尔知事已不可为,乃于 8 月 10 日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宣告和平调处失败,卸去调处责任。军调部美方首席代表饶伯相辞职回国,改由吉伦接任。

美方两个高级和平之使退离之后,军调拥有的和平力量锐减,留下来的美方代表心灰意冷,只是摆摆样子,三足相倚的调处力量至此缺少了一面。前线调处阵容陷于调而不停的状态。

军调部内,中共代表抗议蒋军破坏停战的备忘录雪片似地飞来,三方代表在会议桌上也备受责难。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列举共军进占许多地方的实例予以还击,双方拉个平局。实际上和平代表对前方的军事行动彼此已经无能为力,不过在外交辞令上尽力而为罢了!

马歇尔继续留在中国观望局势,直到 1947 年 1 月,蒋军败局已显,乃启程返美。他通过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和平调处失败之原因过分迷信武力》的对中国局势的声明,其中有的一段说:

中国最近调处之所以失败,系国民政府存在一有力量之反动派,他们破坏影响甚大,只认武力能解决问题,此派中包括拥有控制力量之军事及政治领袖,他们显系依靠美国巨量力之援助而自恃。

自此美国对蒋介石停止一切军事援助,依靠外力者终被抛弃。

美国始终持守华制苏的外交策略,蒋介石既败,中国行将易主,就转而谋划结交共产党。马歇尔返国后,授意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观察形势,试着与中共接近,直到南京解放,司徒雷登仍迟迟不走,毛泽东发表宣布“一边倒”政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表示坚决倒向苏联这一边,他才离华而去。事过 20 多年,终于由尼克松访华完成中美再次接触。

蒋介石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政权风雨飘摇,人心思变,遂求助于政治立宪,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争取民选总统,以此从政治方面来转换国人的军事视线。大会于 11 月 15 日在南京开幕,至 12 月 25 日闭会,历时 41 天,决议授命国民政府按通过的宪法制订有关法律,于 3 个月内选出总统,后来确为蒋介石当选。

此时,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声明:重庆政协决议无实现和平之可能,放弃国共和平谈判,决不停止革命武装斗争。

美国总统杜鲁门亦于 12 月 18 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节录):

中国之停战已为人们所忽略,军调总部及执行小组之诚挚不屈不挠之努力,虽获若干成就,或阻遏,或停止若干冲突,因亦拯救数以千计的人民,然冲突仍不断发生,国民政府仍不十分同意停战,至今战事不息。中国未能以和平方式统一,殊深遗憾。

综上所述,国共美三方面都已明白表示,战未能停。其中国共两党更具有决战到底的决心,军调部至此已是形同虚设。

到了 1946 年底,军调部初期派出的 40 多个执行小组,随冲突之扩大已消退过半,仅存下列各组(括弧内数字系小组番号):

太原(3) 徐州(4) 济南(7)

汉口(9) 新乡(10) 石家庄(12)

临沂(14) 南通(17) 沧县(18)

安阳(19) 张家口(20) 青岛(21)

偃城(23) 锦州(24) 朝阳(26)

沈阳(27) 海龙(29) 鞍山(30)

德惠(37) 双城(35) 齐齐哈尔(36)


停战令已形同废纸,而执行小组仍本着自身使命,奔走于两军之间执行调处,不避牺牲,上列偃城 23 小组国民党代表雷奋强、新乡 10 小组国民党译员郭子祺中弹牺牲,闵庆枢代表负伤。美方代表三人牺牲于香河,中共代表也有几人牺牲。

代表们寄身战场奔走调处又同进介入战地服务,对救护伤病、调剂医药、保护转运参战者眷属、疏导交通等等,也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国共双方代表是在互相制约互相协作的前提下执行任务,共同以和平为中心纽带,各据立场、控制关系、掌握全局,一致推进调处工作。在执行小组代表之中一般配有高层资深人士,如沈阳小组,中共代表为李立三、饶漱石,国民党代表为中将级的蔡宗濂,长春分部的中共代表有伍修权、李初犁等,其他小组配置的代表亦多如此,以其经验丰富、了解全局,俾能在任何情况下运筹自如,因应适宜。当时面临战争与和平两因素并存的局面,军队要打,代表要和,各据一端,和与战的决定因素又非代表们本身的功能所能及。既不能以和止战,又不能因战而不言和,处身在这种矛盾交错、风云诡谲的事态之中,代表们只有一个信念:秉持和平,不渝职守,矢志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辞,直至尽到最后一次使命方告终止。

国共双方代表本着以和平为中心的方针,在对战中谋求合作、互相协助的事例很多,在进行此项合作的时候,则排除对立性的敌视成分。当时山东淄博为中共新四军部队防地,一时缺乏油印文具等物资,由于两军防线封锁交通,不能运送。新四军军长陈毅通过济南小组中共代表陈叔亮致函国民党代表涂叙五,要求暂时开放防线交通,从济南购运该项物资,涂代表同意相助,照会蒋军守部临时撤防,开放交通,通过两汽车的物资,然后又封锁防线,完成了对方的意愿,体现了和平合作的精神。

1947 年 2 月上旬,三方代表团宣告终止调处,军调部的使命于下旬结束。

军调部临到结束前夕,三方互相宴请,话别酒会较多。我在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一次告别酒会上与中共交通处处长龙桂林代表举杯话别,他当时提起一事,有中共联络官袁俊上校等 7 人被山西阎锡山部队扣留,经交涉数月尚未归返,望我方关注,在军调部结束以前解决此事。其时我任国民党代表团调处科科长,当下即在酒会上与一美方代表叶慈协商,确定即由龙桂林与我和叶慈为三方代表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办理此事,分报三方上级同意之后,我即乘飞机到了太原,取得山西绥署主任阎锡山的首肯。另有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将军的联络官周北峰少将等 3 人被共军部队扣留,特别小组即时组织与之互相交换。军调部迅速派出飞机紧急接运。两方联络官员齐集北平,于 2 月 8 日圆满达成交换。这件事情被当时报纸称为“军调结束压台剧”加以报导。

这批被扣的联络官,是停战调处初期两方互派联络进行调处事务的。 6 月蒋军大举进攻,扩大冲突,有的联络官即时归返原部,只有袁俊、周北峰这一批被两军分别扣留下来,终得交换各返原部。

写入重庆《会议纪要》中的还有整军问题。规定由国民党军令部、军政部和中共十八集团军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整军三人小组,协商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事宜。经过整军三人小组的协定提出了整军方案,并于 1946 年 2 月 25 日在重庆签订。

方案确定国共两党军队分两期整编完后,将国民党的 263 个师先期缩编为 120 个师,于 6 个月内完成第一期 90 个师的整编,然后将全国军队、包括共军在内统一整编为 50 到 60 个国防师,整编完成后,共军约占全军总数的 1/6。并规定整军计划的实施,由军调部成立联合参谋部,集中部内三方面的整军处负责执行。

整军方案既定,蒋军中第二号人物陈诚出面独揽,不交军调部办理。他借此整编机会,大力排除异己,砍掉杂牌军,由 263 个师缩编成 170 个师,编余异己军官 15 万人,在全国各地设置军官总队收容闲置。这些被整掉的军官都是八年抗战效命疆场的幸存者,他们均心怀愤怒。在南京地区有被裁将官 50 多人,胸佩耀眼的战功勋章,列队前往中山陵哭陵,代表了 15 万编余军官的怨诉心曲,蒋军全军受此影响,军心大离。又因前线蒋军节节败北,急需调用军队,就停止不整了。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蒋军兵败如山倒,军调部烟消云散,和平调处终被历史前进剑锋所折服,让位于顺应时代的人民解放战争。国家最后终于实现和平。


                                                             《文史天地》1996 年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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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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