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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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连国案件(上)

蒋连国案件(上)

作者:杨耀健 阅读量:15 点赞:0

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有两个儿子,即蒋经国和蒋纬国,但有一个自称为蒋介石第三个儿子的人,建国初期曾出现在重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飞龙入梦 暗结珠胎

1950 年秋,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军歌战歌把热血男儿聚集在一起,重庆市的学生和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不少刚考入大学的青年,也毫不犹豫地听从祖国召唤,投笔从戎。重庆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几乎走空了,有的班只剩几个人,文科学生尤其如此,因为部队特别需要文化教员。

重大文学院当时设有中文、外文、教育三个系,剩下的学生不足 400 人,其中男生已不到一半。大家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接触机会很多,尽管彼此或许叫不出名字,但一打照面就大致知道对方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

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蒋连国引人注目。他有一头黑发,身上穿着那种成批生产的黄棉布军服,又高又瘦,声调文雅,举止倜傥,喜欢在夜自习时间听收音机,不时在房间里走动,从练习簿上扯下的废纸满地扔,吃剩的零食就放在抽屉里,发臭了才会记起丢掉。这些习惯使他成为男生宿舍最糟糕的房客,可是,他却从不拖欠房钱和伙食费,膳食科的老科员把他看成体面人。

据说,蒋连国的母亲是个女招待,曾在胡宗南部队的招待所工作过。一次她被前来视察的蒋介石看中,受到几天宠幸,竟然飞龙入梦珠胎暗结,于是就生下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蒋连国之母并非女招待,而是容貌出众的交际花,系胡宗南花钱请去陪蒋介石玩乐的。总之是说蒋连国和蒋介石有血缘关系,同学们在私下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光头”,时常议论他。

蒋连国是一个性情安静但难以接近的人,但是遇上尊重他的人向他打听,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经历。据他自称,他没有见过蒋介石,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他只能作为私生子默默存在,远离蒋家王朝。他的母亲后来与别人正式结了婚,矢口否认自己和蒋介石有染,也否认生过孩子,使他无枝可依,在孤苦伶仃中长大成人。说起来他是“龙子龙孙”,其实他既失父慈,又失母爱,反不如一般老百姓子女有天伦之乐可享。他得到的唯一实惠,是在胡宗南的监护下有机会上学读书。

1949 年秋,国民党日暮途穷,蒋介石自台北飞抵陪都,亲自部署所谓的“重庆保卫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无非是虚张声势、苟延残喘罢了。

蒋连国那时正憋着一肚子气,他是个说不清来历的孩子。正当他准备找老头子大闹一场,讨回自己“三公子”的名分时,胡宗南劝阻了他,给他提供了另一条选择:他可以享受资助留在重庆上大学,条件是继续保持沉默。

“总裁说过,顶多三年国军就会反攻回大陆。”胡宗南对他说,“那时你学业已成,老头子或许会接你回家去。”

他是蒋家的“三公子”,不是要饭的乞丐,但是看在响当当的“袁大头”的面子上,他妥协了。

胡宗南离开重庆前,建议蒋连国随军去西昌,说是要在那里建立游击基地,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蒋连国拒绝了。他扛不动 70 磅重的武器装备。再说除了重庆、成都,他在大西南什么地方能找到有膳食供应、有运动场、能选修几十门课程并提供就业机会的大学呢?

就这样,蒋连国在风雨飘摇中成为重庆大学 1949 级学生。

思想顽固 立场右倾

每天上午四堂课,下午和晚间自习,在食堂搭伙,有病到医务所拿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这种生活很适合普通学生,但是不适合一位“公子”。他学的是英文,想当译员的愿望时冷时热,摇摆不定,他主要担心西方国家不与新中国建交,那样他的专业就派不上用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采取的是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希望他们洗心革面,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不少大员自顾不暇,扔下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因此蒋连国这种情况是受人理解的,校方从未歧视他,也未找过他的麻烦。再说那时的大学生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很少,所以同学们也能容忍他这种人,至少不去招惹他。

蒋连国本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可以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如果他能正确认清形势,选择光明的人生道路,完全能避免后来发生的不良结局。然而他中毒太深,建国后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具有强大实力,很快就会反攻大陆,因而立场观点右倾,与前进的时代格格不入。例如,对于“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口号,他是从来不举手的。学生会干部曾经当面质问他:“蒋介石是不是人民公敌?该不该打倒?”蒋连国淡然回答道:“你们说是就是,说该打倒就该打倒。”“既然该打倒,你为什么不举手呢?”学生会干部盯住他又问。蒋连国的答复是:“唉呀,我没见过他,也不了解他。”倘若遇到家庭出身同样不好的同学去找他辩论,他还会反唇相讥道:“请不要跟我唱高调,你回家去把你老子打倒以后再来同我谈这个问题。”

运动初起  胆战心惊

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沙磁区作为重庆的文化区,所作的宣传工作更为广泛深入,时任区委书记张文澄亲到重大作动员报告,他特别结合前几天逮捕原重大训导长侯锋的例子,强调了党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侯锋其人曾参与镇压进步学生运动,重庆解放前夕他又随国民党军溃逃,想去台湾未果,在外地流浪数月后灰溜溜返渝。他回来就找重大要工作,但又拒不交待自己的问题,校方因而未安排他上班。侯锋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政府示威,他从家里搜集了一堆旧衣服,抱到重大校门摆地摊卖,说是没人管他的死活,他已面临绝境云云。谁要是同情他,多同他讲几句话,他就会老泪纵横地大吐苦水,添油加醋地胡诌一通,颇善于蛊惑人心。所以这个人在大逮捕中首当其冲。

动员大会之后,各校就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组织积极分子巡逻值班,防止坏人捣乱破坏,同时也要防止运动对象自杀或逃跑。校园内的空气,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蒋连国猜想自己已被盯上了,也许公安局早就给他挂了号,认为他是一个特务。也可能是求上进的同学举报的,他们风闻他与蒋介石有血缘关系,总想盘根问底。皇天在上,他连发报机是什么样子都未见过,而且像他这种容易暴露的身份,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绝不会发展他入伙。总之,校方一定是出于好奇盯上他的,因为别人都没有这种特殊背景,他肯定会成为运动对象。

第一批进校的工作组在办公室安营扎寨,听取教职工积极分子的汇报,不停地在软抄簿上作记录。不消说,外文系的人也到那里去过了,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有两位同学轮流监视着蒋连国的一举一动,连他去图书馆也跟在后面。

他心事重重,那天晚餐吃得很少。食堂的有线广播已调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正在报道“三一三”大逮捕取得的辉煌战果:捕获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4296 名、缴获枪支 14 支、子弹 2600 多发、各种反动证件数百件。

他决心摆脱这一切,溜之大吉。胡宗南已三个月未托人送钱来,皮箱和“瓦斯针”手表已进了当铺。他在本地再没有任何朋友。


连夜潜逃  落入法网

逃亡前夕,他仔细检查了白布枕头,里面有胡宗南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除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之外,还明确要求阅信人无条件地安排蒋连国的食宿和妥善护送他出境去缅甸。还有一个位于重庆西郊白市驿的门牌号码,那就是特务交通站的地址。

再说重大校方,当时并未将蒋连国列入逮捕名单。他的经历相当复杂,不仅同学弄不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因而校方没有动他,只是出于防患于未然,派了两个学生积极分子监视他。


但蒋连国去意已定。夜深人静时,他蹑手蹑脚地爬起床来,把白布枕头掖在怀里,装作要解手不声不响地向厕所走去。两名警惕的监视者并未失职,他们见蒋连国上厕所,也马上跟踪而去,但他们接到的指令是不能惊动被监视者,于是便守望在附近。一等二等,过了几十分钟不见蒋连国出来,他们方才急忙冲进厕所,哪里还有半个人影?

就在镇反运动动员大会的当晚,蒋连国逃跑了!

重庆大学紧急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局随即发出通缉令:在车站码头和交通要道设卡缉捕。

重庆西郊一带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蒋连国的脚下是一条孤独潮湿的黄土路,一年多前,蒋介石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就是从这里逃向白市驿机场的。他在暗夜中跋涉了几公里好不容易才到达高滩岩,腿上沾满了污泥。如果事情顺利,中午前他就可以走到白市驿,找到落脚点。

他做梦也想不到,天亮时他已进入白市驿机场警戒区。在通往白市驿镇的每一个路口,都有公安人员在盘查行人。他刚走上歌乐山半山腰,猛然看见前边公路上有检查站,忙不迭就往树林里钻。

“喂,那个人,站住!”公安战士发出了警告。

蒋连国拔腿就跑,公安战士见状紧追不舍,很快将他生擒活捉。

病死狱中 身份不明

重庆镇反期间被捕的人最初都被关押在国民党留下的白公馆监狱,蒋连国也被送到那里。重庆大学的同学曾经看见他被解放军押着,与其他犯人一起到嘉陵江边的磁器口搬运米和煤。据笔者近年追踪调查,因当时特定的大环境,蒋连国虽无历史罪恶也没有血债,却因思想顽固不化,交待含含糊糊,结果以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老看守说,这个人最终病死于重庆石板坡监狱。他与蒋家的血缘关系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台湾方面的史料亦未见记载,留下一桩无头公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凡是建国初期在重大就读的那几届学生,至今还记得有这么一件怪事,有这么一个怪人。


                                                    《文史天地》2003 年 10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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