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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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金竹邮票会”(上)

回忆“金竹邮票会”(上)

作者:郭润康 阅读量:11 点赞:0

1942 年,岁次壬午。六十年一轮回,2002 年再次迎来壬午年,迎来了“金竹邮票会”建会六十周年,我作为当年发起人之一,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怀念。

“七七”抗战爆发后,避难内迁的人,纷纷拥向大后方的云贵川。贵阳乃西南交通中心,当时既是容纳由湘、桂所来人群之地,又是通向川、滇的必经之路。贵阳离前线较远,当时有福地之称,故也有很多人在黔立足,其中就有不少集邮爱好者定居下来。他们渐渐地与本地的“邮人”汇成一股力量,为发展山城的集邮活动带来机遇。但最初两三年由于人地生疏,又忙于生活,还缺乏与本地人的联系。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后方比较稳定,内迁的人生活得到安定,与本地人联系的机会也多了起来。那时贵阳市场路(现曹状元街)有一所青年会。青年会于 1885 年由国外传入中国,主张在青年中进行德、智、体、群的教育,先后在我国各大中城市设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团体会员。那时贵阳的青年会设有小礼堂,经常开展文化活动,我曾在这个小礼堂聆听过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金仲华的时事报告、端木蕻良的《红楼梦》演讲等;小礼堂还办有夜校,如英语班、歌咏班、绘画班等,并辟有公寓、小卖部、小餐厅等,其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社会捐助。我当时在英文班补习,有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彭植榕在歌咏班学习。那时小卖部的经营者惠全安,在小卖部的橱窗内摆放着一些中外邮票出售。我在课间休息时,常到小卖部溜达,彭也集邮,因之我们在柜台前相识,他还介绍我认识新亚书店的陈世富邮友。在公寓里还住有一位南京来的老集邮家严澄孚先生,我与他也在小卖部相遇。

后来陆续有集邮的人来青年会走动,相熟的人多了,大家在摆谈中都感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在青年会干事惠全安的牵头下,我们用邮票剪贴成一个告白——“征求集邮同好”。很快前来登记的集邮者已超过 30 人,有老有少,有本地的,也有外来的。1942 年 6 月 28 日乃由青年会出面柬邀在贵阳的邮人举行茶话会,这可说是贵阳地区集邮爱好者的第一次大聚会,大家情绪非常热烈。会上决定成立“青年会集邮组”,每周活动一次。 7 月 5 日和 12 日如期集会,大家切磋邮识,交换邮品,联络邮谊,沟通信息,都甚感有益。在深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鉴于我国的三大邮会中,中华邮票会早已停止活动,新光邮票会由杭迁沪,甲戌邮票会从郑州西迁西安,又传闻成都、重庆也在酝酿成立邮票会,贵阳是西南交通枢纽,得天独厚,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越条件,也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可以对外界开展联系的邮票会。于是由许庆民、任善震、郭润康(本文作者)三人发起成立邮票会,定名叫“金竹邮票会”,当时大家推许庆民负责起草呈文并征集发起人签名。按当时规定,人民群众团体要成立发起人不得少于 30 人,金竹邮票会经征集后得 31 人,乃于当年 7 月 28 日向当时主管人民群众团体的贵州省社会处申请登记,目的是“提倡高尚娱乐,研讨邮票学识”。7 月 30 日社会处经过调查了解,提出初步意见:“拟批示准予组织,并签发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一份上报。”不久,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和贵州省政府的联席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记录为:“查本省第十四次党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事项第二条,社会处周处长提议:‘据市民许庆民等呈请组织金竹邮票会,经派员视察,拟请准于组织,并准其召开成立大会案。’”当即决定:“准予照办。”并将联席会议记录正式通知贵州省政府秘书处作为档案保存。

金竹邮票会 1942 年 8 月 14 日由贵州省社会处行文批准,乃积极筹备,于同月 23 日正式成立,是日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礼堂(原大西门三元宫,现已拆除)举行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宣传,在礼堂大门的马路上空,横悬巨幅红色布标,上书“金竹邮票会成立大会”。下午 2 时,正式开会,首先由主席许庆民报告筹备经过,旋即讨论章程,顺利通过后,乃进行选举。结果选出许庆民、任善震、陈家骧、谭敏余、郭润康、龚其康、严澄孚等 7 人为理事,黄干民、乐景武、高润波为监事。理事会推许庆民为理事长,任善震为副理事长。

成立大会时,还举办了一个小型邮票展览会,分国邮、西邮两大部分,各占一室,可说是贵阳第一次举办的集邮展览。

为了扩大组织,1943 年元月 4 日,邮票会又向贵州省社会处提出报告,请求将会务活动扩大到全国。旋即获得指令,不予同意。由于邮票会的性质特殊,各大邮会也均有先例,所以在接纳会员时我们放开范围,仍吸收外省邮人,截止 1946 年 6 月金竹邮票会共拥有会员 1060 人,其中许多国内知名邮人纷纷加入,如赵善长、李弗如等 70 余人。

1944 年,金竹邮票会改选,理事长为许庆民,常务理事有任善震、郭润康,常务监事黄干民。下设宣传部、服务部、研究所、总务部处理日常会务。金竹邮票会成立后,鉴于出版会刊是邮会的灵魂,也是联络会员的纽带,又是邮学交流的阵地,于是积极筹备出版《金竹邮刊》。1942 年 9 月20 日创刊号问世,实为双月刊,当年两期为第一卷;1943 年发行 6 期,为第二卷;1944 至 1945 两年,由于会员日增,稿件来源较多,改为月刊,各出 12 期,分别为第三、第四卷;进入 1946 年,因抗战胜利,内迁人员纷纷返乡,大部分会员中断联系,经费稿件均大为减少,又改为双月刊,到 6 月底出了 3 期后告终,此即第五卷。《金竹邮刊》先后共出 5 卷 35 期。《金竹邮刊》为 32 开书本式,形式虽小,内容颇丰,为当时抗战大后方较有影响的邮学刊物。由于后方物质条件极差,邮刊多系土纸印刷,加上多次更换印刷厂,版本也参差不齐;幸蒙许多名家执笔,故佳作连篇,为《金竹邮刊》增光,时至今日,其中许多学术性佳作,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邮学资料。

当时刊物的刊眉,流行请名家执笔,且期期不同,《金竹邮刊》也不能免俗,先后请 15 人书写。他们中有集邮家赵善长、仲梓庭、郑汝纯;社会名流平刚、徐悲鸿、孙奂仑(洛苑山人)、万里;政界人士傅启学、吴鼎昌、何辑五、李次温、谷正纲、王伯群、张道藩等等。《金竹邮刊》第一至第三卷共出 20 期,应有 20 人题写,因一时找不到人,有 5 位重复使用。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吴鼎昌,他前来参观邮展时我们请他题写。1943年上半年,徐悲鸿先生来贵阳举办画展,地点在富水中路国民党省党部礼堂,我也前去参观,见徐先生当场挥毫。这时我见闵之笃医师也来订画,我灵机一动,就拿一张宣纸,用铅笔画上四个小格,就递给闵大夫代向徐大师求书,他立即写成,并盖上印章,令我大喜过望。还有孙奂仑,即留学日本的孙孝宽医师,学成后回到桑梓服务,因经常来我工作的药房购药,故而相熟,两次请他书写。15 人中的万里是何许人也,我已记不起来,归在社会名流中。第四卷 1 至 12 期,采用统一的封面,原因是仲梓庭先生捐赠了一批朱色纸做《金竹邮刊》的封面,乃将这些纸一次裁成 16 开,又将“金竹邮刊”四字并加一丛绿竹,一次印成。共计 12000 张纸,每期用 1000 张,每期印刷时临时加印第 × 卷第 × 期及要目。

出版第五卷时,封面纸已用罄,乃用楷书写了“金竹邮刊”四字,刻成木板,连续使用三期,字体写得很潇洒,有的仿悲鸿字体。《金竹邮刊》原由任善震主编,因他身体孱弱,精力不济,加上当时的印刷厂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厂房多移至郊外,印刷校对要多次奔走,故从第二卷第二期起主编实际由我承担,直至停刊。因办理期刊登记时主编是任善震,故对外未加变更,直到第三卷第七期时,我的名字才与任善震并刻。

《金竹邮刊》每期印量为 1000 份,免费赠送会员,不对外出售,但新会员可以补购入会前的存刊。目前能保存全份的人已不多。1986 年出版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首届年会专辑》的附录中刊出了 1958 年向全国各大图书馆调查的“贵州地方出版期刊目录(1900—1949)”,其中标明藏有《金竹邮刊》的有贵州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广东中山馆。但多零星散本,将四个馆集中也难配成全套。

《金竹邮刊》我本存有一全套,1975 年送给任尔勤同志。20 世纪 80年代初香港一邮商写信给任尔勤商借《金竹邮刊》和《邮苑》在港复印,条件是为他复印一份、赠些邮品、归还原物。不料事后只寄还《邮苑》和一包废复印件,从此《金竹邮刊》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了。1987 年遵义老集邮家廖寿山有信告之任君,有一批老邮刊,其中有全份《金竹邮刊》,作价 400 元,是否有意购买。适任君去北京参加集邮联召开的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当天晚上与刘广实闲谈时,得知此事,认为 400元太便宜,1000 元都要买下来。因之任君回筑后,当天即汇款求购。这样,使《金竹邮刊》在贵阳留下火种。


早年台湾邮人曾经刊出启事,要影印大陆十大邮刊,《金竹邮刊》入围,后因纸张太差、复印效果不佳而作罢。对于复印的事,我与任君早萌此念,先失邮刊,延误时光,后虽得刊,影印无门。1990 年,幸蒙郑州市集邮研究小组,愿承担复印任务。是年 4 月我与尹兆琦同志联袂赴郑参加集邮联的学术会议,乃将刊亲自带郑,交给该组,因闻会议因故停止召开,我们要提早返筑,程兵同志乃夜以继日,突击将全份邮刊复印完毕,第二天即将邮刊归还。因影印缺行、缺字,我函请上海刘广实同志用他保存的刊物重代复印,使成完璧。从 5 月份开始直至出书,又蒙程兵夫人刘秀玲的大力支持,一巨册的影印本赶在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顺利完成了。

1990 年 8 月 26 日,集邮联“三大”召开之际,程兵同志亲自携带一批《金竹邮刊》全辑影印本到会,16 开大,近千页,为 5 厘米厚一巨册,硬面金字烫印。由于只印了 100 份,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仍有人陆续向小组求购而未得,为了满足需求,又于 2001 年 4 月重新影印出版,这次影印比第一次更求完善,补上了上次的缺页,纠正了上次的错页,在纸张印刷上更为改进,同时根据程兵同志的建议,封面刊眉由我书写以志纪念。

金竹邮票会从 1942 至 1946 年,先后跨越了五个年头。它随抗战爆发而诞生,又随抗战胜利而结束。与当时的重庆市邮票研究会、成都邮票会为内地并列的三大邮会,时间虽短,却为开展西南地区的集邮活动谱写过光辉的一页。而金竹邮票会则是奠定贵州集邮事业的基础,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六十年乃“弹指一挥间”,可能因年长日久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但由于《金竹邮刊》的存世,将在中国邮坛上熠熠生辉。


                                                             《文史天地》2002 年 11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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