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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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左尔格在中国(上)

红色间谍左尔格在中国(上)

作者:曹强 阅读量:24 点赞:0

1944 年 11 月 7 日,俄国十月革命 27 周年纪念日,日本东京,传奇人物左尔格被敌人送上了行刑台。“苏联、红军、世界共产党万岁!”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句话。

1942 年 5 月,日本司法省宣布破获一起间谍大案 ——“共产国际间谍案”,此案因牵扯到许多重要人物而震惊了世界。案中涉及中、日、美、德、苏五国共产党,被捕人员包括前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等日本政坛重要人物,还牵连到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及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将军。

此案的主角是理查德•左尔格,他的对外身份是《法兰克福报》驻日记者、德国驻日使馆新闻专员,同时他还是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将军的亲信,而实际上他是苏联共产党、苏联情报小组“拉姆扎”的负责人。日本战败后,美军通过调查档案发现了左尔格案的档案,他们如获至宝。陆军部于 1949 年公布了一份《远东国际间谍的真相》的小册子(这是由麦克阿瑟盟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威洛比对左尔格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写的一部调查报告),报告一公布立刻引起了轰动,这时左尔格案的内情才为人所知。1962 年日本出版了《现代历史材料•左尔格事件档案》,这才把左尔格案的全部情况公开发表。左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美国报纸在威洛比报告公布后不无惊异地评价道:“今天陆军部发表了麦克阿瑟将军这份长达 3.2 万字的详细报告,从而揭开了给苏联带来两次胜利的战时秘密,弄清楚了向苏联提供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以及日本不进攻苏联这两项情报的巨大间谍网的全部真相。这个间谍网是历史上最大胆的庞大秘密组织,加拿大的苏联战时间谍与此相比,只不过是‘外行人的游戏’。”传奇人物左尔格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他牺牲后出版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记、小说、回忆录,国际型的学术讨论会也召开了多次,人们对于左尔格的兴趣有增无减,日本导演还拍摄了电影。左尔格是在日本被逮捕的,但他的情报生涯涉及多个国家,他曾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工作,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在上海,他与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中国革命者共同战斗。

从左尔格的爷爷说起

左尔格的爷爷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挚友,曾同恩格斯一同参加巴登起义,在马克思创办的第一国际中担任总书记。列宁曾说:“《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对俄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有着红色背景的理查德•左尔格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是曲折的。左尔格的父亲是位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而他自幼在德国长大。他一开始并未从红色起点出发,而像其他同学一样是个泛德主义者,不加批评地爱国,一战中他还加入德国军队参加战斗。后来他在战争中负伤,在医院养病时他对革命、战争、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选择。左尔格退伍后进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许多社会主义书籍和资料,在恩斯特•台尔曼的影响下于 1919 年加入了斯巴达克团(德国共产党的前身)。1923 年,左尔格结识了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所长梁赞诺夫,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寻找合适的干部,左尔格因才干出众而被一眼看中。1925 年他离开柏林来到莫斯科,转入俄共,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国际联络处是一个秘密机构,直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国外派遣特工,向世界各地党组织发放经费、传达指示、提供有关世界共产主义形势的重要情况等),先后在丹麦、瑞典、挪威、德国、英国等地从事情报工作。

是苏联红军还是共产国际?

1929 年,左尔格离开共产国际转往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四局(也叫总参谋部情报部,简称格鲁乌)工作。它不属于苏联政府机关,不属于共产国际,而是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国外建立特务网、间谍小组和通讯联络,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左尔格的这次工作变动与苏联政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变化有关。列宁去世前后,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几次斗争。党内的斗争也波及共产国际的组织内部,左尔格受此影响不得不另谋出路到红军总参四局工作。后来大清洗运动中左尔格的“伯乐”—— 总参四局的创始人别尔津被杀,他本人也被扣上“布哈林追随者”的帽子而受到怀疑和指责。有着双重身份、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左尔格在逆境中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向苏联提供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斯大林采纳)。

1930 年,左尔格被派往上海建立情报网。他的任务包括:调查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情况,美、英、日在华动向等情况。从 1930 年被派往上海到 1932 年左尔格调离上海期间,左尔格共向莫斯科发回 597 份急电,其中 335 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他提供的情报帮助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王君?张放?

左尔格来上海不久便与史沫特莱结识。史沫特莱为左尔格介绍了许多进步人士,帮助他建立了情报网。

“在上海的时候,我主要是和王君一道工作。唯有特殊情形才和其他人员共事,但要把讨论的话头减得越少越好。”这是左尔格在东京被捕后提供的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情报工作的供词。于是王君成为日本特务机构想追查和逮捕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却始终未能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是左尔格释放给敌人的烟雾弹,他把上海下属集中到一个姓王的身上,以保护其他人的安全,他提供的情况有真有假,凡是危及战友安全的真实姓名和通讯地点,或曾居住过的地点都是假的。王君确有其人,但是他叫张放,在上海帮助左尔格建立情报网并搜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张放,笔名方文,曾用名:张金增、陈培生,解放后改名为刘进中。

1930 年 5 月,张放接到一位老友的来信,嘱托他照顾来广州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后来史沫特莱又为他介绍了一位朋友:来自德国的约翰逊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这位来自马克思故乡的朋友让他很有好感。张放原来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他脱离党组织已经一年多了。张放帮助这两位外国朋友安排住处,介绍广东的经济情况,此后他就到上海寻觅工作和组织。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上海他又与史沫特莱重逢。史沫特莱建议张放到她成立的一个翻译小组工作,主要负责把每天上海和南京的中文报纸上的重要军政新闻,特别是国民政府的“剿共”新闻翻译成英文,用英文打字机打成六份,下午送给她使用。由于张放当时在上海尚无着落,他就答应了。有一天史沫特莱突然约他到家里见面,见面后张放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约翰逊博士。一阵寒暄之后,史沫特莱指着约翰逊对他说:“今后你的工作将由左尔格博士负责领导。”约翰逊怎么变成了左尔格?第二天见面时左尔格才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他说,自己是奉共产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负责侦查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红军的情报,以便共产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措施。此后张放加入左尔格的小组从事情报工作,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无独有偶,其他为左尔格工作的中国人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为苏联红军工作。这里有个疑问,左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的情报员,为何却对张放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呢?因为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如果左尔格透露出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员,会使张放等人感到自己是为苏联效力,为苏联的利益而工作。

此外左尔格还给张放提出几点要求:1. 不许暴露自己的身份。2. 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3. 停止社会活动。这几点要求着实让张放犯了难,自己脱离组织后辛辛苦苦寻找组织想恢复关系,如今却“有家不能回”。经过左尔格耐心说服,张放才同意帮助左尔格从事情报工作。

从上海到南京

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左尔格很快在中国建立了情报网。左尔格安排张放负责搜集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情报,后来张放又介绍柳忆遥、肖炳实等人加入情报小组。情报小组在上海的组织建设取得了成绩后,左尔格就安排张放到南京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南京不比上海,在上海有租界,国民政府的势力无法完全渗透进去,南京却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但南京虽然危险,可是那里有许多重要情报。

张放是天津人,从南开中学毕业,在燕京读的大学,还参加过北伐,因此他的同学中有很多人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他把焦点对准了自己在南京的同学马徒成,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科长。1931 年,带着一丝担心和一丝希望,张放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同学们对他仍然维持着青年时的好友关系,马徒成并未追查他现在的政治立场,就向他推心置腹地谈论自己将被委任苏州反省院(国民党以司法机关为掩护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院长的情况,并向他征求意见。张放在南京不但联络了几个有进步倾向的朋友,参加了学术活动,积累了社会关系和资本,还和在 CC 中任职的同学恢复了友谊。这次南京之行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积攒了“人脉”。此后,张放又北上北平,做了大量搜集情报的工作。牛兰事件引起的变故1931 年 6 月 1 日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逮捕,在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据此将

在这里居住的牛兰及其妻子抓获。牛兰其实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共产国际联络及交通“组织科”的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未吐露实情,所以还未暴露身份,可是叛徒的出卖却恶化了事态。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他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联络站,牛兰夫妇被捕之后国民党就找到了线索,不久租界当局就将牛兰夫妇移交给国民政府。

1932 年初,在史沫特莱的家里,左尔格严肃地向张放传达了新的任务—— 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左尔格安排史沫特莱发起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拘禁的活动,张放则负责探知牛兰夫妇被关押于国民党监狱的确切信息。只有搞到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的确切情报,这样组织抗议活动才更有力。张放想到情报小组的柳忆遥就是浙江人,由他来寻找关系比较方便。于是,张放告知柳忆遥让他打探,看可否搭上情报线。没过两天,柳忆遥就告诉张放自己有个可靠的亲戚认识中统高官张冲(张冲,浙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实际上就是中统局前身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牛兰夫妇关押在南京,此案正好由张冲负责。张放将这一消息告知左尔格,左尔格要求张冲递出一张牛兰亲笔写的字条。有这个证明才能有力地发动抗议活动,如果没有这个证明,国民党有可能会把牛兰夫妇处死,然后声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牛兰夫妇的下落。让一个中统的高官这么做谈何容易,然而这位中统高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付三万美金。张放取到了那张天价字条,营救牛兰夫妇的任务便从秘密转向公开。在史沫特莱的努力下,很快,世界著名人物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高尔基、宋庆龄等发表抗议,要求蒋介石公布逮捕人的证据。国民党当局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庭审理牛兰案件。1932 年 8 月,以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安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刑为无期徒刑。1937 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夕,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回到了苏联。


再见,朋友!

牛兰夫妇被捕后,左尔格的情报小组就有暴露的危险,情报小组必须撤离中国。经过安排,左尔格于 1932 年底离开中国。他对中国这片热土充满着感情,他的狱中日记写到:“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会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国家。”后来左尔格前往日本,组建了大名鼎鼎的“拉姆扎”小组,续写了他的传奇生涯。而小组中的中国同志张放、柳忆遥等人被安排前往莫斯科。张放后来回忆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时说:“这是我参加革命后最兴奋的年月。”在莫斯科接受情报训练后,张放被派往上海等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后在国家安全部工作。


                                                          《文史天地》2010 年 9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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