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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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岳烟尘记(上)

海岳烟尘记(上)

作者:汤炳正 阅读量:5 点赞:0

我在《屈赋新探》的“前言”里曾写下这样几句话:“抗战时期,我开始爱上了屈赋。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我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不料这段话竟引起不少青年读者的好奇心,纷纷来信,要我谈谈当时的情况。其实,我这话只是在民族苦难中的总体感受,并非指某一具体事件。但这些来信,却也无形中唤起我一段小小的回忆:即我当时从沦陷区逃奔后方的流亡生活。而在流亡的过程中,屈原《哀郢》中“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等诗句,确实曾时时涌现于脑海,乃至沉吟于口头。因而,我对这段流亡生活的描述,虽非问题的完整答案,也算是向青年读者勉强“交了卷”吧。

我的故乡山东荣成,直到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事起,才在日寇大炮与飞机的袭击下沦陷了。我这时不得不多方筹划,试图逃出虎口。本来在这之前,上海太炎文学院的汤国梨先生、四川西山书院的伍非百先生、昆明西南联大的许维遹先生,都曾来信相约。然而,上海太炎文学院这时已被迫解散,只有大后方的四川和云南才是去处。但后方的情况如何?旅途又如何走法?风声鹤唳,遍地干戈,不能不使我产生诸多疑难的问题。恰巧这时一位多年经商于西安的远亲王某,突然回家探亲。从他口里,我才知道侨扮成商人并通过敌我默认的通商路线,即能到达后方。不久,我就毅然在王某的伴同下出发了。

记得,我在出发登船之际,不仅是十足的商人模样,而且手腕上还缠着一串佛珠,涂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以蔽敌人的眼目。第一站,当然是青岛。但由于另外一位相约同行者久未到达,我不得不在青岛一家同族侄儿的商店里蛰居一月之久。在繁华的大城市里,过着斗室生活,不仅孤寂之极,更时刻担心被敌人发觉。

第二站的济南,是我久仰之地。小时就听长辈讲过:济南风景优美,“兼南北之长”。但我到达济南,出了火车站,就一头钻进了个小客栈,住了一天一夜。不仅什么“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之胜,没有领略到;就连著名的大明湖、历下亭等,也未敢轻于问津,至于同学友好,当然更不便拜访。但是,不知怎的,当我们从济南登车南下之际,我却涌起一股难以克制的心潮;我想起了北宋末金人南侵时,济南的名士赵明诚、词人李清照抛弃了万卷藏书、文物手稿而狼狈南奔的情景。我虽然谈不上藏书家,但有几架典籍、书稿资料等,其中也颇有些心爱的东西。记得临行时那种难于割舍的心情,确实是很痛苦的。李清照的名作五绝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看着朝廷丢掉半壁河山而南逃,固然于心不甘;而自己抛弃文物典籍于不顾,又怎能不痛入骨髓?我这时忽然想起了他们,绝不会是偶然的吧。

我流浪西南,已半个多世纪,经常有人问:“你是山东人,登过泰山吗?”很惭愧,我没有登过,只能说曾经见过一面。那就是在这次流亡中,乘火车由济南到徐州路过泰安之时。我只见巍峨的泰山,突然出现在远方,又渐渐消失在淡淡的烟霭之中。因为我不是旅游,而是逃难,心里自然不会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迈感,所想到的倒是古书所载:孔子登泰山时曾见他以前刻石留铭的帝王,已有七十二代之多;当然,这以后的帝王封禅泰山,更是史不绝书。现在孔子所见七十二代的刻石,当然早已泯灭;而孔子以后的刻石,最早的也只剩下秦始皇的泰山刻石残字。不难看出,几千年来,泰山,确实是中华民族的见证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的象征。而我当时,已经走到它的面前,却又不得不向它挥手告别,心情确是沉重的。那一刹那间所看到的屹立于祖国大地的“巨人”形象,至今还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上。

徐州火车站,看来是敌人的军事重地,军警密布,防守森严。火车一入站,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片肃杀之气。当时的津浦路,只能通到江苏的徐州,往南就不通了;当时的陇海路,只能从徐州通到河南的商丘,往西就不通了。而我们这时的行程,是先由徐州到商丘再说。不过在这段路上,我碰到了三个特殊人物。

进了徐州火车站,日寇检查之严,是惊人的。在我前面,已有两人被扣,锁着手铐,站在那里。我当时只带有一个用帆布“被套”裹着的铺盖卷;一个用猪皮制成的小手提箱,长一尺左右,中有牙具等。事前已知日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我的小提箱里连支笔都不敢带;但当时可能怕路上生病,却带了一张配制“十滴水”的药单。不料,日兵见此,反复审视,目露凶相,用刺刀戳着我的行李,要把我扣留下来。而旁边站着一个翻译,高个子,瘦黄的面上带有严肃的表情。他一再向日兵说明“十滴水”的用途等等。费了十几分钟时间,日兵才挥手让我过关,我险些送了命。这位翻译究竟是披了伪装的好人,还是良心未昧的坏人?我至今摸不透。

车向商丘出发,车上旅客并不多,皆商人打扮。但我突然发现一个身着学生装的青年,居然旁若无人地坐着看书。我惊怪之余,小声问了同伴王某。他对我耳语:“你看他在读的什么书?”我才注意到,这是一本《希特勒传记》。日寇对此,当然不会干涉,甚至还要另眼看待。同伴王某说:“这青年是用此作为保护色的。”但此人究竟是蒙混过关的进步青年,还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我至今搞不清。

到达商丘车站,来站接客的旅馆寥寥无几。其中有个将近 50 岁的彪形大汉,满面络腮胡子,气概豪爽,颇像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由于他热情,只好跟他去住客栈。进了客栈房,只见正堂桌上供了一尊关公像,长须、凤眼、红面,显然是按照《三国演义》塑出来的雄姿。神像前一个大香炉,满屋香烟缭绕,颇有些庙堂气氛。我们对一切都很陌生,连前途的走向都不清楚。而这位“虬髯客”,竟对我们百般关照指点,颇像长辈爱抚自己的子弟那样,无微不至。他说:“陇海路至此再无法西行;只能乘坐板板车南下,渡过黄泛区到达界首再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已为我们把板板车找好,讲妥了价钱,装上了行李;又送我们走出警戒线,才挥手告别。此人,究竟是进步组织的接送人员,还是善于经营的市井之流?我至今也无法判断。

不难看出,当时敌占区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鱼龙混杂,善恶难分,稍不注意,即会陷入敌人的魔爪!

从商丘南去安徽的界首,这几百里路的行程,并非阳关大道,都是临时走出来的小路。不久就进入了“黄泛区”。所谓“黄泛区”,就是黄河改道泛滥之后,大水初退,泥泞结成的龟坼式的黄板地,也有稀软陷脚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的黄河,古今来共大改道六次,小改道无数。每次改道,都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现在由黄河改道而形成的“黄泛区”,则并不是由于天灾,而是来自人祸。那就是 1938 年的 6 月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寇大举南下和西进,就在黄河的“花园口”掘堤放水,黄河因而改道南下。据记载:这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有 44 县市、5.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1250 万人民,遭受了黄河的袭击,淹死和困饿而死的共 89 万人。我现在走的“黄泛区”,就是这次洪水初退的地带,这时,日军以“黄泛区”之北为最前线,我军以“黄泛区”之南为最前线。中间相距的 40 里为真空地带,敌我都不管;但它又系当时商人旅客们的必由之路。以故,常有匪盗出没其间,进行抢劫。记得那时距我们不远的一帮旅客,即被抢劫一空。也可能盗匪们看出我们几个人的寒酸气,所以不屑过问吧。

走到“黄泛区”的南岸时,我方抗战部队前线岗哨就站在路口。他们立刻热情地伸出手来,跟我们一一紧握,说道:“同志们,辛苦了!”这话虽很简单,却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汹涌的波涛。且不说“同志”二字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更重要的是,我竟像在苦难中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这时,我在沦陷区时那一肚子的悲愤,满腔的委屈,就像打开了闸门,我想痛哭,也想狂笑。但在这种场合,又只得以千钧之力,控制住了这难于形容的复杂心态!

接着就进入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界首。界首本来是个冷清的乡村小集镇,而这时却成了万商云集、热闹非凡的都会。但它并没有高楼大厦,全是用苇席搭成的临时敞棚,并形成了几条颇具规模的大街。同伴老王对我说:“这就是沦陷区和大后方商品交流的集中点,而且也是商旅们唯一的临时交通要道。”出于好奇,我们几个不免到“街上”浏览一番。商品应有尽有,从华丽的绸缎丝绒,到一般的粗布衬衫;从高级的罐头糕点,到一般的干果杂货;至于肥皂、牙膏等被后方视为珍品的东西,更是种类齐全。这时的界首,已成为某些商贾们纵横驰骋的经济战场。据说有的商人,就在这民族危急之际,却发了“国难财”,成为“暴发户”。

我们的行程,确实是曲折的。前几天我们是从商丘南下,才到达了界首;现在又要从界首北上,奔向洛阳。而且这一远程跋涉,乘坐的是经过多方周折才搭上的一辆装货的棚烂卡车。记得一路曾经过河南的漯河、宝丰等地。那已是寒冷的严冬,冰雪遍地。多数地方,只见车轮在冰雪上乱转,却寸步不前。我们十多个乘客,在百分之八十的路程上,都变成了汗流浃背的“推车汉”。开始时大家“怨声载道”,过几天也就习惯了,觉得行李总算放在车上的,比自己背着行李赶路好得多。

我小时读书,很喜欢书法,对北碑也购置了不少。其中如《龙门二十品》等,就曾爱不释手。而且对洛阳的龙门石窑,无论是碑刻,还是造像,都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因而,这次车近龙门时,尽管我一路疲倦不堪,仍想以最大注意力,一偿多年的宿愿。的确,山回路转,岩边尽是洞窟,像蜂房一样的密集,而佛像又像蜜蜂那样,万头攒聚,数不清。但是,国难当头,这些“国宝”,又谁会来理会它们呢?古称天子逃难为“蒙尘”,今天这里的佛像,没有一个不是尘土满面,乃至缺头折臂。他们跟中华民族一样,在承受着千载少见的劫难。我多么希望车子“抛锚”,以便对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份丰厚的遗产,多看几眼,观摩一番。谁知,原来那爬不动的车子,这时却偏偏风驰电掣而过,好像有意跟你为难。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是在漆黑的昏夜里到达洛阳的。对这个历朝的故都,我曾在《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等典籍里领略过它的盛况,瞻仰过它的风采。而现在却在黑暗得没有一盏油灯的情况下,爬下汽车,又爬上火车,而且又接着在黑暗中离开了它。这确实使我很失望。但后来想起,也很自幸。如果是白天到达,洛阳被敌机炸得疮痍满目、瓦砾成堆的惨象,则将使我想象中的楼台殿阁,顿时消失无踪;倒不如这样,古人笔下风物典丽的洛阳,反而会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这时,从洛阳起,陇海路才有西开的火车。但从洛阳到潼关一段,日寇经常隔着黄河用大炮轰击。所以这一带不仅市区夜里不敢有灯,夜行车时,为了避免声响,也慢得像条爬虫在默默地蠕动。即使如此,我们车过渑池不久,敌人的炮弹又不断地在车厢的上空呼啸而过。大家极度紧张,却绝无骚动,寂静得可怕。但这并不是一般的沉闷或窒息,这其中,蕴藏着雷霆万钧的民族义愤 !

潼关,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的要隘,是名震史册的雄关。记得唐代韩愈有诗云:“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回。”这次,我很想一窥“日照潼关四扇开”的雄姿,但不仅铁路不经关门,我的心境也跟韩诗迥然不同。我们的火车开过了潼关。虽已基本摆脱了这一流亡过程中的风险阶段,然而,民族危机依然如故。这跟韩愈当时伴随裴度平淮西、凯旅回朝的情景,并不一致。因而我这时尽管口头上反复吟哦这首韩诗,但“迎候”我的又将是什么呢?下一步的目的地又在哪儿呢?我的旅情,早已随着隆隆的车声飞到遥远的未来。

当年一直陪伴我奔波数千里的帆布“被套”和猪皮手提箱,我至今还保存着。小提箱现在娃娃在用,“被套”则仍在做我的床垫。我每次看到这两件东西,它们都仿佛仍带有当年的尘土气息和冰雪余寒,以及徐州车站上敌人刀戳脚踢的伤疤。而祖国的苦难岁月和我个人的流寓生活,亦宛然在目前。它常常鼓舞我前进,激励我奋发自强 !


                                                          《文史天地》2002 年 12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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