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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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岁月(上)

过去的岁月(上)

作者:罗星芳 阅读量:20 点赞:0

我的老家是贵州省关岭县永宁区的一个布依族山寨。父亲 16 岁时,就因被拉兵而离开家乡,在军中度过了半辈子。他经历了战乱、动荡不安的年代,从贵州的关岭走到广西百色、广东韶关,在滇军第一师警卫营当过勤务兵。1922 年滇军战败,他被国民军收编在第三军八师二十三团二营五连当勤务兵。1926 年随军北伐到福建漳州,经推荐到总指挥办公室当勤务兵,总指挥是何应钦,贵州兴义人。父亲遇到了老乡,很重乡情,从此跟随何应钦到过上海、苏州、南京。父亲原名罗天华,何应钦给他改名罗仕钦。1933 年经人介绍与我母亲贾奉珍在南京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轰炸南京,国民党政府西迁,父亲被留下看守何的公馆。不久日寇占领南京,父母逃难到了重庆。1940 年我在重庆出生,父亲的希望是再要一个男孩,因此给我取了个小名叫“转子”,隔了两年母亲果然生了一个弟弟,所以父亲特别疼爱我。我小时很顽皮,那时我们住在城郊,有一块小菜园,种菜养鸡。我喜欢溜进菜园里去摘西红柿吃,听见母鸡唱蛋歌,我就赶忙钻进鸡笼把蛋敲个小洞趁热就生喝了。母亲来捡蛋时鸡笼里是空的,回头看到我围腰上沾着蛋汁才知道我已把鸡蛋吃了。可能因此我的体质一直很好。那时虽是战乱时期,但家里的日子还过得去。父亲看守防空洞,有时也到何公馆做事。有次他上街买东西,随便用一张《新华日报》的旧报纸包东西回馆,被何的妻子王文湘发现,责骂他糊涂,并因此解除了他在公馆的工作。父亲离开何公馆后先调到四十七军副官处工作,又调到后勤部军医处管理科,以后又调到两路口当督察员。由于少了份工作也就少了一份收入,再加上当时全家七口生活开销大,有朋友劝父亲送个孩子给别人抚养以减轻负担。有一天一对青年夫妇来到我家,父亲把我们姐妹几个叫到一起站着让来人观看。那女的走来拉着我的手问我愿不愿意到她家去玩,我点头表示愿意。她高兴极了,要把我带走。母亲赶快给我梳好小辫子,换上我喜欢的连衣裙,姐弟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当那对夫妇牵着我的手离开家时,我回头看到母亲背过身去,父亲站在门前,脸上很严肃的样子,当时我并不明白要将我送人,觉得姊妹中只选中我去玩,还因此有点得意。我在那家生活过得很好,他们很喜欢我,给我做新衣服,还给我胸前戴了一副金锁,把我当成他们的心肝宝贝。过不多久我就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要回家。他们哄我说这儿就是我的家,他们就是我的爹妈。我不答应,天天哭闹着要回家去,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家。

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政府搞裁减,父亲因为年纪大只得退役,1947 年带着全家回到贵州。到了贵阳后,一家人住在贵惠路一座兵营的旧房子里,父亲找到原在何应钦处当过秘书的谢伯元,他介绍我父亲到环城南路新桥粮食仓库当仓务员。在贵阳把家安顿好后,父亲就带着全家回关岭老家祭祖,一时轰动了整个布依山寨。罗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杀猪宰羊,十分热闹。家族的姑姑、嫂嫂、叔妈、伯娘都来看望我母亲。当时除了父亲外我们都不懂布依话,但从她们的眼神和亲切的举止中感受到了她们的爱护。在那偏僻闭塞的山沟里,她们把我父亲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认为他在外做了官发了财,佩服他能娶一个南京女子。那年头乡下有土匪,所以祭完祖我们就回贵阳了。

1949 年春,我已在青山坡小学读三年级,有天晚上父母带我到新声戏院看京戏。散戏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和当时的京戏名角周素兰、周少轩夫妇认识了。从大人的言谈中我仿佛听出他们谈论的是我。父亲想让我学戏,希望周家收我为徒,周家同意了。到周家后,有人说我的长像还可以,就是眼睛小,又是单眼皮。周家老奶奶走到我面前,用双手在我脸上按着眉眼往上吊,左右看看,说是扮相会很好看。周家从来没有收过徒弟,此次就破例收下了我。1949 年 3 月 15 日那天,周家请了不少客人,屋中央放了一张桌子,铺着戏台上用的桌布,摆有香烛笔砚,一张红纸合同书,双方家长、证人都在红纸上签名。我就在点着香烛的桌前向师父师母跪拜叩头,改名周星芳,从此走上了演艺生涯。


第二天清晨,师母领着我到戏院的舞台上,让那些练功的长辈把我拉过去扳腿,教我下腰,搞得我全身发痛,我咬着牙承受不敢吭声。从此我天天都去练功,或由周老奶奶教我唱段。为了给师母配戏,我启蒙学的是《三娘教子》。初次登台演戏,那天晚上由周老奶奶给我扮装,抹了脂粉,穿上为我赶制的小戏装,从镜子里我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心里很兴奋。此时戏已开演,师母正在台上。奶奶拉着我的手在上场门边等候着,鼓声响、京胡过门一起,奶奶喊了一声:“上场。”我就照师父教的那样走上舞台,一亮相,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心慌了,看了师母一眼,很快回过神来随着京胡一板一眼地唱了起来。我与三娘、老仆人的戏配合得很好。戏演完,当三娘牵着我的手下场到了后台,见着那些演戏的长辈们脸上的笑容,听到他们向师母夸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会成为周家的摇钱树时,我心里感到很快乐。不过周老奶奶很严,当下就用竹片打了我的手心,说我唱得不好。我感到委屈,哭了。师母用手拍拍我的头说:要用心演戏,学徒挨打是常事,不打不成材,奶奶打你是提醒你学艺要吃苦,不吃苦哪来的真功夫。从此天不亮我就被喊起床,老爷子帮我下腰、拿顶、压腿,用棍子守着,肉体的疼痛使我的泪水和汗水一同掉落到地,心里真是怨恨父母为什么要送我来学戏。当母亲来看我时,我含着眼泪要求她带我回家。母亲告诉我那不行,拜师合同上写着:学期九年外帮一年,在学徒期间要随师走南到北,若天灾病孽,各凭天命,倘中途转家要赔偿一切损失。家里很穷,我们哪有钱来赔偿。听母亲这样说,我只好咬着牙熬下去。每日除了练功外,我还为师母一家人买油条、烧饼,然后上街买菜,回家来又帮厨又打扫卫生,忙完这些事之后我还得带小孩。戏院的后面是一座很大的古庙,殿堂里塑有许多菩萨。师父全家就住在戏院后面的右厢房里,在屋里从窗口往外望,可以看到殿堂里的菩萨。每当我受到委屈时,就站在窗前望着那些菩萨,心里不断叨念着恳求菩萨显灵让我回家。不过师父师母倒很认真地给我教戏,如折子戏《六月雪》《五花洞》《梅龙镇》等等。有时还让我背着孩子到戏院去看戏,以求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台上演戏时,我就在台下跟着哼,或看别人怎样做戏。我喜欢苦戏,常常陪着戏中人流泪。我喜欢青衣、花旦那些五光十色的行头,心想有一天我也会站在舞台的中央演这些戏,成为一个名角,挣钱养父母和弟妹。

1949 年冬季,贵阳解放,新声戏院也改名黔光京戏院,还成立了艺人工会,我和师父都参加了。以后来了一个干部搞戏改,提倡演新戏。戏院排演《九件衣》《江汉渔歌》《棠棣之花》等剧目,我参加了演出,同师母配戏《荒山泪》《锁麟囊》时还挂了周星芳的牌子,一切都比过去好了,但我心里还是不想在师父家呆下去。有人说要解除师徒合同可以经过法院解决,在我的要求下法院当面烧掉了师父手里那半张合同,而我手中的这半张合同被保存下来,成了我那段学徒生涯的纪念品。在周家呆了快三年后,我又回到父母弟妹身边,生活虽苦但觉得自由多了。解放后我父亲作为旧职员留用,参加土改工作时被派到盘县去搞土改。父亲下乡了,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每天我跟着母亲到粮食仓库去补麻袋,这是单位照顾困难职工家属的一种安排。妈妈和我俩人一天补下来,可挣到米钱和小菜钱。到夏天的晚上,我和弟弟每人背一捆蚊烟香,走街串巷地叫卖,有时为了抢生意,还与别的卖蚊烟香的孩子吵架。有一次那些男孩想殴打我弟弟,我赶紧挡在弟弟身前,双手叉腰摆出要同他们拼命的样子,把他们吓跑了。1952 年春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曾搞戏改的梅松同志,她叫我去考贵州省委人民文工团,我们约好日期。当母亲带我到了文工团时,我才知道梅松同志是该团的指导员。在文工团我唱了一段京戏和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填了一份表,就这样我成了文工团里最小的演员,从此我这一生有了好的开端,在革命文艺队伍里成为一名新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培育下,后来我成了国家一级舞蹈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


                                                        《文史天地》2002 年 3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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