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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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国际代表(上)

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国际代表(上)

作者:谭特立 阅读量:16 点赞:0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维金斯基、马林等 6 位代表来到中国,他们在帮助、指导、实现国共合作方面,分别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兹列梗概,以飨读者。

维金斯基——合作的牵线人

1920 年 4 月,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位名叫吴廷康的人从俄罗斯来到中国北京,在北京大学会见了李大钊。

吴廷康真名叫维金斯基,俄国人,1918 年加入俄共(布)。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指示,他这次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应当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李大钊表示了对维金斯基的欢迎,并请他和北大的先进分子一起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维金斯基转道上海,会见陈独秀,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工作。

这年 11 月,维金斯基拜会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孙中山,双方亲切交谈达两个多小时。孙中山询问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表示愿意与社会主义俄国友好。维金斯基告诉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希望国民党能与之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他说:“我十分钦佩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广州的政府,一道进行革命工作。”

广州地处中国南方,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很难与远在北方的俄国取得联系。孙中山提出是否在海参崴或中国东北某处建个大功率电台,以便联络。维金斯基表示愿意为此努力。

为了表示诚意,孙中山在会谈后,立即向广州国民政府直属的广东省指示,吸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即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人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保证经费三个条件得到答应后,1920 年 12 月 16 日离开上海,到广东就任省教委委员长。

维金斯基与孙中山会晤的同时,还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组织一批中国青年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 1921 年回国,在伊尔库次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

达林——敦促合作的“催化剂”

1922 年 4 月 27 日,广州国民政府春意盎然,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总统府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把达林迎进了一间小屋子里,进行热情友好的交谈。

达林先转达了列宁的问候,以及苏俄工人、农民对孙中山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这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组团,参加了这一盛会。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等人,表达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孙中山对此感慨尤深,他对达林说:“感谢列宁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并请转达我对列宁的问候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

达林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我这次来中国就是希望能尽快看到国共两党携手合作。”

可是,孙中山并没有直接回答达林的话,他只是在会谈时,十分关切苏俄红军的建制和组织,以及教育情况。达林详细地作了介绍,并指出说:“孙先生,以你手下现有的军队,是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重任的,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重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几经挫折的孙中山,深感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达林的话,正说在他的心坎上,增强了他建立革命武装的信心,因而他对共产国际有了更多的好感。当达林趁热打铁,再次提到国共合作问题时,孙中山一扫过去的犹豫,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但在讨论联合形式时,他反对国共两党平行合作,而坚持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

达林对孙中山点了点头,说:“孙先生,我们的谈话有了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因为这也是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

但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用说一般党员,就是主要领导人也持反对态度。陈独秀听到达林与孙中山以党内合作形式进行会谈的消息后,立即向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金斯基写信陈述了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理由,认为“两党宗旨、政策水火不相容,在事实上已无加入之可能”。

然而,就在这年 6 月,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孙中山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陈独秀随之清醒,立即约见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明确表示与陈炯明断绝关系,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遭到挫折而改变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的诚意,使孙中山深受感动。达林因势利导,引用列宁的话对陈独秀等人说:“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

共产党人开始明确现阶段革命任务,陈独秀改变了过去错误的看法,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共产党携手。6 月 20 日出版的《先驱》杂志第 9 号刊发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指出在中国现有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真正的民主派”。

1923 年 1 月 22 日,达林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握手坐下后,达林告诉孙中山说:“共产国际已于昨天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为此,我代表共产国际,真诚希望国共两党尽快建立合作关系。”

孙中山听了达林的传达,十分高兴地说:“请转告列宁同志,鄙人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国共合作实践上的帮助者——马林

 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参加了会议。

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有着丰富的殖民地工作经验。他这是第二次来到中国,他参加的这次会议,除他以外只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他的翻译张太雷等 6 人。

马林第一次来中国是 1921 年,那年,他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后,马林根据自己在爪哇从事革命的经验,向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并让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间去进行政治活动。10 月,马林在上海会见国民党要人、孙中山的代表张继,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愿望。

12 月 23 日,马林来到温暖如春的南方城市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详细会谈。马林首先对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致电苏维埃和列宁,表示对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表示赞赏,然后,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历史和三民主义政治纲领。

马林针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提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并针对国民党的现状,向孙中山提出三条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尽快掀起革命高潮。

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规模及影响都尚小,孙中山当时还看不起共产党,在与共产党合作方面,犹疑不定,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其他得慢慢来。但是,在马林的建议中,孙中山对建立军官学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事隔半年后,由于国共合作形势有了发展,在中共特别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建议。开始,多数人反对加入国民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最后同意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采纳了陈独秀提出的基本原则。会后,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拜访孙中山,磋商合作的具体问题。

关于两党合作形式问题,中共在 7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虽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但没有解决同国民党的合作形式的问题。这次同孙中山磋商,中共首先提出“对等联合”的办法,陈独秀并且提出联合后具体工作的设想。但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他认为三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容,通过党内合作,吸收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足可拯救国民党,完成救国救民的夙愿。

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事实上对孙中山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缜密研究,在马林的帮助下,从革命大局出发,终于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

8 月 5 日,孙中山在自己的寓所,再次邀请李大钊、林伯渠以及马林,在楼上客厅进行极为秘密的谈判。孙中山吩咐,他们在会谈时,任何人不得上楼。通过紧张的讨论,最后确定国共合作后,应以俄为师,发动工农群众,在苏俄帮助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进行中国革命。

为表示共产党人对两党合作的诚意,会谈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宣誓的形式,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张国焘也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在马林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开始由意向性合作转向了实质性的合作。

《孙文越飞宣言》,构架了携手合作的桥梁

1923 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在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多次会谈后,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促进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确立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共产党人陈独秀等 1922 年 9 月应孙中山之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但如何改组国民党呢?尽管有了多次的商谈,仍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越飞在会谈时,首先向孙中山建议,认真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他说:“国民党的生命在革命,幻想联络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错误的。要打倒军阀,只有依靠人民。”

孙中山似有所悟,他接受越飞的善意批评,然后说:“国民党应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使广东有 3000 万同胞,乃至全国 4 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为革命党,作为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步。”

越飞对孙中山决心把广大工农群众吸收到革命旗帜下的想法非常满意,接着谈到革命对象话题时,他说:“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大。这种反革命力量,就是军阀,而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帮助。基于上述教训,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但要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越飞的话,如醍醐灌顶,使孙中山翻然清醒。孙中山声明,要把革命对象问题,作为国民党改组的重大问题。他说:“反省自己多年革命的失败,正是处处受到帝国主义的掣肘和破坏,因此,坚决地要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写入国民党党纲。”

越飞与孙中山等会谈时,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三大会议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情况。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孙中山热忱地欢迎共产党人参与工作,共同制定详细的改组计划。此后,为表达联俄诚意,孙中山主动聘请苏联顾问(实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到广州,帮助开展改组工作。

在合作和分裂中艰难工作的鲍罗庭

在鲍罗庭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人士很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孙中山欣然接受了在改组前修改党纲、制定党章等建议,并按程序加紧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 年 1 月 20 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大会主要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问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由鲍罗庭起草,瞿秋白将其译成中文,廖仲恺、瞿秋白参加了修改稿。宣言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实现了。但好景不长,就在当年 3 月,国民党右派刘成禹、冯自由等人却横生枝节,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说这是破坏国民党纪律的行为,应立即取缔。

早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就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国共合作建立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仍然保持他在共产党内的独立活动。这种活动并没有违反国民党纪律,也没有损害国民党利益,而国民党右派分子却以此借口来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等甚至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政委提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

为维护国共合作,消弭对立,进一步解释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6 月 25 日,鲍罗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寓所会见张继、谢持,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开始后,张、谢二人态度强硬,说:“国共合作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并气势汹汹地质问:“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的招牌,保持共产党组织耶?”最后声称:“国共两党两种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

鲍罗庭没有被张继、谢持咄咄逼人的气势所压服,针对他们提出的“党团作用”问题进行了分析,严正指出:“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3 个月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夹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鲍罗庭还告诉他们:“组织党团,可以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党可望复活,对整个国民党来说,不会产生坏影响,只会带来好结果。”

鲍罗庭的发言,态度虽然平和,语气却毫不妥协。在谈到两党合作关系时,鲍罗庭强调两党只能团结,不能分裂,合作于两党有利,分裂使两党遭受损失。他说:“假令将共产党分裂出去,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可利。”可是,张、谢二人根本不听解释,双方僵持下去,谈判不欢而散。

不料,陈独秀却因此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竟然声称,“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然而,由于孙中山的干预、共产党的坚持斗争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国共两党经过正式谈判,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得以在国民党内部保留,国民党员也坚持了联共政策。

鲍罗庭后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在处理国共间出现的矛盾方面,在周恩来、陈延年等的支持下,作出了一定努力。但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中,和陈独秀、张国焘一起,表现出妥协退让。

在蒋介石新的进攻面前,陈独秀、张国焘束手无策,4 月 29 日,鲍罗庭回到广州,代表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谈判。谈判中,鲍罗庭软弱无力,一再退让,最后,蒋鲍达成协议: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北伐。

此后,蒋介石于 5 月 12 日、13 日、14 日、16 日 4 次与鲍罗庭就落实共产党的协定进行谈判。蒋介石公开说:“一个政党允许一个小党在其中活动,这确实是自取灭亡。”对此,鲍罗庭却无言以对,只是一再表白:中共将始终维持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绝不作公开反对表示。最后,鲍罗庭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便代表中共中央与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 8 项协定,使蒋介石“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的阴谋得以实现。

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罗庭却竭力把叛乱解释为个人行为与地方事件,认为:“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倾向,一切错误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

在处理“马日事变”问题上,鲍罗庭与陈独秀都以“绝不能以武力对付,否则会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为名,主张与国民党谈判来商讨解决办法,致使国民党武汉政府后来发布命令,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当”,“无异骚扰后方,动摇军心,实可痛恨”。

鲍罗庭后来屡屡遭到蒋介石的通电“驱逐”。

罗易的承诺——昙花一现的“亲热”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向国民党表示合作诚意,与国民党领导人坦率交换意见,中共邀请了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人出席会议。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五大致词,表示两党要继续合作,和衷共济,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代表共产党方面致答词,明确表示:“私有财产的完全废除,将不包含在现行政纲中,因为现阶段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和其他阶级合作,共同领导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推进一项直接废除私有财产的政纲。”他还说:“如果这样,则联合战线陷于分裂。共产党不拟领导无产阶级走此路线。让我们清楚这一点,则国共之间相互关系始有完满的界说。”

对罗易的承诺,汪精卫等十分满意,他认为共产党的这种政纲,“国民党是可以采用的”,他说,“本党觉得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

但国共两党在中共五大上的亲密是极其短暂的,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汪精卫等终于露出狰狞面貌,国共合作很快分裂了。


                                                          《文史天地》2005 年 1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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