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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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人民广场毛主席塑像雕塑前后(上)

贵阳人民广场毛主席塑像雕塑前后(上)

作者:刘永祥 阅读量:23 点赞:0

在“文革”年代,“第一声春雷”的称誉为贵州所“抢先”。1967 年早春,贵州省“造反派”夺取了省市领导权,被“中央文革”誉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如是,省会贵阳市便有了“春雷广场”,便有了当时国内最高的一座雕塑:毛主席塑像。

早在 1966 年,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政府就先后多次抽调雕塑专业人员设计,计划在贵阳市建立毛主席的塑像。而当时省内经过专业学习的雕塑人员屈指可数,也无雕塑专业单位,终究无果。到了“春雷”炸响后,“中央文革”批准在四个城市建立大型毛主席塑像的文件下达到贵州。1968 年 5 月,贵阳市革委批示成立“贵阳地区敬塑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筹建委员会”,并由贵阳市革委主任杜竹林任主任,贵阳军分区司令李联修任副主任。下设关键的一个小组便是“敬塑毛主席塑像小组”。小组成员 6 人,由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刘骥林任组长,由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我任副组长,其余 4 位是从工厂及单位抽调的雕塑爱好者,他们是张润生、洪文理、林仪及邵忠。后来省革委又莫名其妙地派来 3 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参加进来。

小组一成立便投入紧张的小稿设计,即做出一批又一批二三十厘米高的石膏小像供审查。当时国内大大小小的主席像已经不少,大多不尊重艺术,粗制滥造。为了吸取各地塑像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在确定最后小稿之前,由我带队,一行 5 人,于 6 月 9 日离开贵阳,前往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地参观,历时近半月。

经过一个多月的先后多次审查,小稿由原来的着干部服、风衣、衬衫等的各种形态,集中为戴军帽,穿军装,挥手面向大众的形态,并确定由刘骥林和我各创作一个小稿提供再审查。这次创作的两尊塑像,一尊是刘骥林创作的两米高,身穿军大衣,头戴军帽,挥手向前的泥稿;一尊是我创作的一米二高,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挥手注目亿万群众的泥稿。经集体讨论修改后的泥稿便是目前屹立在人民广场上的毛泽东主席像的小稿,专业上称之为定稿。

这次审查会的审定方是省革委一号人物、敬塑委员会的头头们、敬塑组的成员们及几个工程设计人员。记得轮到作者介绍小稿时,我在回答那个令人生畏的第一号人物的问题时,与他看法有些分歧,下来后才知道在座的好几位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第一号人物,当时位尊权重。连杜竹林和李联修这样平常说话算数的决策者,在这次会上也成了旁听者,何况区区的我!还好,审定会选定了集体创作修改后的小稿,并确定了像高为 12.26 米,基座高 7.1 米,检阅台高 3 米,检阅台面积为 960 平方米,广场中央国旗杆 19.49 米。分别寓意毛主席诞辰于 12 月 26 日、党的生日 7 月 1 日、国庆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年份及我国国土面积数字。这种从政治角度确定一座雕塑的尺寸的风气,在当时已经很为流行,而艺术家们则视为可笑之举又往往奈何不得。像身与基座高度比,约 2 ∶ 1,是纪念碑雕塑常用的比例,有利于衬托崇高威严的主体人物。

定稿确定的前后,广场的整体设计班子及建设单位也先后组成和确定。设计由贵州省建筑设计院承担,负责人是该院的魏忠侠,成员有段本松、黄荃、林蔼生等人。建设单位安排给了市建三公司,具体由公司的杨忠负责,成员有谢永达、杨绍清等。对广场的规划有过好几个方案,其中的一个方案是坐东朝西,立于朝阳桥头,遵义大道作为广场的延伸,视野较为开阔,背景比较规范,又能适应当时动辄召开万人大会的需要。

1968 年 7 月,广场工程和主席像的放大工作先后开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拆迁进行得非常顺利,月余,广场已初具规模。主席像的放大需要专用的工作室:需从顶部采光,室高要 14 米以上,退距要达到像体的两倍以上。为此选用了贵阳矿山机械厂的装配车间,要在装配车间内将 1.2 米高的定稿,放大至 12.26 米高的泥塑。雕塑小组的 6 人在军区派来的邹代表的带领下,进驻矿山机械厂。机械厂厂部应小组的要求,派郭志仑、胡国荃、邓家贵和李金榜等 4 名技术人员协助小组与厂方协调和完成一些金工机械方面的工作。

放大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要把定稿水平裁成 12 段。在那个年代,损坏报刊上刊载的主席画像都是要判刑入狱的,而要对一个主席塑像使刀动锯,敬塑小组成员无不诚惶诚恐。当时,我的一位校友李建琛,因在毕节县画毛主席像,被“造反派”从表现年岁的抬头纹的油画笔触里,捕风捉影地找出一个“王”字来,不仅被批斗,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是经请示,允许在相对保密的环境下操刀,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如是,在装配车间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门窗紧闭,我和郭师傅等 4 人小心地支解着石膏像,气氛显得很紧张。就这样,在封闭的小屋内,悄悄地完成了 12 道水平画线及截割。在取好纸样之后,尽快地将定稿用石膏粘合还了原。这个经过手术处理的 1.2 米石膏像,后来在放大工作场地里布置起来,成了成千上万党政军民前来敬祝的对象。

在 12 米高的角钢井架上,12 块大模板按 1 米的间距水平安装就位,两模板之间钉上木条,一个人形便粗略呈现。这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之为“骨架”。骨架上再加上一层 20 厘米的粘土,以便精确地塑造形象,专业上称此为“上大泥”。

在 12 米高的人形骨架上,布满 20 厘米厚的粘土,其实是一项单纯的体力劳作。这时,一排满怀对主席崇敬热爱之情的解放军战士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他们在小组成员的指导下,连续三天三夜将这一工序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军带来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也引进了组织群众对着毛主席定稿敬祝的仪式。这时正在放大的主席像的头部还是模糊的泥团,只好将工作面圈挡起来。在正在放大中的 12.26 米高的主席像脚下,搭了个小小的木台,上面安放了那座由我们几个人动过手术的 1.2 米高的定稿,披上红绸,上方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横标,布置得仿佛一座圣坛。每天从早 8 点到下午 6 时,人们排成长列,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小稿前敬祝。往往是三四十人一批,所有人都静穆肃立,手握红宝书,在军代表带领下朗声背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唱一两首语录歌,再毕恭毕敬地对着小稿行礼,之后听口令转身离开敬祝台,下一批接踵而至,又重复如是。由于分工,我整日在半封闭的区间雕塑主席头像。在这最高的一层,不得不天天居高临下看着一批又一批列队前来敬祝的人群,听他们齐声诵读红宝书和高唱语录歌,之后还看他们跳“忠字舞”,是很分心的。

刘骥林同志当时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事务,上下联络、请示汇报、迎来送往,甚至代表小组陪着敬祝。他业务能力极强,艺术功底深厚,承担着塑像整体把握这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我埋头于头像塑造而无暇顾及整体时,他提出主席像挥出的右臂尺寸略感不足。我和他一道仔细地从不同角度观察,确实感到手臂显得短了些许。由于像体愈高,人们在仰视它时,会产生视觉错觉,这就需要从下至上逐段递增尺寸。在西安考察时,一座巨型主席像的作者,坦率地将自己创作中忽视了透视效果而失败的教训告诉了我们。这位艺术家的敬业精神及人品,至今还让我感触很深。春雷广场的主席塑像已经注意到逐段增加尺寸的问题,但增加的数量应据不同的高度设计而定,并无公式可套用。最终还得靠艺术家训练有素的感觉。统一意见之后,我们焊长钢架、移动模板、另上大泥,并重新精塑细部,再次仔细观察。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直至满意为止。对艺术家来说,创作的严谨慎重,并非出于特定的作品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政治性,而是对艺术的追求使然。

12.26 米高的泥塑毛主席像最终塑造完成了。雕塑小组 6 个同仁已经提不出更多的意见,关键还得政治人物们说了算。这次是现场审查,省市主要领导都到了。一审便顺利通过,这是我个人此前此后经历过的不少次艺术品审查所从未有过的幸事。

接着,投入紧张的翻模工作。即在塑好的泥像表体上,制成近 50 块便于运输和能够提供浇灌钢筋混凝土的石膏水泥外模,并在外模上前后左右标记好 4 条垂直地面的纬线。这便是在后来浇灌混凝土时,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 4 根定位线了。

翻模工作再次请来了解放军战士帮忙,这次可是整整十天的苦活。在艺术家们及解放军官兵们的共同努力下,40 多块每块 1 吨左右重的外模终于完好无损地翻制成功。毛主席塑像的前期工作宣告完成。

广场工程也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成千上万的部队战士、红卫兵、革命群众参加了修建广场的各种辅助性工作,并引以为荣。需知,还有多少当时被划为“不革命”的另类,在企望着能被当权者额外施恩,到广场磨

磨大理石板、挥挥锄头而难以如愿。能不能参与这一光荣的劳动,差不多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一根要命的界定线。

这时,刘骥林偕同两名成员因接受红太阳展览馆主席像的塑造任务调离小组。我领着林仪和洪文理两位继续完成毛主席塑像的后期工作。矿山机械厂的郭、胡、邓三位也随同进入工地现场。

毛主席像的后期工作,乙方由市建一公司承担,丙方由省建筑设计院负责。敬塑小组实际上成为了甲乙丙三方这三个齿轮的链条。这三方都得按巨型雕塑的要求来协调工作。

一个巨型塑像在泥塑完成后,要将它不走样地在广场竖立起来,在外模完成后,还需要几道工序。首先是钢井架,它将支撑数十吨混凝土。其次是合模,它是像体的关键,绝不能错位,更不能损伤,特别是要从不同角度保证像体的重心,这就要靠翻模时,用经纬仪测绘在外模上的四个方向的四条纬线了。再次是在合好的外模内部布置钢筋网、架上挡板、浇灌混凝土。最后是打碎外模,让养护好的钢筋混凝土塑像呈现出来,剁斧像体表面做出效果。

这时已是 9 月中旬,天气已有寒意。整个广场的施工却是热火朝天地全面铺开。而负责后期工程主体部分的技术人员,除了精神振奋之外,还怀有一种唯恐出差错的畏惧心态。尤其是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刚刚“解放”出来的方总工谢永达工程师,更是谨小慎微,生怕有半点差池。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如此巨型的雕塑对于我这么个三十啷当的年轻雕塑家,本身就是一个新课题。严格地说,我只有理论上的知识,实践还远远不足。而塑造的却是十二万分敏感的毛主席像,虽然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是艺术追求居多,但在世人的眼中却是政治。这里要提到雕塑家叶毓山,我赴重庆访问他时,他将他刚完成的重庆大学 9 米高的主席像的整个技术资料及经验,毫无保留地让我掌握,令我获益匪浅。

塑像的后期工程在热情和压力的驱使下,我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谨。在合模到第三层时,我发觉正面的纬线稍许向右倾斜,这虽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器械认证过的感觉,但艺术家凭的便是感觉。为慎重起见,我反复观察之后找到谢总。谢总有些迟疑:4 台经纬仪控制 4 个方向,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事?不过他深知后果的严重性,很快便作出全面停工的决定。但经纬仪测下的结果和我的感觉总是相悖,幸亏这时敬塑组的其他成员也有了纬线倾斜的感觉,这才怀疑到器械。经过校验,原来是 4 台经纬仪中的 1台有偏差,3 天的停工总算有了结果。庆幸之余,不免后怕。如果混凝土浇至第三层,返工量就大了。又或是根本就忽略过去,倾斜度逐层累加,完工后将是一个倾斜的主席像,那么,这一干人的命运就将会大大地不同了。

连续浇灌混凝土用了七天七夜。工人轮番上阵,而技术人员也是一直盯在工地。倦了就在临时工棚里打个盹,连上了年纪的谢永达亦然。有关的领导、革委会的头头们经常来工地视察,偶尔也前呼后拥地上脚手架。这其间一位老领导却与众不同,令大家颇为感动。他几次来到工地,总是要独自爬上脚手架查看。他身着旧干部服,脚上是洗得已经掉色的黑布鞋,平易近人。他就是老干部李立同志。他当时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老人,出于照顾他老人家的真心实意,我总是静静地陪同在一旁。

心头石头落地的一天终于到了。10 月中旬,随着大块的外模撬离养护好的混凝土,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型毛泽东塑像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动态与泥像无异,工程质量上乘,基本上没有产生蜂窝麻面。混凝土强度自不用说,偷工减料在当时还没有形成风气,何况是为敬爱的毛主席塑像?最后的一道工序已无多大风险了。数十个工人完成剁斧的工序,我唯一要花点心思和气力的不过是眼耳口鼻的剁斧工作。当时九架炉的厂长亲自给我送来几把剁斧,钢火之好,让我保留至今。至此,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圆满完成。

广场的施工也兼程并进,赶在 12 月 26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献礼。接近这天到来的时候,贵州日报社的记者奉命采访敬塑小组的同仁们。资料性的东西好说,记者却反复地要我们挖掘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可我们 3 位都不是苦大仇深的料,实在不能勉为其难,这位记者颇为失望。一个城市要有许多广场,这是人性的需要,是环保的需要。而当时建立这个能容纳数万人的春雷广场,却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层政治的操作,因而整个广场没有绿化的念,没有人文的概念。光秃秃的一大片空地以及每次万人大会后,垫坐的纸张,撕破的小标语色旗一片狼籍,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烙印。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复苏,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概念来看待外部世界。1979 年贵阳市人民政府正式将春雷广场更名为“人民广场”,虽是一次名称的变异,却是人民重新走上历史舞台的象征。广场上有了一点绿荫,有了几处石凳。但广场的功能还是没有明确的定论。

1989 年省民委向省委打报告,要求拆除毛主席像,用地修建民族文化宫。事隔两个多月后,市建委的总工李明光找我谈修理广场主席像一事,便宣告了拆除之议已作罢论。此后,主席像通体重新剁斧了一遍,将搪瓷的帽徽领章揭下,把军便服改为干部服,基座由原来的水桃红大理石改为灰绿岩花岗石。整个广场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此后市委、市政府为了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节庆,对广场作出了相应的改进,特别是广场中央的国旗旗杆,从 19.49 米寓意共和国诞生,改为 19.97 米寓意香港回归祖国,又从 19.97 米寓意香港回归祖国,改为 19.99 米寓意澳门回归祖国。

广场终于有了质的飞跃是在 1999 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除工人文化宫与建材市场,扩宽广场,建水池、花坛,开辟大片绿地,设大型露天彩色显示屏幕,建大型地下商场及地下停车场。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符合环保呼唤,符合生态需求的现代化广场出现在奋发图强的贵州人民眼前,她已经成为贵州人民心目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而毛主席塑像也仿佛走下神坛,来到人民中间。

20 余万人的“三忠于”大会,60 余万人的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被冤杀的马绵珍烈士的死刑宣判会,声讨“四人帮”的 10 万人大会,黄果树风光游及中国国际名酒节的开幕式,中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活动等等,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塑像前进行的。这就是历史!她清清楚楚地写下了贵州人民艰辛迈出的每一步。展望未来,人民广场上的毛泽东塑像将注目着贵州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创建的一个又一个丰功伟业!


                                                             《文史天地》2002 年 7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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