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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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华都”思考(上)

构建“华都”思考(上)

作者:叶辛 阅读量:14 点赞:0

1990 年秋天,我由贵州调回上海以后,一直在考虑要写一本描摹上海现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些和上海有关的小说,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我写的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曾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家教》,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市井生活的《恐怖的咫风》。这些作品虽然都先后发表、出版了,后来也被我收进了十卷本的《叶辛文集》,但是它们的影响始终不如我同一时期创作的《磋跎岁月》和《孽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细究起来这几部作品都是我在贵州写的,我自以为对青少年时期的上海历历在目,对今天的上海人还是了解、熟悉的。其实不然,在我离开上海的 21 年的时间里,上海和上海人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记得长篇小说《家教》改编成 9 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 1989 年的春节黄金时段播出时,全国各地观众的反响还是好的,为此当时的《电视你我他》栏目,每周一次,连续 4 周播出了观众对《家教》的评介,可就是在上海,观众反应平平。中央电视台编导对我说:你想想吧,这是什么原因?

当时我还有些不以为然,心里说,我写的是文学作品,只要全国各地的读者、观众喜欢就行了,不必在乎上海一个城市的反映。

“人生环道,恰似一个圆。”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生活了 21 年以后,我又回来了。渐渐地,知青时代和贵州山乡离我远去,而上海生活的一切,那么鲜明那么生动地天天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还可以写西南山乡,当然还可以写知识青年,但我不能对扑面而来的生活风景视而不见,我的直觉在对我说,得写写上海,写写生我、养我的大都市上海,我的故乡。很多作家会对故乡的一条小河,会对家宅面前的一棵老榆树,会对故乡的崎岖小路,写出充满深情的文章。难道我就不能对插队生活中日思夜想的故乡上海,交出一份答卷?

几乎是与此同时,我发现差不多所有的上海作家,都在他们的笔下描绘着上海,上海的昨天、前天,上海的今天、明天,上海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上海的一丁点儿新气象、新事物、新景观,都有人在写。年轻作家们在寻找新的角度,探索新的途径,挖掘无忧无虑长大起来的一代人的感受 ; 老作家们回首往事,要表现上海开埠以来的巨大变迁,慨叹年事已高,叹惜体力、精力、目力的不济。正在发表、出版和播出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上海不是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弄堂,就是老城区各个年代的石库门,当然也有一些花园别墅,上海人称之为“洋房”里的生活形态。

我也要写,写些什么呢?我曾经构思过一个题材,确乎还动笔写了一二章:上海要造黄浦江大桥了,建桥就要动迁,动迁要涉及城市居民们的利益,要涉及数百年来耕耘在土地上的农民们的利益,要改变城市景观,要和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打交道。这既能表现上海工人阶级的风采,又能展现领导阶层的果断决策,还能展示外来打工者在工地的生活,似乎场面宏大,仿佛热热闹闹……但是我很快察觉,这样写太实了,我表现了建桥工人的生活,我表现不了钢铁工人的生活,我表现了钢铁工人的生活,我表现不了医生们的生活,我表现了医生们的生活,表现不了教师的生活、营业员的生活、股票炒作者的生活、数十所大学师生们的生活……三百六十行,作家不可能一一穷尽地写出来。创作,还得据创作的规律来。于是我停下了关于这一题材的创作,我决定得从“个别反映一般”的规律出发,从当代上海人的心灵史着手。这一心灵史要从现当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婚恋情态、精神追求写起,展现上海百年的历史沧桑感,追求真挚爱情的伦理观,寻觅幸福生活的价值观,立体地将多彩的人物放在社会大背景上感受历史这一巨大无形的铁轮的碾进。

于是乎,华都大楼逐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人物借助华都大楼这一个舞台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历史感:百年沧桑

在作品中追求沧海桑田的变幻,充分地展示历史,是很多作家都曾考虑的命题。我们确实也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作品。他们用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展示 1949 年以前的历史 ; 他们更普遍地用“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展示解放以后 30 年共和国的历史,作品中的人物,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翻来覆去地摊烙饼,慨叹命运的坎坷和多蹇。这当然也是历史,这当然也折射出历史对于个人命运的深重影响。但仍得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作家们都这样写,未免会有雷同感,未免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甚至千篇一律。

况且上海这一都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夸古的资本。我插队落户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砂锅寨旁的扯泥堡,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着小点点的寨子,追溯起来都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上海和古老中国的很多地方比起来,都没有夸古的优势。

上海的优势在于五口通商之后,屈辱的历史带出了门户开放,也带来了现代直到当代的辉煌。

跨入 20 世纪的门槛以后,随着人口的迅速导入,城区的不断扩大,新的社会力量在增长。一方面是租界的蔓延,一方面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革命潮流的激荡。随着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上海的光复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大批新式的学校出现了,男女还可以同校,大批的出版社、报刊杂志社和艺术团体随之出现了。政坛上也显示出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上海滩政客云集,政党林立,文人汇集。由是,上海的历史开始在全国引人注目,江浙两省和全国各地求学、求智、求生、求前程的年轻人,纷纷涌入上海,上海变成了全国公认的中外思想和文化碰撞之地,新思想文化乃至新服饰新发饰多萌发于上海,逐渐影响全国。故而上海会爆发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喘息之机,赢来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也因为此,上海的工人阶级异军突起,且很快卷入了以后的政治运动,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五卅风暴,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引得全球瞩目。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抗日和救亡时期,上海的左翼文化,上海的团结抗战,上海的租界,构成了五光十色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的上海景观。以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用怀旧的语调写到这一时期。遂而是痛苦的沦陷岁月,淞沪血战,孤岛上黑暗的日子,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物价飞涨带给每一个上海家庭难忘的回忆,直到上海解放。

即使我用如此粗略的线条简单回顾,20 世纪上半叶前 50 年的上海生活画卷,其每一个转折、每一次阵痛和跌宕、每一个阶段和历史时期,几乎都可以用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且别说还有 20 世纪下半叶的 50 年,且别说每一历史阶段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表现又是多么千差万别。

要想在《华都》这么一部 4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展现上海的百年沧桑,实在是很困难的。于是乎我只能通过连茵其和厉言菁两位女性的心灵感受,来勾勒历史的线条。连茵其一辈子的悲剧命运,起始于她年青时代对于显赫人物严泳臣的依赖,而把她金屋藏娇养起来的大老板严泳臣,到了腥风血雨的沦陷岁月中,都落得一个抑郁至极撞车而死,穷苦的百姓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期,其苦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厉言菁的性格,她自小到大的经历,难道不是千百万同时代人感受的变化吗?我相信,透过连茵其和厉言菁的心灵史,读者心中唤起的,绝不是对两位女性命运的同情和感叹。

在《华都》中,我还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诸如骆秀英的姐姐骆秀芬和姐夫王关宝夫妇安贫若素的感慨,当年的日本兵来寻找曾经站过岗的电梯口……以增强普通百姓和名人对比,增强渺小的个人与历史潮流之间的对比。让人由衷地涌起世事沧桑之感,突现百年上海的民风社情。

婚恋情:爱的追求

爱情是什么?

浪漫主义者说,爱情就是生命,爱情就是奔放的感情,为了爱可以舍弃一切,我不在乎结局,只在乎过程,只要我全身心投入地爱过和被爱,那爱情就是永世难忘的。

实用主义者说,爱情就是男和女彼此互相需要,互相分享一种情操。

这世界上的男人没有女人,就活不下去,同样的,世上的女人如若没有男人,也无法生存。爱情是为生存而战,爱情既是力量也是奴役。

女权主义者说,爱情说到底都会沦为性爱,而性爱仍然是女子对男人的“服务”,女子的身体是男人买得的东西。别以为“性解放”使得女性获得了自由,算了吧,自那以后,女性在社会上已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她们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在《华都》这部小说里,我用不同的笔墨刻画了多个女性对于爱的追求。20 世纪 30 年代的庄欣娜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个作家,她成了严泳臣的外室,虽有一份安定享乐的生活,却没有真正的爱情,她爱上了一个名角儿,两人的感情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终以悲剧告终。60年代的骆秀音,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但她虽以美貌著称,这一辈子身旁也不乏男子追求,最后她终于明白,从少女时代直至临终,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真正爱过她。她矢志不移地毕其一生追求艺术,为了演艺事业能抛弃一切。在心灵深处,她期盼着一份真挚的爱,她没有得到。90 年代的女主持人林月,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她用自己出色的主持,赢得了鲜花、掌声、名誉、地位和满身的光环,几乎成了“大众情人”,表面上看起来,她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世界,都要比庄欣娜和骆秀音好,她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做一个既成就辉煌事业、又享有真诚爱情温馨家庭的幸福女子。她同样没有这种福气。

在三位美貌聪慧的时代悲剧女性之外,厉言菁的婚外情,是在梦想追求爱的真谛,为了爱姚征冬,她可以不去美国,可以舍弃丈夫儿子,她把这一辈子最浓烈深厚的爱,都奉献给了一心崇拜的姚征冬。在寻觅追求真爱的过程中,她看到了姚征冬作为一个男人的真实面貌 ( 这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 ),她绝望了也退缩了,善良温顺如厉言菁这般,也不能原谅姚征冬的卑鄙和贪欲。是的,她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她没有伤心得悲痛欲绝哭天抢地,她甚至没有更为强烈的表达,但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失望,她的纯美至爱的理想破灭了,她的追求成了泡沫。怪不得西方社会的女性会对曾经波涉全球的所谓“性解放运动”愤怒地喊出:让性解放见鬼去吧 ! 那根本是一派胡言乱语,那是专属于男人的性解放。

《华都》中的罗卉、舒宇虹在插队当年对野蛮婚姻的抗争,她们长时期的等待终不得,何曾不是一种爱的追求?甚至姚征冬没有写出名字来的前妻,罗卉的商场朋友紫烨,心目中都有着对于真爱的追求。爱情是需要持续的,美妙和谐的爱情更需要时间去证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爱的追求永不会停息,20 世纪是这样,21 世纪也不会例外。

价值观:幸福在哪里

一位读者看《华都》,拿着一张做完记录的纸片,对我说:你在书里描写十二位女知青插队落户到杉木幽,我读完全书,看来看去,怎么只有七个人呢?还有五个人呢?她们五个女知青的命运是怎样的?

我知道这是一个细的 的读者,他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十多个知识青年插队到一个村寨,这是当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的一个主要形式。一般情况下,知识青年插队,都是男女搭配,五对五、六对六,也有四对六,七对五的。同时,在各地,也有一些知青点集体户,由清一色的女知青组成,我在《华都》中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当年,在离我落户的砂锅寨七八里地的泅溪大队,就有十个姑娘一起插队在寨子上。不知什么原因,清一色由女知青组成的集体户,故事特别多。隔一段时间,从她们那儿就会传出来关于某个女知青的奇闻轶事,一会儿是女知青偷偷找了个卡车司机谈恋爱,一会儿是女知青和小学教师擦出了感情的火花,一会儿又说某个女知青转点到江苏常州去了,名义上是转点,实际上就是出嫁到江南农村……所有的传闻都同恋爱婚姻有关,所有的传闻都联系着女知青的归宿。

每一次听到这些传闻,我们这些周围村寨上插队落户的男男女女,总要议论上一阵子。有的人对此现象不以为然,有的人对此嗤之以鼻,还有的女知青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说我是没有这种关系,我若有这种关系,我也嫁,总比窝在这里受苦强。

那个年头,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寻找归宿婚,没有一对是真正的爱情。那些个可怜的女知青,只不过是想以后的日子,多少过得去一点,不至于总是在繁重累人的劳作中还要愁吃愁穿。生存是第一位的,求生存的生活首先是吃饱、穿暖,有一个窝。在这个意义上说,她们的选择,也是在追求幸福。只是这幸福的含义,显得十分苍白罢了。

十二个姑娘插队落户到光棍村,同样也和当时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一样,怀着脱胎换骨接受再教育的崇高理想,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改造祖国农村河山的雄心壮志。来到了杉木幽的现实生活中,她们顿时明白了,豪言壮语和美好理想全都没有用,穷乡僻壤造成的巨大落差,使她们的精神顿时陷入了混乱。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女知青为什么会失魂落魄地出嫁,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不公正的对待,她们要活下去,她们也曾竭尽全力地希望以后的日子会好一点。

最初获得十几个女知青插队落户到光棍村的素材时,我就敏感地察觉到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可以把十二个姑娘的故事及感情经历一一铺陈描绘,一个女知青是在大热天里被邀去农民家中喝甜酒汤时遭强奸的,两个女知青是在大院坝看守收获的谷子时被放倒的,还有一位女知青是在受照顾坐在谷仓里过秤时被扑在谷堆上失身的,当时正是黄昏,谷仓外头下着瓢泼大雨……我相信就是将笔墨集中在十二个姑娘的命运上,仍会是一本精彩的长篇小说,令读者一掬同情之泪。我没有这么做,我把同义的反复的故事情节省略了,这就是十二个女知青为什么只写了七个的缘故,我把重点放到了今天,放到了如今已衣食无忧的罗卉和舒宇虹身上。舒宇虹的精神错乱和罗卉的独身,本身就是那段岁月的延续。身患疾病的舒宇虹是不用说了,富裕了的罗卉,直到今日仍然找不着感情的归宿。她现在已经不愁吃穿,不愁有人蹿出来强奸了,可她还在寻觅,还在问着自己也问着世人:幸福在哪里?时代变了,条件和环境也变了,价值观会随之发生巨变,唯有追寻幸福的心愿不曾变。

可是这幸福又究竟在哪里?

难道不令人深长思之吗!


                                                            《文史天地》2009 年 7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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