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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历史与现状

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谭厚锋 阅读量:33 点赞:0

一、宰荡村概况

宰荡行政村位于榕江县东北面,地处栽麻乡政府所在地西南部,距离榕江县城25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2公里,属南部侗族语言第二土语区“九洞文化区”的边缘区。现全宰荡村辖两个自然村,即加所寨和宰荡寨,共5个村民小组,共计325户,1430人②,加所寨共有142户,633人,全寨有4个姓氏,以杨姓为主,杨姓又分为5个房族,其余皆为简、陈、周姓。宰荡寨共有183户,797人,全寨有6个姓氏,以杨、罗、吴三姓为主,其他姓氏的有:陆、邵和李三姓。宰荡村小学校舍设在加所寨,该校一年级至六年级各一个班,共六个班。

据加所寨寨老们的说法,200多年前最早来到这里落居是杨家人的祖辈,他们从黎平县中潮乡的加所寨迁居而来。最初从黎平的加所迁移来到宰荡村加所寨子这个地方的杨姓,至今已有10多代,估计至少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榕江县栽麻乡宰荡村加所寨的杨姓与黎平县中潮乡加所寨的杨姓是同宗同族。而宰荡村“加所”这个寨的寨名还是为了记念黎平的加所而取的。据宰荡寨寨老们说,200多年前杨姓祖先从黎平县的九潮迁居来到现在的居住地,他们杨家人最先来定居,接着是罗家人、吴家人来到此地。

二、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历史

历史上有关宰荡村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有关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访谈该村的寨老和歌师们。

2009年10月2日下午16:53分笔者就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历史情况在鼓楼里拜访该村加所寨杨胜福、杨胜梅、杨胜勇三位寨老③,以下便是笔者依据与寨老们的访谈录音而整理翻译为汉文之内容。

笔者:“大伯,您三位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唱侗歌吗?”

寨老:“怎么不喜欢呢?!我们那时候,人人都会唱歌,不会唱歌的应该没得。”

笔者:“那什么样的侗歌才叫侗族大歌呀?”

寨老:“用在少数民族请客,一个自然寨跟另外一个自然寨对唱侗歌比赛,你唱起我就还;我唱起你就还,姑娘唱起我们男的就还唱,在鼓楼里唱的歌就是大歌。”

笔者:“什么样的歌头才算是歌师呢?”

寨老:“经常教唱大歌,随便在哪里唱都能够唱得来。教‘gaos kgal’④也教得好。带着歌队到鼓楼对歌,没得歌师唱歌都不成,教的歌队能够到鼓楼去对歌,像这样子教歌的人才算是歌师。”

笔者:“请几位老人帮我回忆一下,过去加所寨有哪些歌师和歌队?”

寨老:“记得我们还小的时候,老人告诉我们,一百多年前,从江往洞乡秧里村的一位歌师来到我们加所寨教歌,至于这位歌师名叫什么,老人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这位歌师姓什么,只晓得这位歌师是男的。那个时候,我们寨跟这位歌师学歌的成员有4位:杨光明、杨昌英、杨昌宏、杨昌林。其中,杨昌英是公远吉(杨秀清)的父亲——杨胜华的叔叔,如果歌师健在的话已有130—140岁。他们这一歌队是杨光明唱高音,这一歌队的人个个都会拉牛腿琴,而且拉得都很好。这个歌队算是我们记忆中的第一代“gaos kgal”。接下来的第二代歌队成员有杨昌才、杨胜华、杨昌斌、补易生,其中杨昌才是唱高音的,这一歌队的歌师还是杨光明,他们都会拉牛腿琴,个个都拉得不错,如果这个歌队的人还健在的话已有90—100岁。第三代歌队成员有杨昌青、杨昌明、杨胜强、杨胜茂、陈其超,其中陈其超是唱高音的,这一歌队的歌师是杨光明,杨胜茂是现任村长杨秀芳的父亲。如果这个歌队健在的话已有80—90岁。第四代歌队成员有杨胜福(健在,今年78岁)、杨胜光(健在,今年75岁)、简学斌(75岁时已去世)、杨胜昆(60多岁时已去世)、杨胜高(60多岁时已去世)、杨胜龙(50多岁时已去世),其中杨胜昆是唱高音的,这一歌队的歌师是杨光明,这一歌队会拉牛腿琴的有杨胜高、杨胜昆、杨胜龙、简学斌。第五代歌队成员有陈其寿、杨秀清、杨胜飞、杨昌云、杨胜金,其中陈其寿是唱高音的,他们的歌师是杨昌明,杨昌明是现在我们加所寨男歌师杨胜元的父亲,这一歌队大部分会拉牛腿琴。第六代歌队成员有杨胜勇(66岁)、杨胜元(66岁)、杨胜梅(66岁)、杨胜周、杨秀金,其中杨胜元是唱高音的,会拉牛腿琴的有杨胜勇、杨胜元、杨秀金,他们的歌师是杨昌斌,杨昌斌就是寨老杨胜梅的父亲。第七代歌队成员有陈胜为、杨胜修(50多岁)、杨胜章(已去世)、杨胜成、杨秀田,他们中的杨胜章是唱高音的,会拉牛腿琴的为陈胜为、杨胜修、杨胜章、杨秀田,其歌师是杨胜元。第八代歌队成员有杨秀芳(40岁)、简平德(41岁)、杨秀昆(41岁)、杨秀元(41岁)、杨士忠(41岁)、杨胜宽(43岁)、杨秀佩(44岁)、杨秀慧(30岁)、杨银兵(30岁)、杨秀豪(34岁)、杨胜堂(34岁)、杨再荣(39岁⑤),这个歌队的歌师是杨胜元,他们中的杨秀佩、杨秀元、简平德三位是唱高音的,其中杨秀元还是领唱,这个歌队的队长是现任村长杨秀芳,他还是我们寨乐于助人的厨师长,无论红白喜事,都有他在场帮忙做厨子。这个歌队会拉牛腿琴的为杨秀佩、杨秀昆、杨秀豪、杨秀元、杨银兵、杨胜宽、杨胜堂、简平德。作为这个歌队的歌师杨胜元,他不仅会唱歌、教歌,还会编歌,会拉牛腿琴。”

笔者:“请问,歌师过去是怎么样教你们唱歌的?”

寨老:“歌师口头一句一句地教歌词,学歌的脑筋灵活歌师就少教点,不聪明的就要多教点。音调也是这样,老一辈怎么唱好听就怎么教,就怎么唱,调子唱不好就纠正,重新跟歌师唱,直到唱准为止。杨光明那个个嘎老认为:唱歌都是低音不好听,要有高音才好听,男女都一样。高音就如同我们的村长一样,起带头作用,就如现在的领导,领导不好,下面的人也不行。一个歌队好不好,关键在于歌队的歌师和歌队唱高音的。”

笔者:“歌师又如何挑选唱高音的呢?”

寨老:“歌队中每人都到歌师面前试唱,从低音到高音,但也不是使劲地唱高音,而是要兼顾歌队中唱低音的人,唱高音的既要有个性,又要能够配合唱低音的,这样唱高音的人才能在歌队中真正起到唱高音的作用,还要反复在歌队中练习,除此之外,歌师还要给唱高音者‘开小灶’,相当于现在学校课外补习。不过都是免费的。直到最后能够在全歌队中得以验证,得到歌队的公认,承认他确实唱得好,才可以正式确定为歌队唱高音的人。不是随便一个会唱歌的人就能够作唱高音的。”

  由此可见,历史上,宰荡侗族大歌很兴盛。而当时宰荡村的人口比较少,但是,歌师歌徒却不少,歌队也不少,因为宰荡人认为,唱大歌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快乐,正如谚语“饭养身,歌养心”所描述的一样。据村里人讲,过去,他们宰荡村侗族大歌男女歌队的演唱水平在周边侗族村寨都是相当出名的。

三、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现状

通过观察参与式访谈而发现:20世纪90代以来,宰荡侗族大歌逐渐走向衰微,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统习俗逐渐消失

20世纪90年以前,在南部侗族地区,每年农历十二月和正月,一个村寨的男女老少集体应邀走访另一个村寨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这一习俗,侗语称“weex yeek”(直译是“为也”),参加“为也”活动的主客寨队伍中必有通晓款词的一些老年人。他们不论在鼓楼坪的会餐上或私家做客的酒席中,都讲款词。在他们宣讲款规款约之前,必须先祭祀先祖“萨岁”,然后才宣讲,当然,宣讲者知道得多就多讲,知道得少的人也讲上几句,大家聆听,然后附和“是呀!”表示已经领会和拥护。“月也”期间,凡有机会,他们都这样做(讲款),讲款自然成为每次“月也”的主要内容,因此,“月也”又称为“讲款队”。“为也”活动不仅丰富了侗民族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为一代代人传承侗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极佳场所,还加强了侗族村寨之间的民族凝聚力。

同样,20世纪90年代以前,“nyaoh nyaemv”⑥这一习俗在宰荡村也很盛行。没有电灯的日子,侗民们除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学歌、唱歌、对歌活动外,村寨基本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姑娘后生们晚饭后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到歌师家去学歌,后生到男歌师家,姑娘到女歌师家。真是“哪个爱唱多得唱,哪个爱玩多得玩”、“月堂寻相好,歌堂找知音”。唱歌的确在侗族人民的生活、生产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唱歌、对歌还是侗族青年男女产生恋爱婚姻的重要媒介。

据加所歌师萨明喜夫妇告诉笔者,他俩也是在“weex yeek”和“nyaoh nyaemv”习俗的男女对歌活动中认识,并最终结合为夫妻的。类似“以歌为情、以歌为媒”这样的情况,宰荡村40岁以上的家庭组合占相当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人们还不敢大胆地“行歌坐夜”,然而,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昔日沉静的“行歌坐夜”习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侗族地区得以复苏。然而,自该村1996年开通了有线照明电灯后,这一习俗又渐渐处于衰微的态势,尤其外出打工浪潮在本村寨的掀起,则加速了“行歌坐夜”习俗的消失速度。

现任村长杨秀芳告诉笔者,在他的父母爷爷辈,即使不会唱大歌,也会唱情歌,很少有人不会唱侗歌的。他夫人杨叶珠的爷爷生前是他们村寨的老歌师,名叫杨昌斌,与杨胜堂的爷爷、杨再荣的爷爷杨胜华都是一个歌队的。现在村里的老人一谈起他们这个歌队,真有说不完的话,说他们那个歌队曾经威震整个侗族九洞地区,只要他们歌队出现,九洞范围没有哪个歌队能够把他们打赢的,当时他们那个歌队真是打通整个九洞,那个唱歌才叫过瘾啊。在他父母爷爷的年代,他们村寨在每年的农闲季节和春节期间跟周围的侗族村寨进行“weex yeek”和“nyaoh nyaemv”活动。

每当村寨老人们一谈起他们那个歌队真叫人羡慕。现在跟那个年代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现在的歌队能够出场唱歌就算不错了。

寨老公远吉说,在他们村寨来电和外出打工之前,晚饭后村寨可热闹了,到处都是歌声、牛腿琴声和欢笑声。自从村里有电灯后,外出打工人数也越来越多。该村的上寨加所现有640多,而外出打工者将近200人,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如今,留守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除了还在学校上学读书的年轻人以外,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而往日盛行于该村寨的“月也”、“行歌坐夜”等活动的操办和参与主体者无疑大部分是年轻人,由于这些活动的主体大都外出不在家,甚至逢年过节也不回家。由于昔日侗族大歌传承的主体之一——歌手们的生活存在不稳定性,则直接影响“月也”、“斗牛”和“行歌坐夜”等习俗活动的举行。

不难想象,昔日依附于这些活动的侗族大歌传唱习俗也无形地消失于宰荡。

(二)新的价值取向诞生

从侗族村村寨寨历史上流传谚语来推测侗民族以往的价值观。诸如:“饭养身,歌养心。”“跳耶欢村,唱歌暖寨。”“有吃无吃唱歌先,天大的事丢一边。就是明日走鬼路,今日也要趁机唱一天。口不唱歌心不乐,唱歌够了死到阴间无怨言。”“想要解渴唯有水,想要解闷唯有歌。”“人不吃饭活不长,人不唱歌心不欢。”“好菜甜口,好歌悦耳。”“无花不成帕,无韵不成歌。”“客家记事有文字,侗家记谱靠歌声。”“侗家唱不完歌,客家读不完书”等等。

从这些则谚语可以看出,侗族过去没有与他们本民族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一切的记事往往依靠歌唱来传承。可见,唱歌在侗民族的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在他们的心目中,唱歌如同吃饭一样重要,只不过,吃饭对于人的身体的每天能量的需要缺一不可,而唱歌则是人的心灵之需要。侗民族不仅爱唱歌,而且注重创作高品位的歌,不押韵的不能叫歌。因为这样的歌能够帮助困境中的人走出困境,走出烦恼。所以,会唱歌、会编歌的人是令人羡慕、令人尊敬的事情。

历史上,唱歌不单成为侗民族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并且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是这样的存在样态,这是他们自我、自由的审美选择”。⑦可以说,侗民族的人生就是歌唱的人生,歌、唱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何明教授所说,“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存在于平常生活中,自然状态下,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等特点”。⑧侗族大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下流传至今。

宰荡寨老们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侗族地区,不会唱歌,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对象。在那个年代,不论后生,还是姑娘,他们都喜爱唱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现代传媒的介入,宰荡村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笔者曾经在2008年5月调查期间访问了一位刚从外地打工回到宰荡村的姑娘。言谈中得知她是初中毕业生,当问到她以后要找的结婚对象的条件时,她不加思索地告诉笔者,她以后要找的人在文化上不能比她低。也就是说,她以后要嫁的人的文化程度至少也是初中毕业。可见,在当代宰荡青年人的心目中,唱歌唱得好与否,跟他们要找的结婚对象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至此,宰荡村人的婚姻观念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2008年5月田野调查期间,笔者还就对唱侗歌的态度问题访问了不少的村民,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告诉笔者:唱歌唱得好又有什么用,又不能够当饭吃,也不能够得工资。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宰荡村民在对待他们孩子上学问题上也有了变化。

改革开放前,宰荡村的适龄孩童入学率很低。20世纪80年代该村孩子的入学率为50%,90年代则为80%。据笔者调查,由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所致,如今40岁以上的宰荡妇女都没有进学校上过一天学。而这个年龄段的男子也很少有初中毕业的,绝大部分只是上过小学,就是小学毕业的也不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宰荡村民的价值观所致。他们中许多做父母的认为,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出去到别人家,何必拿钱给别人家来花,所以90年代以前,决大多数的父母往往只要求女孩子们会纺纱织布,会唱祖辈传下来的侗歌,会做家务就行了。而男孩子上不上初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孩只要有好的身体,会唱祖辈传下来的歌,长大有力气会干活、会干农活就行了。改革开放后,宰荡许多村民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上学读书。尤其自2000年以后,该村适龄孩童的入学率大幅度提高,达到100%。在加所小学开学上课期间,笔者还没有发现该村寨已达入学适龄的儿童在家或在村寨玩耍的。

2009年10月国庆期间笔者再次来到宰荡进行田野调查,得知2008年7月小学毕业的杨茂宽、陈中豪和杨电林三位同学都已从栽麻乡中学转学到他们县民族中学上学。笔者带着“他们为什么转学”这个问题走访了他们的父母。他们认为,栽麻乡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差,对他们孩子以后的升学读书还是有影响的,他们做父母的,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能够考取高中,最好考取大学。宰荡村民如此重视他们孩子们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在笔者与他们谈到有关村里的教育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告诉笔者,他们村某某今年考取了高中,还有谁考取了大学,某某大学毕业现在县城上班还不到5年,一个月差不多就能得到2000块。

可以看出,宰荡村民的人生价值观在发生变化,他们由过去以“会唱歌、会教歌、会编歌”为荣,转变为能够考取大学,找到国家单位的工作为荣。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许多宰荡籍学生分别考上了高中、中师、中专、大学专科和本科。

(三)新的谋生方式出现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道,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关系固定了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宰荡的确是费老这番描述的真实写照,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就逐渐被打破了。特别是90年代末,宰荡村年轻一代,很多人不愿重复他们父辈的路——靠几分土地生活,他们纷纷离开故土,有的到本县县城打工,有的到湖南省打工,甚至有的到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打工。他们中有做挑选珍珠工作的,有做泥瓦匠工作的,有做帮人砍伐木头工作的,有做扛钢筋水泥工作的,有做胶鞋工作的,有到当地文艺部门做歌唱演员的,也有承包果树林场的,等等。 

令人伤痛的是,因为外出打工挣钱的诱惑,有的没有上过学,在外打工一个月可以得到1000多元,这是他们在家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因此,也有学生辍学,甚至,有的已快小学毕业,就差一个月,便放弃学习外出打工了。2007年是最厉害的一年,那年一下子就有5位小学生辍学外出浙江做选珍珠项链工作。而有的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连初中一年级还没有读完就辍学外出打工。这些孩子大都是家里无力继续供养他们上学才走上这一步的,就是每学期在学校要交的生活费、住宿费和每周放学来往的车费都无力支持。他们中有的由于刚刚去外地很不习惯,加上干活又辛苦,也有常常打电话给家人想回家的,个别的甚至想回来读书。

据统计,90年代至今,宰荡村上下两寨外出打工人数近400人⑩。打工族中有的已在外面安家落户,远离故土和亲人,只在逢年过节偶尔回乡跟家人团聚,或以电话向亲人报声平安。

当代部分宰荡村歌师歌手不安心在家传承侗族大歌,其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所迫,孩子上学需要费用,还要建房子,孩子长大需要成家,准备为他们置办结婚的东西。当笔者请他们谈过去的唱歌日子,他们中没有谁不感慨万千,无不兴奋的,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又感到无可奈何。

至今依然在教歌的主要有萨明喜、萨翠凡、乃远华、乃应州、杨胜元、吴太平、罗绍奎、罗永吉。比较过去,无论是教歌的还是学歌的,都远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

(四)新的娱乐方式产生

20世纪70年代初,从榕江县城到宰荡村的公路已经修通,该县文化宣传部门已开始在宰荡村为群众放电影了。那个年代的所有影片都是战斗片,以此让群众不要忘记旧社会的痛苦,感谢党给了人民的新社会,也就是让大家一方面要知道新社会得来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要珍惜机会创造美好生活,建设新家园。宰荡村加所寨杨秀会告诉笔者:当时放映的影片有《上甘岭》《延安保卫战》《闪闪的红星》《红灯记》《刘胡兰》《小兵张嘎》《井冈山》等。由于电影中的台词都是汉话,当时,绝大部分村民都听不懂电影里的汉话,单凭电影中的人物表情来猜,来判断,但是,只要是打仗的,即使听不懂也好玩。而前来他们宰荡村放电影的并非都是县文化部门的人,而是做生意的,所以,在他们来放电影之前,往往事先还须征得村里干部同意,不然,他们还不能在村里放电影。

那时,他们宰荡人看电影如同打牙祭一样,并非常常有机会看电影,一般一个月有一二次就已经很不错了。由于放映次数不多,电影对宰荡村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有了极大的变化,宰荡村人的思想也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特别自从村里有电灯后,村里不少家庭买来了电视机和VCD影碟机。截至1998年底,榕江县广大农村共建卫星地面接收站40座。与此同时,各类文艺性的录音带、录像带大幅度增加。宰荡村人新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了。影视当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家用电视了,一集接着一集的电视连续剧,让多少人成了电视迷,由于绝大部分家庭因为只有一台电视机,老人和小孩为了观看各自喜欢的节目,相互争执时有发生。

除此之外,一些可供赌博的娱乐方式也纷纷涌入宰荡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麻将、台球、扑克牌等娱乐产品相继进入宰荡人的生活视野,这些游戏的玩法五花八门。如今,宰荡村在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一回来过春节,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最喜欢打台球和玩麻将,而且赌得比较厉害。农闲时,一些在家干农活的成年男子也玩麻将,也有带赌博性的。即使在家的一些老年男人比较喜欢玩纸牌和打麻将,他们的玩法也略带赌博性的。平时或春节期间,小学生玩扑克的比较多,纯粹玩玩而不赌,主要是没有本钱。而且比较喜欢玩扑克升级的高中生比较多,他们也是只玩不赌。少数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比较喜欢打台球,也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赌的数目比较小。一位尚在学校读书的大学生,由于不会打麻将,对扑克升级的玩法也不熟悉,在他去跟同龄人玩扑克时,还被他们讥笑。对于赌博之事,绝大部分村民极为反对赌博行为,认为,赌博只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坏处,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截止2010年1月底统计,村寨给自己小孩买自行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全村有近30辆小孩骑的自行车。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常常骑着自己的车子在村子里玩耍。

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影响,宰荡村民的生活、生产不再单一化,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据40岁以上的宰荡人回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他们村寨的娱乐活动就只有学歌、教歌、唱歌和对歌。

正因为以上几大原因所为,致使在当下宰荡村大部分年轻人的心目中,昔日“饭养身,歌养心”,“会唱歌、会弹琴”的时代已不再是他们宰荡人引以为豪的事情。宰荡村前任村长和村支部书记告诉笔者,由于媒介的宣传,宰荡村人已不再固守于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分得的几亩耕地和林地,而逐渐走向打工的漫漫路程,一是要到外面找钱供养孩子们日后一步一步地往上读书,二是得到一些钱回家盖新房,孩子毕竟要长大,等到孩子成家时才来建房来不及。三是也很想了解侗乡以外的世界是否真如电视和报刊上所宣传的那样“色彩斑斓”,趁年轻到外面去看看、去闯荡闯荡也好。如今他们村外出打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村里如要搞一些什么工程或是活动之类的,都难以得到有效的劳动力,因为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已外出,留守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过去他们宰荡村的成人歌队就有10多个。无奈,现在宰荡村的男女成人歌队都是过去几个歌队的人凑合而成的,可谓老中青三班结合歌队。

随着外出打工人数越来越多,打工族中不少原本在家里的时候是非常喜爱唱侗歌的,由于生计所迫,他们不得不外出挣钱养家糊口。访谈中,每每与歌师谈及他们村里某某人的唱歌情况时,歌师无奈地发出感叹:辛辛苦苦地好不容易把他们培养教出来,他们歌也会唱,有些还唱得蛮不错的,只可惜啊,很多学会歌的已外出打工了。从歌师的话语以及他们的表情来看,这也无疑对歌师在传承侗族大歌方面给予极大的冲击。

注释:

①基金项目:2011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侗族歌师文化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宰荡村为个案”阶段性成果;2012年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课题“宰荡村侗族大歌与歌师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阶段性成果。

②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2008年5月至2010年1月期间田野调查所得。

③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能说会道,处理村寨事情也很公道,并在群众中有威望的老年男子,自然成为村寨的寨老。

④“gaos kgal”的汉意为“歌班”或“歌队”。

⑤本段的数据为2009年统计。

⑥翻译成汉语为“走寨”或“行歌坐夜”,此为南部侗族地区青年男女的社交活动。于农闲晚上,特别是冬末春初夜间,三五个年纪相当的姑娘,不分辈分,聚集在一家,纺纱、织布,或作针线活、绣花。三五成群的青年小伙子,或徒手,或携带牛腿琴、琵琶,有的还在琴上吊着一盏四四方方的灯笼来到姑娘聚集的人家。开始姑娘不理睬,待小伙子们一再唱歌乞求,才开门让进屋就座。小伙子分别选择辈分相当者对歌,谈情说爱,直到深夜甚至黎明才散。通过多次交往,他们互相了解,增进友谊。有时,夜已深,姑娘们就架起锅,打油茶或煮糖粥,多请家中老人起来同欢共饮。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伙子和姑娘彼此尊敬,感情不断加深,有的成为朋友,有的成为终身伴侣。

⑦何明.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视野[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1):14.

⑧何明.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视野[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1):13.

⑨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66.

⑩据宰荡村民委员会2010年提供。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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