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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上)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上)

作者:刘学洙 阅读量:13 点赞:0

一、引子

有如深层地火燃烧之星星火苗,历史大潮也往往发源于社会深层的涓涓潜流。

20 年前,安徽省小岗村就是这样的一股潜流,它汇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不可阻挡的洪波巨浪。

贵州省顶云公社也是这样的一股潜流,而它的出现比小岗村还早一年。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学家怎样称呼世界的东方古国 20 世纪末叶这 20年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有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盛世等辉煌。

20 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前无古人的全方位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精彩序幕。而这一切实乃发韧与植根于如同小岗、顶云这样的极平凡、极不显眼的中国社会之最深层。

可惜,在小岗农民以“坐牢杀头也甘心”的誓言,写下“分田到户”契约的事迹传遍神州、闻名寰宇的情况下,比它更早的有同等意义的贵州顶云公社最先发出“包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一声惊雷,在中国改革史上却未记下应有的鲜亮一笔 !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之际,笔者愿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即围绕《贵州日报》当年宣传报道的实况,为读者提供一点历史资料,以窥见在中国改革的伟大进军中,贵州人的步履与身影 ! 也透视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这场变革具有多么深厚的基础。

二、徘徊前进中的矛盾

1978 年是难忘的一年。

那年 5 月 13 日,《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新华社 5 月 11 日播发的通稿:《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远离首都政治中心的边远省份的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当时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随后事态发展表明,和全国一样,这是贵州迎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先声,也是《贵州日报》在新时期实现新闻工作历史性转折的开端。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当时党的机关报上。在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里,《贵州日报》的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报纸以大量的篇幅突出宣传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反映了全省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各项事业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但是,无可讳言,“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新闻工作的手脚,阻碍着报纸面貌的根本变化。

那段期间,在我们宣传的报道中,“左”的影响时有表现。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1977 年 11 月 6 日一版报道省委的一次现场会,还提出全省要“打一场围歼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人民战争”,并配发社论。直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发表前十多天,1978 年 4 月 30 日报纸报道省委部署全省开展农村经济政策大讨论,并配发社论,其中还提出这场政策大讨论“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讨论”,“搞好政策大讨论的指导思想必须十分明确”,这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方向道路问题。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彻底纠正单干、半单干和包产到组的问题”。

笔者当年是贵州日报社言论组编辑,曾以记者身份随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去遵义调查农村政策大讨论。那是 1978 年春天,人们头脑刚刚松动,开始觉察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办法不行,想改。省委同样也想改。所以,才决定开展农村经济政策大讨论。这个好消息传到遵义县龙坑公社,用当时工作组同志的话形容,“农村像滚烫的开水,冒了锅”,沸腾了。为了听取群众意见,省、地、县三位书记联袂来到龙坑,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正当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讲述必须落实按劳分配等政策时,马家湾生产队的会计放了一炮,主张划分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也就是包产到组。这在当时是禁区。书记们有点意外,连忙表明态度,又是开导劝阻,又是委婉地批评,而那位会计却“油盐不进”,坚持他的主张。一时谁也没有说服谁。从遵义回到省城,省委就开电话会,提出农村经济政策大讨论要抓方向道路问题。配发的那篇社论,就是笔者起草的。本来省里想放宽一点农村经济政策,可是,门缝刚打开一丝丝,农民说出心里话,门又关住了。

这大约便是当时决策者一种矛盾心情和窘境。

1980 年我写了一篇“大家谈”《马家湾的奥秘》( 见 1980 年 8 月 19 日《贵州日报》一版 ),追述此事说道:“现在看来,究竟谁高明呢?还是马家湾的群众高明。省、地、县三级书记在这个问题上都不高明,报纸也不高明,笔者忝列此事的采访者,同样不高明。……对群众翘首盼望的东西不愿去看,更不用说敏锐地捉住它了。”文章引了鲁迅说的,你说这屋子太暗,需要在这里开一个窗,有人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愿意开窗子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实行”。而马家湾农民高明之处,就在从实际出发,该开“窗子”就开“窗子”,该拆“屋顶”就拆“屋顶”,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马家湾的小小故事,折射出当时党的工作受“两个凡是”束缚以及它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这当然也不能苛求于当时的省委和报纸,因为中央还没有发话,真理标准讨论尚处在发动前夕。按照我们党的传统规矩,此际省里也难以自我突破。倒是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数,积蓄已久的改革冲力,看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三、贵州省委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反响热烈。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是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指导和积极支持下,经胡耀邦同志审定后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物首先发表,继在《光明日报》及全国各报发表的。党内外广大同志热烈赞同文章的观点,而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少数同志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从北京向全国辐射扩展。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地亮出自己的支持观点的是当时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8 初,黑龙江省委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以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按照新华社报道的时间顺序,从 1978 年 8 月(即“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三个月 ) 到 1979 年 6 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都先后表了态。10 月 26 日,新华社报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的讲话,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表态时间次序中,居第 16 位。在贵州之后,尚有 10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表示支持《贵州日报》在新华社播发贵州消息前 20 天,于 1978 年 10 月 6 日先期在一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

主题:以整风精神学习理论解放思想

副题: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力同志主持会议并总结发言,省委、省革委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全省县以上党委都要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据报道,10 月 3 日、4 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马力指出:“两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是清算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的罪恶历史,清查了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必须继续深入,这就需要从批判他们根本颠倒理论和实践关系入手。”“有的同志认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照搬、照抄,凡是书本上没有的,革命导师没有讲过的,就不能说,不能做 ; 凡是革命导师说过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也不管现在的实际情况如何,都要句句照办,不容许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丝毫的改动。这恰恰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阻碍了真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消息还写到,马力同志着重指出,学习和讨论一定要联系我省实际。他肯定“二十九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省始终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一切对干部的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的,都应该坚持纠正和推倒,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

这个讲话还是较鲜明、有针对性的。这条消息仍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一面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面又写道:“大家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抓纲治国的重大决策,制定的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认真执行,夺取抓纲治国的更大胜利。”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报纸的认识状况与局限性。

1978 年 10 月 27 日,本报一版左辟栏又报道了:“马力同志在省委召开的理论学习座谈会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重大意义。”消息中说到:“万恶的‘四人帮’把贵州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诬蔑为‘黑线专政’,把干部说得一团漆黑。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种种反动谬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看客观条件,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的大队核算“一片红”,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否定评工记分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等现象。

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贵州省委在真理标准讨论这一事关大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是跟上了全国思想解放大潮的。这对此后《贵州日报》大胆冲破“两个凡是”框框,出现宣传报道上大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

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之后一个月,本报爆出了一组轰动全省的报道。1978 年 11 月 11 日,本报第一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突出地报道了关岭县顶云公社《“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的消息,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顶云公社基层干部座谈纪要,大号黑体字的标题响亮地提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日报在为此而配发的“编者按”中,鲜明地表示了编辑部的态度:肯定顶云公社实行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正确的,对于他们勇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取得成绩的创举,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和支持。“编者按”着重写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农村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勇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勇于打破一切束缚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条框框。一切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都应该大胆实行。”

据笔者所知,在 1978 年三中全会之前就在报纸上公开提出“姓社不姓资”问题的,在全国报纸中即令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少见的。这组报道是贵州省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是《贵州日报》解放思想的产物。

1978 年 10 月间,贵州省委正为参加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去兴义作调查研究。回贵阳时路过关岭县,县委试探性地汇报了顶云公社早在 1978 年初就实行定产到组且效果很好的情况,马力表示“可以嘛 !”并嘱咐关岭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会议用。马力回贵阳后召开省委常委会,汇报了顶云情况。《贵州日报》副总编张石锁列席了这次常委会,了解到马力倾向于支持顶云公社的做法。但是鉴于贵州省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右倾”的历史教训,那次省委常委会未能形成决定。报社几位负责同志根据这个背景,更出于自身积极要求冲破禁区,推动农村改革的思想倾向,主动策划了对顶云公社的报道。农村部、记者部有关同志踊跃参与了报道计划的实施。总编辑陈健吾亲自改写了“编者按”。分管副总编辑张石锁自始至终直接组织了这次报道,其他几位副总编辑都一致支持,采取积极态度。这组报道未经请示省委便于 11 月 11 日推出。这个公开报道比后来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小岗生产队 20 户农民于 1978 的 12 月一个夜晚立下了“不怕坐牢杀头”“分田到户”的契约的“秘闻”早一个月。

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冲破“左”的禁区的改革热情,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点,不可阻挡地迸发出来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迅速而强烈的反响。

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是一片欢呼和赞扬。从 1978 年 11 月 11日报道见报开始,到 1979 年元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有关这一报道的来信来稿 210 件,其中 118 件赞成“定产到组”。余庆县沙堆公社梁山生产队来信说:“报纸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反映了我们想干而不敢干的事,这下子有奔头了。”麻江县良田公社翁西生产队社员罗思洲来信说:“党支部书记在会上读《贵州日报》顶云公社的消息,七八十岁的老人生怕听不清楚,把耳朵挨到支书的嘴边去。散会后,群众还一个不少地围在一起议论,个个乐得合不上嘴。”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把 11 月 11 日那张《贵州日报》,称为“11 号文件”,揣在身上,压在箱底。

有人说,《贵州日报》就这一张最值钱。当时来自领导机关的反映有不少是怀疑与反对。有的认为报纸这一捅。农村要乱套了。要求省委赶快发通知,制止报纸这方面的宣传。还有个别同志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提案,要求追查《贵州日报》对这一问题宣传的责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地委副书记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包产到组不是突破“左”的禁区,而是超越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对《贵州日报》进行了“上纲上线”的严厉控告。当时,报社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尽管省里有的领导同志对顶云公社报道在短暂时间内有不同看法,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则始终未批评报社的这组报道。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在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顶云公社的报道是符合中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的。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在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我们抓住顶云公社这一典型,对农村改革作了进一步的宣传。1979 年 1 月发表了关岭县委书记《打破思想僵化,敢于实事求是》的文章。2 月 3 日一版头条发表的报道指出“本报关于顶云公社的报道在全省引起强烈反映,大量信稿指出,实行联产的‘五定一奖’制是农民的迫切愿望”。3 月 14 日三版通栏头条,发表了本报集体笔名严文的评论文章《禁区与界限》,回答了认为定产到组是超越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界限”的责难。那段时间,本报思想评论相当活跃。当时的报社总编辑亲自出题目,定主题思想,组织言论组撰写《用自己头脑想问题》《前进与后退》《自我批评要有点勇气》等多篇言论,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澄清在“左”的影响下人们存在的若干思想疑惑,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五、“张浩来信”的小小插曲

正当本报在省委支持下继续冲破“左”的禁区,推动农村改革的时候,1979 年 3 月 15 日,恰恰是本报发表《禁区与界限》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人民日报》对来信配发了“编者按”,指出:“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编者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稳定,“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持纠正错误做法”。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张浩来信”,是《人民日报》奉当时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之命发的。

这个来信与《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显然与本报宣传的顶云公社包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是针锋相对的。收到《人民日报》后,编辑部从领导到有关编辑同志都想不通。因此便以新华社未向全国各报播发通稿为理由,决定不予转载。但当天上级有关领导部门负责同志打来电话,要求《贵州日报》转载《人民日报》来信及“编者按”。在编前会上研究时,大家认为它与本报前段宣传顶云公社的精神不同,怕引起下面波动,仍坚持以不转载为宜。下午,报社值班副总编辑罗会文为此专门到省委向省委秘书长汇报,秘书长感到个人不好表态,答应请示省委领导同志再定。过了两天,省委办公厅电话告知,省委几位在岗的书记认为应当转载。这样,“张浩来信”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于 1979 年 3 月 20 日在《贵州日报》一版左辟栏被转载了,比《人民日报》见报时间晚了 5 天。同一天,编辑部还在本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新华社 3 月 18 日电稿:新华社记者述评《要划清农村经济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这篇述评不赞同动不动就把农村中经营方式中不同做法,说成是分田到组、搞资本主义等等。配发这篇新华社记者述评,意在让读者与“张浩来信”相比较,看出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稿的观点并不一致,以便独立思考,慎重对待农村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这表现了编辑部不同意“张浩来信”又不得转载它的苦衷。

但是,“张浩来信”对本报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3 月 2 日,本报版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作为一个六栏的专栏标题,下面配发了四条新闻,都是报道一些公社和生产队不搞包产到组,纠正单干,稳定现有生产队核算单位等动态。之后,在对待包产到户问题上,也曾有些犹豫与反复。

1979 年 3 月 30 日,即《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之后半个月,《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报道,也加了“编者按”,明确表示:3 月 15 日发表的张浩同志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及“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纠正”。下面配合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后来知道,这组稿件是当时安徽省第一书记万里授意搞的,他说“张浩可以写信,你们也可写信嘛 !”安徽来信的精神正好纠正了“张浩来信”的偏颇,《人民日报》发得很突出。收到《人民日报》后,本报理所当然地立即主动加以转载。这次《人民日报》的来信及“编者按”,本报以一版头条六栏宽远比“张浩来信”突出的位置加以刊登。

六、真理标准的讨论补课及省委放宽农业政策的重大决策

从 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到全党贯彻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沛然莫之能御地在全国激荡。我省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认识经历着反反复复的过程,说明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势在必行。

1979 年夏秋期间,我省各级党委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1979 年 9 月 7 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省委机关普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要闻,副题是“省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指出,思想路线的问题解决不好,工作重点转移了,经济建设很难搞上去”,同一天一版左辟栏配发了本报社论《认真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笔者采访了这次会议,并起草了这篇社论。记得在会上池必卿同志讲话时,还向坐在下面第一排的本报总编辑陈健吾说:“你们当初还受到了不小压力呀 !”委婉地表达了省委当初对顶云公社报道支持不够的意思。这次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和社论,都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前进的主要阻力还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解决领导干部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社论中写道:“一切从‘本本’出发,过去的一切不敢动,今后一切都照搬,那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社论提出不能“用过去‘批判过’或‘肯定过’为标准来判断社会主义。哪怕是千百万群众普遍的要求,明明有利发展生产力的好办法,只要‘本本’上没有写过的,就认为是异端,是资本主义,而哪怕是在实践中碰了多少次壁,证明是行不通甚至是失败的东西,只要是载了本的,上了书的,过去‘肯定’过的,也奉为金科玉律,不敢变动半毫”。如果持这样态度,“尽管粉碎了‘四人帮’,而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还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办什么事,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匍匐于‘本本’面前,这样的精神状态,何来什么四个现代化?何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在省委从实际出发,支持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指导下,贵州的农村改革一改犹豫徘徊状况,走到了全国前头。当时全国把安徽、四川、贵州等各省看作是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创省份。1980 年 11 月,当时国务院农村研究室副主任吴象曾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长篇文章,充分肯定安徽、贵州等省的做法。文章不点名地介绍了 1980 年 9 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为贵州包干到户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生动对话,池必卿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85 年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来贵州考察,曾对笔者绘声绘色地说 :“你们池必卿同志当时激动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在场,听了非常感动 !”正如吴象文章指出的,其实“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责任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道”。到了 1988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责任制才是真正的阳关道,大家都走到这条路上了。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作的结论,而是实践作的结论。”应该说,贵州省委在对待农村改革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80 年前后,省委对于农村出现包干到户的做法,先是采取正面引导,不顶牛,不纠偏的方针,继则明确予以支持,这方面有若干史实。一件事是省委一次书记碰头会,形成共识,“停止纠偏”。时间是在1980 年 3 月 13 日或 14 日。这次碰头会不作记录,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但是,第二天,池必卿同志告诉办公厅身边的工作同志说:昨天书记们意见统一了,停止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纠偏”,15 号要开省委常委会,正式定这件事。接着是 15 日的常委会,池必卿同志转达了书记碰头会初步酝酿的意见,大意是:在经营管理形式上,要下决心承认现状,搞饭吃,既不顶,也不绕,更不准搞强迫命令,允许有权宜之计,先把庄稼种下去再说。这次常委会同意了书记碰头会确定的原则,决定 17 日晚上由王朝文同志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明确宣布八个字“承认现状,停止‘纠偏’”( 见1988 年 10 月 20 日《贵州日报》的《一次“秘密”会议》一文 )。现在回过头看这八个字的抉择,不能不说是勇敢的,承担着风险的。因为按当时中央文件规定,包产到户还未放开。第二件事是 1980 年 4 月 8 日到 5 月 9 日,池必卿到黔东南、铜仁地区,作历时一个月的农村调查。同一时间,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下去搞调查。这实际上是继 3 月间省委常委会决定停止“纠偏”之后,省委对农村放宽政策作决策前的重要准备。这次,池必卿同志带领 9 个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处级干部到黄平、施秉、岑巩、玉屏、天柱、黎平、凯里 7 个县深入调查。9 位同志中有李著、张明新、陈群林、高春生等,当时都不是厅局级领导干部。笔者也参加了这次调查,但不作为随行记者,无报道任务,一个月时间里,未发一个字的新闻,事后也无任何报道。池必卿作风确实深入,他经常住到公社一级的简陋异常的房子,我们随行人员更希望住在农民家或村寨生产队公房。生活是艰苦的。池必卿和我们有时走到哪儿就在那里集镇的小饭店吃饭,事先既未通知当地干部来接待,更未有一大串地县领导同行。调查研究工作采取不先入为主,认真倾听基层干部和农民意见的实事求是态度。调查会开得生动活泼,有时七嘴八舌,争得面红耳赤,池必卿从不轻易作什么指示。在调查组内部分析研究情况会上,他鼓励 9 个随行人员充分各抒己见,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他也可以谈不同看法。这是一次心情舒畅、求真求实的解放思想、民主空气浓厚的调查研究。从调查研究过程看,池必卿对放宽农村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渐明确,态度更显坚决。记得有一天在天柱县,我们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说最近包产到组又有蔓延,是不是要给各地打个招呼?当时我们正在开会,池必卿听了电话很生气,对随行的秘书说,省委决定不纠,为什么又想纠!? 后来,池必卿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 1979 年到 1980 年初的形势。他说,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拨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我们强调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要顺应农民的要求”。省委下乡搞调查的领导同志回到贵阳后,经过郑重考虑,省委常委会连续开了 9 个半天,充分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利弊,终于在 1980 年 7 月中旬,作出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村政策的指示》。当然,省委能够作出这个决策,也有全国的大背景,即“邓小平一锤定音”:1980 年 5 月 1 日,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坚冰已经打破,认识获得一次飞跃。1980 年 7 月 21 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报道了《中共贵州省委作出重要决策—— 放宽农业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围绕宣传贯彻省委关于放宽农村政策的决定,《贵州日报》表现出异常的积极态度,从 7 月 21 日到 10 月 31 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从实际出发,放宽农业政策》《要认真走群众路线》《进一步抓落实》《要切实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并组织了一系列推动农村改革的新闻报道。到 1981 年 12 月 18 日,本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试论包干到户》的长篇重头文章,作为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宣传的一个小结。

从 1978 年 5 月宣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到贵州全省普遍推行包干到户,前后历时三年多。这是《贵州日报》宣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密切联系贵州实际,推动农村改革的三年。

1988 年,本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时,池必卿同志应本报记者刘庆田访问,并亲自改写了《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篇访问记。在文章结束时,池必卿着重说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首先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农民这一创举的不是贵州,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的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我们才能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 1980 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这是改革者的冷静之言。

二十年前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早已成为历史,而改革的路正长。辨别与抉择阳关道的考验还会继续。矢志改革的贵州人,一定会和全国人民一样,沿着改革先行者们的足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征途中更加勇毅前行!


                                                        《文史天地》1998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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