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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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拳拳、风骨铮铮的汪小川(上)

赤心拳拳、风骨铮铮的汪小川(上)

作者:胡维汉 阅读量:29 点赞:0

从报纸上惊悉,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汪小川同志在京与世长辞。我的心往下一沉:又一位我敬重的老领导走了。顿时,他在贵州工作时留给我的印象在脑海里翻腾起来,久久萦绕不去。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汪小川在贵州是个很响亮的名字,在文艺界更是有口皆碑。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贵州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直接领导文艺工作。那年月,这条战线风险很大,而他并非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的人,他有头脑,有气魄,敢想敢为,处处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操守和自信。他没有什么“人格面具”,干什么都直来直去。人们敬重他,不仅因为他是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还因为他是个真诚的人,即使做错了事,仍然相信他的真诚。

我是 1958 年开始接触汪小川同志的,那时我在省文联主办的《山花》文艺月刊当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一个小小的副主编,一般很难接近省委的高层领导人,可是汪小川同志却走进了编辑部。他常谈《山花》,而且要求编辑部每季度写一次报告,将成绩和问题说清楚。传说他对下级很严厉,我写报告时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写的报告他都亲自看,还给我写过信,说“报告写得不错”。其实“不错”什么呀,无非是不吹牛皮、不文过饰非罢了,看来正是合了他的心意。偶尔见面他总是笑眯眯的,完全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不像传说的那样。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特别关心文艺刊物,是他懂得刊物是培育作家的重要园地,当时贵州的作家太少了。

繁荣创作是文艺工作的生命线,作家少,作品也就少。于是,汪小川同志采取了“催生”的办法:抓重点创作。在文学方面,他大力支持省文联分批组织作家和青年作者深入紫云、绥阳、遵义、毕节等地的农村,创作了多部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报告文学(当时称“公社史”)。为减轻基层的负担,他通过省委作出决定:拨专款给来自基层的作者发工资。这样的举措,当时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些报告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挡不住的洪流》,其中的篇章得到《人民文学》转载,整部作品还由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次创作活动不仅出了优秀作品,还培养了人才,如参与创作的石果、伍略、戴明贤、文志强、周青明、滕树嵩等后来在创作和编辑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对于戏剧创作,汪小川同志更是亲手抓,从题材的选定、创作人员的组成、演员的选择直到排练、演出,他无一不操心。在全国巡回演出和拍成电影的黔剧《秦娘美》《奢香夫人》,舞剧《蔓萝花》等,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创作和问世的。现在有人对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的文艺创作不屑一顾,而我认为贵州那时是有过一段辉煌的,因为以上所举的作品有着艺术的生命力。如果没有汪小川同志的领导,难以想象会出现这样的辉煌。

汪小川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也有过失误。在“大跃进”时期全国盛行“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领导出题、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在此影响下,他曾定了几个配合中心任务的题材,如都匀全民食堂、铁路局某机务段的机具改革、榕江的模范知青刘禹金等,由我带几位创作人员下去深入生活,创作剧本。时值困难时期,我们到基层,其艰苦自不待言。我们如期完成了创作,《红管家》《龙飞凤舞》等剧本还公演了,但这些应时之作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不久党中央关于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下达,当中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汪小川同志召开有关厅局的负责人学习座谈,他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简单化做法,还说参加他确定的以上创作活动的同志“深受其苦”。我听传达后不仅十分感动,也理解了汪小川同志。他是省委宣传部部长,能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吗?而党发现了政策上的偏差,他就立即坚决纠正,诚恳检讨,不躲闪,不诿过于人。只有真诚的人,才能做出这种真诚的事。后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太冤枉人了。

汪小川同志作为领导人,他真诚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和作家,他在写文章和作品时说的是真诚的话。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这带给他的几乎是灭顶之灾。贵州的“四清”运动,是以省委宣传部为突破口的,由西南局派出的工作组进驻,矛头直指汪小川同志。对他进行批判的一系列会议,我作为省文联党组成员都参加了。在这些会上,他主持的反映农民不满平均主义的《二铺调查》,被诬为“鼓吹单干”;他写的针砭官场弊端的 9 篇历史故事被诬为攻击伟大领袖;他创作的表现红四方面军英勇突围的纪实文学《冲出绝境》,被诬为讽刺“三面红旗”而陷入绝境,作品中的一句“太阳红得像死马肉”也被说是攻击伟大领袖;他写初稿、省话剧团修改完成的反映合作化思想冲突的《山寨人家》,被诬为同赫鲁晓夫遥相呼应。

如此的信口雌黄,同明清时期文字狱罗织罪名的恶劣伎俩如出一辙。大会上汪小川同志被剥夺了话语权,只有洗耳恭听,在其他场合就不同了。一天工作组开了个小小的查询会,由于我曾帮助修改《山寨人家》,也被叫去了。工作组的一个头头盛气凌人,对汪小川同志像训小孩子一样,胡搅蛮缠,汪小川同志忍不住了,他一一反驳。这位头头突然一拍桌子咆哮起来:“汪小川,你老实点!”大家吓了一跳。汪小川同志轻蔑地一挥手:“你这个同志怎么会是这样!”然后不再说话,像座沉默的大山,他不向淫威低头。

“文革”中,汪小川同志的不低头是出了名的。报上大块文章批判他,他还被身挂黑牌在全省被游斗。据说在斗争会上,要他低头很困难。他挂的黑牌正面写着打了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他在背面却写上“忠诚的共产党员汪小川”,这成了“文革”中的奇闻。《山寨人家》使省话剧团的几位同志受到株连,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汪小川同志严正申明:“《山寨人家》有什么错都由我承担,与话剧团的同志无关!”身处严酷逆境仍不忘保护无辜者,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应有的胸襟。

“文革”后期解放老干部,历经磨难的汪小川复出了,仍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不再是省委常委。我也于此时从“五七”干校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在汪小川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几年的共事中,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只发现他沉静多了。他对给他带来过大麻烦的文艺工作并未退避,仍然很重视,常带着我到剧团和地、县调查研究,一旦发现好作品就倾全力支持。贵阳市京剧团为参加全国戏剧调演正在修改《苗岭风雷》,他认为这是一个基础很好的现代京剧,就多次到市京剧团了解情况,并指派我帮助解决修改中的问题。他不仅认真谈每次的修改稿,组织讨论,还帮助在全省物色优秀的音乐设计人员。这个戏在北京的全国调演中大获成功,后来还拍成电影,这与汪小川同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76 年省委确定他带队到水城“普及大寨县”,我也去了。其时周总理、朱老总相继逝世,“四人帮”尚未垮台,工作队成天忙的是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我发现汪小川同志经常心情郁闷。一天他要我陪他到山上散步,他很少说话,只不时眺望茫茫山野。山上乱坟多,他忽然发问:“贵州这里兴不兴将棺木停厝?”我答:“好像不太兴。”他说:“我们安徽倒是兴的。”我很奇怪,这样坚强的老人,怎么会关注起死亡来了?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人被置放在这里,也有点被“停厝”的味道?我不知道。

汪小川同志律己甚严。我还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有天他托我给他买一张到北京的硬卧票,说他有点私事要请假去北京一趟,并将钱给了我。这样的事通常是由办公室办的,他不愿惊动他们,私事不能公办。我送他上火车,见他同硬卧车厢的乘客谈笑风生,心里好感动。粉碎“四人帮”后,他很快就调北京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我又调回《山花》编辑部工作了。汪小川同志曾给《山花》寄来几首诗,我觉得诗写得很好,发表后按最高标准寄去稿酬。不久,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朱厚泽同志从北京开会返筑,找上编辑部的门来了,说:“你们给小川同志的稿费太高,他不能收。”将稿酬悉数退回,弄得我们很尴尬。我到北京开会,曾到北京大学看望他,见他的住所陈旧而简陋,不禁发了点感慨,他笑着说:“这就很不错了!”是的,比起艰苦的年代,这的确很不错了。他没有这样说,但可能会这样想。

我最后见到汪小川同志,是 1992 年召开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和另一位同志受贵州代表团的委托,前往看望一向关心贵州文艺工作的汪小川同志和朱厚泽同志,转达代表们的想念和问候。两位老领导很快相约来到代表团的住地,同睽违已久的贵州文艺家们握手言欢。我们见年届八旬的汪小川同志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无不由衷高兴。现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永远走了,终年 92 岁。国家文物局所发的讣告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活得真诚,活得正直,活得轩昂,我永远敬重这样的人。


                                                               《文史天地》2005 年 5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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