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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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大王王亚樵(上)

暗杀大王王亚樵(上)

作者:王增勤 阅读量:19 点赞:0

王亚樵是民国时期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一生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刺杀大案,比较著名的行刺对象就有侵华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等国内外军政要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王亚樵非常恐惧,悬赏 100 万大洋在海内外缉拿他,而当时对很多“共匪要犯”的悬赏额最高才不过 10 万大洋。就是这样一个可谓古今中外无人出其右的“暗杀大王”,最后却不幸死于别人的“暗杀”。

威震海内外的“民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 1887 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就聪颖过人,嫉恶如仇。长大后,王亚樵不满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激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为反清救国而奔走。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来到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继续寻求革命。1915 年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这时候他多次上书孙中山,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孙中山先生则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20 世纪 20 年代初,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理念迟迟不被孙中山先生所接受,就再次出走上海。他为人十分仗义,很快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树立起很高威信,随后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他出任该组织首领。然后,他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继续扩大势力,不久便拥众数百人。

他们人手一把斧头,这几百把斧头顿时把上海滩搅得昏天黑地,“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上海其他帮会势力甚至包括大亨杜月笙,对他们也莫不忌惮一二。

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势力后,王亚樵终于可以放手实施他的“暗杀”理念了,从此开始了刀口舔血的“暗杀大王”生涯。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杀封建余孽、杀反动党政要人、杀日本鬼子、杀流氓恶霸,众多不知名的汉奸特务更不过是下酒小菜。一言以蔽之,上至国家总统、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只要他认为该死的,没有不敢杀的,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民国第一杀手”。

“有幸”成为王亚樵刀下第一个“无头鬼”的,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当时手下有 7000 余名警察,镇压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他召集部下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部下各揣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192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徐国梁果然乘汽车来到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王亚樵的多名部下抽出手枪纷纷向徐国梁射击,徐国梁当即一命呜呼。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目睹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孙中山先生一贯倡导的国共合作等三大政策被一扫殆尽,心中十分悲愤,便把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行刺蒋介石和宋子文,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1931 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陈成等人潜入“夏都”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雨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蒋介石才逃过一劫。1931 年 7 月 23 日,王亚樵精心谋划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子文,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将唐腴庐乱枪打死,宋子文则侥幸逃脱。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 20 个大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他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暗杀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团长。淞沪停战后,日寇准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王亚樵得到消息,立即着手策划爆炸会场事宜。因为庆祝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中国台湾省人和朝鲜人参加,于是,王亚樵找到在上海的朝鲜人安昌浩进行密切合作,王亚樵负责提供资金,安昌浩负责寻找人选。4 月 29 日日军祝捷大会这天,安昌浩召集的朝鲜义士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伺机引爆了炸弹,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侵华日军上海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都非死即伤。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国联”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一再请求下,派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到中国后,竟然不顾摆在眼前的事实,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中国人无不愤恨。王亚樵说:“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李顿住在上海时,王亚樵决定给他一个“血的教训”。1932 年 11 月 10 日,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中国警察逮捕,杀手随后供出了王亚樵。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这一暗杀未遂事件迅即传遍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随后,“国联”连连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王亚樵等凶手。

王亚樵一波接一波的惊天暗杀大案,震动了海内外,让国民党所有显要人物都感到如芒刺在背。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蒋介石下达“限期捕杀王亚樵”的死命令

王亚樵的“频频出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蒋介石对他自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曾悬赏 10 万大洋缉拿王亚樵,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捞着。谋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未遂后,蒋介石更把王亚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令戴笠缉捕王亚樵。

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后来在王亚樵的举荐下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从事特工活动后深得蒋介石赏识,从此开始飞黄腾达。戴笠深知王亚樵的厉害,本不愿“趟这浑水”,不料受到蒋介石的“钦点”,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上海军警合作追捕“恩师”王亚樵。

戴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一直没能在上海捉到王亚樵。一次,由于内部人的出卖,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军警特务 100 余人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后,王亚樵的黑紫羊皮袍还在床上,被窝尚有余热,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参与搜捕的人都认为王亚樵有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实,王亚樵听到声音后就奔上四楼阳台,是顺着隔壁的下水管跳下楼去安全脱险的。还有一次,王亚樵和妹妹王亚瑛被特务堵在一条弄堂内,王亚樵迅速跟王亚瑛互换了衣服,戴上围巾,在特务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特务们再次扑了空。戴笠闻听后,不禁悲叹:“没有谁能对付得了王亚樵!”

1933 年 8 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便化装成码头工人,随船偷渡到香港。随行的有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 20 多名骨干成员。到香港不久,王亚樵很快又与“西南派”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再次刺蒋。王亚樵他们这回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不搞盲目行动,以求务必刺蒋成功。经过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到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伺机下手。

1935 年 11 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实力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因久等蒋介石未到,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全体中央委员拍照。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本想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干掉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临时不知动了哪根筋,不参加集体照相了,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砰—砰—砰—”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孙凤鸣随后被警卫人员射杀。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一个明确的交代。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召来戴笠,限他三天内破案。

戴笠开始分析这次枪杀案:很显然,这次枪杀的目标是冲蒋校长而来,要蒋校长脑袋的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手段?除了王亚樵,在中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晨光通讯社所有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京中保证人及经费来源、每日发稿内容都要报国民党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审核,平时还要接受中央通讯社的管理。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查出两个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一个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李怀诚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之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手下具体负责这次刺杀行动的华克之,而他这时候早已不知所踪。

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先是喜,接着又暴跳如雷,喜的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主谋刺汪的嫌疑,怒的是戴笠多年久捉王亚樵不获,使他又在首都作乱,还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接着,蒋介石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把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 1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一代枭雄因内部人出卖遭暗杀

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正躲藏在香港,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密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戴笠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国际准则,保护政治犯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处长亨利•勃郎共进晚餐,向他透露了戴笠到港捕人的消息。因此,戴笠一伙刚到香港,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

戴笠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气急败坏,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由他们抓捕归案,香港警方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了戴笠。戴笠正气恼间,手下人献计说:“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指出王亚樵等人专干暗杀、绑票等罪恶勾当,刺杀汪精卫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是刑事凶杀大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下,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本国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协助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伙。香港警方不得已,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二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在广西应该是安全的,遂于 1936 年 2 月,偕 20 余名部属及家眷离开香港到达广西梧州,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地。

王亚樵再次神秘失踪后,蒋介石整日惶恐不安,总感到黑暗角落里会突然冒出王亚樵举枪对着他的脑袋,搅得他食之无味,疲惫不堪,只好拿戴笠出气。戴笠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又气又羞,但又苦无良策“挖”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整天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

原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李怀诚出卖而被捕,余立奎是个硬汉子,任特务们酷刑用尽,始终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戴笠听说余立奎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二人共同生活多年,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哄骗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特务们在香港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婉君,哄骗她说:“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委任他一个省主席。而且,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余立奎,说不定也给他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头脑简单的婉君一听,动了心,她过去和余立奎追随王亚樵游荡江湖,整天提心吊胆,从来没过一天安稳日子,要是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大好事么。因此,涉世未深的她稍加犹豫之后,就答应帮助特务们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

戴笠听到特务们的汇报后大喜,为稳住婉君,以防她中途变卦,他再次亲自赴香港同婉君相见,一出手就赠送她 10 万元巨款,并承诺事成之后赠送她的巨款数目更为可观。

圈外人找圈外人困难,而圈内人找圈内人则容易多了。果然,不到三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兴奋得心都快从胸膛中蹦出来了,马上策划了一个捕杀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1936 年 9 月中旬,婉君由香港来到梧州,找到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也来梧州居住。9 月 20 日,她说有重要事情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早已埋伏在她的房中。王亚樵不知是计,按约定时间去婉君的住所,刚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仍顽强地同特务展开激烈搏斗。最后,王亚樵身中 5 枪,被刺 3 刀,当场死亡,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暗杀大王的生涯。然后,特务们按照预先方案,又一刀结果了婉君的性命。

直到 20 世纪末,王亚樵的后人才从广西将他的遗骸运回家乡安葬。王亚樵墓现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政府西约 1 公里的小山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前立一石碑,上书“王亚樵之墓”。

王亚樵一生暗杀了许多人,却从来不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还曾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据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的华克之回忆 :1931 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遇到困难,王亚樵及时为他们筹款 1 万元,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据说,毛泽东后来在评价王亚樵时,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也算是对他有了一个“盖棺论定”。


                                                              《文史天地》2010 年 3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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