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沧桑旷事(上册、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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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吴国桢(上)

策反吴国桢(上)

作者:方一戈 阅读量:19 点赞:0

吴国桢(1903—1984 年),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最后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46 年 5 月,他的前任钱大钧把一个百弊丛生、民怨沸腾的烂摊子移交给他。蒋介石指望吴能够不负重托,稳定上海,以助自己在内战前线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较量。吴国桢也的确尽了力,这个当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接任上海市长一职后,煞费苦心,穷极奔命,却并未能够扭转已经病入膏肓的局势。专制高压,通货膨胀,加上“金圆券”风潮,使得彼际的上海如同整个旧中国,陷进了愈来愈深刻的危机,到处蔓延着愤怒和反抗。用吴国桢自己的话来说:“在我任职的三年中,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共产党煽动的骚乱或示威。”终于,到 1949 年初,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吴国桢,不得不盘算着如何向蒋介石提出辞卸沪市市长的请求。

此时的蒋介石,正以“引退”下野的伪姿态,蛰居家乡浙江溪口,遥控南京。代总统李宗仁动员了京沪一批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以私人身份组成“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石家庄,同中共代表商讨和谈问题。未久,颜惠庆等返抵上海,吴国桢与众人前往机场迎接。

72 岁的颜惠庆(1877—1950 年),字骏人,祖籍上海,有点耳背。他走下飞机舷梯,一见到吴国桢就高声嚷嚷:“K.C.,K.C.(吴的英文名字K.C.Wu),有一件事我要私下告诉你,你最好到我家里来,以便同你单独谈。”在场的记者全听清了颜的招呼。吴国桢感到很尴尬,担心旁人会因之误解自己“同共产党有某种私下安排”。但颜惠庆到底是其私谊甚厚的老朋友,且又是比自己整整年长了 26 岁的前辈,吴只能遵嘱上门。吴去了颜府,他的那位老朋友究竟告诉了他一件什么样的要紧事情呢?吴当时隐而不宣。直到斗转星移,事越十一寒暑,吴国桢才在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裴斐教授的采访时,向世人公开了谜底:当初,中共领导人数度捎信,敦促他认清形势,把握历史机遇,弃暗投明,归向人民一边。

据吴国桢回忆,颜惠庆告诉他,北访期间,曾经在北平附近一个地方见到了毛泽东。毛请颜吃饭。席中,颜对毛说:“对共产党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你们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

颜惠庆关于吴国桢的这番令辞,固然是其时一部分“中间人士”囿于阶级局限而对此公“心造”的一顶“光环”,与事实相悖甚远。但公允地说,吴国桢在主沪任上,为平息民怨、稳定政局,确实多少也是做过一点改良民生、缓冲社会矛盾的实际工作。譬如,在那个动荡、艰危的环境下,他想方设法筹措粮煤供应,调整市场秩序,维持工商产业;对于蒋氏父子恣意独断,在申城强制推行“金圆券”的措施,他从一开头就不赞成,态度始终消极。然而所有这些,并不能够掩饰吴国桢在上海卖力支持内战的本质,更不能抵消他在蒋介石集团内一直“坚决反共”所犯下的种种罪愆。因之,在 1948 年底中共宣布的首批 43 名国民党战犯中,吴国桢被列第 24 名;在 1949 年 1 月由毛泽东亲自宣布的 15 名主要战犯中,吴又被列第 10 名。

据说,当时针对颜惠庆所提及的疑问,毛泽东颇为大度地笑着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说着,毛泽东转身对坐在一旁的周恩来道:“恩来,你和吴国桢是同学,你安排一下。”

周恩来与吴国桢的同窗关系,须追溯到 1914 年至 1917 年间。是时,两人皆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周大吴 5 岁,比吴高一班。尽管都是孩子,但吴对周十分敬慕,交情颇深。在吴国桢的记忆里,“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又“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名叫“敬业乐群会”的社团,特地举荐吴国桢担任童子部部长,并将吴的日记介绍给社团《敬业》月刊发表。吴国桢说,周恩来“长得很清秀,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学校话剧社,“总是扮演女主角”,“他

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1917 年,吴国桢离开南开去了清华大学。与周再度相见,是在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汉口。周恩来这时已经是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正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而吴国桢,则在汉口市市长任上。周、吴旧友重逢,过往频频,依吴国桢的感觉而论,“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真诚而友好的”。 1946 年 1 月,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吴国桢,曾受邀参加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的宴会。之后到了南京,作为私人朋友,双方仍几番互访;甚至在吴国桢接手申城市长的年底,周恩来还偕同邓颖超,与吴氏夫妇有过一次“谈得不多”的茶会……

让吴国桢于 1960 年秋天做被访口述时犹不胜感慨的,是“共产党办事真有效率”—— 他记得很清楚,当初颜惠庆给他“捎信”,特别提到了这么一个不寻常的细节:就在颜氏和毛泽东会见后刚刚折回北平时,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安排一下”的事情即已落实。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在北平设宴再款颜惠庆,并请他看一份电报,那是“共产党南方局”(实为“上海局”)甫从上海发来的。电文大意说,“毛泽东的命令已收到,共产党会尽一切可能在上海保护(吴)。”因此,颜关照吴:“别离开,呆在这里,你是安全的。”

据吴国桢回忆,在他接到了颜惠庆上述“捎信”之后的某日,又有一个他早先留学美国时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友,专程来到吴家传递通知。吴说,此人自我介绍:“他已接到共产党的指示与我接触,上海的共产党受命保护我,并敦促我留在岗位上。”

中国共产党有江海肚量,言出必行。可是吴国桢却最终没有能够清醒的认识,迷途知返,把握住历史机会。他在国民党政权污缸里浸沉太久,受蒋介石的影响太深,纵使蒋家王朝此时已经走到“忽喇喇似大厦倾”,他对蒋还怀抱着某种幻想;反共意识在吴国桢的心灵深处,依然顽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故而,他把中共方面的及时“敦促”和善意“安排”,统统偏执地疑心为一个“欺骗”而报之以畏忌、冷漠、敌对,终于完全拒绝人民的挽救。

1949 年 4 月,吴国桢以养病为由,离开了上海市市长任所,与家人搭机直飞台湾。当年 12 月,他接替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继续为蒋政权效命。三年后,因为“政见分歧”,此公同蒋氏父子发生抵牾,矛盾日剧,末了,竟至公开“决裂”。吴被迫移居美国,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本兼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惩罚。

吴国桢的晚境岁月,多半是在怀旧中度过的,除了留下一部接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裴斐教授采访而录撰的《吴国桢口述回忆》,还有若干其他著作。据说,这个八旬老者去世前,甚为关注祖国发展,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深表赞佩,曾拟应邓颖超(时为全国政协主席)之邀,于 1984 年 9 月回国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的庆典。孰料将行未行之际,6 月 6 日,斯人在美国寓所突然病逝。

历史之于吴国桢,似乎有点过分严苛了:35 年前,他为心魔所驱,闻“信”不悟,拒失良机而铸下大错;35 年后,他魂系神州,欲还故土,却又大不遂愿,终葬异乡—— 此悲此哀,此怅此憾,吴氏九泉之下,能不悔悟当初而长嗟耶 !


                                                             《文史天地》2003 年 9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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