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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活动的田野考察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活动的田野考察

作者:汪青梅 刘铁梁 阅读量:16 点赞:0

引言

黔中屯堡,今指明王朝向云贵地区大规模移民后裔落土当地形成的隔代跨域汉族亚文化群体区域①。1902年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的考察和描述,开启现代学术对这片区域族群文化的关注,1980年代屯堡地戏应邀出国演出的轰动,引发从地戏推至屯堡文化多方面的研究热潮,集中出现于近30年。迄今400余项著述里,充盈大量重复流连于屯堡文化诸事象的一般描述;2000年后,几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各自不同的路径对屯堡文化进行多角度和深层次探究,既提升充实屯堡文化研究,也促进了人们对之的认识和理解。王春光、孙兆霞等着眼于“三农”问题,乡村建设亟待汲取其内蕴资源的诉求,通过考察屯堡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历史与现状,确立坐实于屯堡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之上的自组织机制,及其有别于费孝通定义下的乡土社会的屯堡乡民社会特征②,有利促进村落建设并实现现代化转型。但因较多关注社会构成和运行,此类研究对屯堡社会的文化纬度纵深上把握有所缺失。朱伟华等将屯堡文化中极富标志性的地戏事象作为考察的核心对象,指出地戏并非屯堡先民简单地异地移植与固守的“活化石”,而是屯堡人落土黔中的漫长历史过程型塑的结果,屯堡文化的建构与生成,应与此同理③。吴晓萍、李立等则较为关注当下屯堡研究与旅游开发热潮中,多元主体互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效果,是当下屯堡文化重塑和地方知识生产的文化生态图景④。上述研究多关注屯堡社会文化历史建构、结构特征,当代变迁与重塑等宏观面相,没有充分注意到主体实践与感受的微观层面,也未对屯堡社会中盛大的宗教节庆仪式“抬汪公”进行专门深入探讨,而仅有初步描述简单分析。万明与蒋立松虽对该仪式有专文讨论,但前者主要通过历史考据辅以田野作业还原“汪公”人物原型的“忠君正统”内涵和入黔历史脉络,见出“汪公”信仰在黔中的移植和坚守所表征的,移民社会建构过程中,国家正统力量对黔中地区的强力注入方式;蒋立松以“汪公”信仰入黔之前的流传地域,反推屯堡人主体的来源地分布⑤。张原认为,“屯堡村寨内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是因“与一个文明体系之间进行持续性的关联互动中得以铸就与维系的”,“抬汪公”等此类仪式,作为屯堡社会生活的“浓缩形式”承载各种具有“等级与交换寓意的种种互动关系”,表征着竞争与联合。这个讨论以九溪村“抬汪公”仪式的流变为例,表明神灵信仰作为“符号”的历史既表征结构的历史,也为历史的结构所塑造⑥。如果说这重在触摸仪式作为符号的内在机理的话,在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应该关注,“抬汪公”仪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其机理的调适,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展开其血肉丰满的肌体。本文通过对当代屯堡村落“抬汪公”集体仪式的田野考察,试图说明,享用该仪式的宗教信仰意义与社会文化功能的过程,恰附着和依托于村落内外多元主体参与、村内村际多重竞争发生的主体及其组织行为实践中。或许,这种研究取向可以与上诸多研究宏大而难免有失空疏、关注结构与历史进程时缺失主体实践与感受的细致形成互补。

一、屯堡人的“汪公”信仰及其仪式

历史上曾有“九屯十八堡”都“抬汪公”之说,地方史志文献和老年人口述材料也表明,1949年以前有数村举行“抬汪公”活动。1949年后,由于一系列特殊历史原因活动中断。上世纪80年代后,部分村落陆续恢复,今在屯堡地区中心区域内仍有数个屯堡村落有保留。具体情形,以笔者对鲍屯村2010年该项活动参与观察的见闻为例:鲍屯把农历正月十七日汪公圣诞定为“抬汪公”的吉日。十六日,村中寨老在汪公殿内为汪公塑像沐浴更衣,之后举行祭祀,接受村内还愿、许愿者献祭,祭祀仪式由寨老和本村佛事活动组织者“佛头”共同主持。当晚,佛头奉请村内道士在汪公殿内举行“铺坛”仪式。次日十一点左右,将汪公塑像移出殿外至村中央“大街上”,再度进行祭祀,尔后巡游。

总体而言,“抬汪公”仪式源于屯堡族群的深厚历史渊源,承载屯堡族群历史的社会记忆方式;又在回应当下屯堡民众需求的过程中,显示出极大的开放性和可塑性。作为军屯制度安排举措,在明初年建立屯堡于黔中,随之相伴的远不仅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同时还有朝廷配套实施的文化政策,使屯堡建设稳定牢固以求“化成天下”之功。朝廷推行与民众自然习得共同作用,寺庙广布屯堡重镇,不仅佛教等主流宗教形态得到生存播化土壤,其他各种精神信仰形式也由不同籍贯移民从原籍携带而至,“汪公”信仰及其仪式,即由此缘起,《安顺府志》有载,“汪公庙在城内青龙山上,祀唐越国公汪华,又各屯皆有”。“汪公”历史人物原型为汪华,徽州人氏,隋末乱中起事称雄,善治地方,唐初归顺称臣受封越国公。因其归顺之举“识大体顾大局”,得到历代多位帝王加封,身后渐被神化广受膜拜,盛行于徽州江南一带。屯堡先民对汪公的信仰追随,或许可以分辨出两层动因。

汪公信仰最初源起及盛行之地,是屯堡人移民之前的母源地,更是精神寄托意义上相较黔中而言汉文化繁盛、经济富庶的“光荣故里”。屯堡人先祖为国戍边的作为与“历史贡献”,符合汪华爱民忠君之举的正统,在历史演进中随着其社会阶序和身份跌落,屯堡人或许愈加迫切需要追念汪公以寄托下野之后对原先优势地位的怀想凭吊。作为富含屯堡族群政治历史文化内涵的神灵符号,汪公信仰的不同面相还在屯堡人面临各种局势变化之时被灵活地阐释附会和调用。昔日“破四旧”,屯堡人以姓汪一支为由,曾与“四清”工作组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封建迷信,我们是纪念我们的祖先”;上世纪80年代复兴之时,仍心有余悸的屯堡人则又宣称,“我们纪念的是爱国的忠臣,是历史的英雄”;当下随着地方政府的介入、媒体蜂拥而至,屯堡人自觉不自觉地便把这一信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流化界定。传统的自然顺承与屯堡族群在特定政治、历史处境下对该符号的搬用和特定内涵的强调,赋予当今汪公信仰师出有名“与时俱进”的巨大调适能力。

被神化的汪公,屯堡人认定他具有信则求、求则灵的人神交流互惠促成的灵验效果。汪公殿平时香火不断,重要年节更是热闹,集中体现便是在“抬汪公”仪式节期。许多村民坚信庆典节期一般乃神诞或吉时,因而选择在此吉时祭祀或许愿还愿方显庄重虔诚因而有助灵验。鲍屯村正月十七“抬汪公”前一天,举行为汪公塑像沐浴更衣仪式,当天接受远近信众敬献袍子、腰带、朝靴等塑像穿戴之物,2009年多达9件。吉昌村将正月十八作为“正日子”,前一天的祭祀形式是村内分姓氏或外村人士敬献肥猪或猪头,2010年村内各姓氏及外村敬献肥猪多达11头。张官屯以到汪公殿内杀公鸡洒鸡血为祭祀形式,正月十六日晚汪公殿内塑像前鸡血覆地,蔚为壮观。与之相配合,各村皆有灵验故事传播且仍在继续产生。例如,某伤害他人利益者被要求在汪公面前起誓时遭到汪公惩罚而当场流鼻血应验等。无论它与所谓制度性宗教生活有何不同,但或许可以认为两者在以下意义上是共通的,即:

人们在相应的信仰和仪式中建构起世界创生(包括人的起源)与延续的图景,确立人与超越人的神圣存在或力量的关系,塑造人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建树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为的好借助一种外在的(内在的)神圣力量来约束自己、引领自己,通过让超越自己的力量(存在)赋予个人(群体)在宇宙和人生中的位置,形成个人(群体)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并按照这个价值的或意义的体系改造自己并改造世界。由此编织出“意义”的网络。在此意义网络的笼罩下,个人与群体的一切行为,甚至一切想法都有了一个指向,都有了某种“说法”,或说都有了价值和意义。⑦

人们藉此信仰调节行为,以符合神灵所昭示的道德要求。信仰的行为调节和意义寄托,赋予人们生活的秩序和价值取向,通过在庆典中信仰行为的尽情投入,人们在这非常时间里,以仪式的庄严和庆典的欢腾见证和感受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约束与规范。

二、“抬汪公”仪式的主体与组织行为

1、村内外多元主体参与 

在现代性日益彰显甚或后现代诉求也崭露头角的全球化大背景下,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热及民俗旅游热悄然兴起,学者、媒体、政府人员等外界人士日渐繁多地进到屯堡村落,在村落集体仪式中出现,他们的言行举止,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村民认知和行为的导向。在“看/被看”的双向互动中,村民相应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有选择地展示。这些外来者由此间接参与进本地的文化创造,成为村落集体仪式中的另一重要主体。村落内外的多元主体,共同成为造“俗”之“民”。

历史时期,“抬汪公”活动由鲍屯村五个片区每年轮值;复兴后经历数十年摸索调整,由村老协会和村落精英联合执掌、村人协助,至2007年改为每年由全村9个村民小组中的3个联合轮值。轮值的3个村民小组成年人全员参与,每个村民小组又各推选3名负责人组建组委会,需要村内其他村民组成员参与会务,则通过聘书邀请。在循环往复中,每一个村民小组以及每一个家庭都要成为仪式的责任人。轮值主办与协办相结合的半开放式人员调集方式,既足以使责任落实到人、轮值方内部人员近乎全民参与,保障活动组织的基本力量且具有较高效率;也利于主办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让能者多劳,而非绝对平权,充分调动集合全村相应的人力资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熟谙历史精通地方性知识的老年男性承担“抬汪公”集体仪式专家职责,负责主持汪公沐浴更衣祭祀等。组织和主导村内佛事活动的老年女性也即“佛头”,负责指导祈求汪公护佑的许愿者和还愿者进行敬献仪式,提请汪公显灵。组委会由年龄集中在30至45岁之间,沉稳却精力充沛,富于朝气胆识和创造力而不冒失的中年男性担任。中青年女性参与者则多为会务人员,承担备办伙食的工作,儿童亦是踊跃参与者。村内人作为多元主体中的活动主导者,仅非狭隘意义上熟稔于某项民间技艺的艺人、组织主导各类民俗活动的精英、知晓精通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专家”和“仪式专家”。各种人在村落生活中自有其位置,不同性别、年龄、对文化传统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承载者等,一齐介入这项盛大仪式,使集体仪式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征用人力,激发和融合文化创造主体的多元力量。相应地,这种并行不悖协调合作的秩序服从于仪式需要,又通过仪式举行而得以确认和强化,实体化为村落生活的人际关系、技术能力等各种结构,人们通力合作又各显身手各尽其责的集体仪式衍生出人们彼此相依相伴的共同感和地方感,村落社会实现内部知识共享和情感交流的精神生活自足。

人多则势众,主办方常将村内外人士是否参与、活动是否热闹,作为成败的重要指标,村际往来是集体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鲍屯西面的黄家庄苗族村寨芦笙鼓舞表演队每年都被邀请至鲍屯演出,而紧邻鲍屯东面的化肥厂,也组织职工代表文艺队到鲍屯献艺。随着通讯、交通条件改善,甚至距离鲍屯更远的非屯堡村镇人士也参与到活动中。村里曾有人以“浪费人力财力”为由提议活动由每年一次改为间隔几年,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反对理由是“你每年都办,人家四八到处(四面八方)的都晓得,假如你哪年停下来,人家来了还以为取消了,你下一次再办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不来了,这样下去,就会化缈了(消失)”。远乡近邻的参与对村落集体仪式的重要影响可见一斑。睦邻友好的助兴,恰似观众的期待对演员产生的巨大效应,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东道村期望和支持。近年来,村落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群来客,这些携带各类摄影摄像器材的“背包客”,有摄影爱好者、媒体记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自由文化人等,他们加入集体仪式中,时而驻足观看,时而追随拍摄,同伴间或指指点点,或停留向当地人询问,还有的甚至要求村民配合进行“摆拍”。他们表露出来的欣赏兴趣和关注取向,转化为一种无言的期待,刺激引发村民相应的行动。许多村民虽未能清晰分辨各路外来者的来由和去向,但受紧邻乡镇已先行上马的屯堡旅游经济前景诱惑,以朴素的认知逻辑开始“资本想象”。随之“鼓捣”开来,依据自身传统资源,或恢复某些文化事象,或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造,从而催生出“旧瓶装新酒”式或新旧融合的文化物象和景观。2009、2010连续两年,“抬汪公”活动组委会都要求参加会务的妇女全部穿着屯堡服饰,本地人对之并不陌生,整齐亮丽的着装或许更多是为吸引众多外来者惊异赞叹的目光。中国城乡研究学会专家团将到鲍屯考察,成为2010年“抬汪公”活动主办方更加投入的重要动因。为此举行长达近2小时的欢迎仪式,将原仪式进程改变,人们心里并不担心因仪式正统破坏而使效力受到影响,倒是更为在意此举能如何影响到考察团从而为村里带来机遇和利益,村民们对此颇为关注议论纷纷相互询问。许多外来者为“原生态”的噱头诱惑而来甚或带着猎奇的心愿,但他们却在不经意间将外部世界的眼光和趣味携带而至,为本地人吸收。村里人并不是照相机镜头里的静态物,镜头的选取和停留,刺激村民引发回应,他们会根据捕捉到的信息采取“投其所好”的行动,由此影响到集体仪式等文化创造。内外双方的互相注视之间,文化交流悄然发生。村里为考察团举行的欢迎仪式,在许多村民眼里也是极有趣味的表演。村落内外多元主体的相遇,共同更新本地文化创造,型塑新时期的村落集体仪式。与此同时,集体仪式热闹盛大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本地人寻求发展的迫切心愿和村落自身内蕴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和特色,这与许多外来者本身具有的智力、招商等外部资源或是资源调集能力相结合,往往容易形成村落发展的契机或开局,被激活调用的村落传统文化也将因此进到传承和变迁的新语境中。

2、村内村际多重竞争驱动

村内村际生活中各种刺激与回应的竞争驱动影响巨大,村落集体仪式备办举行的特殊时空,是人们挣脸面“绷面子”的重要舞台。轮值的村民小组之间有较量,村里有的家户也通过向仪式捐资炫富,向显灵后的汪公还愿酬谢和虽则无事相求但也主动敬献汪公的人家,也都无言微妙地表达了心想事成或生活富足的炫耀心理。而至于同为举办“抬汪公”活动的村落,则更是有村际之间的竞争意识和行为。从家庭到村民小组再到村落之间的各种竞争示强心理,虽然制造了些许紧张气氛,但同时也酝酿出一种巨大张力,促成水涨船高般的能量叠加,使“抬汪公”活动显示出年复一年精益求精锦上添花的传承态势,和文化传承和创造的勃勃生机。

“抬汪公”活动集资,引发村人攀比,在客观上增加了活动资金额度。在轮值制下,活动资金筹集主要渠道为向主办的3个村民小组全员收取“人丁钱”,因收取标准均等,人丁钱收入后张贴红纸公布并未能引起村民太多关注。但另有自愿者进行捐资,称为“随喜功德”,组委会将陆续收到的“随喜功德”张榜公布在“大街上”,村人驻足围观议论,诱发新一轮捐资。捐“随喜功德”者,既有收入较高的家庭,也有虽收入水平不高但乐于显示其乐善好施很“想得到”的人家,如果说向庙内功德箱投钱者多为信仰心理使然,那么主动向组委会捐资者动机则未必全然如此,宣称“做好事”的鲍屯“随喜功德”捐资酷似“夸富宴”,是村里人挣面子的一种含蓄方式。向汪公敬献是村人在“抬汪公”活动中炫耀的另一种方式。有两种类型的家庭参与其中,一是生活中出现切实需求而诉诸于汪公,若心愿实现,则前往还愿;二是在村中生活原本安定富足的人家,“好了还想更好”,也在正月十六或十七日祭祀典礼上备办供品祭拜汪公,称为“敬菩萨”。两者所敬献的物资,都归当年主办方所有,用于仪式活动支出。还愿者多为疾病治愈、增添男丁、升学入职、升官发财之故,借献祭谢神之际,也向村人宣告自己家庭的称心如意。

实行村民小组轮值制后,人们不自觉地将每年活动组织得成功与否进行比较,主办方也暗地较劲力争上游。如2009年,因轮值主办的第七、八、九村民小组里做生意的家户较多捐资额大,首次提高会务伙食备办标准,取消原来大锅装菜的做法,而改为“动盘子”⑧。2010年,第一、二、三村民小组虽仍采用大锅装菜,但新增一锅汤,他们强调虽然去年伙食更讲究,但对用餐人员限制很紧,而今年则慷慨大方,饭菜的味道不差,且来者不拒。前者将较高的伙食标准视为有面子的事情,而后者则以团结村民汇聚人气作为挣面子的方式。荣誉感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动力,村民组每年轮值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并不均等,“抬汪公”活动在规模和规格方面犹如滚雪球,逐年升级愈加繁盛。鲍屯村是目前举行“抬汪公”活动的几个大村寨之一,村落内部的频繁交往,除了发生在左邻右舍之间,便是在村民小组内进行。虽原有村民小组聚居的居住格局在近十来年随着村民大兴土木砌房造屋而改变,但至今仍保留有大部分的田地相邻关系,以及从50年代集体化时期以来深深嵌进村民日常关系实践的村民小组交往模式。轮值制以此为组织基础,充分利用历史积淀赋予同一村民小组内成员家庭彼此之间熟悉和亲近因而便于沟通协作的便利,又以共同主办“抬汪公”活动荣辱与共的契机,加强各村民小组内成员家庭之间的团结和认同,有利于村落内部交流,在村落内部关系面临巨变冲击的当下,为村民之间的交往和认同提供一种有益的关系学实践。

“抬汪公”活动同一时段内相继在数个屯堡村落举行,不同村落之间难免进行比较,暗地竞争较量。几个村落之间常会自发相互观摩学习,以取长补短。每年活动结束后,各村之间多有羡慕或针砭。鲍屯、吉昌屯、狗场屯历史上曾联合“抬汪公”,后因故分化。鲍屯村人如此解释分化原因:“听老辈人讲,(分化)那年汪公老祖曾托梦给村里庙头和尚说,‘鸡场屯鸡屎气(味)臭,狗场屯狗屎气臭,我要在(居住)鲍屯’,所以和尚就去把他老人家抢起背回来了。”即使数年来吉昌屯“抬汪公”活动组织完备规模比鲍屯盛大,但鲍屯村人却持有此唯我独尊秉持正统的优越感,其间心理态势的较量如潜流暗涌。同处屯堡族群社会的不同村落,族群历史共享以及村落历史文化的诸多相似性,使得看似旗鼓相当的各村落之间博弈显得紧张又精彩。这种争先恐后奋力比试的结果,便是容易出现不断刷新原有记录,不断扬长避短集齐众长而创造出新的局面。在博弈中相互认同,又在博弈中优化自我。不同村落个性也在对这一传统进行塑造,它表征了屯堡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单个村落——族群社会”⑨式的单位结构方式,显然有别于非屯堡地区单个村落或联村共同体的信仰仪式活动,“一村一仪式”和“信仰圈”、“祭祀圈”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完全揭示其内涵。各村“抬汪公”活动的比试形如屯堡社会里的竞技,以仪式正统、资源投入、创造性等为指标的竞逐,不断建构屯堡社会共享的知识、象征和实践,具有重要的认同和凝聚作用。在近年已有部分屯堡村镇先行上马旅游业的背景下,村落之间的这种博弈,还具有力图显示出自己优势,以压倒对手,从而争取政府或社会投资开发、吸引游客等各种社会资源和机遇的争夺战意味。也正因此,在屯堡地区当下如火如荼的“眼球”吸引战中,外来者看到了屯堡社会文化的最优化创造和展示,“正是以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村寨和汉族后移民村寨的周期性社区文化活动和传统色彩颇丰的礼俗礼仪为聚焦点,形成了屯堡人村寨之间、村寨内人户之间较强的认同感和内聚力。形成了屯堡社会较强的自组织机制和公共价值观。从而使屯堡文化在族群性平台上得以整合和传承。”{10}由此或许可以推想与此具有同构意味的屯堡社会文化的建构历程。

余论

黔中屯堡地区“抬汪公”仪式自复兴以来近年花样迭出愈加繁盛,特定历史精神内涵与时光流变中的自我调适与重塑能力及机制,正是它传承和变迁的根本动力源。由于屯堡族群发生之初特殊的社会历史预设携带的独特精神信仰内涵,也得益于内外、上下的官、民、商、学(者)等多方人士在各种诉求驱动下共同用力,伴随各层面各形式的竞争博弈而形成的巨大能量。以延伸至今天的现状回望600年屯堡文化生成的历史真相,不难想象,屯堡文化即是不同主体在不同境遇中传递历史接力棒的结果。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各地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调用,或许是当下民众的一种生存调适,也可能是传统文化当代传承和变迁的一种趋势。 

当下屯堡文化的新构建,固然有多元主体多种诉求参与其中,无论是经济开发获利的投资商,还是因此获致政绩的各级政府,或是猎奇的旅游人士,抑或试图探求文化奥秘的专家学者,他们或许各有所得或许失望而归,但是对于文化传承和创造以及享用的大多数人——持有文化的本地人而言,民俗旅游正式启动运作或许指日可待或许不了了之,在新一轮的文化创造中,村民的行动过程及其结果并非完全惟经济利益是图的功利化。他们固然对自身文化资源向可投入市场产生效益的资本转化满怀期待,但因不知晓其中运作细则也无法主导这一过程而处于被动等待境地,一批批外来者离开后,这场文化表演的主体观众仍是他们自己。与此同时,被激活的传统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村民主观的“资本想象”在客观上驱动了自我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在村民身上,“不仅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且文化本身也在唱戏”{11}。虽在参与和介入主体、组织和运作机制、内涵的赋予和意义象征以及结构——功能等方面都有诸多不同,但它以变迁之契机成就传统的延续,承载了文化的创造。对于各地民间文化传统的复兴过程和当代经济功利化运用,许多论者以知识生产和“传统发明”的“建构说”一语蔽之,而对建构实践中文化持有者的切身感受及其实际结果关注不够。屯堡地区的汪公信仰及其仪式,在屯堡社会土壤中向纵深处布根和拔节,构成屯堡族群在当代的社会记忆载体,在新的时期接续这个移民社会的历史,实现甚或加强其认同,从而使得屯堡社会在时代变迁中仍能有效承续传统、回应当下,使屯堡人成为有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现代家园坚守者和建设者。

注释:

{1}从地域上看,屯堡地区位于今贵州省中部安顺市,包含有大小村落300多个,现有人口近100万。学界将这一独特的族群文化称为“屯堡文化”,称文化持有者为“屯堡人”。

{2}王春光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载《浙江学刊》,2004-01。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朱伟华等《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美)TIM OAKES吴晓萍主编《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李立《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人民出版社,2010。

{5}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载《中国史研究》,2005-01。蒋立松《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载《贵州民族研究》,2004-01。

{6}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11。

{7}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96。

{8}屯堡地区无论家庭待客还是各种大小宴席,使用大锅装各种混杂菜和用盘子分门别类装菜,分别代表伙食的档次高低。用盘子装菜待客,被认为很正式和讲究,称之为“动盘子”。 

{9}汤芸等人考察明代贵州卫所城镇,指出贵州城市化与城市的形成机理有其自身特殊性。“作为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进行政治军事拓展的产物,卫所城镇在贵州的生长和发育并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驿路通道的建设和早期国家化的经营程度”,形成的是“以城镇为网节点来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见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与此同构,屯堡族群文化的核心形态汪公信仰及其“抬汪公”活动,其生成空间在村落与整个族群社会的张力场域中。

{10}见孙兆霞《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11}见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收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01。

参考文献:

[1]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英)E·霍布斯鲍姆 T·兰格主编 顾杭 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李建军主编.学术视野下的屯堡文化研究[C].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9.

[5]李立.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孙兆霞.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7](美)TIM OAKES吴晓萍.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8]汤芸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9]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J].中国史研究,2005(1).

[10]王春光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J].浙江学刊,2004(01).

[11]朱伟华等.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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