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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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歌与黔东古驿道

明清诗歌与黔东古驿道

作者:谭德兴 阅读量:41 点赞:0

明清时期,黔东古驿道沿途的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发生于黔东古驿道上大量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活动之内容。特别是许多文人政客在古驿道上留下的诗歌,更是多视角鲜活再现了黔东古驿道那昔日的辉煌。这些诗歌可以称得上是明清时期贵州文化发展演变的活化石。黔东古驿道是入黔出黔以及贵州文化输入输出的重要通道。研究与黔东古驿道相关的诗歌作品,不仅可以深入探析明清时期贵州与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交融状况,而且对从微观层面理清贵州文化的来源以及把握贵州文化的特质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惊物候催生古道浓郁诗情

黔东古驿道,是贵州联系荆楚、中原以及中央王朝的主要通道。明清时期,这条古驿道上的主要邑、镇和卫所有平溪(玉屏)、思州(岑巩)、清浪(青溪)、焦溪、镇远、偏桥(施秉)、兴隆(黄平)、重安、清平(凯里)等。民国《黄平县志》卷二十五载龚淡泊《重安江漫兴》云“潺潺绿水动诗情,信笔题诗句亦清”。又载蔡檠《晚次马场街》云“晚景催诗忙吮笔,写成丽句不需题”。“绿水动情”、“晚景催诗”,这些充分说明黔东古驿道上的风物对诗情的深刻催发。黔东古驿道风光秀丽,奇特的自然风物令人倍感惊奇,使人性情摇荡,也因此催生了驿道上无数南来北往之羁旅行役者的浓郁诗情。下面,我们自东至西,举例说明黔东古驿道上之风物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平溪是入黔的第一卫,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往往令无数首次进入贵州的外省人士倍感惊异,从而诗情涌动。乾隆《玉屏县志》卷十载陈雍《平溪道中桃花盛开追和李太白二月见梅花韵》:

樱桃几株红间白,似向春风试颜色。

斯地斯花何太早?路畔娉婷诧行客。

上有松柏当隆冬,青青不妒白与红。

饱含霜雪袛自若,略无纤态迎春风。

陈雍,浙江余姚人,明弘治进士,于正德九年(1514年)新春赴贵州任左布政使,途经平溪,创作此诗。诗人初次入黔,惊异于贵州初春的物候。盛开的樱桃花与白雪覆盖的青松构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景。诗人十分好奇,为什么此地此花开得如此之早?路两旁婷婷摇曳的美丽身姿竟令过往的行客如此惊诧!“诧行客”,这似乎不但是平溪风物的基本特征,也是整个黔东古驿道上物候之特点。

乾隆《玉屏县志》卷十载史申义《平溪》诗:

回峰复岭路周遮,尽领朝烟与暮霞。

山鹊雨御乌桕子,溪鸥晴傍白蘋芽。

邮亭下马看题壁,寺院逢僧少视茶。

今日竹郎祠下过,始惊使节绕天涯。

史申义,江都(今扬州市)人,清康熙时进士。作者于康熙晚期典试云南乡试,路过平溪驿,有感而作。诗篇八句,前七句均是对平溪独特风物之描述,而最后一句,作者用一个“惊”字,深刻抒发对异乡奇异风物之特殊感受。

类似的,《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黄嘉谷《■溪登舟即事》:

黔山尽处楚溪头,举棹身如天上游。

断续猿声连野啸,微茫渔火隔中流。

且将破浪观湖海,便欲乘槎到斗牛。

红叶飞来惊客眼,仙源哪复有春秋。

这里,又是一个“惊”字,把诗人看到舞溪奇异物候的特殊情感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再看思州及其附近驿道上的情况。康熙《思州府志》卷八载田榕《思阳道中》(己亥六月):

望望思阳路,肩舆兴不穷。

坡陀山罨画,溪涧水叮咚。

鱼麦遥村外,鸡豚近局中。

酒灰食不鑿,一笑夕阳红。

田榕,玉屏县人,清康熙举人,历任云南保山、安徽太平、湖北安陆三县知县。《思阳道中》即作者往来于玉屏和云南保山之间时,在思州府思阳驿道上的创作。思阳为平溪—思州—镇远之间的必经之地。思阳路上,肩舆川流不息,可见当时驿道人气之旺。而路旁溪水叮咚,山川掩映,夕阳西下,远处村墟炊烟袅袅,一派恬静祥和的田园风光。这些秀美的风光无疑正是诗人创作灵感之源泉。

从思州至镇远,驿道要经过清浪、焦溪。乾隆《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

陈宝鑰《清浪关》:

越了前山日半昏,马头随火急投村。

明知夜涉难争渡,不厌残灯且叩门。

潕水流长清有味,梅花逐浪白为源。

他年布置都迁尽,不守边防守幅员。

周瑛《鸡鸣关》:

路同函谷险,江比渭川雄。

月白鸡声早,霜清木叶空。

宦途方浩渺,彝落少光融。

独有朝宗念,随流日复东。

清浪关和鸡鸣关都属于清浪卫。雄峻之关隘,特异之风物,无疑是诗篇《清浪关》、《鸡鸣关》发生之根源。又《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田榕《焦溪雨泊》:

楚江逆溯尽,进艇铁溪东。

不断迎梅雨,还飘罨岸风。

山连鸡塞险,滩入虎牙雄。

百里乡关路,依依叹转蓬。

田榕从玉屏至云南,必经驿道上的焦溪镇。此诗生动描绘了焦溪地理之险峻。清浪、焦溪的梅雨飘风、月白鸡鸣、村野残灯与清霜落叶,无疑正是驿道上文人骚客诗情之最佳触发点。

再看黔东古驿道之重镇——镇远对诗人们创作之影响。乾隆《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何景明诗:

《过镇远》:地僻先摇落,空庭长绿莎。山川连蜀道,市井杂彝歌。旅箧衣裳少,秋程风雨多。无人相问讯,尽日抚寒柯。

《过镇远》之二:古郡青山下,经过驻使车。土官迎诏拜,蛮客望城遮。叠嶂营孤壘,清江绕百家。晚来官署里,独坐詠《皇华》。

此两首,描写了明弘治时黔东驿道重镇镇远之繁华景象。古郡青山,使车土官,重峦叠嶂,清江百家。深厚的古镇文化,重要的官驿通道,汉彝文化杂糅以及清江两岸百家烟火的总总繁盛,使诗人不得不吮笔而作。又乾隆《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徐九皋《镇远署》:

儃佪沅浦曲,转入夜郎天。

路出浮云上,山悬飞蓋前。

烟霏开远戍,林薄带长川。

羽檄宵来急,横戈欲按边。

徐九皋,浙江余姚人,进士,曾为按察使副使。此诗描绘了诗人由楚入黔后所见所闻。显然,古夜郎地界的物候令诗人叹为观止。

黄平及其附近驿道上的诗歌创作亦十分繁荣。嘉庆《黄平州志》卷十一载王阳明《题兴隆卫壁》: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

贵筑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鶯花夹道惊春老,雉蝶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

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至正德五年(1510年)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驿丞。王阳明乃开贵州理学思辨风气之人,其“知行合一”学说即完成于贵州。也可以说是贵州的奇山异水催化了王学之诞生。兴隆(黄平)卫乃前往龙场的必经之所,黔贵夜郎奇异的风物样样令王阳明惊异,其特异风光催发了一代巨儒王阳明的诗情。

类似的,《黄平州志》卷十一载:

夏言《重安江晚渡》:

重安江色清可怜,江头下马渡江船。黄茅野屋淡秋日,粉蝶山城愁暮烟。朱旗邮兵走相报,绣衣使者来行边。故人经年不见面,何得万里同尊前。

王枟《飞云崖》:

仙人窟宅海龙宫,酝酿精奇迥不同。叠嶂谽谺云似墨,孤峰拔起气如虹。他山漫拟堪为错,列子真成可御风。不用蓬莱觅三岛,夜郎佳胜在黔东。

以上各篇,有描写重安江晚渡之秋日暮烟,有刻画飞云崖仙境之云海叠嶂,数不完的胜景,催生了写不完的诗篇。黔东古驿道上的旖旎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真可谓“不用蓬莱觅三岛,夜郎佳胜在黔东”。显然,奇异的风物催生了黔东古驿道上大量优秀诗篇。

二、叹流转凭添驿途恬淡哀愁

驿道者,古代交通的主要通道。黔东古驿道上,东来西往之行人络绎不绝。驿途之艰辛与际遇之愁苦往往互相交织,演绎出一首首优秀的篇章。

前文所引诗篇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些内容。如,周瑛《鸡鸣关》“宦途方浩渺,彝落少光融。独有朝宗念,随流日复东”,此无疑表达出诗人内心的一种愁苦。作为莆田人的周瑛,虽官为镇远府知府,但身处西南僻壤却愁思满腹。在周瑛看来,仕宦之途正如鸡鸣关的驿道一样,浩远渺茫,险峻无比,真不知前方何处有坦途何时见光明。尽管这样,周瑛回到京师的念头,却仍如驿道上的江水一样日夜不停地向东奔流。又如何景明《过镇远》“无人相问讯,尽日抚寒柯”、“晚来官署里,独坐詠《皇华》”,这些抒发了诗人在异域他乡举目无亲、羁旅行役的孤独与寂寞。又田榕《焦溪雨泊》“百里乡关路,依依叹转蓬”,诗人深刻描写了驿途之艰辛与奔波之劳苦。

驿道上特殊的物候,往往也是诗人思考人生与际遇的催化剂。例如,乾隆《玉屏县志》卷十载杨慎《野鸡坪》:

野鸡坪边绕杂花,幽兰石竹交山茶。

可怜春色浩无主,徒使骚人恼鬓华。

乾隆《玉屏县志》卷一:“野鸡坪,城西五里。明时为滇黔大路,地颇平衍。元时,思州军民长官司驻此。”玉屏的野鸡坪实乃明代由楚入黔至滇的必经要道,且自元代就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辖邑。杨慎,这位曾授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的状元郎,在途经平溪野鸡坪时,已是落魄失意的遭贬之人。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杨慎被贬谪至云南永昌卫。此诗,正是杨慎由黔至滇永昌卫时途经平溪所作。野鸡坪浩荡无主的绚丽春光深深触动了杨慎那内心深处的凄苦愁情,看到物能尽性自由地舒展生长,而联想到人却被皇权紧紧地束缚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背井离乡。物我相望,倍感伤怀。

类似的,《玉屏县志》载申大成《闰中秋过平溪》:

今宵仍是中秋夜,两渡清晖百感生。

山色咋晴还咋雨,溪光宜雨更宜晴。

峰头再见嫦娥影,峡里重闻玉杵声。

一曲霓裳天半落,蟾宫又庆月华明。

诗人往贵阳赴任,乘船过平溪,适逢闰八月十五日夜。由于诗人一年两次中秋均在旅途船上度过,两度望月,百感交集,故抒怀而作。

《黄平州志》卷十一载汪蛟《旅次咏孤雁》:

自从侣伴失,只与野寒俱。

残照一身影,天风吹欲无。

鸣哀听不尽,讬审下仍孤。

惊徹羁人泪,遥情共客途。

此篇中,诗人咏孤雁只是表象,其实质是在咏叹自己。野寒残照、孤雁哀鸣,游子清泪、几番凄凉,个中滋味恐怕只有曾经天涯飘泊沦落之人才会明了!

同样的山水,往往因行役者际遇不同而生出的情感也迥异。如,民国《施秉县志·艺文志》载张一鹄《偏桥至镇远》:

有水可乘筏,其如难渡何。

不辞车马惫,还怯虎狼过。

楚水偏桥尽,黔山平越多。

城阴最惨淡,一路少田禾。

张一鹄,清代著名画家、诗人。松江朱泾(今属上海金山)人。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职云南推官。康熙元年(1662年)夏,遭贬谪回乡。此诗当作于其遭贬东归之时。偏桥——镇远,乃张一鹄自云南东归的必经之路。此诗基调凄凉,皆因诗人心情低落,故眼中的驿道风物无不带上惨淡的情感色彩。

又,民国《施秉县志·艺文志》载郭子章《偏桥新河成放舟东下》:

桥畔孥舟一叶轻,扬帆穿树入篷灜。

悬崖直下瞿塘路,瀑布遥飞雁荡声。

白鸟青猿争出没,山花岸柳迭逢迎。

自从诸葛征南后,千载谁人向此行。

郭子章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反叛有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回籍养亲,此诗即作于回乡之驿途中。篇中除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外,更彰显出一股居功自傲的霸气。同为返乡,郭子章与张一鹄二人因心境不同,则眼中驿道山水折射出的情感色彩也迥异。二人都是通过描写驿途景物来抒发人生感悟,但不同的境遇与驿道山水相碰撞产生的思想情感则完全不同。

三、敦教化叙说羁旅奇异风俗

黔东古驿道沿途苗汉杂居,水土各异,故风俗亦多姿多彩。民国《施秉县志·艺文志》载无名氏的《过偏桥驿题壁》:

排云城堞雉横空,蔀屋萧疎一望中。

汉郡唐州粗可考,苗风汉俗不相同。

东连楚泽江流远,西接滇池地势雄。

田赋无多农力苦,十年五熟岁犹丰。

“苗汉风俗不相同”,这实际上是整个黔东古驿道民风民俗之写照。但随驿道文化交融,苗汉风俗之间互动杂糅也是十分明显的。乾隆《镇远府志》卷九“风俗志”:

自宋元以前,胥属化外生苗,礼乐声教未及土著,皆苗人不通言语。一二杰出者,乃他乡寄籍,故明永乐年间革宣慰司而郡县之,蛮境一新。

此云“蛮境一新”,即政治文化之质变。明永乐年间贵州建省,这不但是黔东,也是整个贵州文化发展之分水岭。贵州文化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是外来文化之输入,而外来文化输入的重要路径之一便是黔东古驿道。康熙《思州府志》卷一“风俗”:

民性刚悍,祭鬼弭灾。彝风丕变,弦诵洋溢。俗近醇庞,人知畏法,无大奸顽士类,彬彬有文于内地。按思地贫瘠,吉凶诸礼大概俭朴从事,惟初丧在殡,彻夜歌呼,吊者必醉饱而去。此苗俗之难变者耳。都坪属后山洞苗,男人略与汉人相似,女人多穿青衣花裙,婚嫁不凭媒妁,姑家之女必字舅氏之男,名曰酬婚。不论男女长幼,近奉示革,苗俗渐易。

显然,明清以来,苗风有巨变者,亦有难变者,但随官方力量之介入,特别是学校教育之展开,苗俗渐易无疑成总体发展之趋势。这些皆能从诗歌作品中得到反映。例如,《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薛士礼《■阳清明郊行》:

轻寒轻暖暮春天,士女纷纷踏墓田。纸纵烧能成白镪,酒谁洒得到黄泉。荒烟蔓草埋翁仲,细雨斜风叫杜鹃。路上行人看古塚,至今犹在说生前。

这样的清明节,实际上与中原无异,实乃黔东民俗汉化之表现。这样的风俗无疑属于巨变者。又《施秉县志·艺文志》载杨名胜《丁巳春日诸葛洞小集和壁间韵》:

春山处处足清游,风景依稀忆旧秋。

波浪拍天渔子下,干戈满地旅人愁(原注:距洞二十余里名新路河匪常劫船)。

皮林讨后仍多事,诸葛名来应有由。

七纵雄声能继起,不教金鼓逼神州(原注:洞有碑记郭子章讨皮林事)

施秉诸葛洞为黔东古驿道必经之地。正是那刚悍之民风方才演绎出诸葛南征与郭子章伐黔之战事。“民性刚悍”似乎属于难变之俗。而民性刚悍有时更是可直接导致社会动乱。如,《镇远府志》卷二十二载贺绪番《戊戌九月旁海苗乱书事》:

其一:

穷篝孤火化为烽,甲不曾周劫再逢(原注:黔东人语苗恒六十年一叛)。

祸本都从一関市(原注:作乱由争场起),官中厚养两年癰。

秋风江上传新警,丛菊尊前暗旧容。

谁信铜章百里宰,州金一舸早潜踪。

其四:

祸机深伏信无端,林木池鱼一例看。

海外癡情犹太教,蛮中碧血远人棺(原注:谓重安江因乱戕英国教士明某,明犹太人)。

兼容未必危乡国,一逞何曾与治安。

四大强州正环视,杞忧胡以笑艰难。

此描写的是同治施秉苗乱。诗人不仅仅停留在以诗叙史层面,而是深入探析发生动乱之原因。“六十年一叛”似乎成为黔东苗民之习性,似乎是绕不开的社会历史规律。但在诗人看来,民谚的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本质问题却是民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民族矛盾激化。其中,有本土民俗文化矛盾问题,如作乱的直接导火索即为争场,这正是民性刚悍之体现。也有与异域文化矛盾的问题,如与基督教冲突。清代贵州的教案很多,异域文化首先从饱受经济苦难的西南僻壤渗透,不可避免地要与本土少数民族文化争夺资源,而民性刚悍在不同文化的斗争中更因缺乏一种有效的力量引导而直接导致社会灾难。

贵州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往往以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艰难演进着,这在黔东古驿道沿途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驿道的开辟,输入了不少中原文明与汉文化,同时也带来官学(特别是苗民义学)与儒学,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改变,有时很难用“教化”二字来简单描述。虽然古驿道上文化交融频繁,但黔东古驿道沿途民风民俗的“民族”色彩依然十分浓郁。《施秉县志》载何景明《偏桥行》:

城头日出一丈五,偏桥长官来击鼓。山南野苗聚如雨,饥向民家食生牯。三尺竹箭七尺弩,朝出射人夜射虎。砦中无房亦无堵,男解蛮歌女解舞。千人万人为一户,杀血祈神暗乞蛊。沙蒸水毒草根苦,上山下山哪敢度。蠢尔苗氏尔无侮,虞庭两阶列干羽。

此诗对驿道要邑施秉的民风民俗做了详细描绘,真实记录了明代弘治年间黔东古驿道的苗族风情。不过,诗人是站在天朝王廷征服教化的视角审视,故在诗人眼里,这些民风民俗,除了怪异就是野蛮与落后。《黄平州志》卷十一载王枟《祀鬼》:

不信医兮祗信巫,杀生救死甚糊涂。

可怜昨夜篱边犊,未毕耕耘又被屠。

村中铜鼓应如雷,木棬长腰两下摧。

最是牂江风景异,蛮花棘鸟闹春杯。

《黄平州志》卷一“风俗志”云“颇信巫鬼”,《祀鬼》描述的乃黔东少数民族最原始的信仰与习俗。

笙歌曼舞是黔东古驿道苗俗文化之标志,也是最具民族特色之风俗,这在诗歌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例如,《黄平县志》卷二十五载李承栋《上高坡》:“苗俗,每季春月兴登高山为乐,男则吹笙,女则和舞,极具欢娱,谓之上高坡。乙未岁,余馆龙姓,得见斯俗,因作是词。”

谁家少妇年十六,生长夷乡服夷服。青衫袖小双纤手,蛮布裙宽两赤足。更有头妆复别样,银花大插发茎上。乌髻不减远山青,金冠直合秋月亮。弯弯娥眉掩秋波,浓浓胭颊粉红拖。身疑飞燕轻还减,怨拟明妃愁更多。铜鼓一声天地惊,窄衫舞出麝兰芬。逐波游鱼穿云雁,行行不止复行行。长杨枝弱腰娜娜,蛱蝶迎风翻不了,清歌曼舞谁得知,佳人归后云还绕。几回春艳几回欢,惆怅云山不忍还。鹧歌唱上绿杨道,梦魂愁住白云间。我来正值清明节,喜逢嘉会上高垤。要知此处有笙歌,自我凿开混沌穴。

从明清时期黔东古驿道上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古驿道的开通,不但带来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重要影响,也对贵州地域文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驿道文人政客之往来穿梭,也使得贵州的民风民俗为更多山外世界所认识和了解,加速了苗汉文化之间的互动。

四、悯世道关注边地民生疾苦

明清时期,黔东古驿道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见证了频繁的社会动荡与水深火热的民生疾苦。而羁旅行役的文人政客,往往以诗志史,对黔东古驿道沿途的社会民生表现出极大关注。例如,《玉屏县志》载葛一龙《次平城》:

言从撷香芷,五日濒江路。

倾危赴偃仰,逼仄谢回顾。

深林雨濯濯,隔水山个个。

亦有不耕人,木末营茅蔀。

自谓巢居尊,罔知夜郎大。

作者自北京往贵州赴任,途经平溪,创作此诗。诗篇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色彩,深刻揭露不劳而获的士大夫们,只知道一味在山中建造自己的别墅,而不以百姓和天下为忧,只知道贪图享乐,狂妄自大。这与诗人不辞辛劳为国事奔波形成鲜明对照。又,查慎行《雪后平溪道中》:

马足声坚冻未融,楚南晴雪照黔东。

百家废井悬军后,一路啼猿灌莽中。

斑白逢人愁铤兽,萑苻何地集哀鸿。

书生亦有伤时泪,袖湿征鞭裹朔风。

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叛清,贵州成为了两军交战场所。玉屏乃滇楚之间要道,饱受战事之苦。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收复贵州,作者于此时出使贵州,途经平溪,看到战乱后一派荒芜,哀鸿遍野,伤时伤事而作此诗。查慎行《舟发沙井》亦曾云:“我是沅南留滞客,旧游一一总关情。”这无疑表达出作者对社会民生疾苦之深切关注。

康熙《思州府志》卷八载陆世楷《清丈至各土司境四首》:

数载孤城卧,动寒历远村。荆榛山路断,风雨野烟昏。

俗异情难悉,期严事较敦。驱驰兼夙夜,坐席岂能温。

竟日行荒岭,披荆复扪蘿。山村烟屋少,溪路石田多。

土旷牛常卧,仓空雀不过。穷乡兼俭岁,未忍说催科。

更入穷荒境,高平聚仡苗。未能通嗜欲,渐可服征徭。

骇鹿投深莽,饥鹰逐迅飚。不毛今古地,谁与问刍荛。

山川经阅历,触景总堪愁。家似鹪鹩寄,身随虎豹游。

冈峦分孔道,溪涧杂良畴。若效监门绘,应劳当宁忧。

康熙《思州府志》卷二《职官志》云:“陆世楷,平湖人,贡生,康熙二十三年任,治思日值吴逆甫平,居民流散,田土荒芜,奉旨长田则坏成赋。曾修《思阳志略》。”上四首诗篇,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乱后黔东民生疾苦之深深忧虑。

社会动荡,为黔东常有之事。民国《施秉县志·艺文志》载蒋光涛《施秉城陷悼殉难诸乡人》,就描写了同治年间施秉苗乱之社会现实:

肃杀动金天,刀兵满万千。三更闻鼓角,合邑起烽烟。御变无长策,逃亡有壮年。人家虽犬尽,碧血水溅溅。

七月为夷则,刑官杀戮时。红羊当此劫,黄口似先知。尽节刘公苦,巡防汎守亏。年年逢晦日,追悼有余悲。

草泽竟称兵,戕官复破城。劫遭夷乱夏,人幸死逃生。玉石焚灰烬,乡民血战争。神威叨保障,占笔写分明。

景物太凄凉,平沙古战场。鸿嗷哀失所,蚁聚喜旋乡。週甲干戈起,呼庚米粟荒。廿年离乱久,身世感沧桑。

戡乱中兴主,边民引领望。军麾临席帅,逆燄扫黔疆。再覩冠裳会,重开黍稷场。肃清无以报,同治颂君王。

血流成河,民不聊生;背井离乡,死里逃生。作者用亲身经历,以诗歌形式,娓娓叙说那段苦难的时光。同时,表达出平息动乱、期望太平的强烈愿望。类似蒋光涛经历的诗人显非个案,又如,《黄平州志》卷十一载朱如旭《避苗行》:

尧舜正当阳,蠢尔宜敛手。谁激犬羊辈,跳梁乱黔首。惊闻邛水破,孤城岂能久。兵单难应敌,郭圻不足守。悠悠谁与谋,挈眷从西走。逆炬乱飞烟,狂腥衡南斗。破城如摧枯,杀人若屠狗。骨肉惊离散,夫妻伤失偶。性命分俄顷,遑问家在否。日午犹未食,面垢不言丑。夜坐蔓草中,加之风雨吼。倾盆徹五更,肚饥衣湿透。雨泪两交流。最苦白头叟。遥传城已破,粮食尽乌有。州牧持大义,七尺碎虎口。混遭屠戮者,黑冤谁为剖。岐路将何之,儿佩淮扬绶。乱离去乡井,安全仗神佑。何日返故园,团圆慰衰朽。

再如,《黄平州志》卷十一载曹抡彬《纪苗患诗十首并序》:“乙卯春,余内艱服阙,偕眷北上,行次舞水,传闻苗掠八弓,渐延镇远,居民奔竄,莫可御止。余亦有戒心,仓猝觅舟而下。时四月中浣也,警报日甚。远尔闻风落胆。山路奔驰,日不下万计……” 

骤惊烽火举家奔,挈子携妻判死生。一路闻风人夺魄,相逢面对语吞声。峥嵘峻岭侵星涉,惨淡荒郊带月行。最是可怜垂白老,扶藜饮泣独伤情。……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国难当头,这些诗人们最难能可贵的是,心志所忧虑的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和一己哀愁,而是将人文关怀洒向整个社会,体现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我精神。诗人在逃难的惊魂动魄中,仍能以诗志史,用笔记录下那一幕幕深刻惨痛的社会悲剧,充分体现出诗人们深深的忧患意识,彰显出明清黔东古驿道上文人骚客们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参考文献:

[1]钟德善,黄玉尧,姚本渊注.贵州玉屏县志(注释本)[M].政协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2](清)赵沁修,(清)田榕纂.(乾隆)玉屏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7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3](清)蔡宗建修,(清)龚传坤等纂.(乾隆)镇远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6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4](清)蒋深纂.(康熙)思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5](清)李台修,(清)王孚镛纂.(嘉庆)黄平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0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6]朱嗣元修,钱光国等纂.(民国)施秉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7]陈绍令等修,李承栋纂.(民国)黄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1册.黄加服,段志洪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6.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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