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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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

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

作者:李飞 阅读量:64 点赞:0

海龙囤雄踞于今遵义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这里一蒂孤悬,群山固结,南北环溪,阴深峻险,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杨氏统领播州时,筑囤其上,环山垒墙,东西设关,遂成“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明史·播州宣慰司》)。根据现有材料,海龙囤的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宋宝祐五年(1257年),是在抗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军事囤堡。此后历经修葺。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播时所进行的修整是规模较大的一次,加固了城墙,并于囤前筑九关(今飞龙、朝天、万安诸关上,应龙手迹尚在),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不料却在不久后的1600年初夏毁于“平播”的战火。

海龙囤是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宋明时期关堡山城体系,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留着明末废弃以来的面貌。囤前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六关依然笑傲群山;被明军攻破的囤后土城、月城里仿佛还回荡着400年前的杀伐之声;囤内“老王宫”、“新王宫”、“金银库”瓦当上的莲花还在绽放;环囤约5公里的城墙上芳草萋萋,藤蔓青青。但是,更多或悲壮或凄美的细节,已经深深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

为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海龙囤的历史、文化价值,2012年3月,贵州省文物局正式启动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4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受省文物局委派,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化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海龙囤,一次以探寻历史之谜为目标的科学发掘就此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有序进行,有望揭示黄土之下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海龙囤。

海龙囤的建筑样式及其所蕴含的防御理念,对同期以及后代的同类工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便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邻境发动频繁战事,不断扩大蒙古汗国的领土。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灭西夏,端平元年(1234年)联宋灭金。灭金之后,蒙古与南宋开始了正面的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使川渝一隅成首冲之地,战事频仍。

1235至1239年间,蒙军数犯四川,杨价、杨文父子曾三度率播军北上参与战事,屡战屡胜。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并张榜招贤献计。杨文条陈“保蜀三策”称:“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余玠伟其论,取中策(宋濂:《杨氏家传》)。接着余玠采纳播州隐士冉琎、冉璞兄弟的具体计划,将“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冉氏兄弟遂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为中心,沿江修筑山城10余座,“皆因山为垒,碁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宋史·余玠传》)。诸城互为犄角,彼此策应,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在后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汗战死钓鱼城,这一事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切,均与播州人的积极献策并亲历其事密不可分。

《杨文神道碑》载:宝祐五年(1257年),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杨文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即今海龙囤,因此,一般认为海龙囤始筑于1257年。但结合杨文早在淳祐二年即向余玠提议“建城濠以为根柢”看,海龙囤的修建似应早于1257年。杨应龙刻于1596年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记:“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称海龙囤的修建,目的是防备周边的少数民族,而非为抗蒙,则其修建应较宝祐五年为早。与海龙囤成犄角之势的养马城,据道光《遵义府志》引《通志》称:“养马城在遵义县北三十里,唐末,杨氏建为牧马地,可容马数万也。”说养马城的年代早至唐末。养马城现存的6座石筑城门,其中5座为叠涩顶,1座为圆拱形门,确实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合理的解释是,海龙囤早先可能有城,是杨氏用以防范当地少数民族而修建的防御工事;后随蒙军的南进,地处杨氏统治中心白锦堡—穆家川以北30公里南北要塞之上的海龙囤遂被重修,成“新城”,承担抗蒙重任。宝祐六年(1258年)正月,南宋朝廷先派吕逢年诣蜀,督办播州等地的关隘、屯栅事宜。四月,下诏思州田应己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七月,“吕文德入播,诏京湖给银万两”(《宋史·理宗四》)。一场官民共筑关隘,以御蒙古的运动大规模展开。可以肯定的是,因山为城的防御理念很早便已在播州流行,是从掌播者到隐士的普遍共识,它直接影响了海龙囤、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的修建。这一发端于播州的防御理念及其产物,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修葺海龙囤,使之最终成为对抗明朝廷的大本营。明清时期,“因山为垒”成为西南地区普遍的防御模式。这类防御工事的精粹在于:“一曰待敌,不可轻战;二曰保山险,不可散居平地。”(《杨文神道碑》)这一时期,贵州各地涌现大量效仿海龙囤营建的“营盘”,遗留至今者仍有近千处之多。它们都因山而建,环山有一至二道石墙,有门洞与外相通,墙内平旷处营造屋宇,其格局与海龙囤同,只是规模已经大大缩小。在战事频仍的明清时代,它们被土司、土匪、乡绅等广泛运用,以求自保。这些,均体现了较早出现的海龙囤对周边地区后世军事防御体系的深远影响。

海龙囤是中国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这里是著名的“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

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入播。“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结盟而退。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子孙遂家于播”(明宋濂《杨氏家传》)。直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朝廷急调24万大军分八路进发,于次年攻破海龙囤,平定播州。万历二十九年,播州“改土归流”,以其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一隶四川,一属贵州。从此,杨氏退出播州的历史舞台。

自唐末至明末,从杨端到杨应龙,传27代30人,杨氏统领播州达725年。其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潜力,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府,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无出其右者(谭其骧《播州杨保考》)。杨氏统领播州的数百年间,恰是中国少数民族制度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流变之际,羁縻之制和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世袭统领播州的杨氏,能“累世恪守忠节”(《杨文神道碑》),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因而得到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海龙囤、杨粲墓等一批杨氏遗存,正是播州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实物见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之末代土司杨应龙的种种不端,杨氏遂成为明朝廷翦灭的对象,一场惨烈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在海龙囤上演。清魏源在《圣武记》中称:“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产平之。”这四次大的战争,尤以“平播之役”最为典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总督李化龙率八路大军平播,四月中旬会师海龙囤,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就此展开。囤外,20余万官军筑起长围,轮番攻占,昼夜不息;囤内,数万军民背水一战。据研究,一批俘虏的日本炮兵及日本火炮也参与了平播之役;而播军只有标枪、弩箭、滚木、檑石等武器;明军在武器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火器的使用也成为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障。六月六日,明军攻破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杨氏对播州的统治随之灰飞烟灭。平播之役自二月二日出兵至六月六日结束,历时114天,双方共投入兵力达数十万之众,生擒播军1124人,斩首22687人,掳获家属5539人,招降播民126211人,夺取马牛767头,明军大获全胜。这是遵义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事。海龙囤从此成为贵州中世纪最著名的战场。明清时代,很多文人骚客曾作诗凭吊,至今仍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口碑传说在当地流传。

因此,海龙囤是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也是“改土归流”战役的上演之地,它完整见证了中国宋代以降民族地区政策的历史性变迁。

海龙囤是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蕴藏着深邃的军事防御理念,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存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

海龙囤是13世纪中叶前后兴建的集防御工事和“宫殿”于一体、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土司城堡遗址。后经不断完善,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成为地方土司和明中央王朝军事对抗的重要战场。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土司城堡的集大成者。

海龙囤因山取势,建于陡绝的险峰之上,其南、北环水,下临深渊,山顶平旷,仅东、西两侧有仄径可供上下。《明史·李化龙传》称其“于诸险中为最”。它由外围的防御性工事如城墙、关隘、望台,以及城内的新、老王宫、“水牢”、“金银库”、军营、校场坝等组成,是集防御性工事和“宫殿”于一体的中世纪土司城堡。遗址南北侧临渊而立的5000米城墙保存完整,其内侧的16处望台遗址、环囤马道等尚有迹可循。东西两侧的飞虎、飞龙、朝天、飞凤、后关、西关、万安诸关隘尚存雄伟之势,而尤以飞凤关为甚。城内建筑已毁于万历年间的“平播之役”,但基础尚在。其石质基础或裸露地表,或掩于土下,格局清晰。

海龙囤选址合理、设计独特、建造灵活、军事防御体系完整。它雄踞龙岩山上,依山而建,地势险峻,在“四闱斩绝”的天然形胜之处筑城,且前有铁柱、铜柱、飞龙、飞虎等关拒敌,后有双重瓮城防御,“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海龙囤城堡不规则的形状、独特的建筑构造、城墙及各个关卡和山地地形的完美融合,充分体现了其设计和建造的独具匠心,重要部位构造独特、雕刻艺术精湛,是我国古代“因山为城”的优秀实例。其关口、三十六步天梯等反映了精巧的设计和杰出的军事防御思想。

以海龙囤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总体规划上呈现出关堡星布、以点控面、纵深防御的特点。整个防御体系由16关2城3堡构成3条防线,每个独立的关以及城堡都控扼周围一定的空间,3条防线由外围到中心构成了层层耗歼,逐次阻敌,长达60余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一线由娄山关、三渡关、上渡关、老君关、乌江关、河渡关、黄滩关、崖门关、落濛关等组成打击敌人的警戒阵地,迫使敌人提前展开攻击队形;二线由养马城、养鸡城、海云囤、龙爪囤等组成中间拦阻阵地,使敌人炮火难以直接抵达核心阵地;三线是由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太平关以及万安关、城墙等设施构成的海龙囤核心阵地,是主力决战阵地,也是最后一道屏障。

海龙囤是关堡相结合的山城体系;它充分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它是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组成要素,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层层设关,关关相卫,唇齿相依的防御体系。因此,海龙囤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成为宋元明时代社会动荡的实物见证。

为规范囤内管理,杨应龙曾于万历年间勒石警示,即《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碑今尚存(原立于飞凤关前,今移置囤内海潮寺中),铭文曰:

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吾先侯得之矣。今重缉之,以为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然其地势险要,非得其人则不可使守也。予今设用守囤名役:总管、总领、把总、提调、书吏,各理事务;守衙小童、守仓户、打扫户、总旗、小旗、军士、苗军并住囤医生、匠作、主持人等,各有役次时刻,不可擅离;各给年貌号牌稽考。内无出关字样。倘若解取物件,或告假下囤,赴总管厅乞帖照验,方许放行。其运送口粮邦户,给有年貌号票,各带在身,执照进出,毋得阻滞。若官差取发物件、人役,各关视验硃批帖文,毋得延缓。但恐亲临本囤,跟随一应人役,书房听点题单,预发龙凤关查点进出。回日,其手本封缴原单。及来往工匠人夫,但遇进关者,龙凤关把总查审的实何项人役,给帖照身,各关验放,到囤赴总管厅缴牒、上名、应役。役满工完,仍赴总管厅告乞水帖出关,验实放行,又到龙凤关将帖回缴。此乃禁地,庶有稽查,以防奸细僭妄诈伪之徒,再无混冒。违者,自干后开条款罪究,决不轻恕。

该碑对上下海龙囤作了严格的规定,从中亦可知囤内管理机构(总管厅)、常住人口(竟有住囤医生)及主要来往人员(运送口粮邦户、工匠)等,信息十分丰富,其与遗址一起,全面反映了海龙囤的完整性。

海龙囤是唐宋羁縻之制的产物,又在南宋抗蒙作战中成为一道威慑敌人的屏障,还是明末著名的“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性变迁;它集中反映了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下播州内部的阶级冲突、民族关系以及土司与朝廷的关系。海龙囤因此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实物载体。发生在这里的“平播之役”,使西南地区除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势力之大无出其右者的播州被“改土归流”,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

海龙囤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而营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却在最后成为“家”“国”对抗的主战场。二千里疆土上,“家”与“国”的情势不期然转换。

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张悌在《平播全书叙》中赞扬“平播之役”说:“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未得志于西南夷盛事”,大有扬眉吐气之快。平播后,播地被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唐末杨端取播于南诏而世守其土725年的历史戛然而止。“改土归流”,实质上是“易家入国”,“家”与“国”的情势因此骤然改变。

杨应龙的祖先们深谙平衡之道,能正确处理“家”“国”关系,因此能世有播土达20多代700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家需要的时候,杨氏往往能挺身而出,积极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杨端入播以来,“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杨氏家传》),考古发现的杨粲墓确系已知的杨氏墓葬中的最宏伟者。粲曾作《家训》十条,第一条便是“尽臣节”。其子杨价曾对天发誓:“所不尽忠节以报上者,有如皦日。”粲孙杨文(1220—1265年),曾数解蜀难,又进献“保蜀三策”,并筑“龙岩新城”,是海龙囤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据前引《杨文神道碑》,宝祐丁巳(1257年),蒙军出大理,向东攻来,情势紧急,杨文上报,理宗御笔“杨文,国之藩篱,斡腹之防,正赖其力”,并遣吕文德进驻黄坪。吕、杨相会后,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据《宋史·理宗四》:宝祐六年(1258年)正月:“鞑靼兵犯安南,田应寅乞屯泸、溆,援思、播。乃修筑思、播关隘,调兵防播州支径。”正月甲戌,“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四月丁酉,“诏田应己思州驻劄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七月乙亥,“吕文德入播州,诏京湖给银万两。”播州各关隘的营建工程,至1258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朝廷派人促办,又拨给银两。因此,海龙囤一开始便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姿态出现的,只是它从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00余年后成为“家”“国”对抗的战场。凭借天险与精妙的设计,海龙囤成为杨应龙退守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600年农历四月十六,杨应龙仓皇退守海龙囤。四月十八,24万明军合围,环而攻之,50余日却攻不下。总督李化龙感叹道:“囤即险绝,岂真天造地设,人迹所必不能到者乎?”其间,李父病故,化龙上疏丁忧(按制度离职回乡守丧),神宗不准所请,并叮嘱李化龙“宜抑情遵命,视国如家”。“家”与“国”关系的处理,关键时刻考验人的生存智慧。

六月初六,海龙囤被攻破,杨应龙自缢,“贼巢一空,我军尽扎囤上,千年狂寇,一朝荡平”(《平播全书·六报捷因疏》)。44年后,明朝廷的大厦亦轰然而倒。“家”与“国”的故事,被铭刻在海龙囤上的残垣断壁间,等待考古者去一一发掘。

囤破后的四百余年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如今,海龙囤已由上、下囤“庶有稽考”的土司禁地,变成大众来去自如的游乐场。初夏里,红的、白的,漫山的杜鹃开得正艳,游人如织。而412年前的这个杜鹃花开放的季节,一场震动朝野的血战正在此上演。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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