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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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情、国情看开发和发展

从省情、国情看开发和发展

作者:徐新建 阅读量:10 点赞:0

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等级社会,地方的发展与王朝的开发密不可分。直到今天,所谓省情其实也不过国情的下属体现而已。以贵州为例,本地的演变,无论是贫困也好、发展也好,都离不开从全国的角度来审视。反之亦然,了解中国也必须关注贵州这样的行省。

从全国的角度对贵州的关注与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有四次高潮。

一开始是《富饶的贫困》一书引起的反响和讨论;接着是1987年在贵阳举行的首届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对话,焦点是“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然后是“西南研究书系”从历史、民族和文化角度的系列推进,直至1995年中科院国情小组胡鞍钢发表《“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一文,再次使这一探讨受到重视,并且上升到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高度。

但从整体的状况看,这几个阶段的省情研究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的忽略和对文化的生疏。再就是应用对策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前者具有影响决策的功能,但缺乏深度理论的支撑;后者有着旁征博引的特点,却难以影响现实社会。因此研究贵州现实“操作问题”的,大多是党政部门的调研咨询机构的行政性人员。其以调研报告为形式的“成果”通常也就很难具有深度。另一方面,学术界那些高深的专著则往往难以走进决策圈子之中。这就使得贵州的省情研究时起时伏,难有明显突破,需要跳出自身,放眼全局,并且做到实证与思辨的结合。

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的行省特征与众不同。这里不沿边不沿海,是个既非边疆又非内地的省份;不像云南、新疆、西藏地处边疆,与西部邻国接壤,有跨境族群和文化联系;又不像陕西、河南那样雄踞中原,沉淀着久远的王朝遗产和历史记忆。这样,贵州在国家整体的地位显然不如上述两种类型。在开发建省的进程上,贵州应说是不算早也不算晚;早不如四川、湖南,晚不过新疆、西藏。但在地理特征上,贵州山多地少,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喀斯特地貌突出——全世界三大喀斯特地区之一就在中国西南,其中贵州占了很大部分,农耕条件十分薄弱。正因如此,在考古学意义上,现今的贵州一带的各族群文化虽自远古石器时代“满天星斗”式的多源格局中,尚能与中原华夏平行对等发展,进入农耕时代后就逐渐落入相对的穷困之中。

在历史建置方面,贵州可说是在中央王朝的政治、军事需求驱动下,以邻省的“边角废料”拼凑起来的。即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再加上湖广的西部和广西的北部由中央组装而成。这几个区域在地貌特征上恰好大都是山区。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山集中在西南,而西南的山又差不多全集中在贵州了。也正因为这一点,贵州明显与相邻诸省都不同,形成不了以成都平原、洞庭平原以及滇池盆地等为辐射中心的凝聚功能。从国情意义上说,纳入国家体系后,贵州的演变便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外部开发,而不是由下到上的自我发展;不是由内及外,而是由外及内,即从周边的“中心”向黔省各地渗透。

在民族构成方面,除了至今难以确认的最早“土著”外,贵州以其特有的“避难功能”,先后吸纳了西南地区的四大族群:苗瑶、氐羌、壮傣和藏缅,形成了四大族群的交汇点。结合历史,贵州的“避难功能”在近现代都有表现,比如抗战时期的“战时文化”和“冷战时期”的三线文化。但由于贵州缺乏自身稳定的经济文化生长点,因此像有漏洞的容器一样留不住水。一旦恢复正常,外来的资源、财富往往就会很快流失,就像当年的西南联大战后返迁一样。所以也可以说贵州的被开发特点是乱时重视,治时忽略。

可见就贵州而言,开发和发展其实是两个极不相同的概念,也指涉着两种差异颇大的演变类型。开发主要指代表外来力量的中央政权,其主体是国家,作为行省的贵州只是对象。而发展则不同,主体就是贵州自身,动力源自本土人民。由此推论,“开发贵州”和“贵州发展”——乃至“开发西部”“西部发展”,也指向两种不同的理念和目标,值得认真区分和对待。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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