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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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儒家文化的传播

明代贵州儒家文化的传播

作者:刘永生 阅读量:29 点赞:0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具备多方面的功能,如教化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人才选拔功能等。儒家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其传播区域的扩大,更离不开接受人群社会层次的不断下行以及接受者数量的不断扩张。时至明代,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原地区普通百姓的血液之中。不管读书识字与否,普通百姓的春联上往往写的都是“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之类的文字。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儒家文化的些微传播,但比起中原地区则瞠乎其后。1413年贵州开始设立行省,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第十三个行政单位。这成为儒家文化在贵州加快传播的重要契机。此后,儒家文化在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在民族地区传播开来。

一、移民

明代移民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黔入滇的军人及其家眷。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战争之后的军屯。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大军30万出征云南。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是年,平定云南之后,留下20余万人的军队在贵州驻扎。这20万军人连同其眷属,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现在贵州各地大大小小的屯堡,即是明代统一、统治贵州的历史遗存。

另一部分是外来从事民屯的移民户。《明史》对于民屯的解释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这就意味着民屯的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就宽乡”的移民、应募者以及被充军流放者三种。明朝初年,统治者鼓励人们进行移民,由人口稠密、耕地紧缺的地方向地广人稀的区域移民;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闭塞的偏远地区移民。当然,这种移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民间流传有关调北征南和调湖广填贵州的说法,其实反映了这种移民的强制性。可见,明朝政府有目的地组织了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还有一类是流放贵州的获罪者。明朝自建立以来,以严刑苛法著称,不少百姓获罪。起初,获罪者一般是流放北平和凤阳。正统二年(1437年),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向朝廷提出将罪犯流放贵州。“又以军伍不足,请令卫所官旂犯杂死及徒流者,俱送镇将立功,期满还伍;边军犯盗及土官民与官旂罪轻者,入粟缺储所赎罪”。

中原地区向贵州大规模的移民,给贵州带来巨大影响。

首先,劳动力激增。贵州处西南一隅,虽然可耕地不多,但是由于人口数量过少,以致可垦荒地极多。即使是按照一家五口的比例计算,驻扎在贵州的20万明朝军士,算上他们的家人就应该可以达到百万之众。在封建时代,农业的发展有赖于人口对于荒地的开垦,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农业发展了,手工业、商业等行业才能迅速发展起来,文化教育也才能出现新景象。

其次,长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中原文化”以移民为载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嵌入贵州。屯堡则充分反映了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构建屯堡的移民将江南一带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等都完整地移植到贵州各地,甚至大山深处。当时,无论是调北征南还是调北填南的方式而来的移民,均来自江南、江西、湖广、四川及中原地区等经济和社会发达地区。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原有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儒家文化带进了贵州。无论是军屯、民屯还是商屯,其屯田的地方和土司地区犬牙交错,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错杂居住,日常生活中,移民所承载的文化点点滴滴逐渐释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在自然的比较过程当中,少数民族逐渐认同中原的耕作方式等,从而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屯堡后来都成为贵州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处处的屯堡,就是一个个儒家文化的传播点,由点组成面,则使儒家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倍增。可见,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儒家文化在贵州的传播。

二、教化

明王朝从朱元璋时代起,就非常注重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工作。有学者认为,明王朝的民族教化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恩威并施的政策原则、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及推行王化以变夷风的民族教育政策。鉴于贵州还有大量的土司,明王朝的民族教化政策在贵州实施过程中常因地制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推行王化及优待土司、土民。

首先是推行王化。朱元璋在明洪武十三年“秋八月,命天下学校师生,日给廪膳”。明洪武十五年夏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上述圣旨,旗帜鲜明地表明朝廷以儒家文化为治国理念。

贵州如内地一样,每个乡村都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善行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等等日常琐事,都要在此由德高望重者仲裁。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名曰“会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训话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

“旌善亭”、“申明亭”和“会饮”,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春风化雨般传播了儒家文化,使曾经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尊服儒家文化之“礼仪之邦”。

其次是在文化方面优待土司与土民。明朝优待土司的主要做法之一是将土司子弟免试吸纳进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从而为其继承父辈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打下基础。明代,就读于国子监的机会非常难得。普通百姓的子弟必须经过府、州、县学层层淘汰考试、推荐,只有极少数人能如愿。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必须接受教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7月,赐贵州土官子弟进入国子监就读。8月,又命乌撒军民府土官子弟入读。宣德元年四月(1426年5月),礼部奏:“思州府儒学选贡生员四人,于例不考,请送监读书。”上曰:“出自蛮夷,今能读书。终是未达大体,宜令学官加以训谕,开其知识,庶几可用。” 

除了入学优待之外,还对土司子弟入学者予以奖励。据统计,仅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间,皇帝下令赏赐给来自于贵州在国子监学习的土司、土官的子弟“袭衣鞋袜”就多达18次,平均每年至少一次。可见,这种奖励在当时的国子监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或者惯例。

明朝在贵州特设司学,以实施民族教育。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监察御史裴承祖在奏章当中指出,“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在他的建议之下,贵州在土司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先后建立了贵州宣慰司学、播州宣慰司学、永宁宣抚司学、思南宣慰司学、思州宣慰司学、普安安抚司学和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司学。自此,贵州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得到大幅度的推进,儒家文化在教育过程当中同样得到大幅度的推广和普及。 

为适应明代科举取士的需要,贵州府州县学生员学习的课程有明确的规定,初定礼、乐、射、御、书、数六科,学生专学一科,实行“设科分数”,培养专一人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新调整为礼、射、书、数四科。礼习经史、律令、诏诰、礼仪等书。射有朔望演习。书为临摹法帖,数则要求精通《九章算术》等。学生每月有考,由教官举行,其余考试则由提学官担任,分“岁考”和“科考”。“岁考”以六等定成绩,评为一、二等的有奖赏,三等照常,四等挞责,五等降级,六等黜革除名。“科考”内容之一是对岁考列一、二等的学生进行复试,考试上等者可获应乡试资格。

科举考试方面。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下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总体来看,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文、武两途,考试程序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分别由礼部和兵部组织实施。乡、会试的考试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考试分三场,定制后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殿试只考一场,内容为策论。

由于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加之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因此,明朝对贵州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实施了许多优惠政策。明代贵州的不少士子,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成为有用之才。而且,也正是由于官方儒学教育和入仕相连,使得种种考试也成为儒家文化加快传播的重要推手。

三、战争

明代,贵州的战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朝廷与土司之间的战争,这是统治集团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战争。“明朝为扩大其直接统治范围和权力,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改设流官制,实行流土并举,限制土司的权势。有的土司不满其权益日渐被剥夺,起而反叛”。由此引发朝廷大军征剿。明朝廷征讨土司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征思州、思南田琛、黄禧之战,征普安米鲁之战,平播州杨应龙之战,平水西安邦彦反明之战。征讨土司的战争,使政治版图剧变。一方面,朝廷在贵州建省,使得朝廷的政令进一步畅通,有利于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治国理念的贯彻与执行。另一方面,土司和地方少数民族贵族势力随着战争失败而大大削弱,其控制和影响的区域不断缩小,为儒家文化在明王朝新的政治版图内顺畅传播扫清了障碍。

另一类是各族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而起义引发的战争。这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比较有影响的各族人民起义有:1449年7月到1451年6月的兴隆(黄平南)苗民韦同烈起义,1460年到1479年5月的楚德隆、阿屯起义,1539年到1552年10月的龙母叟、龙许保起义等。这些规模不一、延续时间不一的大小起义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残酷的镇压战争当中,少数民族见识了统治阶级的凶狠与毒辣,同时也在失败的痛苦体验中逐渐被动接受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战争中得以将自己的核心理念展现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不管战败的少数民族愿意与否,他们的封闭性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和少数民族完全异质的新兴文化——儒家文化。

尽管两种战争的方式、对象均有区别,但是,其对于儒家文化传播而言,其作用是一致的。明朝为维护全国的统一,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对土司的反抗予以军事打击。这就在上层领域改变了统治理念,将土司治理理念转换成儒家治国和治民理念。随着理念的转化,承载这一政治理念的儒家文化便在传播方面取得官方的认可而更加有利。各少数民族对于明朝的苛政不断加以反抗,明朝则出动大军进行镇压。从文化方面分析,明朝是要从基层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加以强力改造。尤其是官军胜利后,明朝在新占领区开始广泛设立学校,传播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开始在社会下层(或者底层)逐渐渗透,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主要文化心理和政治心理。

四、结语

总的来说,明代贵州儒家文化的传播,有赖于军事移民和其他性质的移民、以优待土司、土官为主要表现的民族教化、以战争为手段的对少数民族及反抗者的征服压迫以及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和考核内容的学校儒学教育等。当然,在古苗疆驿道及其周围所发生的民族自然交往与融合同样也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因素。儒家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影响了原住民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同时也强固了贵州民族地区对于中央朝廷的政治认同和臣服。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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