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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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近代知识阶层的觉醒

贵州近代知识阶层的觉醒

作者:伍小涛 阅读量:25 点赞:0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重大转折点。“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至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梁启超这段话表明,甲午战争促使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发轫。

在这种语境下,贵州的知识阶层也渐渐觉醒。

根据知识考古学(知识考古学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首先提出来的,即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的定义,我们可以把近代贵州的知识阶层分为两大部分:即传统知识阶层和新兴知识基层。

传统知识阶层主要是科举时代的士。甲午战争时,贵州传统知识阶层的人数有了很大的发展。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5朝共177年,贵州举人2329名,年平均约为13.16名;道光、咸丰、同治、光绪4朝共88年,贵州举人1781名,年平均数约为20.24名。前清5朝殿试73科,录取进士16447名,贵州进士为298名,约占1.81%;晚清4朝殿试39科,录取进士9944名,贵州进士为313名,约占3.14%。后者比前者上升1.33%。在晚清4朝中,道光朝贵州进士95名,约占该朝进士总数(3226名)的2.94%;咸丰朝贵州进士30名,约占该朝进士总数(1053名)的2.85%;同治朝贵州进士45名,约占该朝进士总数(1587名)的2.84%;光绪朝贵州进士143名,约占该朝进士总数(4078名)的3.50%。这些传统的知识阶层又可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指的是那些有一定职务,占有一定资源的士。如严寅亮、谭西庚、周沆、熊范舆和李端棻等。其中最有名的李端棻。他不仅是广东乡试主考,而且是内阁学士。下层主要指乡村没有一定官名的士绅,如凌秋锷、钱瑗、肖协臣、杨寿篯等人。

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在甲午战争之前,走的基本上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路子。主张用儒家的“圣道”来拯救人心,挽救危机,“定乱视人心,惟正除百扰”。但是甲午战争造成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迫使这些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识阶层,不得不思考国家的命运。跟随红军到达延安的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园曾这样说道:“当我成了一名秀才的时候,正是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时局大大的刺激了我,觉得平日所学的不够应付环境了。于是,变尽方法,觅取新书、新报,如《校邠庐抗议》《续富国策》《出使英德意比四国日记》《海国图志》《万国史记》《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时务报》《湘学报》等等。”“中日战役,地诉天崩,国际刺激,始予山中人以深刻之印象。先觉者流,相率发愤自强。”

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贵州知识阶层觉醒的标志。当年齐集京师的各省举子一千余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后,群情汹汹,愤懑难抑,推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并立即实行变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公车上书”。在“公车上书”的士子中,贵州籍95人,在签名上书的总人数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公车上书”后,贵州传统知识阶层的上层人士,如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康有为称赞李端棻道:“惟爱国如在疚兮,乃爱才而倒屣。策变法而累抗疏,发维新之大旨。”但李端棻毕竟是上层人士,在新旧势力斗争的关键时刻,以失足装病乞假退出了维新派的前列,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载:“八月朔,由通还京,余谒之于邸第,谓公曰:‘交非恒泛,不作谀词,今日为公贺,恐明日为公吊耳。’公愕然。时公门人贻司业毂亦在坐。公曰:‘然则何以教我?’余曰:‘时局如此,成败利钝未能逆料,只有谢病辞官尚是保身一法。’公曰:‘初三日到任,已传知阁部曹司,并发谕帖,此事岂能中止?’余谓:‘从前乾嘉时代,和珅擅权用事,闽中某中丞时为苏抚,与和素通声气,后知和将败,恐罹党祸,亟思请疾,而又无词可措,爰于大朝会时,观瞻所系,故作失足昏晕状,具折请假开缺,卒免于祸。公盍仿而行之。’……公于行礼时,故为失足不起,众目共睹,匆匆扶归,即缮折请病假二十日。”

而贵州传统知识阶层的中下层的觉醒,相对而言,比较坚决。贵阳举人胡东昌的呈文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皇上求之于上,诸大臣抑之于下,虽曰变法自强,诚恐法变仍不强耳。”力主厉行严刑峻法,改变风气。“非严加考查,行重诛不足息贪风而维国是,否则,法变而人不变,新政亦托空谈也。”

同时,在维新变法中,贵州掀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据《贵州通志》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前后八年中,全省共办各类学堂683所。这些学堂与旧式的私塾有很大的不同,它除了开设国文、读经、讲经外,还开设算术、格致、物理、化学、音乐、体操、历史、地理等。因此,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再不是传统的士,而是新兴的知识阶层。贵州贞丰仁学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属于这一类。“每夜由吴(嘉瑞)杨(绍虚)共选一讲演题目,或国际时事,或国内政治,或西儒学说……一时维新思想,弥漫了贞丰全城。”

这些新兴的知识阶层,面对“国土日割、国权日削”的政治危机,不能不产生心灵的震撼和变革社会的意识。以刘莘园为例,他参加贵州辛亥革命之前,是贵州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他回忆道:“我进入这个学堂首先感到刺激的是,在陆小任教职的日本人清宫、岩原等,逞着强国强民的威风,随时表现征服者的狂妄态度。上课时,偶而谈及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如何如何,真令人痛心疾首,欲跃起而击之。其次是陆小总办,大都是候补道员,所任用的职、教员,有些学识太差,滥竽充数,亦为学生所不满。因此《民报》对腐朽的清王朝的一切攻击宣传,正符合学生的心理,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就从这里萌芽起来了。”可以说,贵州辛亥革命的发起,与这些新兴知识阶层有莫大的关系。辛亥志士谢根梅就是这样认为的:“彭明之先生思想进步,他结合历史教学,给我们讲述历代外族侵略中国的史实,特别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我被激动得热泪横溢。他是结合时事,向我们讲述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造成学生的民族危机,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起来革命等情况,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爱国激情,从此我们便产生了反清革命思想。”新兴知识阶层的觉醒,是辛亥革命的孵化器。

除此之外,新兴知识阶层还包括一些留日学生。“自辛壬之间,尉厉游学,明诏皇皇,青袊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贵州的留日学生在日本的也很多。据严修《东游日记》记载,他1904年第二次考察日本,贵州留学生在7月12日为其举行欢迎会,参会学生有15人,其中有遵义人蹇念益、毛邦伟、蹇先榘、蹇生昌、于子极、何仲书、黎伯颜、黎仲苏,贵阳人熊安石、金顺孳;福泉人朱一清、朱文伯,清镇人刘子明;麻江人夏同龢,思南人董熙台等。这些留日学生,也接受了梁启超的立宪改良思想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的蹇念益主张君主立宪而排斥革命。他认为革命“是孤注也,矧不教之民,即革命奚见其可? 顾不变无以救亡,亦姑循立宪之程,国之福也,不幸失败,则国人当益憬然于失败之由,而知所务矣”。而于德坤主张“建设共和政体,然后中国永绝君主之迹”。

甲午战争后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改变了贵州的社会结构,在传统的士农工商政治结构下,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这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意识,开拓了贵州的政治视野,为贵州从传统走向现代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同时,催生了贵州的近代军人阶层。一些知识分子参加新军,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从新军中诞生的军人领袖,对贵州的社会变革产生重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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