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试论王阳明与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

试论王阳明与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

作者:张明 阅读量:172 点赞:0

一、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意义

正德三年(1508年),贵州历史上迎来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是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王阳明年谱》载:

(正德)三年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谈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

王阳明在生死边缘之际,仍潜心探究圣贤之道。“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王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2]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又形成“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已经初步形成。这一事件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有学者将其称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3]

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旋即在贵州展开书院讲学活动。他在龙场修建“龙冈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等,向当地苗夷弟子讲授心学。“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晦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4]“先生之学,以谪官而成,先生之道,其方由龙场而跻于圣贤之域也耶?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駃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5]“龙冈书院一立,不但开今修文县教育之先河,而且在当时像一座耀眼的灯塔,光芒四射,通往龙场小道上背着行李而来的求学者络绎不绝,使龙场成为明代贵州教育一大圣地。”[6]贵州以及省外士子前来听课者达数百人。贵阳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往就学于门下。湖南蒋信、冀元亨不远千里,前来求教,“大有得而归”[7]。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遣使问候,表达崇敬之情。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席书两次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王阳明最终接受席书邀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席书亲率书院弟子200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自是贵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8]正德四年(1510年)岁末,王阳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离别之际,贵州弟子饯别于贵阳城南,并于大风雪中将王阳明送至龙里,依依惜别。王阳明在镇远邸店中致信贵州弟子,嘱咐他们管理书院,勉励“努力进修,以俟后会”。[9]

王阳明在贵州虽然只有短暂的3年,但他的悟道和书院讲学活动,却是贵州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不仅为贵州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而且也揭开了贵州持久的书院讲学活动的序幕,开创了贵州全新的学风、民风。其《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诸生问答》等重要教育理论著作,明确提出:“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急!”[10]龙冈书院“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四大院规,成为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旗帜和指针。故江右王门后学郭子章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11]王阳明因教化边地之功,被贵州学者称为“黔学之祖”。清代学者翁同书称:“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良知之理,用是风励学者,而黔俗丕变”。[12]民国贵州著名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13]当今国内外阳明学界则称贵州为“王学圣地”。[14]

二、“黔中王门”的形成和发展

王阳明创办龙场“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真正揭开了明代贵州书院讲学之风的序幕。王阳明离黔后,其在贵州的及门弟子,大力发扬乃师大兴文教之风,在贵州进行书院讲学活动,弘扬阳明心学,“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15]。他们逐渐结成一个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贵州第一个具有一定完整的地域性儒学派别——黔中王门应运而生。“(贵州)真正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仍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地域条件。换句话说,龙场悟道即意味着心学思想体系的诞生,而心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则是通过龙冈书院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得以展开和推广的。‘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冈始也,龙冈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方向,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扩大了儒家学者话语言说空间,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派别——黔中王学。”[16]黔中王门以早期的陈文学、汤冔、叶梧和发展成熟期的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为主要代表。以下简要论述他们的心学成就。

陈文学、汤冔、叶梧为王阳明在贵州的亲炙弟子,是开创黔中王门的关键人物。他们早在十余岁时,就以诸生身份就学于“龙冈书院”,后随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他们潜心向学,学业大进,深受阳明赞许。“黔人争知求心性,得其传者,首推陈宗鲁(陈文学)及先生(汤冔);宗鲁得阳明之和,先生得阳明之正”。[17]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他们继续勇猛精进。他们先后中举,并外出做官。[18]叶梧在湖南新化教谕任上,与王阳明浙中王门弟子徐爱交往。徐爱将黔中王门的情况汇报王阳明,王阳明有《与叶子苍》、《寄贵阳诸生》等书札。[19]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逝世(1529年)后,明朝廷剥夺王阳明的爵位,定王学为“伪学”,禁止天下讲习阳明心学。陈文学、汤冔、叶梧等黔中王门弟子,于是相继弃官,返归贵州故里。他们并不为朝廷禁令所动,尊奉阳明先生如初,慨然以弘扬师说为己任,真体实践,证悟师说,相互唱和,使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继续传播。“亲炙文成,以开黔南学业”,“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20]。在王阳明逝世五年之后(1534年),黔中王门弟子仍在家遥祭阳明,或者亲到龙场祭奠,里巷歌声犹然“蔼蔼如越音”[21]。是时,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汤冔、陈文学、叶梧于是联络黔中及门弟子数十辈,恭请王杏兴建“王公祠”,以作“阳明书院”。王杏允其所请,“以慰士民之怀”,“以激劝边人”[22]。嘉靖十四年(1534年),贵州“阳明书院”建成,王杏立石作碑记,是为中国最早的阳明书院之一。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阳明楚中王门弟子蒋信提学贵州,置龙场龙冈书院祠田,重修贵阳文明、阳明两书院,又新建正学书院[23]。贵州在当时全国禁毁阳明学说的背景下,贵州率先形成了龙冈、文明、阳明、正学四大心学书院鼎立的盛况,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深入人心。

此外,为适应书院讲学之风在贵州扩大的实际需要,贵州思南府进士田秋又会同王杏上疏明世宗,请求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嘉靖十七年(1537年),贵州首次独立举行乡试,1000余人踊跃参考,中举者25名,次年(1538年),4人同中进士,这是贵州建省125年以来(1413-1538年)来中举和中进士最多的一次,以后贵州每届科举名额25人成为定制。由此可见,早在嘉靖年间(1530年代),以贵阳为中心,以陈文学、汤冔、叶梧为代表,以龙冈、文明、阳明、正学三大心学书院为标志、以贵州独立科举考试为象征,表明贵州完整的地域性学术派别——黔中王门已经正式形成了。 

嘉靖至万历年间(1540—1570年代),黔中王门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到成熟阶段。黔中王门第二代著名人物——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出现了。其所处的时代,正是王门弟子遍及海内,阳明心学风流天下的时期。黔中王门顺应时代潮流,潜心理学,努力求索,形成了具有笃实特点的黔中王门心学体系,他们集黔中王门心学之大成,其学术成就受到其他王门的重视,因此被称为贵州“理学三先生”。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幼年受阳明书院讲学之风影响。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阳明楚中王门弟子蒋信提学贵州,重举阳明宗旨,马廷锡受学于门下,粹然有成,卒成“贵阳名士”[24]。次年(1540年)中举,任四川内江知县,后弃官求学,奔走湖南桃冈书院,再师蒋信。五年后,马廷锡学业已达精熟之境,乃返归故里,于贵阳城南渔矶构栖云亭(今甲秀楼址),一意讲明心学,前后达三十余年。“南方学者争相负笈请业,渔矶、栖云间,俨嗣桃冈之盛。”[25]隆庆四年(1570年),按察使冯成能于贵阳城东隅,别建阳明书院(今贵阳省府路),移马廷锡讲学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马廷锡讲诲不倦,兴起者甚众,“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云”。[26]马廷锡撰有《自警辞》《警愚录》《渔矶集》《渔矶别集》等著述,惜皆亡佚。万历间,贵州提学沈思充上奏朝廷,称马廷锡有“理学升堂”、“清恬励世”之誉,准祀乡贤祠。[27]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学者称同野先生,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人,嘉靖十四年(1534年)中举,居乡讲学。嘉靖十九年(1539年),蒋信提学贵州,李渭前往请学,与马廷锡同为蒋信门人,此后在外为官30余年。历任华阳(今四川成都)知县、出韶州知府,晋广东副使,升云南左参政。李渭发愤好学,世称“好学君子”。他遍交天下名贤,与著名学者湛若水、罗近溪、耿楚侗兄弟切磋磨砺。李渭以精通阳明心学而闻名,并随处讲学,“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万历年间,以年老归里,建思南“为仁书院”、“川上学舍”等,著书立学,教民化俗,开一方学风,“远近问学者以千计”,培育众多黔中王门后学,如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罗国贤、罗明贤、罗廷贤、熊时宪、安岱、李宗尧、江西赖嘉谟、徐云从等。李渭之学,一意实践,力倡“先行”。江右名士邹元标对李渭之学大为赞同。万历十七年(1589年),李渭卒,葬于思南城东万胜山麓,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28]著有《先行录》《毋意篇》《大儒治规》等。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卫(今凯里炉山)人。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泰州王门著名学者徐樾提学贵州,孙应鳌就学门下。次年(1546年),中举第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后,与马廷锡请学于蒋信,“学术纯正,识见高明”。孙应鳌宦游20余年,累官至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佥都御史、巡抚湖北郧阳。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阳明心学大师,与耿楚侗、赵大洲、罗近溪齐名,海内以“名臣大儒”称之。著名江右王门学者胡庐山称:“宇内讲明正学,楚有黄安耿公,蜀有内江赵公,黔有清平孙公,吾豫章有南城罗公,皆贤人也。”[29]隆庆三年(1569年),因遭谤辞官归里,在清平城西筑“平旦草堂”,与蒋见岳讲学其中。万历元年(1573年),复起。万历五年(1577年),告病返乡,屡诏不出,筑“学孔书院”、“山甫书院”,一意著书讲学,以传教化俗自任。又与马廷锡、李渭相互论学。著名学者吴国伦、邹元标亲往拜访。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奉祀“蜀大儒祠”。著有《淮海易谈》《四书近语》《学孔精舍论学汇编》《学孔精舍诗钞》《学孔精舍汇稿》《督学文集》等。清代莫友芝称其为:“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30]当代学者称:“黔中王门成就最著、影响最大、地位最高者,当推孙应鳌。”[31]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王阳明悟道讲学100年之际,江右王门著名学者郭子章巡抚贵州,写作出版了《黔记》60卷。该书收录黔中大量史料,特别是收集了黔中王门的历代弟子的珍贵资料,并特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作《理学传》。郭子章鼓励黔中王门弟子“上下切磨”,“得如三公者”。这是王门后学对黔中王门进行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人研究王阳明和黔中王门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兴盛及其影响

黔中王门继承阳明先生开创的贵州书院讲学之风,大力弘扬心学,经过四代一百年(1508—1608年)的不懈努力[32],阳明心学在贵州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万历年间,泰州王门巨子罗近溪游历贵州龙场,江右王门名士、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卫,形成了两大王学名流与贵州“理学三先生”同现黔省的盛况。他们相互论学,增建书院,培植人才,阳明心学覆盖贵州全省,黔中王门达到极盛时期,从而出现了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王学重镇[33]为中心的书院讲学运动,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兹梳理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如下:

龙场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被视为阳明心学起源之地,故天下王门弟子历来将其作为朝拜的圣地。嘉靖八年(1529年),王阳明逝世后,黔中王门弟子和贵州士民走祭龙场龙冈书院,香火终年不断。嘉靖十八年(1539年),楚中王门蒋信提学贵州,重修龙冈书院,并置祠田。[34]阳明祠俨然成为天下王门的祖庭。嘉靖三十年(1551年),贵州提学谢东山重修“王文成公祠”。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贵州巡抚刘大直拜谒龙场阳明遗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贵州巡抚赵锦重建龙冈书院,黔中王门弟子陈文学作《何陋轩歌》,江右王门著名学者罗念庵撰《碑记》,其云:“先生去龙场四十有三年,而后有祠,又三年,而余始为记。须野公持节来镇,夷獠底定,群公当藩维之寄,庶政修和……言于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后之观者试思之。”(罗念庵《罗洪先集》)。万历五年(1577年),泰州王门巨子罗近溪游历龙场,题诗于阳明洞石壁,至今保存。明代龙场“龙冈书院”的薪火相传,不仅凝聚了贵州本土学者的学术向心力,而且促进了黔中王门与其他王门学派的心学交流和联系。

贵阳是黔中王门最重要的中心,这里会聚了来自全省的优秀学子。他们以文明、正学、阳明三大书院为依托,进行持续的讲学活动。嘉靖十四年(1535年),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在城东白云庵旧址修建了阳明祠(兼作阳明书院)。嘉靖十八年(1539年),楚中王门弟子蒋信提学贵州,修葺阳明、文明书院,并新建正学书院,大力弘扬心学。特别是马廷锡归里后,在“栖云亭”和阳明、文明、正学三大书院的讲学活动,长达30余年之久,大倡私人讲学之风,直契阳明讲学宗旨。隆庆五年(1571年),提学万士和请马廷锡讲学修葺一新的阳明书院,其辞云:“惟先生颜似冰壶,形如野鹤。弃荣名而修性命,脱凡近以游高明……庶几明公为众领袖,务使多士范我驰驱。”[35]马廷锡在一亭三书院的拼命讲学,以及贵州大员的冗礼延请,成为贵州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贵州明代心学讲学运动达到了“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的新高潮。[36]此时“距桃冈归里时,又三十余年。”[37]贵阳的书院讲学活动,培养出了大批黔中王门后学。如汤冔的子、孙、曾孙三代,“在明三世,皆能世其家”[38]。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也有功于阳明心学。[39]贵阳汤、马两氏,堪称贵阳阳明心学世家。

思南是远离省城的边远之地,苗蛮杂处,风俗各异。李渭晚年讲学二十载,开边地苗夷一方学风。“回翔郡邑盖有廿载”[40],“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排释老,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习俗一归于正”,[41]“远近问学者以千计”[42]。培养出著名的黔东心学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罗(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以及江西赖嘉谟、徐云从等。他们继承李渭之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如:冉宗孔“阐扬正学,继李渭而起”。江西赖嘉谟“好学不倦,日夜与门人相切,后数年归,成进士,历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闻郡人李同野兴学黔中,负笈远从,终身不忘”。“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43]受李渭讲学的影响,邻近印江、务川等地的学风也蔚然兴起,见证了阳明心学对边地少数民族产生的重大影响。

清平卫是滇黔驿道上苗夷聚居之地。万历五年(1577年),孙应鳌因病告归,与蒋信的另一亲传弟子蒋见岳主讲“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山甫书院”在此开拓了一方心学天地。远近求学者接踵而至,盛极一时,“远近问学者履盈户”。如孙应鳌著名弟子陕西三原人温纯“沐教廿年”,累官至湖广参政、河南参议、浙江巡抚,拜南京户部、工部尚书等。万历年间,“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江右名士邹元标谪黔,也“首访李渭、孙应鳌,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44]孙应鳌、蒋见岳在清平的书院讲学活动,开创了阳明心学教化苗疆文化之先河,据统计,明清两代,清平县中进士者达19人,中举人者达86人。[45]使清平在明清两代成为苗疆人文荟萃之地。

都匀卫是连接贵州与广西的交通要冲,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民族地区,也深受心学影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泰州王门著名弟子赵大洲因与奸相严嵩不和,被贬谪荔波,给黔南带来了心学之光。万历五年(1577年),江右王门巨子、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被张居正谪戍都匀卫。他居都匀六年(1577—1583年),筑茅屋讲舍“讲学草堂”,聚徒讲学,黔南弟子云集其门下。“日惟讲明王守仁良知之学”,“与匀士共相切劘”,“问学者何啻百数”。“阳明之学,成于龙场,尔瞻之学,定于都匀。”[46]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民族地区深受影响,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黔中王门后学,如都匀“三先生”(陈尚象,余显凤、吴铤)[47]、都匀陆氏兄弟(陆从龙、陆德龙)、麻哈艾氏兄弟(艾友芝、艾友兰、艾友芸)等。其中,陈尚象中进士,因力言建储事,削籍归,他在都匀20余年(1592—1613年),“惟以兴起学术为事”,“不负所学,不愧师门也已”。余显凤从邹元标最久,“所得尤深”,“州人讲正学,有科名,并自巩县(余显凤)起”。吴铤于邹元标离开都匀后,也“毅然以师道自任”。为表彰邹元标的传教之功,众弟子建都匀“南皋书院”,为明清时期黔南民族地区文化的兴起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四、余 论

王阳明谪黔是贵州乃至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和贵阳讲学的一系列活动,不仅使中原儒学开始大规模进入贵州,而且揭开了贵州大规模书院讲学之风的序幕,从而促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学术派别——黔中王门的形成。从本文论述可知,王阳明于1508年“龙场悟道”,到江右王门郭子章1608年著成《黔记·理学传》共100年间,黔中王门前后经历100年。黔中王门的主要贡献在于不断兴建书院,大倡书院讲学之风。据初步统计,从王阳明到达贵州时(正德初年)贵州仅有两所书院,至万历末年一百余年间,贵州书院增加到41所,[48]贵州在明代大约平均每二三年兴建一所书院,这些书院与黔中王门弟子有密切的关系。明代贵州书院以贵阳为中心,发展到省内边远民族地区,使贵州原有的质朴民风为之一变。黔中王门弟子凭借书院,在贵州大力传播阳明心学,使贵州士人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故民国学者杨恩元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据统计,明代贵州1720余名举人中,王阳明之前仅有350余人;王阳明之后则有1360余人,增加约3倍。另外,明代以前,贵州几乎没有经学著作,而明代贵州的经学著作约有18部,它们绝大部分都是王阳明的黔中王门弟子所著。由此可见,王阳明及其开启的贵州书院讲学运动,对加快贵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49]

参考文献: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8页。

[2]赵平略:《贵州少数民族品格与王阳明龙场悟道》,《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3]张新民:《思想史上的惊雷——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见“儒家中国网站”(2011-12-05),网址: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2440

[4]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

[5]田雯:《黔书·阳明书院碑记》。

[6]何静悟:《王阳明在贵州的教育活动》,《王学之路》编委会编:《王学之路》,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7]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8]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9]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

[1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4页。

[11]郭子章:《黔台校禾丸 录》。

[12]道光《贵阳府志·翁同书序》。

[13]陈矩:《重修王文成公祠堂碑记》。

[14]日本学者矢崎胜彦、冈田武彦称龙场为阳明心学的圣地,他们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公认。见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49页;又见《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页。

[15]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16]张新民:《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17]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18]王阳明离开贵州后,王阳明的黔中及门弟子考中举人或进士者有:越榛,正德六年(1511年)举人,官知县;叶梧,正德八年(1513年)举人,官知县;邹木,正德九年(1514年)举人,官教谕;陈文学,正德十一年(1516年)举人,官知州;汤冔,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官南户部郎、知府。张明:《王阳明黔中及门弟子考略》。

[19]王阳明:《新刊王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一《书类》。

[20]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21]王杏:《新建王公祠碑记》。

[22]王杏:《新建王公祠碑记》。

[23]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云:“‘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学弗讲,士惟旁蹊曲径之趋,甚者临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仅存焉,可无望于此乎?是‘正学’之所以名也。”

[24]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理学传》。

[25]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四。

[26]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四。

[27]万历《贵州通志》卷四。

[28](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29]郭子章:《孙文恭公祠碑记》,见《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

[30]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五。

[31]蒋希文、吴雁南主编:《王阳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

[32]从王阳明于1508年“龙场悟道”,到江右王门郭子章1608年出版《黔记·理学传》,是为黔中王门首尾两大标志性事件,表明黔中王门经历整整100年。

[33]详见张明:《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全国优秀硕士毕业学位论文,2003年5月);又见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巴蜀书社2004年版。

[34]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四。

[35]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理学传》。

[36]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巴蜀书社,2004年版。

[37]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四。

[38]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39]张明:《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第一届知行论坛”交流论文,2012年6月。

[40]郭子章:《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下》。

[41]《思南府续志》卷二《地理门》。

[42]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43]《思南府续志》卷九《艺文门》。

[44]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三。

[45]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46]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二。 

[47]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48]据万历《贵州通志》汇总得到此数字。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统计明代贵州书院为28所,似有误。

[49]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责任编辑:谢建平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