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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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意识:符号的多重性及其历史之塑形

贵州意识:符号的多重性及其历史之塑形

作者:林芊 阅读量:21 点赞:1

贵州建省在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并以“贵州”命其省名。由此“贵州”作为省名进入到国家行政系统中成为一省法定名称而沿用至今。对以一特定符号命名贵州,本文称之为贵州意识。贵州一省之命名,600年来人们习以为常。其实,这不单纯只是一个符号,贵州符号还内涵着多重的贵州意识及其形象。换句话说,贵州意识中还潜藏着哪些可以代表贵州的符号?这些符号又怎样在历史长河中被置换着?我们认为,首先,贵州意识是一套符号系统,贵州符号的置换也就是贵州意识的模塑过程。第二,就国家而言,贵州符号蕴涵的贵州意识不只是特定区域内对本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更是一种理念,是特定的地理空间居住的人群所交织着的共同产生的国家认同和本土归属理念,而这一理念本身却是一种有意识的历史架构。本文一方面要描绘贵州符号的获得及内涵的贵州意识,也要描绘贵州符号的置换,进而讨论贵州意识表现出的理念是如何在地方和国家的互动中被士大夫和文化精英建构塑形。

一、贵州、黔、夜郎:显性符号承载的历史蕴涵及溯源

我们讨论贵州符号及意识,首先就在于它作为国家行政地理区划的符号意识及内涵、在中央王朝的视野下行政区划以点——线——面的演变过程。由此,贵州的区域意识便丰满起来。今贵州省版图内有行政建置之期,犹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楚国之黔中郡[1]和秦置之黔中郡[2],今贵州东北一带便被纳入行政建置。这只是历史中复杂构成的一部分。历史表明,贵州本是一套符号系统的集成,它起于鬼方,又并行或延续为夜郎、黔中、牂牁、且兰、八番……最后集成为贵州,因而贵州符号意识是一次二千多年历史的塑造;因历史沉淀,这套符号在人们的观念认识中区分形成显性符号与隐性符号。

显性符号中“贵州”符号最具典型。贵州命名一省定型于明初,它指称明王朝新建之第十三个省行政区,此词本身书法为“贵州”却是方言讹误与国家认可,也是文化互动中塑造的符号结果。贵州名称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明人曹能始在《贵州名胜志》中引《宋朝纪要》云:“以鬼方地林多贵竹,原设有贵竹长官司,因以名州。”[3]于是有了行政区名贵州一词;清末贵州名儒莫友芝释贵州一词导源于罗氏鬼国,由鬼国之“鬼”变音为“贵”;民国初有学者据此又推论断定鬼方之鬼变音为贵州[4]。但考诸史料,有清晰史料可训的说法则是贵州之称源于唐朝的矩州。谨检下列数条史料简明贵州一名流变痕迹。

据《新唐书》载,唐在今贵阳一带设立行政区“矩州”:

武德四年,置矩州……以州南水方如矩。

北宋初,自五代占据了唐矩州的彝族土著酋长接受宋王朝行政统辖,史载彝族土著酋长普贵:

宋开宝间,纳土归附,仍袭王爵。[5]

彝族石人部落酋长普贵在宋太祖时期纳土归附,太祖赐以王爵,并亲下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正是这次少数民族政权过渡到国家体系内,有了贵州符号。

然而“贵州”符号之获得则完全产生于地方与国家之互动中的误读,是由“矩州”音讹为“贵州”。史载:

“有曰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用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焉。[6]

清代贵州方志(道光)《大定府志》详细地载记了一段故事,道出其变故的过程:

罗甸王……主色东出掠地,居于矩州之石人山,谓之石人部落。……主色既得矩州,遂为石人部落王子。唐明宗开成之二年,昆明大鬼主罗甸王及普露静王九部,各遣使附牂牁以来。普露静实普宁之演转也,石人部落即在九部之中。主色卒,别子仍居石人山,而长子阿更袭位,反居蒙阿。宋乾德五年,矩州石人部落王子若藏献方物,命为归德司戈,寻又使其子普贵纳土,太祖嘉之,封以王爵,命为矩州刺史。矩州语讹为贵州,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于是始有贵州之名。

可见,贵州作为一地名符号,乃是王朝/国家意志的结果。明代将唐、宋之三级行政区名升格为一省名,是明十三省级行政区之唯一例,同样也是王朝/国家意志的结果;如道光《大定府志》补述无误,则贵州称号的定型,既是因语言误读讹变所致,也是本土方言对中原文化的释读,这一变化本身蕴涵着重要的文化意义,体现出中央政府因俗而予以确认的姿态,也体现出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这是贵州命题的文化意义所在。

“黔”,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代表贵州的符号。在今天贵州境内,与黔为地名符号出现的相关记载有两个活跃期。一是先秦至秦王朝。“黔”称最早出现应是《史记·秦本纪》:“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里的“黔中”即楚国之黔中郡。再据《史记》所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置黔中郡。”[7]楚、秦之黔中郡,其地望都囊括了今之贵州东北部。这是贵州以黔指代的渊源。秦亡后,黔的指称归于寂寞。南朝至唐,“黔”字的行政符号再次活跃,据《华阳国志》载:“(陈)世祖文帝天嘉二年十一月,以黔中地归周。”《寰宇记》也载:“周保定四年,涪陵首领田思鹤归化,于其地立奉州,寻改黔州。”隋王朝时,有开皇五年“置涪川县,属黔州”,大业二年“置黔安郡”。唐王朝时期系于黔字的行政区划相当繁复,而且变换不定,这里我们只列其主要四个:(1)黔中道;(2)黔州都督府;(3)黔州(黔中郡);(4)黔江县。到宋代,有“黔”之称的有:(1)黔州黔中郡武泰军节度。(2)黔南路。可见南朝至唐400多年间,冠以黔的这些行政区,涉及到今天贵州境内,其地望主要在今天贵州东北和中部。

元、明二代,今贵州境内没有以“黔”字命名的地区。但明朝则直接将“黔”作为贵州的省称,由此贵州有了黔的正式代码成了国家地理系统法定一省之简称。明代贵州志书多以贵州“黔省”等书法,以黔省称贵州,黔指代贵州有了恒长性。同时,“黔”也不仅仅是一种历久不衰的地理符号,黔既是地域、也是文化,通过文人塑造内化成一种文化成为贵州意识代表,尤其是柳宗元《黔之驴》的误读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在后面将予以讨论。

贵州另一显性符号,当属著名的“夜郎”,也是二千年贵州史上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塑形的典型,成为贵州一个极其重要的显性符号。当代有学者称夜郎被发现功在唐蒙[8]。而夜郎首次出现于汉文献记载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书中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在史书中“夜郎”悠远历史的史影,却是与庄蹻联系在一起的。《后汉书》载楚将庄豪(蹻)受楚顷襄王之命,“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即灭夜郎”。[9]由此可知,西汉司马迁所记的西南夷中的夜郎,至迟战国晚期已是国家实体。故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称“至周末,夜郎始著。”

虽然《史记》所载之夜郎古国,其出现的时间、地望位置、主体民族,至今仍莫衷一是,但夜郎是一个古代国家,是今贵州境内的古代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夜郎最有资格为贵州的符号。首先,夜郎王国就其政治地理而言,它有明确的地理意义。在国家意识里,《史记》虽然称之为“蜀郡边徼之外”,但作为一个古代王国有相当的国境,记述其为西南诸夷中“最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述其国土:“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此后,作为古国的夜郎湮灭了,但“夜郎”一词从西汉至唐、宋,都没有成为历史名词,她演化在国家地理的词汇中,一直承载着政治行政地理的鲜活符号,在贵州建省前不断地被历朝历代作为今天贵州境内新行政区的地方的命名。如汉以夜郎名县,这一传统延续至唐。“夜郎”身上,沿袭着贵州千年流动的血脉,在斗转星移中承载着不变的江山。更因其“夜郎自大”而烙印上特殊的文化内涵,一直是人们指称贵州最为常用的行政地理称号,也是区域文化称号。

二、鬼方、牂牁、八番:隐性符号承载的历史蕴涵及溯源

很显然,无论是“贵州”、“黔”,还是“夜郎”,这些指称符号出现在国家的典籍、皇帝的诏令、士大夫和文人笔墨中,并一代代地延续至今,当然也就是贵州意识的一种显性标志,是今天普遍认同的贵州表征符号。但就贵州而言,尽管最可信的说法是贵州之称源于矩州,然而人们更愿意作文化上的追溯或考古,尤其是贵州与“鬼”被历史与想象联系胶粘在一起时,更给予贵州意识一缥缈悠远的历史情结:贵州境内上古有鬼方,中古有鬼国(罗氏鬼国),而鬼国则赋予它深厚的民族地域彩色。就此情结而言,可看做贵州符号代表除了上述显性符号,当还有潜在的隐性符号。

作为隐性符号,鬼方具有代表性。鬼方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古方国。但作为信史,却没有过多的载记,只在《易》《诗》《书》及《竹书纪年》等典籍中有“鬼方”活动点滴记载。如《周易·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同书的《未济》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清末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又在甲骨文卜辞中找到“鬼方”二字,如“鬼方亡阳祸”等。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鬼方作为殷、周时期的一个古方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它的强大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鬼方能否代贵州,这是饱受争议的一个历史命题。大抵汉唐时期的学者,大都把鬼方解释为远方、方国,很少有人将它与处于西南的贵州联系起来。只是到宋、元以来,方才有学者将“鬼方”地域定格在以贵州为主的西南地区。到了明以后,贵州许多地方志的编撰者更直接将贵州历史上溯到了商周时期的鬼方国,如明末人曹能始在其《贵州名胜志》中就写道:“贵州之名古未有也,其治所则殷商之鬼方。”[10]此后史不绝书地编入本地方志内。

可见,一个之前于贵州没有意义的鬼方,完全因贵州建省而有了实际的符号价值。很多研究贵州的学者和贵州本地的学者都自信地将鬼方与贵州古代历史衔接起来,执鬼方争议于不顾其目的也正在于此。故民国时期任可澄主纂《贵州通志》时,更撰写了《鬼方考》一文,集宋元以来研究之大成,将鬼方认定在今贵州[11]。这一方面说明了鬼方这个符号对于贵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是黔人自强自信的意识表现。如此一来,鬼方就不仅仅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强大方国,而与贵州之上古历史联系起来,并成为贵州意识的一个代表性的潜在符号。

牂牁(牂柯),也是区域文化中贵州历史的符号标志。牂牁是春秋时期西南(今贵州境内)一个方国。“牂牁”一词首见于《管子·小匡》,“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据此可知,在齐桓公确立霸主地位之时,牂牁是南夷古国。牂牁古国的命运因后续史料阙遗而不彰显,只是以史影的方式见诸汉代的文献中。又至《华阳国志》或《后汉书》中,却由于庄蹻事迹而接续。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远古西南大国形象得到国家认同,这可以从西汉后牂牁一名成为诸行政区命名而证实,也是牂牁一词保持生命力的原因。如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征讨南越的过程中,汉八校尉行诛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12]可见,选择牂牁名之行政区划,其原因当是之前牂牁大国形象给汉王朝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就是之前强大的牂牁国在西南有号令周边的威望,故当汉置牂牁郡时,其辖有夜郎、且兰,夜郎、且兰都曾是古代的国家。

自此牂牁固化为国家地理的符号,牂柯或为郡,或为州、县、或为方国(土酋),频繁地活跃在今贵州境内。前述元鼎六年所置牂牁郡,是国家正式在今贵州地域内设置郡级地方行政机构,此后有汉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13]、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夜郎王兴被牂牁太守陈立所杀,夜郎国亡,牂牁郡权限再次扩大,领有夜郎、且兰、平夷等l7县。

自汉以降,牂牁作为中央行政区划在史籍中越来越明显起来。虽然那个众族聚居的强大牂牁古国名称在史典的记载中渐渐被淡忘,乃至消逝,但牂牁作为今贵州境内的一个行政地理符号却延续了下来。此后更有汉武帝时移民形成的“牂牁大姓”,再如隋唐时“牂牁蛮”的称谓,五代时的牂牁州等等。总之,“牂牁”一词一再被借用,无论是郡县名、地方势力名还是民族名,它都是贵州意识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且指代的地理区域相当于今天贵州大部地区。因此,作为一个被尘封的贵州境内上古国家的历史印记,它理应被视为一种贵州符号。

可作为贵州隐性符号的指称还有许多,如且兰、水西(亦溪不薛)等,但“八番”符号更有其突出价值。古代称之为“八番”的行政地理范围,即今之贵州省域的核心地区,八番[14]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今贵州境内所置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简称。治所设于贵州(今贵阳),其辖地与水西共同构成了贵州的半壁江山。

“八番”之构成,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八番:程番、韦番、方番、洪番、龙番、金石番、罗番、卢番也,龙番又有卧龙、大龙、小龙三番,而实与龙番同种,故云八番。”然此处八番只是一个泛称,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但总体来说却大致是以八个大姓番为主流的。大姓始于汉武帝时“乃募豪民田西南夷,入粟县官,而纳受钱于都内”[15]之后,经三国时黔北地区形成了“三蜀”大姓龙、傅、尹、董和谢氏。两宋时有“五姓番”、 七姓番。元朝至元十五年、十六年间,“罗殿国主罗阿察,河中府番主韦昌盛皆纳土来降。……西南番等国,卧龙番主龙昌宁,大龙番主龙延万,武盛军番主程延随,遏蛮军番主罗笃,太平军番主石延异,永顺军番主洪延畅,静海军番主卢延陵皆来降……朝廷立八番宣慰司。”[16]至此“八番”形成。

追述八番沿革史,是因其内涵着贵州符号意识的价值。首先,八番是在夜郎故地上兴起的民族政权演变发展而形成,它承接上古的夜郎、中古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在元代集黔中为一体,最后形成明代贵州建省的核心区域,并以八番府治贵阳为一省省会,因此,八番身上承接着过去、开创了贵州的未来。第二,八番代表贵州有丰富的内涵,它将许多地方土著包容在八番概念之中而有广泛的贵州地域代表性,它统领之番地几乎包括了建省时的三大土司地,就是后来明代贵州的基本疆域;其番民即是贵州的主体民族;大姓即代中央行政的土司。土司疆域、番民、土司,三者构成了贵州建省所需要的地理、居民、行政管理等要素,故元代的八番实为贵州省的雏形,今天已成为历史地理名词的“八番”,也理应是贵州符号集合中的一个重要符号,也是贵州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国家视野下被深描的贵州意识蕴涵的流变

上面二节的论证不外说明,无论贵州、黔、夜郎,抑或鬼方、牂牁、还是八番,都通过行政命名而成为了国家记忆。然而,这些符号同时也是区域认同意识与国家视野下行政演化的互动所形成的贵州意识。要理解区域意识认同与国家观念互动这样一个过程,士大夫或文化精英对其构造则最不可忽视。

士大夫通常都是在国家行政演化模式下塑造贵州形象,不过是以王化/归化(教化)的思维与理解,将其统领在夷夏之辨意识中完成建构贵州意识。如果以今天贵州区域为基本点追踪贵州的意识,最早塑造贵州形象的思想出发点则是“夷夏之大防”。班固在《汉书·叙传下》中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明确地将贵州与中原、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谨守“夷夏之大防”。此意识也折射在即使为贵州证明的士大夫的集体意识里,以鬼方最为典型。建省后争相将鬼方命名于贵州一地,诉求在强调本地区与“文明”的中原的自然联系,其本意是为贵州非“化外”正名,然而其表达的潜意识折射的却是王化/归化思想。于是我们看到,在追述鬼方渊源的记载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后汉书·匡衡传》释鬼方时更直言“成汤化异谷而怀鬼方”,诸言论无不内涵着强烈的向化色彩。很明显,明代以来贵州学者以鬼方附会贵州上古史,实际上是国家意识通过地方士大夫的话语表达,来塑造贵州意识。

由于“夷夏之大防”和“怀柔远方”成为国家意识,由此为认识起点,偏僻的贵州就留下了落后、野蛮、荒凉的第一印象,并经后来文人接着塑造的贵州意识,而深深地烙印在国人心中,千百年来挥之不去。其中三个唐代著名文人更是推波助澜深描了此印象。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谓“播州(今贵州遵义)非人所居”。尽管李白没有到过夜郎[17],在他30多首与夜郎有关的诗歌里,更将夜郎塑造成化外遥远、荒凉边鄙之形象,如下诗行最为典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18]“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19]“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20]“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21]再有,前面论说到“黔”可以说是贵州意识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而一篇本“黔无驴”的论说却在文人们的演义中塑造了“黔驴技穷”的形象。唐朝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驴》本申明“黔无驴”,且文中之“黔”也与今贵州之“黔”非同一地域,然在后来文人的演义中生生地衍生出了贵州“黔驴技穷”这个成语。“黔驴技穷”等文化意识由此强加在贵州意识中。

最典型的莫过于“夜郎自大”了。如果说黔驴技穷还是中原人对贵州误读的话,那么夜郎自大就是在中原文人历史观念的错位中被塑造出来的。前文已经提到,夜郎是贵州意识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在司马迁的眼光中,“夜郎最大”,这本是一个西南夷中的历史大国形象。有此底蕴,才有敢与汉使者论国势之对话:“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22]然而,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文人的笔墨中,夜郎最大”演变为“夜郎自大”[23],夜郎自大便被强加于贵州身上,更由于清初蒲松龄再以申说[24],因其著名文学家声望之影响使“夜郎自大”与“黔”一道成为国人心目中贵州的另一个恒定符号。如清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抚剿生苗情形疏》中就提道:“诚惟下游之黎平、镇远、都匀、凯里等处生苗,盘踞于黔、楚、粤三省接壤之间,阻隔道路,难通声教,仍然夜郎自大,肆意横行,地方官从不敢过问。”[25]云云,不一而足。

由上看出,在中央王朝的视野下通过士大夫和文化精英们不断塑造,蛮夷、荒服,不开化等概念便被加于贵州的形象上。贵州往往就处于这样被描写的地位,于是,有人便有意将其误读附会,更以讹传讹,固化为贵州意识,以至于贵州出生的本地人,“亦谬自陋,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26]

明朝贵州建省后,这种观念则为之一变。如明史有载:“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27]贵州虽然后来获得“比同中州”的美誉,然而,这一切也离不开“夷夏之大防”和“怀柔远方”的固有文化形态,只不过是从另向度,即归化即文明的思维模式来模塑贵州而已。这就是贵州建省后开科取士,风气渐开,文明渐积的路数。

杨升庵序嘉靖《贵州通志》,就反复申明贵州自明初开省以来,“百七十年来,骎骎乎济美华风”,地方“人士争自磨砺,以笃祐文化,翼赞皇猷,与为多焉”。他还议论驳斥那些认为贵州因边远地僻而轻蔑贵州的人:“余尝慨今之议论,以边徼为逖远,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厌薄之。呜呼!边可轻乎哉?衣之裔曰‘边’,器之羡曰‘边’;而器破必自羡始,衣坏必自裔始。边徼之说,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而后江东之序(万历)《贵州通志》更认为黔地“英声俊勣,播溢三危,概可观矣。嘉、隆以来,代不乏人,或铁石之衷,耀奇于御侮;或瑶华之藻,展采于天庭;亦有却金茹淡,继美关西之清;迁客硕儒,讲明洙泗之学。是皆质之于前而有光,俟之于后而可法”。在(万历)《贵州通志》中更一扫班固“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的民族与地域偏见,认为“黔于古非异域”,肯定贵州早在先秦时期就属华夏版图之一。其更盛赞贵州“山经水纬,天地献其奇;重峦叠嶂,造化佐其险。固荆楚之上游,而滇南之锁钥也。非所称徼外一大都会哉!”大儒顾祖禹亦认为贵州“风气日开,人才亦渐出,今中国衣冠固多流寓其间者,且英雄俊伟之士亦何地不生?而谓贵州终于狉獉之俗也,吾不信也。”[28]

然而,最有资格并有能力真正记录贵州历史、塑造贵州意识的只能是本土精英。明清两朝,随着中原地区移民的不断进入,经济的发展,儒学的广泛传播等等,贵州本地出身的读书人日益增多,并涌现了一批熟习经史的学者以及一批在朝廷政治和学术上都有相当大影响的官员。这些地方精英比较成体系地建立起了有关贵州地方历史的解释,通过在以一省一地为单位编纂的文集、人物传记和地方史志等地方文献,改变贵州历来在国家视野下形成的边鄙、落后之形象,重塑贵州意识。尤其是通过地方志的编修,以历史记录和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地方文化意识。明清两朝,是贵州士大夫藉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将地方秩序整合到王朝秩序中的重要时期。贵州的地方文化精英们通过对本地地方志的编纂,一方面大长了黔人的志气,使得黔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地方认同感;另一方面也向国家宣示了黔地“地方文化主体自我意识长期沉睡之后的存在性领悟与觉醒”。[29]从此,贵州不再是蛮夷穷荒之地,而是文明乐教之所。

我们来看看这些贵州的地方志中,贵州的本地地方精英是如何塑造贵州意识形象的。

(嘉靖)《贵州通志》:“贵州……入圣代始建官立学,驱鳞介而衣裳之,伐艿而郡县之,刬岩落而卫守之,百七十年来,骎骎乎济美华风。而嘉靖中又特开科增额,人士争自磨砺,以笃祐文化,翼赞皇猷,与为多焉。”

(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宣慰司“文教丕显,风气和平”;普定卫“诗书礼乐不减中州”;安庄卫“尚儒重信”;安南卫“浸有华风”; 新添卫“多读书尚礼”;普安州“士业诗书,尚文重信”;镇宁州“务学力耕,颇循汉礼”;镇远府“风气渐开,人文丕显”;贵阳府“俗尚朴实,敦礼教,士秀而文,渐渍文明之化”。其中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可以看出,当时贵州各地确实深受儒学影响,再不是中原人眼中的蛮夷荒服、不通声教之地。

(康熙)贵州通志:“贵州风犹近古,务质朴,耻夸诈,虽有硕德懿行,恒隐而不扬。”

(乾隆)毕节县志:“文物声明,彬彬称盛。”

(嘉靖)思南府志:“文教覃敷,民俗渐化,故士育于学,往往取科第,登仕版,可方中州之盛言。”

(道光)遵义府志:“其郡闾阎之殷赈,物力之丰阜,风土人文之秀泽,一切与中州等。”(道光)贵阳府志:“山川秀发,人文蔚起。”

(道光)大定府志:“我朝始设郡县,二百年来,彬彬文化。”

(道光)兴义府志:“礼乐彬彬,人文蔚起,风俗醇美,允臻极盛……人物典章,诚志不胜志也……风气敦庞,士乐诗书,民安耕凿。”

(道光)广顺州志:“自明置专藩,襃为郡邑,暨乎中叶,风会日开,典章渐备。以年来所经历,山接蚕丛,江通云梦,幽秀雄奇,不可殫述。岂惟滇粤之要津,抑亦灵秀所钟毓,古之名贤巨公往来此土者固多;即志乘所载,里閈所生,忠孝、文章、修行、立名之士,亦复不少。我国家文教遐敷,精华日出,济济多士,其笃生正未可量。”

综上所述,贵州意识的塑造是在两种思维下完成。其一,鉴于贵州在地理上僻处西南,历代都被视为蛮荒之地,正因如此,贵州地方文献总是要特别强调本土与“文明”的中原两地文化上的联系,因而经一代又一代学者建立起来的贵州地方历史叙述,就是贵州这个化外荒芜之地逐渐文明开化,在文化上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部分的历史。可以说,促动贵州符号定格的最根本意识是国家意志,以向化的文化形态推进着其完成;贵州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看做是一个贵州本地不断为中原所向化的过程。其二,建省后有了一批在贵州乃至全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富有影响力的本土精英,贵州人开始掌握自己的话语权,而不再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尴尬。于是在编撰地方文献、颂扬前贤的同时,编者也表现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将贵州文明史推演至上古,在历史发展中彰显贵州文化,从而塑造出了他们心中的贵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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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带,原属楚国,即《史记·楚世家》所记的“黔中郡”。

[2]公元前229年秦昭襄王派将军司马错夺取楚黔中,建立黔中郡。

[3]引自吕幼樵等编著:《贵州名胜志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任可澄:《且同亭集 鬼方考》载(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贵州名胜志研究》,第63页。

[6](道光)《贵阳府志》。

[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8]贵州学者史继忠言是唐蒙发现夜郎。参见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对《史记》一段记载的解读。

[9]范晔:《后汉书》卷八 列传七十六 《南蛮西南夷》。对于庄蹻这次征伐的目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周之季也,楚顷蘘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

[10]引自吕幼樵等编著:《贵州名胜志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1]任可澄:《且同亭集·鬼方考》,(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2]班固:《汉书》卷九十五 传六十五 西南夷。

[13]班固:《汉书》卷二十八 志第八下 地理下。

[14]所谓“番”,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道:“南方曰蛮,亦曰西南番。今郡县以外,过羁靡则谓之真蛮矣。”又说:“此等前世盖尝内附,谓之西南番。”

[15]班固:《汉书·食货志》

[16]《元经世大典·招捕总录·八番顺元诸蛮》。

[17]关于李白究竟有没有到夜郎,有没有在夜郎生活过,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本文无意讨论此问题。

[18]李白:《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19]李白:《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

[20]李白:《南流夜郎寄内》。

[21]李白:《江上赠窦长史》。

[2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23](明)程开祜《筹辽硕画》中有“屈夜郎自大之体,敦旷世之湮典……”句子。参见闫平凡:《试论“夜郎自大”一词的出现与贵州开发》,2012年6月30日,未刊稿。

[2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此后,“夜郎自大”变为一成语。

[25]《钦定平定金川方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三一○《土司传》

[26](明)丘禾实:“黔记序”,载郭子章《黔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州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1。

[27]《明史》卷三一○《土司传》。

[2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叙》。

[29]张新民:《贵州史学的兴盛于方志学的繁荣》,载《贵州日报》,2003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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