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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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波在黎明前倒下(下册)

冰波在黎明前倒下(下册)

作者:何光渝 阅读量:15 点赞:0

1949 年 9 月,在贵阳,一位年轻的中共贵州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 34 岁;11 月,他的妻子也被杀害,年仅 28 岁。

此时,距离贵阳解放仅十来天时间。

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青年作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小说创作的执著和酷爱,足以让后世的文学青年们倾慕和赞叹。他并非职业写作者,他没能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是,就我们今天仅见到的一些作品,以及他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就已经确定了他在 20 世纪贵州小说史中应有的位置。

他的名字是:王启霖。他的笔名是:冰波。

王启霖(1915 年 8 月—1949 年 9 月),曾用石磊、王慰民等化名;笔名为冰波、搅、万江。他的原籍是贵州仁怀县,出生于贵阳。其父为地方军阀政府的高级文官。王启霖 1927 年在贵阳正谊小学毕业后,入省立贵阳中学读书,读至高中二年级时,就于 1933 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但他对所学专业兴趣不大,第二年便休学去了上海、杭州一带,一面游历,一面自习文学。1936 年,他去日本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报考大学。不料,1937 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启霖满怀爱国热情,于 10 月间返回家乡贵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初,王启霖在《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做编务,与作家蹇先艾等一起,利用这个合法的文艺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 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他曾负责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简称“社座”,是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和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筑光音乐会等抗日救亡进步群众团体的工作。1939 年至 1940 年春末,他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后因国民党贵州当局加紧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王启霖按照贵州地下党的安排,于 1940 年秋离开贵阳,疏散转移到广西桂林,然后参加了新四军,在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不久,发生皖南事变,王启霖被俘,侥幸脱险后去香港。香港沦陷后,他辗转桂林、重庆、昆明、衡山、贵阳等地,先后在桂林师范学校、重庆民兴中学、乡村建设学院、昆明南著中学和衡山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任教。他一面向学生们宣传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一面积极从事革命工作。1947 年夏,他因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六一”大逮捕中被捕,因未暴露身份,数日后获释。1949 年初春,王启霖与其妻刘家祥回贵阳家中过春节,节后在返回湖南衡山师院途中,被当时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留下返回贵阳,参与编辑出版地下油印刊物《真实》。同年 6 月,他与妻子同时被捕。9 月,年仅 34 岁的王启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1 月,年仅 28 岁的刘家祥亦遇害。

王启霖在他短促的人生岁月里,在参加抗日救国和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的同时,顽强地从事文学创作,以此来反映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与斗争,为抗日救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据迄今为止已知的资料表明,王启霖用冰波等笔名在《文艺阵地》《文学月报》《野草》以及《广西妇女》月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其中,有讽刺蒋介石的童话《皇帝的巡礼》,短篇小说《迫害》《告密者》《朋友,伸出你强有力的手》等。此外,他于 1941—1942 年间创作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长篇小说《煎》,1943—1944 年间创作了反映贵州彝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1945、1948 年创作了表现青年师生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中篇小说《狂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和《煎》,据冰波的同乡好友林辰(本名王诗农,后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的回忆:

……在民兴中学期间,我曾经看过他一部长篇《四围山色中》的原稿,内容是描写贵州彝民生活的;又听他说,还有一部以皖南事变为题材的长篇《煎》,约三十万字,曾请茅盾先生看过,认为可以印行,便设法替他送往延安;不知是途中遗失还是别的原因,后来一直没有消息。(林辰:《狂雨•写在前面》,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 8 月)

另,据黄慧珠(当时为生活书店中共地下党员)回忆:为避开特务追踪,启霖化名王慰民,一到香港,找到栖身之所后,就日夜疾书,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约 30 万字、反映皖南事变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他怀着对抗日救亡和革命事业的一颗炽热的心,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新四军的火热的战斗生活,亲同手足的同志关系,指战员们对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同时,他怀着满腔义愤,揭露了事变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勾结敌伪,四面包围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和罪行。初稿完成后,他就去找当时在香港生活书店工作的邵公文(注:黄慧珠之丈夫)同志,商量为这部长篇小说取个恰当的题目。他们想到周恩来同志于皖南事变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闻名中外的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决定用题词中的“煎”字,画龙点睛地概括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

《煎》,大约在 1941 年 10 月前后完稿,即送当时在香港的茅盾先生审阅。茅盾读后,很是欣赏,当时茅盾也是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编委,经他推荐,该刊编委会决定待夏衍作的《春寒》登完后就连载《煎》;孰料同年 12 月 8 日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侵占了香港,《煎》未能问世。因离港时路上不便携带,他把稿子藏在香港,后在战火中遗失。

遗失了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呕心沥血赶写出来的近 30 万字的作品,对启霖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1942 年春天,他和刘家祥同志带着一个在归途小舟上出生的孩子,回到桂林。那时,他们家和我们家同住在桂林施家园一座破旧的屋子里,启霖在帮助爱人照顾婴儿的同时,又顽强地提笔,重写长篇小说《煎》。

在婴儿的啼哭声中,在昏暗如豆的桐油灯下,启霖再一次日夜赶写,大约又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将书稿完成,送给也已回到桂林的茅盾先生审阅。茅盾怀着对这位青年作家的厚爱,甘冒风险,应允将此稿设法送解放区。但事与愿违,在当年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与解放区联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部重写的《煎》再次宣告遗失(黄慧珠:《回忆王启霖烈士的文学创作活动》,《贵阳党史资料》1983 年第 7 期)。

冰波的中篇小说《狂雨》,创作过程也极为曲折。1948 年 9 月 17 日,当冰波在重庆再次重写完这部小说后,他写下了短短的《后记》:

……开始到结尾,经历三月时间,这是我写作最迟钝的一篇。以上,是三十四年(注:为 1945 年)九月十七日写的。这部稿子,后来抄好送给上海某杂志,但竟不幸中途被朋友遗失,我也更觉索然,对这件事完全忘记了。

近来,又在教育界经历些变迁,一个寂苦而酷热的日子,突然想起了它。连忙找出底稿,从头读下,竟还在烧炙着我的心,这不也是在写目前吗?(冰波:《狂雨•后记》,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 8 月)

林辰在《狂雨•写在前面》一文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追述:

至于这部《狂雨》,初写于一九四五年,最后写定,则在一九四八年。这年夏天,他突然从贵阳来到重庆,和我一道住在张家花园;天气很热,每天一早,他便挟着稿子,到罗斯福图书馆(今西南人民图书馆)去作第二次的修改,直到黄昏才回来吃饭。大约经过一个月,他才改好,抄完,再亲自用线装订成册。我看了过后,说放在我这里吧,有机会找个地方发表。这样,便留了下来。大约在十月初,他匆匆经贵阳去衡山国立师范学院,不料这次分手,竟是我们最后的永诀!

根据上述材料,可见冰波不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对文学创作极为热爱、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只可惜,他千辛万苦创作的结晶几经坎坷,不知所终。好在,他的《狂雨》,交给林辰后虽然一时没有适当的机会联系出版,但总算得以妥善收藏。全国解放后,林辰将文稿交给冯雪峰;冯雪峰即收入他主编的“文艺创作丛书”中,于 1951 年 8 月由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这时,已是冰波夫妇被害两周年祭了!

冰波的创作道路历尽坎坷,曾四次遗失在千难万险中写就的近百万字的三部小说原稿,但他仍然“痴心不改”,在十分特殊的险恶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提笔,从头再写,锲而不舍,战斗不息。为什么?正如他 1948 年 9 月 17 日上午在《狂雨》后记中最后一句话所说:“愿这类‘狂雨’早日成为过去的血泪,由青年们头上取去重压,使他们立直起来!”

冰波的小说,无疑是属于革命文学一类的。这不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而且从他仅留下的几篇作品中,也表明了他是一个代表了被压迫者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的反映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封锁线》(重庆《文学月报》,约 1941 年),揭露汉奸卖国贼的短篇小说《告密者》(《广西妇女》1942 年 7 月),《朋友,向我伸出你强有力的手吧!》(《广西妇女》1943 年 3 月),为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妇女呐喊的短篇小说《迫害》(《广西妇女》,1942 年),以及出版于他牺牲之后的中篇小说《狂雨》,都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强烈爱憎和毫不隐讳的政治倾向。正如林辰在为冰波遗著《狂雨》出版时所写《写在前面》中说的:“⋯⋯这是战死者的战绩的一页,是一个渐臻成熟便为反动派戕害的作者对于国民党黑暗统治所作的一角的记录,是应当让它流布的。”

在发表于皖南事变之后不久的《封锁线》中,冰波直接写一支由罢工工人、农民、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队伍,他们相互称“同志”,共同为抗日救亡而战。作家以炽热的感情,较为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破坏日寇控制的铁路线,胜利通过日军封锁线的情景。小说着重写了这支部队中的五个女战士:波、竟、非、纯、慧。波原是上海“一个热烈的文化工作者”,竟则是上海东洋纺织厂罢工的女工,非、纯、慧都是天真无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她们为共同的抗日救国的目标,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作家在描写偷越封锁线的过程中,着意写出革命集体的温暖,同志之间的友情。小说中塑造的“种田人”何二爷,被日寇强迫去看守铁路,无意中帮了日寇的忙。当他明白日寇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后,便义无反顾,坚决站在抗日军队一边,帮助抗日军队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这个人物的塑造,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抗日的强大力量,原本就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

正如重庆《文学月报》的编者在“编后记”中所说,这篇小说“虽然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还缺少着墨,而题材和文字上却有着一种清新的气息”。

冰波写于 1942 年的短篇小说《迫害》,是一篇十分感人的佳作,是他对吃人旧制度的控诉,对被压迫受欺凌的弱小者的真诚同情与支持,也是他深入实地了解下层妇女生活之后的悲愤之作。在桂林时,一次,冰波同亲戚在城里偶遇妓女纠缠,他的亲戚很厌恶地将妓女推倒在地,冰波却表示同情,并说该恶心的是使这些妓女失去做人资格的肮脏的社会。这件事情大大触动了他,产生了要反映这个黑暗角落的愿望。他在妻子和《广西妇女》月刊一黄姓女同学的支持和陪同下,三人全着男装,在夜间去到一所“青楼”,待鸨母收了钱走后,他们向前来侍候的三个女人亮明身份,说清来意。于是,六个人紧闭房门,长谈一夜,直到东方发白。不久,冰波以一个农村妇女被拐卖到妓院的悲惨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迫害》,发表于《广西妇女》月刊上。

小说主人公“她”,是一个受尽了凶恶婆婆辱骂欺凌的年轻媳妇,因为没有生育,因为丈夫被拉了壮丁,粉碎了汤家婆婆“希望年轻力壮的儿子讨了老婆,能把这份家撑持起来,再多少买点地,将这快倒的破屋修理修理”的梦想,被婆婆认为是败家的“扫帚星”,将她卖给了赵大爷,换了一百元的钞票。惯做拐卖人口生意的赵大爷,几经转手,将汤家媳妇卖到了离家乡很远的地方,进了鬼门关似的妓院。她一直不明不白、懵懵懂懂,不知就里。直到被“干妈”逼着去“接客”,才发觉自己掉进了火坑。她终于奋起反抗,被一次次地关进“厨房旁边的临时厕所里”,但她始终不屈服。在小说的结尾,她终于逃了出来,把绝望的呼喊长留在那“高而怪”的夜空中。这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可称道的作品。作家塑造的主人公汤家媳妇,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她沉默、怯懦、逆来顺受的性格,在作家笔下刻画得很有层次。这似乎正应了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她所受到的双重“迫害”的悲惨命运,她的爆发和反抗,表达了作家对于被压迫在最底层妇女们的深切同情和殷殷期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家对于国难时期汉奸卖国行径的强烈憎恨、揭露和批判。短篇小说《告密者》和《朋友,向我伸出你强有力的手吧!》正是这样的作品。

《告密者》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大义灭亲,告发变节做汉奸的丈夫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伊”是一个农村妇女,她跋涉几千里,“经历了不少困苦和辛劳”,在后方的 F 城找到了做医生的丈夫。然而丈夫对她却非常冷淡,她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丈夫“担负着不可告人的工作”,成了汉奸,在给日本侵略者提供情报。她经过反复考虑后,向当局告发了丈夫。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妇的形象,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不可战胜。小说情节单纯,语言朴实,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非常细腻。

约莫四千字左右的短篇《朋友,向我伸出你强有力的手吧!》,也是以妇女为主角,并从女性视角进行叙事的。与《迫害》相似,在这篇自白体的小说中,女主人公“我”也是一个生性怯懦、顺从的人。她跟随做生意的丈夫在香港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贪财、谨慎、胆小但工于心计的丈夫,在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便到日寇刚成立的“日本军民政部”“做事”,投靠敌人,当了汉奸。作为妻子:“我从心里不赞成,甚至鄙夷他们的行为,却不敢表示,唉,唉,除了沉默和偷泣,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又变得无力而胆怯,怯弱与苟安的习性又主宰着我。”终于,有一天,一个喝醉的日本军官闯进了她的家,当着她丈夫的面对她非礼。丈夫“哭丧着脸求他,掏出怀表和钞票”,并把家中 19 岁的女工抓来,硬塞在日本军官怀里。“我”终于与有一颗“无耻的心”的丈夫彻底决裂,“我得直起腰来,我懂得应该走的大道”。在结尾处,尽管“我”还希望“经常在荆棘上勇往”的“朋友”“向我伸出你强有力的手吧!”但一位由怯弱到刚强、由顺从到反抗的新女性形象,已经成功地跃然纸上。

冰波最重要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狂雨》。1943 年夏,他离开桂林赴重庆,先后在南岸民兴中学和乡村建设学院任教。1945 年夏,他根据自己在中学任教期间亲身经历的青年师生遭迫害、教育事业遭摧残的事实,着手写作中篇小说《狂雨》。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事变中,我便蓄意提笔了。”但因生活极不安定,没有写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反共、反人民,对青年学生的镇压与摧残变本加厉。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冰波“再生活,再思想,封建势力的温床可曾捣毁?教育可曾有些儿新生?”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冰波又拿起了笔。

《狂雨》是一部紧贴现实的作品,通过一个偏远乡镇中学里发生的故事,深入地刻画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黑暗,围绕着开除坏学生章现才、“割掉”“嗣成的一个疮”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及其发展变化,传神地勾勒出学校内外各色人等的形象,揭露并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进步教师的迫害,展示了国统区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尖锐斗争。小说具有鲜明积极的思想意义。作家匠心独运、精心塑造了进步教师江明的形象。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热情、果断、敢于开拓。当他受聘担任了嗣成中学的训导主任后,决心兴利除弊。江明的信念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总希望同学们不特得到知识,而且学会怎样过健全的生活。”他满怀信心地团结志同道合的老师们,把戏剧、文艺、时事、音乐、科学、体育等都计划到学生的课外活动中。为了严明校纪,他坚决主张把多次侮辱女学生、捣乱学生演剧的“流氓学生”、害群之马、学校董事长的侄儿章现才开除出校,因而惹下了大祸。一方面,以章现才之父章仲成为代表的乡镇封建恶势力布下了“狂雨”:在街上贴满辱骂的字条;派流氓散兵封锁到学校的通道,威胁不许女学生进校;指使流氓地痞围攻学校、殴打教师;挑唆驻军以搜查逃兵为由进校捣乱;发出以死威胁的恐吓信等等。另一方面,以外号“八戒”、有三房姨太太的校长,教古文和地理的封国原,童军教练老黄,爱唱淫荡《花仙剑》的算术教员钱世有等为代表的校内守旧势力,又里应外合地掀起“暴风”:攻击江明等人使得“学生之嚣张、管理之松懈,实足以为天下冠”。但江明毫不畏惧,顶风冒雨,在教导主任何士海、国文教师文惠之和进步学生们的支持下,坚持与地方恶势力斗争。最后,校长和乡长竟合伙密谋,要以“异常分子”“窝藏逃兵、破坏役政”等足以杀头的罪名来抓捕江、何二人,江明、何士海、文惠之不得不离开“现在还在封建流氓重压下挣扎”的学校,但他们的正义行动,却深深地留在学生们的心中,“这半年,我们学得太多的东西,我们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你们指点的路。你们走了,我们要永远纪念你们,先生们不要失望,我们绝不会让你们失望。”这是学生周君平送别他们时说的话,这也是学生们共同的心声。

在《狂雨》中。冰波的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展现,表现了他刻画人物的杰出艺术才能。书中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江明、何士海、文惠之,还是章仲成、校长、封国原、老黄、钱世有,以及学生秦皑、章现才、赵良、周君平等,都得到了相当生动的描写。作家设置了几组人物关系和矛盾,在矛盾中展现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推进矛盾冲突。作家往往是简单勾画几笔,一个人物的形象特征就跃然纸上。《狂雨》的语言优美清新,运用贵州方言恰到好处,使之既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又表现了小说环境的地方色彩。小说中的不少描写,有较浓的抒情性,显示了作者观察与表现生活的独到才能。

作为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和小说家,冰波在黎明前倒下。但我们永远怀念他。


                                                               《文史天地》2001 年 8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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