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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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乡: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下册)

宦乡: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下册)

作者:丁乃宽 阅读量:16 点赞:0

我国资深外交家、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宦乡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正在阔步前进,宦乡生前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热切希望在许多方面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所作出的贡献,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

宦乡同志是贵州遵义人,生于 1909 年 11 月 2 日,青少年时期在武汉学习。他从小就不是一个满足于伏案苦读、“安分守己”的学生,而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敢作敢为的青年。1925 年,在全国反帝运动高潮的影响下,他组织同学起来驱逐他所在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因而遭到开除的处分。后来他来到上海,考进南洋中学,毕业后升入交通大学,后来由于资助他上学的交大管理学院徐佩琨院长出国,他遂不能继续学业。在徐的帮助下,他远涉重洋,前往英国,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回国后,他考进宜昌海关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第三战区政治部参加工作。1938 年进《前线日报》社,不久即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写出了大量宣传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社论和专论。皖南事变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关系,营救了冯雪峰、王闻识、郭敬堂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抗战胜利后,宦乡热切地希望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建国。他原来就同《前线日报》的领导人在办报方针上长期存在分歧,至此,他们合作共事的政治基础完全消失了。宦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深知即将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机智地摆脱险境,前往上海。后来应聘担任《文汇报》的副总主笔,同时为《文萃》《周报》《中国建设》《世界知识》《国讯》等进步刊物写稿,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呼吁和平和民主。在他和报社其他同仁的努力下,《文汇报》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反映人民呼声的一面旗帜,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仇视,并于 1947 年年中被勒令查封。宦乡也受到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国民党表示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条件是要他出国,遭他拒绝。此后,他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战斗。通过这两年多的斗争实践,他加深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本质的认识,也看清了美帝国主义以调处为掩护,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真面目。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并于 1948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 年年底,在上海白色恐怖愈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奉命转移到香港。翌年初,他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同一大批民主人士一起经大连到达华北解放区。天津解放后,他一度担任由《大公报》改组的《进步日报》的总编辑。不久,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政协副秘书长。大会设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召集人是周恩来,秘书是宦乡和杨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由宦乡执笔,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调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1954 年,他参加了两次日内瓦会议。在中英达成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协议后,他出任首任驻英国代办,前后达 8 年之久。1963 年回国后他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文革”初期,他受到冲击,后来下放干校劳动。1975 年,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提名,他复出工作。 1976 年 4 月,他出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兼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直到 1978 年 4 月回国。

1978 年,他转到学术界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几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在他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陆续组建了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亚太研究所。

1982 年,他身负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任务(1988 年初改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担任其总干事,直到 1989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逝世。

宦乡同志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担任许多社会工作,曾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名誉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他还是摩洛哥王家科学院国外院士、伦敦经济研究院名誉研究员。1986 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宦乡同志著述很多,编辑成书的有《纵横世界》《纵横世界续编》,和《宦乡文集》上下卷。

笔者从 1983 年初开始,在宦乡同志直接的领导下工作,直到他去世。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他终其一生关心国家命运,忧国忧民,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深受教益。现在捧读他的遗作,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倍感亲切。他在遗著中留下的许多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将会长时期地使读者受到深刻的启迪、鼓舞和感召。我由衷地认为宦乡同志不愧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突出的特点,值得后人学习。下面介绍我感受最深的几个方面。

一、执著的爱国主义精神

宦乡生于清朝末年。从他懂事的时候起,国家就处在外有列强欺凌宰割,内有军阀混战,内外交迫,民不聊生的境地。同时,这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救国救民,前仆后继、纷起抗争的时期。这样的时代培育了宦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为了国家利益奋斗终身的强大动力。

宦乡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内含表现出来,但是在实质上是始终一贯的,那就是为着实现当时全民族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奋斗,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前线日报》的工作,这从他写的大量社论、专论可以看得出来。他密切跟踪军事形势的发展,包括国内战场、西欧北非战场、苏德战场,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场,举凡战线的变化,涉及的地名、战略要地、交通要道等,他都一一刊出,如数家珍。军事斗争,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以至金融战线上的斗争等,无不在他关注之列。他总是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人的意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德、日之间的分歧,德日国内各派之间的矛盾,以至同盟国之间的一些利害矛盾,他都有深刻细致的分析。他的文章材料丰富,分析精辟,论点鲜明,论证周密,有很强的说服力。更加可贵的是,他有很强的预见性。他对局势发展的许多预测,后来都为事实所证实,这说明他的学识和功力。他的笔端充溢着感情,这里有对敌人的仇恨,有对汉奸的鄙视,有对盟国的深切关心和支持,更有对本国军民的殷切期盼。他从一开始就呼吁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英美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对德、日的姑息主义多有揭露和批评。

他对抗战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是单纯来自爱国热情,而是以对敌我双方的理性分析为基础。他指出日本脆弱的本质,如不义的战争性质、资源缺乏、战线过长等。同时他也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的抗战决心可以从一句话看出来,那就是不论战局如何发展,不论敌人施展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以不变应万变”。这不变就是坚决抗战到底,决不动摇。在外交上,他提出“抗战即外交”。他还一再指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要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如果在这两方面能够自强,能够进步,那国际形势对我们将无往而不利。”

抗战胜利以后,宦乡看到了“国民党自恃有 400 万军队,有美国的支持,执意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实现它的一统天下”。他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反动内战,要求和平和民主。他再三发出警告,指出国民党好战分子迷信武力,一心想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狂妄野心,是由于 : 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 二是只从纯军事方面着眼。他指出:“这是危险的,因为战争是力的比赛,而‘力’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表现,只看一面不看全体,结果将蹈德、日对英、美、中、苏估计错误的覆辙。”他指出 :“国民党当政 20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主义不行,政治腐败,内失信爱于人民,外受指摘于友邦,其治绩之恶劣,早已叫人对它失望,甚至绝望了。”“国民党今日之日趋衰弱,日趋支离破碎,日趋腐化恶化,完全是由于国民党抛弃了 1924 年改组时代的革命精神。”在财政经济方面,“今日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全靠滥发纸币来维持。”他深刻地指出,“中共之存在和壮大,一定有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历史的深厚根源,决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间题。”“中共能够在半个中国根深蒂固地站下来,受到当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当然有其胜过国民党的地方。”他警告国民党不要玩火,发动内战必将是“自掘坟墓”。

到了 1948 年春,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败象已经很明显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发表“内战论”,笼统地指责内战是最不道德的“犯罪行为”,会产生种种可怕的后果。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结束内战的时候”,“中共具有中止或缩短内战的权力”。要求中共中止内战,宦乡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他的《内战论》,指出内战的性质有进步的和退步的之分,进步的内战是新社会的催生手段,是应该歌颂的。他坚决要求把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不要那种廉价的武装作战。他在文中还指出土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的作用,而许多知识分子对土改产生畏惧和犹豫,正是由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原有土地关系生存的缘故,因而希望斗争不分胜败地立即停止。这位教授表述的正是“一种基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感伤和哀鸣”。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刊登此文的《国讯》周刊迅即被国民党查封。

他对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为和欺骗伎俩表示极大的义愤,他指出暴力和鬼祟行为是扭转不了历史的潮流的!

宦乡对于美国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对马歇尔的调处活动由寄予希望到识破其图谋。尽管马歇尔手法巧妙,富有欺骗性,但宦乡观察入微,从许多“蛛丝马迹”看出马歇尔是在同美国反动派“演双簧”。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有其绝对不变的基调,那就是 : 一是与美国称霸世界的军事战略密切联系;二是与美国控制世界的经济战略密切联系 ; 三是与美国所谓“防止共产主义思潮蔓延的神圣托付”密切联系。他还指出 :“过去一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已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他“要求美国对扩大中国内战的恶果,负起应付的责任”。

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宦乡作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该作的抉择,而且起到了一个战士的作用。他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基调的看法,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宦乡在外交部工作和驻外工作期间,认真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国外工作时,非常重视调研工作,不但研究驻在国的情况,也研究欧洲以至世界总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当时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他还研究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间题,曾经报回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赞赏。

从 1978 年到 1988 年这 10 年中,宦乡从事的工作是多方面的。笔者知道得稍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 其二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战略提出过许多建议。这后一部分工作,严格地说,似乎不是他分内的事。但是对于宦乡来说,没有分内分外之分,凡是国家的事,就是他的事。他做这工作完全是自发自愿的。做得多了,人们认为他讲的话有道理,有帮助,于是来请他开会的、作报告的就多起来。他一般是来者不拒,只要时间安排得开,就去参加。这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正是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这十年成为他著作和讲话最多,他的学识和才华发挥得最好,对国家贡献最大的时期。

宦乡研究国际问题是为了提出政策建议,也就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他提出过不少重要意见,例如 :

1. 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观点。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形势如何估计的大问题,对我国制定基本国策有重大关系。宦乡在二战以后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的基本看法是 : 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遏制大战的因素很多,因此这种危险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他后来常常遗憾对这一观点宣传得不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央才作出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的估计,从而认定有条件把全国工作的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2. 关于中美苏大三角对国际事务有最重大影响的观点。我国可以利用在大三角中的地位,发挥作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3. 关于加强对周边国家工作的建议。提出我对外工作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在亚太地区中以周边邻国为重点的观点。

类似这样的建议还有不少。当然,这些观点不一定是宦乡所独有,有的可能是一些同志“所见略同”或“不谋而合”,有些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是宦乡在提出、阐明、论证、宣传观点上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因而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有不少文章、报告是他亲自执笔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宦乡根据大国关系出现的变化,提出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对中央制定和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了贡献。他说,这个想法是在一次回国途中的飞机上产生的。这说明他是时刻在琢磨着这些问题,才有可能突然产生“灵感”。这个报告他写了几个月,反复推敲,思维严密,分析细致入微,调整的幅度力求适度,并要掌握调整的适当时机,凡此种种,都说明他用心之勤。

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宦乡关心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突出地体现了他对国家进步的无限热望。

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新技术革命问题。由于他对西方国家的经济素有研究,深知高新技术对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际力量方面的作用,以及它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重要性。由于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因此他写了许多文章,作了许多演讲,宣传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大声疾呼,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发展的重点首先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前者是新兴技术中应用最广、发挥作用最大的,对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重要作用,后者对农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其次是光导纤维技术,这是发展信息技术的重要条件。再次就是新材料、航天技术、核能等。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提出在上海和北京中关村建立类似美国“硅谷”的科学园区。为了使科研成果尽快通过中间试验转化为生产力,他建议设立风险基金,加以扶植。

他了解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在我国的影响,也看到世界上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已经形成潮流。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认为这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他在国内和国外都做了大量工作,宣传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政策。他还提出过一些重要建议。例如, 1984 年在他主持下起草和提出的关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的建议,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有关部门的领导核心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他还很关心国防建设。他说 :“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人们头脑里还顽固地存在着,而且会长期地存在着,因此我们不能采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办法。”他提出军队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不但在技术装备上,而且在军事学、战略战役学、指挥、军队编制、人员素质以及后勤工作等方面都要跟上发展。他还对中长期国防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设想。他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提出要重视海军的建设。

他也很重视台湾和港澳问题,做过许多工作,阐述“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的理论依据以及香港和大陆共同繁荣、荣辱与共的关系。关于海峡两岸关系,他作为台湾研究会的会长,更是做了许多工作。

宦乡在国际活动中,非常重视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一股不可侵犯的凛然之气。1987 年 12 月,他应邀在美国威尔逊中心作了“一年来中美关系”的演讲,他列举出当时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等在台湾问题、计划生育、西藏问题、蚕式导弹问题、转让技术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以及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议案,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施加压力等做法,提出严正的批评。指出“以上六个问题具有两类性质,一类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一类是对别国进行整治讹诈,总的来说,是一种霸权主义的突出表现”。他指出今后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因素,并说,“中美关系应该有其本身的基础和内在逻辑,不应该受外部因素的支配”。他还提出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处理两国关系的哲学问题,并提出以下原则:一是要学会互相尊重;二是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三是不把意识形态偏见引到国家关系中来;四是要珍惜两国关系上迄今得到的一些成果,而不要去损害它,破坏它。

宦乡的演讲,基调是积极的,是为了中美关系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当时曾有同志对他的讲稿提出异议,但是他坚持用原稿件,事后他也受到一些压力,但他始终无悔。这篇讲稿在 1988 年 1 月的《瞭望》周刊上发表后,全国政协里的一些老外交家表示热力支持,并认为这样的文章写得太少了,应当多写一些。在今天看来,宦乡在这篇演讲中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表明我们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的做法也是完全必要的,他提出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

宦乡思想解放,能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更不盲从,他敢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不愿说违心的话,他主张观察事物、研究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事物本来面目。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主观认识也要随之变化,以求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他就持这种态度,表现出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大的政治勇气。他说:“凡是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没有生命力。”这正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所在。

1. 关于对时代的认识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决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文革”期间,这一说法被发展到了极端,说成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时代”,这是在对外政策上“极左”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源。宦乡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他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正确的。一些具体的论点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垂死性”要有正确的理解,要看作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列宁说过资本主义有两种趋势并存,一种是衰落的趋势,一种是还能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每每把后一种趋势忽视了,只强调它走向衰亡的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宦乡根据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指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有一段相当稳定的时期,生产有很大的发展,这证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有一定的弹性而不是完全僵化的”。由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共存下去。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表现在 : 能够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搞社会福利,缓和阶级矛盾;吸收社会主义的一些好办法,如搞计划经济,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等。现在资本主义正由一国调整经济走向国际调整经济,如不断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五国财长会议等,虽未解决多大问题,却也多少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调节,“但是究竟不能医治固有的根本矛盾,因而永远摆不脱周期性的衰退和危机”。他说,我们过去只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需要做大量工作来自我完善的一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经济停滞的现象,因此后来都要进行改革。“只要我们善于工作,善于学习,我相信,社会主义是一定会胜利实现的,是一定能够胜过资本主义的。”

他同意现在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他的理解是——“是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不是已经实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他概括国际形势的特点是 :“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竞争不仅存在于美苏、东西方之间,也存在于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如美日、美欧、欧日之间。

2. 关于“两个平行的市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文中说 :“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市场。”这种观点曾被我国许多人所接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成了我国闭关自守的一个“理论”依据。宦乡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除了个别时期,如封锁等情况外,“世界是一个市场,整个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中国必须参加这一世界市场,放弃已近 30 年的孤立状态”。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曾从西方引进许多技术、设备和人才,并派了许多人去美国留学。

在“两个平行的市场”观点的影响下,原经互会国家之间实行了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国际分工”,减少了同西方的经济和技术的交流,这显然是造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滞后的原因之一。

3. 关于“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在理论界和国际共运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百年,至今没有定论。

宦乡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都曾有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提法,但都不是作为一条规律提出来的,而是说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有过这种状况。后人曲解,当作一条规律就错了。宦乡认为,只能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相对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发展,蛋糕(经济总量)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了,虽然大部分被资本家拿去,剩下的部分还是比过去多,工人可以多分得一些。而且资本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搞福利国家,也不得不让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有些人为了证明革命形势的存在或者革命很快到来,就大讲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这种说法明显脱离现实,所以缺乏说服力,不但在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容易自我孤立,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还会使资本家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宦乡还提出要突破许多传统观念,例如过去说的“经过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时期”。这一论点,已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他的这类意见,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他也曾感到有某种压力,有某种对他不利的舆论,但是他还是要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一个科学家的良心,也是他对党和社会的一种责任。至于是否正确,就留待事实来证明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宦乡很信服这个论点。

我们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种挫折的原因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理论上的曲解和谬误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么严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实践必然会导致失败。

宦乡同志没有能亲眼看到苏联东欧的巨变,否则他定会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在他生前,他已经看出苏联在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在他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

三、可贵的洞察力和全球战略眼光

宦乡思想敏锐,善于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世界事务中掌握事物的本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就对重大的国际事件表现出很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例如,他根据对德国和苏联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分析,认为德苏战争不可避免。1941 年 7 月 6 日,在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之后仅半个月,正当德军气焰极其嚣张,进展迅猛的时候,他发表《德苏战争与世界大势》的专论,对德苏双方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地理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断定希特勒不仅不能速胜,而且必然在经过长期苦战之后最终失败。1941 年 11 月 29 日,宦乡根据对日美关系的深入分析,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大战的前夕》的社论,指出“美日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日本除冒险南进外,恐已无他途可循”,“美日战争已具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此文发表仅仅 10 天之后,就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工作实践的锻炼,学识和阅历更为丰富,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成熟。他对于世界形势总览全局,掌握世界上主要力量的对比消长,分析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了解世界局势的发展趋势,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我国的对外关系,既高瞻远瞩,又体察入微,深思熟虑。他是外交家,是学者,又是一位具有全球眼光的战略思想家。宦对我国的对外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他关心各种问题,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而且虽至耄耋之年,仍不失其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毫无思想僵化的迹象。因而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主张。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调整对外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宦乡认为,在世界上诸多三边、四边关系中,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对世界事务影响最大的因素。尽管在大三角中,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较弱,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秤砣虽小压千斤”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的国力虽不及美苏,仍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不可妄自菲薄。大三角观点提出后,有些同志不同意,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大国主义思想”。宦乡指出,中国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过不多久,大三角的观点在国内外被普遍接受了。到了 1988 年,由于美苏关系缓和,宦乡提出了大三角作用淡化的观点。这时,又有人不同意,认为他的看法脱离实际。后来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问题提上日程。开始时多数有关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很快参加。不久之后形势发生变化,有的国家就来建议中国参加。当时我国内部意见不一致。有的部门考虑到参加后在经济上、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后果主张持慎重态度。宦乡认为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地区,开展地区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应当有自己的声音,主张持积极态度,争取早日参加。但在当时他居于少数。时隔不久,形势进一步明朗,大家很快就达成共识,中国也较顺利地参加了太平洋组织合作会议的组织。

在事关国内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宦乡由于熟悉国外情况,能够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往往能够提出有远见的主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研究我国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一部分同志主张先发展基础工业、传统工业,待基础工业改造好,奠定基础后再发展新兴产业。宦乡根据国际上竞相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严峻形势,提出必须立即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并以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工业。他提出“要迎头赶”,“不要爬行着赶”,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他说,时间不多,必须痛下决心,急起直追,再穷也要搞,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在 21 世纪立国的问题,花多少钱也是值得的,绝对吝啬不得。尽管他这种主张在当时曾被称为“还不会走路就要跑”,是“好高骛远”。今天看来,是非十分清楚,如果不发展高科技产业,不但高科技产业会比周边国家落后,就是传统工业也得不到改造,也难以发展。本来,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情况,有不同意见也是允许的,无可非议。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具有远见卓识是何等重要,它对决策影响至巨。决策的错误将导致我国在建设和竞争中的失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1985 年,我国航天工业面临十字路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航天工业花钱多,国家财政困难,只好暂不发展,等以后有了条件再上。另一种意见认为航天工业的发展不能中断。如果停止发展,现有的技术力量将会分散,留下的也会老化,以后还会出现人才的断层,我国航天工业就会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航天工业部的领导同志为了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组织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参观在北京的火箭研制和试验基地等设施,增进他们对航天工业的了解,希望他们帮助向国务院领导呼吁。宦乡去参观后全力支持航天工业继续发展,认为如果停顿,哪怕是暂时的,也会使我国这个仅有的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之中的产业从此滑坡,这将是极大的失策。经过核算,所需经费分五年拨给,每年并不很多,国家可以承担。经过共同努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一致支持航天工业继续发展。现在我国的航天工业能够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为国家创汇,证明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四、旗帜鲜明的治学思想

宦乡同志博览群书,会六种外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法,以至史学、地学,有的他有很深的造诣,有的有渊博的知识或相当的研究,他的学识在国内外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治学主张,是他在学海中,在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探索的经验之谈,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来人的话,值得深思和记取。宦乡的治学思想内容很丰富,我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研的指导思想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比较之后作出的理性的抉择,因而坚信不疑。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确实是我们了解和分析当前复杂的世界形势最锋利、最正确的一把解剖刀。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一再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限制其发展,马克思主义却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几经压制,几度兴起。有一些西方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国际问题或经济问题,认为很有效。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说,他用凯恩斯主义等许多方法来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得到比较正确或是非常正确的结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是打不倒的,而且还有大大发扬光大的余地。

可是由于我们过去做了许多错事,使很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做法上有错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他反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必须根据新的发展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而不能墨守经典著作的一词一句。他说,我们民族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特别容易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所以过去训诂学(即注释经典之学)最为盛行,我们要纠正这种状况。

他主张对西方的学术流派也要研究,吸收其中好的、有用的东西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他还指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所有的社会科学。

2. 强调理论联系实践他强调,一切理论来源于实践。“科学研究必须同实际相结合,同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国外的事情,也就是为了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外为中用”,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宦乡本人就不是一位书斋式的学者,而是一位实践家,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一切工作和著作都是同中国的实际或世界的实际紧密联系的。

他说,科研工作人员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科学就是要深入中国社会的实际,深入人们的思想实际,所谓社会实际,也就是社会上当前的实际情况,有什么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如何去解决。所谓人的思想实际,就是人们当前想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想到底对不对,我们应该怎样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面想。”“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实际,还要了解外国的实际”,“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出现什么新的情况、新的创见”,“要掌握最新的情报”。但是,他决不赞成照搬国外的社会科学,更不赞成前一时期有些年轻人把外国已经淘汰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卖弄。他提出要把社会科学本国化,把社会科学的知识交给人民群众,这也将促使社会科学更快地得到发展。他希望“在中国这块伟大的广阔的土地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并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一个马列主义中国学派”。

3. 主张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宦乡是解放思想的典范,他只服从理性的判断。他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大胆探索,进而做到“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他说“学术问题不搞百家争鸣是不行的”,“学术就是百家争鸣”,“那种垄断真理,只准一个声音讲话,不愿听到甚至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只能阻碍研究的创新和理论的发展”。

4. 要在广和博的基础上求专宦乡主张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广,在广和博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需要深入了解本学科的一个专业,而且应当了解相关的其他学科,甚至也应当有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他很不赞成我国高等院校分科过细的状况,认为综合大学比较有利于培养人才。他认为不但要培养专才,也要培养通才。现在的趋势是多学科相互渗透,产生许多边缘学科。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越来越不可分。例如军事科学、环境保护科学、海洋学等等,里面既有自然科学,也有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又如裁军谈判,只有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他还主张国家成立一个机构,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来统一掌握这三种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方针政策,规划这三个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而不管具体的工作。

五、刻苦扎实的学习精神

宦乡做研究工作,十分重视积累资料。他在担任驻英国代办时,亲自动手把书刊报纸上有用的材料用英文打字机打下来。即使在“文革”中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他也没有中断对国际问题的关心。但是材料太少了,他就坚持从《人民日报》上剪报。经过长期的积累,他掌握了大量的情况和数据,写文章,作演讲,他都能举出许多具体数字来说明问题。同时,他还特别注意收集活的材料。他在对外活动中,总是注意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了解情况,掌握信息,作为他思考和研究问题的素材。

由于有深厚的积累,他思想丰富,文思敏捷,写作时思如泉涌,行文很快,以致文稿中有些字只有熟悉他的字体、了解他文章内容的同志才能辨认。

他到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已经年届 70 高龄。在此后的 10 年中,他参加了国内外的许多会议,作了许多演讲或发言,写了许多文章,仅收集到《宦乡文集》中的就有近百万字,使人不能不叹服他过人的精力,过人的勤奋。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他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谦虚的。尽管他对国际问题有深刻的研究,也还有判断不准的时候。他在《纵横世界》的前言中就提到,对自己过去作出的“某些错误的判断”,他决定在书中仍“保留原样不动,以存当时之真”。充分表现出一个学者诚实的、科学的态度和勇于接受读者和历史检验的光明磊落的胸怀。

他对学术界的要求也是高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指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相当落后”,“在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方面,并没有起到应用的作用”。在 1986 年 7 月举行的全国高校世界经济教学研讨会上,他说,“对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我看我们是不甚了了,或者说是若明若暗”,“对现在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我们其实也是不甚了了”。“至于对错综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我们也了解得很少很少”。他说,古人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然后知不足”。他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培养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无论老年、中年、青年同志大家都刻苦学习,在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系统掌握一个学科中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不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尤其这后一点对今日我国各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十分重要。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前途,为此而不断思考问题,探索前进的道路。”我们看到,宦乡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还希望“建立全世界最先进,最进步的,最好的中国社会主义学风”。他特别对青年人寄以厚望。

1988 年 7 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临行时问上海市的领导同志 :“北京还有什么人在这里?”答 :“宦乡同志在这里治病。”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说 :“宦乡同志对我们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是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并嘱咐对他要好好照顾。短短两句话,道出了对宦乡的高度评价,道出了他的性格和人品。

第二军医大学的领导,特别是吴孟超教授和长海医院的有关医护人员为给宦乡治病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知道国家需要他,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做。

宦乡同志的去世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这损失不仅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当笔者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一些老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时,一个普遍的反应是 :“太可惜了!”尽管宦乡已经是 80 高龄,大家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为国家作贡献,也知道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然而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我们所能希望的,是有许多后人,特别是青年人,学习宦乡的优秀品质,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继承前贤未竟的事业,承担起振兴国家的重任。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开学典礼上强调:“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青年要建立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世界观的建立,主要是使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同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都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责任感,非常亲切的感情,一定要建立在这上面。”我想,这就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言。



                                                          《文史天地》1996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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